【郑永年专栏】中国打”周老虎“反腐败运动揭示什么？

随着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尽管这件事情人们等待已久，但仍然引出了人们对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一轮的关注。

在各种各样的反应和反思中，有三点显得特别显著。第一，周永康案终于打破了中共“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从今以后，不管官员的地位有多高，只要发现腐败，就一定会得到惩处。第二，自从这次反腐败运动开始以来，周永康和军中的徐才厚一直被外界视为是“大老虎”的标志性人物。现在随着这两只“大老虎”的被处置，反腐败运动应当告一个段落了。第三，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停止这一政治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把重点转向建立新的制度，因为通过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反腐败才是最牢靠的。

这些反应并非没有道理，对中国式反腐败运动的反思也很重要。不过，这些都并没有理解这次反腐败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如果人们不能超越反腐败问题上的一些传统思维，就很难把反腐败运动深入下去，最终实现建设清廉政府的政治目标。

首先，“刑不上大夫”历来就只是一个假命题。在传统体制下，除了皇帝，谁都可以上刑，历朝历代，很少能够发现一个朝廷没有对“大夫”上刑的。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大夫”只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假设，数千年的历史中，符合“大夫”哲学标准的官员少而又少。中国只有“法制”的观念（即官员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而没有“法治”的观念（即官员自身也必须服从法律）。官员腐败和犯罪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过，任何官员一旦被发现对王朝本身构成危害和挑战的时候，不管其地位有多高，“上刑”是必然的结果。历史上，皇帝所杀的“大夫”难以计数。这种传统也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毛泽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又有多少的“大夫”遭殃呢！只有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短暂时间里，才有现在人们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实际上，这个假命题的存在，于社会、于官员都是一种欺骗。于社会，这里隐含着两方面的暗示，一方面，所有“大夫”都是腐败的，所谓的“无官不贪”；另一方面，“大夫”们是不会得到惩治的。很多社会成员，在道德上往往对腐败表现出深恶痛绝，但一旦自己得到一个官位或者腐败的机会，照样腐败。于官员，这个概念也隐含了两个暗示，一方面，“大夫”的腐败不会得到惩罚或者得到惩罚的机会比较少；另一方面，“大夫”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腐败”无足轻重。

数千年以来，在腐败方面的这些虚假的认知，最终的受害者便是朝廷，或者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逻辑很简单，官员找各种机会腐败，追求腐败的最大化；法律仅仅只是一种方便的政治工具，法治社会建立不起来；政权能力低下，既没有能力为老百姓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也没有能够在老百姓眼中确立合法性；最终在各种因素互相影响之下，都会以老百姓造反或者革命的方式来结局。更为可悲的是，新确立的政权在最初清廉一段时间之后，也往往走向同样的腐败。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永远走不出来的恶性循环。

反腐败其实刚刚开始

第二种观点，即在“大老虎”被惩治之后，反腐败运动应当告一个段落了，有其深刻的背景，其结果也是有害的。本栏曾经论述过，这次反腐败的主题是反寡头。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腐败其实刚刚开始，应当继续延伸到其他更多的寡头领域。力主反腐败应当告一个段落的声音，往往来自这些其他寡头领域，或者既得利益。他们开始感觉到压力，忧虑自己的未来，因此非常希望反腐败能够告一个“段落”，不会动到他们的头上去。

“告一段落”的声音也来自海外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众多的国际大公司也已经在中国确立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近年来，人们不断发现，这些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际公司也在中国践行腐败。不仅自己腐败，而且更是公然地在中国寻找腐败的“代理人”。很多公司一直在公然“招聘”中国高干子弟的故事广为流行，大量的高干子弟也的确已经成为外国公司的中国代理人。前不久，更有外国大公司出版分析报告说，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会拖累中国经济多少个百分点。言外之意就是说，反腐败运动要适可而止了。

反腐败的确会影响到经济，例如官员的公费消费下降了，那些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的投资项目减少了等等。不过，这些只涉及到短期的微小调整，长远来说可以营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环境。不管怎样，没有人希望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腐败之上的，也没有人会相信腐败可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性。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反腐败不应当有“段落”的概念，这应当是所有执政者一件永恒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今天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保障不出现腐败，不同国家面临不同形式的腐败，但一样都面临着反腐败的艰巨任务。在中国，人们经常存在“段落”的观念，实践上也经常是这样。反腐败因此往往突出其政治功能，等到现政权巩固权力了，反腐败运动就会嘎然而止。这种反腐败运动在抓了一批官员之后，往往为更多的腐败官员提供了“庇护”。运动一来，一些官员就想各种办法来避风，一阵风过去之后，照样腐败。同时，这种观念也给外界一种印象，即中共的反腐败仅仅是为了政治需要的政治运动，而并非要建立清廉政府。

第三个观点，即反腐败的重点在于制度建设，这很有吸引力，也的确是问题的关键。不过，对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不能做简单的理解，而是要做更多的反思。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的建设，对反腐败最为重要，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正是各项制度的不健全，才导致了今日的腐败。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也很难说中国没有强调制度建设。事实上，中国历届领导层和历届政府，都想在反腐败和建立廉洁政府方面有所作为，并且也一直在增加反腐败的力度，并不断增加反腐败的制度机制。从反腐败所设置的机构数量来说，中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为什么腐败还是我行我素呢？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政治环境问题，在没有一个基本良好的政治环境的时候，任何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会无济于事。

实际上，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近来反腐败所取得的进展，感到一点点高兴，更不应该感觉轻松起来。恰恰相反，这些案例的揭露已经向人们提出了最为严重的警告：腐败已经使中国的政治生态恶化到什么程度了？

这次反腐败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揭示出几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

被发现的仅冰山一角

首先是腐败的广度。这次反腐败的目标是既打“老虎”，也打“苍蝇”，但人们发现“老虎、苍蝇”已经扩展到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部门和各级党政机构。到今天为止，反腐败运动还只是涉及到有限的几个部门，但从这些部门腐败的广度来看，人们不难得出结论，现在所发现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

其次是腐败的深度。腐败已经深入到各级领导的权力核心。地方“一把手”腐败的情形并不新鲜，也是很多年来当局一直最为头痛的关切对象。但现在的腐败已经深入到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也就是执政党中央的核心领域。权力核心的腐败的结局是什么？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问题。

其三是腐败的数量。且不说其他方面的腐败，例如权力滥用、侵犯老百姓人权等，光是就腐败所涉及的经济规模来说，官员的腐败已经不是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了。人们可以理性地假定，贪污数百万甚至几千万还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数量还可以体现出一些具体的功用，例如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为下一代积累一些“财富”等。但当腐败涉及到数十个亿、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的时候，就不是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因为这个数量已经没有任何具体的功用。实际上，这样的腐败数量恐怕连这些腐败者自己也不能理解。

其四，也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腐败具有寡头性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腐败案例都具有寡头背景，很多“苍蝇”层面的腐败并非如此。不过，寡头腐败已经成为今天中国腐败的主要形式。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寡头俨然已经成为现实。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例如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并无多少差别。同时，经济寡头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些经济寡头要开始转型到政治寡头。当经济寡头动用其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干预政治时，执政党的整体利益甚至生存就面临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高层政治所面临的很多挑战都和寡头有关。

之前，历届高层领导也都会说，腐败要亡党亡国，但当时人们对此的理解是，这样说无非是要对干部官员做一个警告作用。不过，现在所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例，已经向人们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由腐败所导致的“亡党亡国”过程的确已经开始。很显然，如果不整治，离亡党亡国也就不远了。更为重要的是，亡党亡国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和一个无奈的社会。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从前中共党内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即（共产党）不改革要亡，改革也要亡，而改革比不改革亡得更快。这既是对腐败最好的辩解，更是执政者不负责任的推辞。可是，中共政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者对反腐败有坚强的意志，就能动员起远远大于既得利益和寡头的能力，克服后者的强大阻力，把改革推向前去，实现长治久安。今天，中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相信能够继续走下去。

（文/郑永年，作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