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案件以和解收场 有申诉权不代表能够“民敲诈官”
“摔一跤发大财”的事，多数只发生在影剧或者外国新闻，在新加坡，几十年来好像都没有过。
所谓摔一跤发大财，简单的说就是在一场意外之后受伤，然后经由索赔过程，获得高额的赔偿金。
然而可以想象，要争取得到高额的赔偿金，那一定受伤要够重，甚至是陷入瘫痪之类的，所以一点都不值得羡慕，反而可能需要被同情。
只不过从新闻里看起来，赔偿金额有可能令外界发出啧啧啧的声音，不过够理智的人，对照伤势之后，还是会摇头的。
而最坏的情况，像那位因为抽脂逝世的女高管，她的家属近日被判获得约560万元的赔偿，但是她已经没了命，有什么意义呢？
上周四（26日），高庭裁定符致文医生须赔偿559万9557元给因抽脂手术失败不幸死亡的跨国公司部门女主管杨秀文（44岁，Mandy）。（新明日报）但是，有一种情况不能排除。那就是有人发生意外之后，受了伤，事后夸大伤势，同时提出巨额赔偿金。这情况就有点像赌博彩，成功与否要看律师有多厉害。
最近本地就有一个案例。
一个女会计师在后港人行道走路的时候，掉进没有盖起来的1.8米深阴沟洞里，受了伤。事后她起诉公用事业局疏忽，要求索讨500万新元的赔偿）。该案件上周一（11月23日）在高庭开审。
女会计师后来突然决定停止诉讼选择和解，但和解内容不对外公布。双方律师在11月27日正式通知法官有关和解事宜。
2015年12月1日早上10时许，女会计师曾惠萍在后港沿人行道走向西门路（Simon Road）时，意外跌入1.8米深的阴沟。她坚称，意外造成她脚踝断裂、韧带撕裂，臀部挫伤，手臂多处擦伤，康复后还患上严重抑郁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焦虑症，甚至精神分裂症。（新明日报）
民可以告官有其积极意义
平心而论，这类属于“民告官”的案件在本地比较罕见，但从法制的角度来看完全没有问题。
民可以告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会随时警惕官方在办事的时候更警觉，不马虎，不因为因循苟且或者贪腐而给人民带来损失或者伤害。
而且，也因为司法独立且专业，有高可信度，“民告官”也不至于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沦为“会吵就有糖吃”或者专业屈服于民粹的那种败坏局面。
所以，民可告官是人民直接通过司法维护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的表现，而民选政府也通过同一个司法体系维护自己的专业和信誉。
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通过证据说话，透明公开很重要，社会大众都可以从中获得教育，也加强对民主法制的信心。
因为政府掌握公权力和各种专业数据，“民告官”因此要求人民必须具备相当大的可信度。是不是真的受害，遭受损失？是不是于理于法于情都值得花费时间金钱精力去做？因此不会产生任意的滥诉问题。
毕竟，起诉方如果证据不足或者不够说服力，或者要求的赔偿金超过合理性，就会败诉或者打折扣，未必“划算”。
新加坡高等法院。（海峡时报）所以，民可告官的合理性很清楚。
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申诉权利的管道存在，就有人想来个民敲诈官，也就是所谓滥诉，那就要三思。因为，诉讼需要时间金钱，没有足够强大的理由和证据，败诉的机会很大。
连消费者起诉商家都不容易，何况公家?
要保持这种民主与法制相协调的局面，必须仰赖高度的司法独立和公信力，在维护民众权利和政府专业之间，可以做出准确的权衡，让大家心服口服，社会才能持续保持稳定。
就是说，官家不会因为民不敢告而怠忽职守，民也不会因为官家好告，就想敲诈大众的纳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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