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社会流动性　副总理教你如何正确使用电动扶梯

阶级不平等、社会流动性、贫富悬殊等课题向来是“烫手山芋”，也是政治领袖们最不愿触及的。

然而，我国几名重量级政治领袖最近却不闪不躲地正面接招，频频在对话会上或发言时，针对上述课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引发线上线下热议。

继李显龙总理10月14日在茨园民众俱乐部举行的“咖啡聊天室”（Kopi Talk）闭门对话会上谈到新加坡也要打脱贫攻坚战，一个都不能少，以及教育部长王乙康10月24日出席慈善晚宴时发表“唯才是用的制度越成功，似乎越显现社会的不公平”的谈话，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昨天也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成立30周年举行的对话会上，与主持人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畅谈他对这几个热门话题的分析与看法。

才子领导人最擅长使用深入浅出的比喻

尚达曼在新加坡政治圈向来被誉为学问渊博的“才子”。身为经济学者的他，非常擅用深入浅出的比喻来讲解一些冷冰冰硬邦邦，既深奥又不容易理解的经济概念。

这次也不例外。

在解释什么叫“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时，尚达曼特地借用一个在新加坡普遍能见到，国人也很熟悉的概念——上行的电动扶梯，来加以说明。

尚达曼说，新加坡必须维持一个“上行电动扶梯”的状态，才能帮助各阶层的国人不断往上移动。

“一旦载着所有人的电动扶梯停下来，关于不平等的问题以及‘我’与‘他’、‘这个团队’与‘那个团队’之间的矛盾就会变得愈加尖锐，导致社会变得脆弱。目前这个现象已经出现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当中。”

在尚达曼看来，“社会流动性”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最高追求，也是这份追求的核心灵魂。新加坡这些年来做得最成功的，就是驱动一波又一波的“移动浪潮”，让原本相当贫困的大部分新加坡人，有机会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努力工作后亲手为自己缔造成功的人生。

“那些祖父祖母辈都很贫困的人，到了他们父母那一辈，就不那么贫困了，现在（他们自己）非但不贫困，还变得相当富裕，而且会尽其所能将资源投注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日后能取得成功。”可是这么一来，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国人，很可能会进一步落后。

因此，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维持一个能让人民在社会梯级上，不断上行移动的体制。

这个体制，就是“上行电动扶梯”的概念。

不上不下的中产阶级最焦虑

尚达曼还说，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当中，处于中产阶级的人是最感焦虑的，总害怕自己会停滞不前，导致自身与上层阶级的距离越来越大。一旦出现停滞，社会不平等的矛盾就会变得愈加尖锐与脆弱。

“中产阶层人民的焦虑在于，总担心这一头刚有人不断追赶上他们，另一头就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电动扶梯不断运行。”有了不断上升运行的电动扶梯，社会移动性就能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将会出现许多机遇、能学到新的技能、也能找到新的工作。

“我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别人作出牺牲的代价上，（在电动扶梯上）我可以往上移动，但不需要别人往下移腾出位置。”

尚达曼说，在这点上，新加坡还是做得相对比较好的。

网民对电动扶梯比喻进行各种诠释

尚达曼运用了巧妙又形象的比喻，跟聪明的人聊天，网民的脑袋也转得特别快，许多人都借用电动扶梯来表达他们所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

有网民依稀记得，尚达曼2015年曾提出弹跳床（trampoline）的概念，当时他说，与其相信“安全网”概念，他更相信弹跳床概念，即：新加坡政府给予援助，让国人自力更生，让社会持续蓬勃。

换句话说，能跳得多高全凭个人造化。

为何一眨眼，弹跳床竟变成了电动扶梯？

有网民趁机幽了副总理一默，指尚达曼说的电动扶梯，对新加坡某些群体而言，更像是跑步机（原地踏步）。

还有人说，新加坡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电动扶梯上，有些人有机会搭乘高速电梯。

还有网民指，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条电动扶梯上。就像新加坡的地铁站一样，不同的出口（出路）都有不同的电动扶梯。有些出口根本没有电动扶梯。

代际不平等导致新加坡社会不平等

尚达曼指出，我国面对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代际不平等问题。

他说，年满55岁的国人当中，超过六成教育程度只达中学水平，因此，一直处于电动扶梯的底层。随着新加坡教育制度的成功，年轻人的学历普遍提高，能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于是他们在电动扶梯上就超越了之前的那一代，导致两代人之间出现明显差距。

“我们须要集中精力帮助这些处于五十多、六十多岁的相对年长的员工……那些想继续工作的国人，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想做多久就可以做多久，让他们有尊严地工作，并得到不错的收入。”

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回应说，即使这群年长国人离开人世后，我国的不平等现象也不会因此消除，因为新加坡已经日益成为一个财富、收入、职业、住房和其他方面越来越阶层化和不平等的国家。按许教授的话说，就是：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阶级观念很强的社会。” 

此外，他还说，新加坡的“上等阶层”一般都不会尊重低收入员工，如清洁工人、园丁和保安人员等。在“上等人”眼里，这些人“都被视为透明”。

尚达曼回应说，和许多社会相比，新加坡人的阶级观念还不算强，但我们的确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视阶级，有这个风险。尚达曼也坦言，清洁工人、保安人员等群体不受国人尊重确实是个问题。他认为我国继承了英国的制度与东亚文化，两者阶级观念都很重，但“我们必须走出这样的状态”。

政府正在积极解决贫困人群和最低薪资问题

在谈到贫困人口和最低薪资时，许通美教授透露，他手上的研究数据显示，新加坡依然有大约10万户至14万户入不敷出的贫困家庭。

尚达曼表示，政府会找出各种方式来帮助这些人群“脱贫”，不至于代代都走不出贫困。他说：“这里的风险在于，贫困有很能会变得根深蒂固，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

他还说，若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起来，我国贫困人口数字不算太大。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和消费能力，国人在1965年的平均收入是今天的550元，低收入国人的收入则在100至200元的范围里。换言之，国人如今的生活水平在纳入生活费的考量之后，实际上提高了五倍。

“我国现在确实还有人为生活挣扎，但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与过去相比所取得的进步。这是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我国之所以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推行最低薪金制，是因为最低薪酬往往并不会让低收入家庭获益，反而只是肥了那些从事低端工作的中产阶级的荷包，让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反观新加坡推行“渐进式薪金架构”至今已有五年，不少工友的收入都增加了至少30％。这个方向更可取。

新加坡如今正在做的是提前帮助弱势国人不输在起跑点上。

“要做到无论你的起点在哪里，你都可以在人生中不断成长。”

听了副总理尚达曼教大家如何使用电动扶梯，网民纷纷明喻暗喻：下一届总理的最佳人选，不就在眼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