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到2019年，新加坡历史谁来诠释与补白？

2015年“SG50”的纪念高潮结束之后，新加坡好像又要迎来另一个国家级派对。

政府在新年前夕宣布，2019年将高调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为此，还特地设立了开埠200年工作组，曾经统筹新加坡独立50周年（SG50）庆祝活动的财政部长王瑞杰将担任顾问，两名部长杨莉明和李智陞将一同领导工作小组筹划展览等系列活动。

（又见王瑞杰。看来王部长在今年的内阁改组中有可能升官。李智陞去年在短短四个月内两度升官，和杨莉明一同已被视为是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如今再获重任，后劲很足。）

和红蚂蚁一样，在中学时候念过历史课的新加坡学生一定都知道，英国人莱佛士在1819年登陆新加坡，开启了新加坡的现代史。明年2019年正好就是莱佛士登陆200周年。为什么要大规模纪念这位英国人登陆呢？

李显龙总理的新年献词给出官方答案。他说，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700年前，14世纪新加坡岛已是国际海事网络的一个商业中心，只是在后来数百年里逐渐没落，莱佛士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是一个关键转捩点，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景。

李总理说：“若莱佛士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位置，有别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州。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一个英国殖民地、自由港口和现代化都市。我们的发展不是直线向上的。我们经历了不少混乱与破坏，包括战争与和平、经济衰退与繁荣、奋斗与成功。不过，最终我们还是熬过来了，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总理还说，先辈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打拼时，他们也把这个商业中心变成了家园，最终变成了一个国家，“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从第三世界跃升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SG50历程可言”。

从领导人的谈话判断，不管是将岛国的历史从1965年或1819年或700年前开始算起，反思历史其实也就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在反思国家如何形成的过程中激起爱国精神或国家意识，最终目的是要凝聚国人的国家认同感，认识到国家的脆弱性和各种局限之后，愿与政府一起携手面对未来的挑战。所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而历史教育，作为执政者工具箱里的一员，往往有一种微妙的催化作用，它或多或少都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心，巩固民众对执政党的向心力。

这次又想依样画葫芦？

对政治稍稍敏感的网民很快就联想连篇：大选年即将来临？2015年的大选，行动党获得近70％选民的强力委托继续执政，部分舆论认为，“SG50”大派对激起的爱国心和“建国一代”配套的优惠都起了关键作用。虽然官方称，纪念开埠200年的活动规模与SG50相比会“小很多”，但难免让人猜想当局是否觉得上次选举年的效果不错，这次又想依样画葫芦？

根据《海峡时报》报道，总理公署办公室拒绝透露开埠200年纪念活动的预算。花多少钱，当然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政府很可能要加税了。但更重要的是，钱花得值不值，如果花钱可以凝聚国人的国家认同感，找到大部分民众共同信奉的社会契约，那这笔钱也算是用在刀口上了。

但从“SG50”的经验判断，大规模纪念所催出的爱国效果似乎是短暂的。经历一年的风风雨雨，包括李家事件、民选总统保留制、地铁三天两头坏等等所引发的争议，怨气怒气似乎早已取代“SG50”的欢愉气氛。

而且，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历史总是有两种版本，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这也是为什么一旦遇上政党轮替，执政党总要改写历史课纲，目的就在于将青年学子培养成为自己意识型态或自家阵营历史观的信徒。例如，倾向台独立场的民进党籍总统陈水扁主政期间，就曾经颁布的“九五暂纲”，首度将台湾史脱离中国史独立成册，把1945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史列为中国史，1945年以后部份改为台湾史。台湾的经验似乎应验了“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执政者手中”。

新加坡情况较为特殊，迄今仍是一党长期执政，“从第三世界国家到第一世界国家”的论述，一直是官方所阐述的“新加坡故事”传奇——一个脆弱的新生国家如何在威权政府的带领下，迈向成功之路。

我们在反思国家历史的同时，是否也应思考“新加坡故事”可开放给更多人去诠释和补白？不是要推翻官方对单一历史事件的诠释，也不是要挑战官方的权威论述，而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让一些争议性事件，如1963年代号“冷藏行动”大逮捕、1987年“马克思主义阴谋被粉碎”等获不同视角的公开检视机会。

毕竟，历史不应该是灌输，而是探究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