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我与新加坡第一家族

国有大小之分，领导人也有高下之别。李光耀，无疑就是最顶尖之列的小国领导人。

很少有哪个政治家能够像李光耀那样受到其治下的人民如此真挚的热爱。尤其对于当地经历过新加坡独立初期以及高速发展时期的中老年一代而言，李光耀本人便是新加坡这个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化身和保护神。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只要李光耀还在，就算已经垂垂老矣，就算他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已放下手中的权柄，他们仍会对新加坡的发展和繁荣保持近乎盲目的信心。当然，在中青年一代中，李光耀受欢迎的程度也丝毫不减。记得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上学时，当学生们问及一位拥有双博士学位的女教授为什么40多岁还没有结婚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世上还有第二个李光耀吗？”

不仅是新加坡人对李光耀崇拜热情，其他跟他打过交道的人，也很难不被他的人格魅力和睿智的言谈举止所征服。

李光耀政府曾因台湾问题向我征询建议。我和李光耀先生曾有幸多次接触、交谈，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三次：

2001年，我所在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正在展开对新加坡石油公司（SPC）实施收购。SPC是当时新加坡唯一一家国家控股的上市石油公司。新加坡政联企业（相当于中国国有企业）吉宝集团（Keppel Corporation）对SPC控股77%。当时，我在收购谈判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希望得到新加坡当局的支持。当我得知李光耀先生出访中国，并从上海途经北京转机回到新加坡时，我便买好了与他同航的机票。那一天，我便“恰好”坐在他后面的一排。途中，看到他在翻阅英文版的《海峡时报》和中文版的《联合早报》。待他看完报纸后，我同他用英文聊起了收购SPC的事情。一路畅谈甚欢，李光耀先生最后答应我回去看看他能为我做些什么。于我而言，这只是一个尝试，并不敢寄予太大期望。可事后三天，我突然收到李光耀先生的秘书杨先生的来信，信中说李光耀先生建议我去找吉宝企业的主席林子安先生。这封来信让我心情激动：一位国家领袖竟对飞机上的一次交谈如此尽心。

2004年7月，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候任总理李显龙先生访问台湾地区，中国政府多次劝阻无效，导致中新关系一度恶化。其间，李光耀先生的秘书杨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去新加坡总统府，征询我对于此事的看法。

我说，对于中国而言，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新加坡的做法可能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我继续对杨秘书说，由于李显龙先生身为新加坡副总理，即使声称赴台为私人行为，影响依然恶劣，更何况此事还应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以及政途走向。

杨先生又征询我对缓和两国关系的建议。我回答，“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妥善解决这件事，还需要李资政（李光耀先生时任新加坡国务资政）亲自出面，主动拜访中国领导人，并在公开场合表达支持“一个中国”立场。

时隔不久，李光耀先生访华。同期，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在联合国的公开讲话中，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加坡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

中国航油“金融事件”我曾向李光耀求救。2004年11月，中国航油“金融事件”发生。2004年12月7日，我在华告别卧床病重的母亲，自愿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然而，正如我在《地狱归来》一书中所披露的那样，新加坡当局违背法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在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于12月8日凌晨在机场对我实施了抓捕。当日，新加坡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密集报道，所释放的信息指该事件属我个人所为，这显然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

2004年12月22日，我因“中国航油事件”返回新加坡受审期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在外国通讯员协会晚宴上，面对170多家媒体回顾了他与我的交往并评价称：陈九霖出身寒微，显然是个沉着冷静、一步步从零走向成功的年轻人。他还借题发挥说：“中国当局已经决定让陈九霖回新加坡接受调查。对我来说，这表明他们都明白，如果让这名总裁逃离，将不只在新加坡，而且，在国际上，把他们的(企业监管)行为降到第三世界水平。因此，他们决心要向第一世界水平看齐。这是中国所发出的令人感到乐观的信号。”

次日，新加坡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特意加上了一段注脚：“陈九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 年，他被总公司派往新加坡。他成功地使公司扭亏为盈，担任进口中国三分之一航油的重任。他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

朋友们纷纷将报纸上的“好消息”转告给我，并胸有成竹地断言 ：“你没事了，连‘新加坡国父’都公开高度赞扬你。” 朋友们纷纷揣测事情将有转机。

唯有一位杨姓律师，将我约至新加坡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阐明“可能大事不妙”：首先，身为国父的李光耀先生出面，显示新加坡当局并不想弱化此事。其次，说我“出身寒微”实则暗指“其他人有根有底、背景深厚”，新加坡当局只能对我“开刀”，让我充当“替罪的羔羊”。最后，他还通过李光耀先生的其他字句，揣测出该事件已超越商业场面而被政治化了。

之后的事情似乎印证了他的判断。此后，我按新加坡律师的建议，给李光耀先生致信陈情：我本人因为中国航油事件十分悲痛，但整个事件并非我个人恶意所为，我个人毫无私利，问心无愧。很快，杨秘书回信，称李光耀先生收到了我的去信。

但最终还是没有转机。李光耀凭借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带新加坡走向繁荣，但他所施行的严刑峻法也令其备受争议。

李光耀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被誉为学习的楷模。但是，他的错误或过失也是十分明显的。很多人认为，他的重大过失主要表现在严刑峻法，缺少人权等方面。媒体公开报道的谢太宝事件就是有力的证据之一。谢太宝博士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23年，随后又被软禁9年，一共32年。这个纪录打破了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25年的记录，也打破了英殖民地关押政治犯时间最长的历史纪录。

不仅如此，据国际媒体报道，他的一些反对者也多少遭遇了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不公待遇。我从在新加坡遭遇的牢狱之灾中也深刻感受到，新加坡的司法体系尚不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

而在国际舆论看来，李光耀先生的个人性格，也表现出较为强硬的一面。比如，他会对发表不同意见的外国媒体动用司法手段，控告他们“诽谤罪”，最终以他赢得“官司”而收场，他因此获得赔偿或赔礼道歉。但李光耀先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与夫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和睦，也受到夫人的巨大影响。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先生以91岁高龄仙逝。他逝世后，李氏家族兄妹阋墙其实与他没有做好后事安排关系极大，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败笔。李光耀去世后，李家兄妹阋墙令李显龙形象大打折扣。李显龙毕竟不是李光耀，李显龙主政新加坡，新加坡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我和李显龙的接触并不如与李光耀接触那样频繁。除了在一些正规活动场合有过多次短暂的接触之外，比较亲密的交流就是在新加坡华乐团了。

新加坡华乐团拥有75名演奏家，是新加坡当地唯一的专业华乐艺术团体。新加坡华乐团常驻演出场地是修建后的新加坡大会堂。因为我和李显龙先生同为这个新加坡华乐团的赞助人，所以，我们一起看过两场华乐团的演出，其间有过短暂的交流。此外还有一次，是李显龙夫妇邀请我和太太一起去看一场交响乐音乐会，幕间休息时当局安排我们一起在一个贵宾休息间喝水与交流。

李显龙从担任新加坡副总理到担任总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与他搭班子的都是李光耀的爱将，他们彼此早已有过合作，目前来看配合也非常默契，因此，新加坡发生剧烈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李显龙毕竟不是李光耀，他既没有父亲天纵奇才的政治智慧，也不具备李光耀光彩夺目的人格魅力。在李光耀还在世期间，新加坡国内对李显龙的评价还以正面为主，但随着李光耀去世，李显龙独立执掌新加坡政坛后接连在内政外交方面犯错，新加坡国内对他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加。特别是李显龙改变了过去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走钢丝”政策，转而倒向美国，也附庸日本，导致中新关系急剧恶化，这也使得新加坡非但不能利用中国经济腾飞的红利发展壮大，反而遭到中国的反制。最近，李氏家族又因为如何处理李光耀生前住宅产生严重分歧，并且选择将矛盾公开化，李显龙的形象由此更是大打折扣。

（作者系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油集团前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