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 星期日

受疫情冲击 新加坡十大“打工皇帝”去年总薪酬减5.4%

作者:黄琇惠、周岳翔

遭受冠病疫情打击公司业务,新加坡十大“打工皇帝”去年总薪酬扭转之前涨势,下跌5.4%至8248万元(新元,下同,约4亿零374万人民币)。当中,七名总裁的薪酬随着净利下跌,就连多年高居榜首的星展集团(DBS)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也跌出三甲。

然而,若不计算云顶新加坡(Genting Singapore)执行主席林国泰的总薪酬之中未发放奖励,10人去年实际总薪酬则少于6598万元,创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林国泰以2125万至2150万元的薪酬,首次登冠。

受疫情冲击 新加坡十大“打工皇帝”去年总薪酬减5.4%

《联合早报》根据最新出炉的上市公司年报,统计出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成分股公司薪酬最高的10名“打工皇帝”。疫情使榜单出现大洗牌,2019年跻身三甲的三位新加坡本地银行掌舵人去年薪酬皆跌破1000万元。

高博德和华侨银行执行总裁钱乃骥的薪酬分别减少24.3%和22.1%,排名第四和第五。在华侨银行掌舵九年的钱乃骥已于本月14日退休,这也意味着是他最后一次上榜。

三家银行中,大华银行(UOB)全年净利跌幅最大,达33%,但集团副主席兼总裁黄一宗的薪酬减少8.8%。

房地产公司也不敌疫情冲击。城市发展(CDL)去年蒙受50年来最大亏损,执行主席郭令明薪酬大减81%至163万元,跌出榜外;凯德集团(CapitaLand)执行长李志勤的减薪约四成,是十大高薪总裁之中最大。另外,城市发展首席执行长郭益智去年薪酬也减少64%至102万元。

丰益国际(Wilmar)是榜上唯一净利增加的公司,首席执行长郭孔丰去年总薪酬上涨27%至近935万元,排名从第七位升至第三位。

今年榜单迎来新面孔,虽然泰国酿酒净利下滑2%,但总裁兼首席执行长苏华荣(Thapana Sirivadhanabhakdi)的薪酬不减反增,以275万元至300万元的薪酬夺得第10名。

《联合早报》自2012年起,根据海指成分股公司年报整理出各家企业掌舵人薪酬,除了财年在9月底结束的泰国酿酒,榜上只包括财年于去年12月底结束的公司。新电信(Singtel)和新加坡航空(SIA)的财年都在3月结束,最新年报尚未出炉,所以没计入榜单。

榜上的10名掌舵人当中,四人是非一般的“打工皇帝”。郭孔丰和创业公司(Venture Corp.)主席兼执行总裁王玉强是公司的创办人,林国泰和苏华荣则是家族企业接班人。

总裁或执行主席薪酬 包括非现金部分

上市公司总裁或执行主席的薪酬主要包括固定薪水、花红、持股计划(share plan)以及非现金部分,非现金部分包括了公司提供的轿车、司机以及俱乐部等。

虽然大多数总裁的薪酬跟着盈利下滑,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企业治理专家麦润田认为,投资者不应期望总裁薪酬会与公司盈利或股息完全成正比。除了盈利,总裁往往还需达到其他绩效指标。

他说:“仅与盈利或股息挂钩的薪酬并不健康。总薪酬还包括基本薪金和某些福利等固定报酬,所以这将减少总薪酬与盈利的直接关系。”

吉布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德龙持类似意见。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公司掌舵人在冠病期间若展现领导能力和做出合理判断使公司摆脱危机,应给予适当薪酬。

整体来看,国大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授卢耀群指出,这些公司可能已经遵守披露薪酬的条例,但信息披露透明度方面有待改善。在疫情期间面对业务下滑的情况下,若有公司业务受挫但总裁薪酬反之上扬,公司应该提出实质性的合理说明。

麦润田认为,与其他发达市场和一些亚洲市场相比,新加坡的薪酬披露制度仍然欠佳。

他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公司治理守则》规定公司在制定薪酬政策、水平和组合方面保持透明,但大多数公司依然只披露薪阶,也没有透露获得可变动薪酬和衡量关键绩效的方式。

在亚洲,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国家的上市条例要求披露具体的薪酬,以及包括总裁在内的各个董事的薪酬组合,新加坡的情况则并非如此。

受疫情冲击 新加坡十大“打工皇帝”去年总薪酬减5.4%

新加坡著名地标鱼尾狮,以及其背后的中央商业区。(海峡时报档案照)

林国泰薪酬占十大高薪总裁逾四分一

虽然云顶新加坡去年的净利锐减九成,但执行主席林国泰去年的总薪酬却增长逾一倍,他一人的薪酬就占了十大高薪总裁的逾四分一,是唯一获得超过1000万元薪酬的掌舵人。

这是因为年报披露的总薪酬中,有一大笔是属于应计会计项目(accounting accrual),即成功标得日本综合度假胜地项目后将获得的3500万元奖励。然而,至今未能满足所有条件,所以集团还没支付3500万元给林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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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薪酬披露制度欠佳

基于会计准则,集团仍必须将这笔奖励列为林国泰总薪酬的一部分。若排除这笔奖励金,林国泰去年实际得到的总薪酬少于500万元,比前年大减逾50%。

麦润田指出,从云顶新加坡这个特例来看,可了解到公司披露的薪酬可能只属尚未支付的应计项目。若没达到绩效目标,这项报酬可能就不会支付给公司掌舵人。

但他认为,很多公司总裁获得可变动薪酬的方式仍不够透明。例如,若公司根据盈利共享计划给予年度奖励,那么分配比率是多少?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再来,假设云顶新加坡成功竞标,该项目未来取得的盈利势必推高林国泰的未来奖励,那么如果再加上给予他的3500万元奖励,这是否会被视为薪酬重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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