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刹“练摊”以及那个年代那些歌|一位印尼华商巨头的过往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再次成为该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中央政府一夕变天，开国总统苏加诺被苏哈托将军架空落马。

这个蛇蝎心肠的“笑面虎”，认定中国是印尼共的支持者。

他一上台，即在全面铲除印尼共的同时，下死手清除中国的影响，军政府反攻倒算，华人连带遭祸殃！

至1966年5月，华社、华校全部关闭，几乎所有与中华文化相关的领域皆被禁止。

在那个黑暗年代，华侨在高压之下，只能小心翼翼生活。很多年轻人不甘忍受，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回祖国继续求学或工作，中国于是政府照会印尼，决定派船前往接回自愿返国的华侨。

丘家三哥冠仁，当时是一名华校高中学子，成绩优良，不愿放弃学业，决心回国深造。他于是和几位同学结伴去了雅加达，准备办理回国手续，等待接侨船的到来。

但那时候中国派来的轮船有限，而要求回国的难侨和学生人数又太多，冠仁苦苦排队等候了大半年，也未能如愿以偿，最终还是留在印尼学做生意。

这时候，辍学回家的四弟丘昌仁，开始成为父亲经营广东烧肉的主要帮手。

昌仁小时候，哥哥姐姐都在家里，分工合作，帮忙父亲制作烧肉的每一道工序，昌仁有时也会参与进来，干一点诸如扎孔，刷冷水等力所能及的轻巧活。

可是到了1967年，上面三个哥哥和一个大姐都相继离开，有了各自的生活。

先是大哥国仁于1962年结婚成家，翌年孩子出生，便搬出去自立门户，另外找钱养家了。

几年之后，二哥江仁执意要去雅加达闯荡，成为丘氏兄弟最先到首都打拼的先行者。

不久，菊珍大姐也告别娘家，嫁给了楠榜一位华侨青年童新茗。

前面说过，三哥冠仁因为一心想回国，就去了雅加达排队等候，后来回国不成，就跟着二哥在舅舅家打工学做生意。

现在，16岁的丘昌仁就成了楠榜家里的大孩子。

1960年代中后期，丘氏全家人在楠榜的合影。父母端坐中间，丘家兄弟姐妹及孙辈站成两排。后排右二系本文主人公丘昌仁。

大妹莲珍要帮忙母亲做家务，并且照看更小的弟弟妹妹，四哥昌仁便承担起协助父亲经营小食摊的任务。

让我们花一点篇幅，说说丘家老爸当年从事的烧肉这个行当，它不仅是一道华人传统的美味，更是父亲毕生辛劳操持的生计，毕竟丘家兄弟姐妹都是靠父亲的这门手艺养大的。

作为中华传统美食，烧肉实在是一道海内外华人特别喜爱的广东名菜。过年过节，结婚摆酒，清明祭祖，烧猪肉都是必备上品。

它的好味超乎寻常：一口咬下去，红色肉皮嗦嗦响，声声入耳；皮下油脂莹润，加上一层瘦肉，肥瘦相间，肉味香浓的同时，又无半点油腻感。

当然，烧得不好的会很难吃，猪皮嚼不烂，肥肉死厚，吃一块都倒胃口。

这种烧肉一般需用50公斤的成年猪烧制，要将这么多的猪肉加工成美食，难度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大猪肉厚，要烧入味，腌制前要用刀切割好，下刀必须注意分寸，把握好力度，再用五香粉、糖、盐，腌制入味，然后分三次不同的温度烧制，期间还有扎孔，刷冷水等繁琐步骤。入炉，出炉，再入炉……几个小时之后，熊熊炉火才能完全赋予烧猪炙烤的风味。

早年父亲在椰城学会这门手艺，始终坚持用古法炮制，他制作的烧肉，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味道醇厚，在楠榜巴刹堪称一绝。

为了制作出最好的美味，父亲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喝过咖啡，抽足香烟，就走进院子里那间小小的火炉房。

第一步的工作是“起梅肉”——将猪身上口感不好的肉剔干净，并且尽可能让切好的猪肉厚度相当，因为薄了容易烧焦，厚了又烧不透。然后剔骨、撒盐、撑开、晾起、贴纸、下炉……一丝不苟，必须精准地完成每道工序。

只有这样长年累月几乎通宵达旦地劳作，才能更好地保持烧肉上架时的酥脆口感。

昌仁成为父亲的小帮手，但是父亲不忍心那么早叫醒他，尽量让他多睡一会儿。一般在凌晨四点以后，才叫他起来。

当昌仁睡眼惺忪的来到炉前，烧肉经过几次出炉入炉，开始实施最后两道工序——他要协助父亲检查，看哪里烧好了，就在那儿贴上湿纸，防止烧焦，还没烧好的地方就要调整位置，入炉再烤，直到大块猪肉全部熟透。

清晨五点左右，香气四溢的烧猪最终完成，几块普通的猪肉，在此完成了它最为辉煌的蜕变，变成市场上质优价高的抢手货。

父子俩吃过妈妈准备的早点，就骑上脚踏车，驮着刚出炉的烧猪，分别前往附近的巴刹。那时候，父亲已在丹绒加冷的传统市场购置了一间小店，老人在店里坐阵，昌仁则去另外一个巴刹出摊售卖。

上世纪六十年代，本文主人公的父亲丘英盛先生（左二）与客家乡亲在楠榜举行祭祖活动。

现在让我们抚今追昔，回放一下半个世纪以前，班达楠榜巴刹集市的热闹景象吧。

印尼各地城市的华人区一般都在老城区。楠榜丹绒加冷的巴刹，也在一条老街上，街两旁清一色的华人店铺，从米店、布店、土产店，到中药铺、日用百货、小食店一应俱全。店铺外的马路边上，是搭着凉棚的各种蔬果摊点，鸡鸭鱼肉的档口，还有印尼人卖甜点和炒饭的推车。

唐人街、中国城、China Town──无论你叫它什么，这些都是在异乡重建的家乡。图为印尼的一处华人街区。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1966年之后，正是印尼掌权者改弦更张的疯狂时期，虽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因为经济政策大幅度放开，商业活动似乎比苏加诺时代更加繁荣。

政府禁止中华文化，华人不能在公众场合讲中文，也不能庆祝中国节日，地处政治文化中心的爪哇岛尤其管得严，可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外岛就管不了那么多。

比如楠榜华人区的巴刹，一到华侨故国的佳节——春节、元宵、端阳、中秋等等，虽然不能公开大操大办，但市场自动变得热闹——年糕、饼干、月饼、罐头、五加皮、娘酒、五香蚕豆、瓜子等各种“唐山货”货摊层层叠叠，从门店一直摆到街旁。

早晨和上午，巴刹人流涌动，家庭主妇成为主角，客家阿姆照样操着客家话，响亮地讨价还价，小孩子挣脱大人的手，兴奋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男人们穿着汗衫拖鞋，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有人来到丘家的烧肉摊前吩咐道：“昌仁，阿叔今天要请客，刚才去你爸店里打算在那里买烧猪。哇哈！英盛哥生意太好，才上午十点多就卖完了。好在你这里还有，来，给我称上两斤，要最好吃那块哦！”

“阿叔放心，我爸的手艺你知道，全部都是最好，不好的不会拿出来卖。” 昌仁微笑着说，把竹筐里的烧猪肉拿出来称好，用纸包上，递给主客，然后收钱找零，这单生意就完成了。

正午一过，太阳把地面照得滚烫，巴刹的人客明显减少。汽车经过大路，扬起黄色的灰尘，天空全部瓦蓝一片，一团云朵也看不见，地上的一切开始变得无精打采，昌仁差不多卖完今天的货，也要收摊回家了。

他在市场摆摊，从来都是静静的，坐在那里，见到有主客过来，就站起身，小声而礼貌地打招呼，也不过分殷勤。这个单薄清秀的少年，有双明亮沉静的眼睛，好像总在思考什么，脸上会现出几分倔强的表情。

应该说，他并不适合做这种小生意，本人也不喜欢，只是不忍看到父亲一个人辛苦，才尽力帮忙分担。好在父亲为人仗义，在街坊四邻和巴刹生意圈子里德高望重，制作烧猪口碑又好，昌仁摆出的货也很热销，不愁卖不了，他也就踏踏实实，在楠榜整整做了两年。

班达楠榜——一条车水马龙繁华热闹的华人商业街。

如今回想起来，丘昌仁深刻领悟到，少年时代在巴刹 “练摊”的经历，其实也是他人生成长的重要一课。

纵然他后来经营国际贸易和进口加工大宗商品，事关整个印尼的国计民生，规模比当年摆摊卖烧肉大了何止千万倍！但其中道理使他明白，无论何时何地，经济生活都是从消费开始，而“练摊”这种形式，便是以最简单的形式让他了解熟悉了买卖交易的过程。

不仅如此，“练摊”作为一种市场实践，已不知不觉增强了自己与他人的交流沟通能力，也学会了未来应对各种未知情境的本领。这就为他去雅加达舅舅公司打工，并自己开拓土产市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下午回到家里，从半夜两点忙到现在的父亲，已是疲惫不堪，他需要睡个午觉，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再起来准备明天烧猪的原料。

十六七岁的昌仁，年纪轻轻，精力旺盛，用不着午休。他要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呼朋唤友，偷偷享受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听马来西亚电台播放的中文歌曲。

原来苏哈托上台头几年，印尼因为排华严重，公开场合完全禁止中文书籍，也没有中文歌曲，但是邻国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照样通行，华语华文保留完好，并通过播放华语歌曲和电视剧向外输出。

每到印尼时间下午三点，马国吉隆坡华语电台都会播放中文歌曲，海内外听众还可以写信为亲友点歌。丘昌仁和同学们居住的印尼苏门答腊，与马来西亚只隔着一道马六甲海峡，用收音机如饥似渴地收听马国的华语广播，就成为这些被迫失学、又缺乏中文环境的印尼侨生们的心灵慰籍。

当时，马国电台经常播放的一首歌叫《花种》，歌词就是海外华人的人生写照。也是棉兰、巨港、楠榜等地华人最喜欢点播的一首歌:

飘扬便过了海，披荆就斩了棘，落地就生了根，静静开花，缓缓结果，海水到处育华人，华人到处育花种。

它格调清新，词曲优雅，让人在余音袅袅中恍若看到，那些在南洋打拼的华侨先辈，正从历史的记忆深处不屈不挠地一路走来。

少年的丘昌仁他们，每当在广播里听到这首歌，感动之余，联想到华人在印尼的文化遭遇，忍不住满腔悲愤，甚至热泪盈眶。

从60年代到70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说是百业蓬勃，欣欣向荣，当年马新两地的唱片工业已站稳基础，在推广时代歌曲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丘昌仁还记得，那个年代大马电台时常播放的华语歌曲，更多是倾诉男女爱情的。比如：《相思河畔》、《情人的眼泪》、《姑娘十八一朵花》，还有《偷偷摸摸》、《不了情》、《蓝与黑》等等。那时知名的歌手则有张小英、符舒云、庄雪芳、巫美玲等人。

这些正当芳华的华人歌星，声音甜美婉转，曲调诙谐欢快，歌词直白大胆，抒发着无伤大雅的挑逗与调侃：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红红的嘴唇雪白的牙。粉色的笑脸赛晚霞。啊！姑娘十八一朵花，每个男人都想她，都想她……

上述撩人的情歌好像小火苗一样，一下子就点燃了丘昌仁他们这些少年的心。大家情窦初开，纷纷对广播里只闻声音不露面的美女歌星展开无限的遐想。

当年电台信号不好或有人为干扰，经常是听到如醉如痴之时，信号突然中断了，广播里莫名其妙传出滋滋啦啦的噪声，昌仁和小伙伴便急得抓耳挠腮，叹息懊恼，赶紧用手拍打收音机，希望能把动听的歌声拍打出来。

已故著名散文家吴伯箫先生，写过一篇有关歌声的脍炙人口的文章。文中写道：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深处，像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

我觉得，借用吴伯箫先生的这段描写，来概括丘昌仁他们听歌的往事同样再精准不过。

对本书主人公而言，那个年代那些歌，在其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深远而长久。从此听歌成为他一生的挚爱。

事业有成之后，丘昌仁在雅加达的家里和公司会所分别设置了专业级的歌厅，每个星期都要请几位资深华人歌星和专业乐手（下图），过来“唱堂会”，基本上都是唱那些怀旧的老歌。

其中一位吹奏萨克斯的乐手是印尼阿拉伯后裔（下图右一），虽然不谙中文，但是什么华语歌曲都能伴奏。

他让歌星们和乐手把当年的经典歌曲组合在一起，十几首、二十几首一曲接一曲串烧连唱，陶醉其中，百听不厌，回回如此，乐此不疲。

丘昌仁兴致上来也会上台演唱几首。他只唱中文歌曲，老歌新歌都很熟练。

在丘昌仁这代印尼华人特殊的、对于青春年华电影般的记忆中，正如吴伯箫先生文章所形容的一样：

“那影片纯粹是用声音绘制的，声音绘制色彩，声音绘制形象，声音绘制感情。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来。”

岁月在青春的追求与迷茫中流逝，丘昌仁长到了18岁。

他帮忙父亲售卖烧肉的营生已驾轻就熟，生意很好，一家人的吃穿花费不成问题。父亲有意培养他接班继承这门手艺，楠榜小城的日子也比较没有压力，可是这种日复一日蹲守巴刹的小生意，一点都不能吸引他。

他那么年轻，生命中充满青春活力，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 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像父亲那样，在这个小地方操劳一辈子，度过自己平凡的人生。

1969年快要过端午节的时候，二哥江仁从雅加达回家看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昌仁抓住时机，热切地央求二哥带上自己，也去椰城闯荡一番。他说：“我想过了，如果一直守在楠榜这里，找不到多少机会，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

二哥也很爽快：“好！没问题，我带你去，但要征得老爸同意才行。我帮你一起说服他吧。”

兄弟俩鼓足勇气，和老爸认真谈了他们的想法，昌仁的态度尤其坚定。父亲听罢，心情有些失落，他皱着眉头埋怨说：“你们一个个翅膀硬了，都要飞走了，可是我年纪大了，家里连个帮手都没有怎么行！”

昌仁和二哥劝慰父亲，五弟涛仁差不多也长大了，他人很乖，从来都听大人的话，可以让涛仁帮忙爸爸在家做生意啊！

父亲最终点头答应，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兄弟一番：

人各有志，我不拦着你们，老爸我也是从小闯荡过番来南洋的。客家话说儿女立大志，敢闯走四方。但是不管在哪里，都要记住客家人的处世之道，勤劳诚信是第一条——“若要人尊敬，先要尊敬人；想要光景好，日日起得早；细声讲大事，万事好商量”……其他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兄弟出门在外，一切好自为之，不蒸馒头蒸（争）口气。

在那个青春鼓荡的年月，这个年轻人理想的风帆，被对于未来的渴望臌胀着升上桅杆。

他由此开始启航，确定了改变人生的一条路径——远走高飞，到雅加达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