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的行动与影响

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王存刚

伴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世界各国在高新科技领域的竞争空前加剧。为应对这种局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持续开展“双链”打造行动：在物质层面，彼此加强合作，试图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的“价值链”，主要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两个方面；在精神层面，则刻意强调合作伙伴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或相近性，意欲构建新的以西式价值观为内核的全球“思想链”。这两个方面行动在内容、形式和目的上相互交织，相关国家在空间分布上也具有鲜明的“链”的意象。打造“双链”行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相互勾连、护持自身霸权或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并将继续在外交等领域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一、加快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的“价值链”

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代以来长期居于高新科技领域领先地位，并以此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获益甚丰。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快了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步伐。由于相关国家在世界高新科技领域所处地位不同，对自身面临挑战的认知及应对能力不同，因此，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也存在一定差异。

（一）进行战略规划，意欲全面提升自身高新科技实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始终稳居世界前列。近年来，面对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的新变化特别是中国在该领域的快速崛起，美国朝野的危机感陡然增强，并陆续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应对战略。2021 年 6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The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Act of 2021）。该法案源自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无尽边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并整合了稍早前通过的《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the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和《2021 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ct of2021），被视为美国“近几十年来对创新与生产的一次最大规模投资”。《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对产业政策的最重大干预，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长期影响。2022 年 7 月，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涉及总额高达 2800 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Act），并于 8 月初经总统拜登签署生效。该法案除了包括美国参政两院筹划已久的 527 亿美元“芯片法案”外，还包括投资 2000 亿美元加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研究，以及 100 亿美元建设 20 个技术研究中心。该法案还规定，如果半导体企业一经获得美方补助并在美国建厂，那么，未来 10 年内，这些企业将禁止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扩建先进制程（process）的工厂。

在提升自身高新科技实力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实现所谓的“技术主权”（technologicalsovereignty）、“经济主权”（economic sovereignty）或“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持续发力。2020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连续发布《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欧盟数据战略》（European Data Strategy）及《人工智能白皮书》（the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三份战略性报告，强调数字经济及其巨大的变革性潜力将对世界产生全方位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当协同努力，驾驭数字化转型，增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导力。2022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又通过了一份名为《欧洲创新议程》（A New EuropeanInnovation Agenda）的战略文件，将欧洲置于新一轮深度技术创新和创业浪潮前沿加以审视，认为这将有助于欧洲开发新技术以应对最紧迫的社会挑战，其目标是促使欧洲成为全球创新领域的领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曾抓住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创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及相关产业，并迅速崛起为科技大国和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进入 21 世纪后，尽管经济和科技发展持续呈现某种颓势，日本在世界高新科技领域仍有一席之地，在机器人产业方面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近年来，面对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竞争加剧态势，日本政府同样充满了紧迫感。2020 年 3 月，日本内阁会议再次修订《科学技术基本法》（The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Law），并将其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Basic Law on 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凸显“创新的创造”理念。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20》（Integrated Strategy on Science，Technologyand Innovation 2020），并加紧制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6G、宇宙太空、新材料等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和政策倾斜，全面推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二）强化内部合作，组建排他性“科技联盟”

联盟或准联盟本来主要存在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领域。但是，在打造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这种策略，并将其与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乃至地缘安全等非技术因素结合起来，打造具有鲜明排他性的“科技联盟”，相关国家散布于大西洋两岸和所谓的印太地区。

为强化西方内部特别是跨大西洋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合作，美国推动成立协调新兴技术议题和国际贸易的永久性平台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并不断强化其功能。在 2021 年 9 月举行的首次会议上，TTC 发表声明称：将协调跨大西洋国家解决全球关键技术、经济和贸易问题，并宣布在 10 个具体领域成立工作组，内容涵盖供应链安全、数据治理等。在 2022 年 5 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TTC 重申要牢牢抓住高新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对抗那些“非市场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印太地区是美国在 21 世纪全球战略布局的重心，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拥有众多盟友或准盟友。在重构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动作频频。2021 年 5 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 64 家企业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而联盟的相关企业几乎实现了对半导体供应链的全覆盖。2022 年 3 月，美国又提出了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的构想，其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目标是实现芯片生产闭环，将中国大陆相关企业排除在外。同年 5 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将启动一项新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即“印太经济框架”（IPEF）。根据美国政府事后发表的声明，IPEF共有 13 个初始成员国，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IPEF 将侧重于互联互通的经济（贸易）、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清洁的经济（清洁能源）和公平的经济（反腐败）四个关键支柱。同年 7 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在参观韩国科技企业 LG 公司时发表的演讲中提出所谓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概念，强调美国将与“可信任的友好国家”（trusted friendly country）一起构建新的供应链，缓解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三）分类出击，有针对性调整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关系

新兴经济体国家散布于世界不同地区，它们的发展水平不同，国家实力各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亲有疏。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的过程中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不同，采取的手段也不一样。

在美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印太战略布局中，东盟处于关键位置。长期以来，美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高，双边关系侧重于地缘政治特别是安全领域。美国在重构全球高科技领域价值链的过程中将科技议题、经济议题与安全议题挂钩。2022 年 5 月，一波三折的东盟-美国特别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发表的“联合愿景声明”（ASEAN-U.S. Special Summit，2022 Joint VisionStatement）表示，美国和东盟将在未来加强经济纽带和连通性方面，继续推动更强劲、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通过促进对高标准、透明、低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满足东盟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继续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促进有复原力的全球供应链和无缝的区域连通性。双方还承诺：将在 2022 年 11 月于柬埔寨举行的第十届美国-东盟峰会上，把彼此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有意义、实质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南亚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该地区头号大国印度又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也有重要影响力，因而自然受到美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印度是日本 2004 年发起的“四国安全对话”（QUAD）机制成员。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该机制目标已经从最初的协调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演化为“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和“构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不断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新兴科技、网络空间等方面的务实合作。2022 年 4 月，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宣布成立欧盟-印度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其目标是共同应对技术安全以及贸易等领域的挑战。这是欧盟与域外国家成立的第二个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也是印度与其他国家成立的首个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欧印加强战略伙伴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2022 年 5 月，印度又成为美国发起的 IPEF 的首批成员国。

总之，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提出新的国家科技战略、开展经济外交和科技外交等方式，试图重塑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的价值链，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这些价值链以及相关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无不以排除中国大陆为内容和目标。

二、刻意打造以西式价值观为内核的全球“思想链”

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价值观一致或相近有助于国家间的合作；而价值观的不同或对立则易产生冲突和对抗。近代以来，长期活跃于大国博弈场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深谙个中三昧。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的过程中，十分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或相近性，试图打造支撑新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思想链”。

（一）在西方国家内部更加凸显价值观的一致性

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有相同文化渊源，冷战期间又同属一个阵营。因此，尽管它们因为国家利益纷争而持续的龌龊行为不断，彼此关系偶尔甚至十分紧张，但是它们大体上信奉同一种价值观，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也都喜欢开展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突出强调彼此在价值观方面的一致性。

在凸显高新科技领域合作伙伴价值观一致性方面，法国和加拿大表现得十分活跃。2018 年 6 月，法国和加拿大就人工智能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在七国集团（G7）框架内建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AI）。同年 8 月，该组织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等 15 个国家，其宗旨在于重点关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数据管理等四个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该组织明确宣称，将基于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支持负责任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应用发展。

美国在大力提升自身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实力、维护自身产业霸权（industrial hegemony）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合作伙伴的价值观问题。2020 年 9 月，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与欧洲经贸办事处（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日本台湾交流协会（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等机构，在中国台湾地区举办“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韧性”论坛。与会各方均强调要在理念相近的优先区域强化供应链韧性，并公开鼓励各自合作伙伴将供应链撤离中国大陆，根据共享价值和标准发展新的供应链，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不受政治的胁迫。在同年 9 月举行的 TTC 首次会议上，TTC声称将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等五大领域加强合作。

作为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实体，欧盟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地区性国际组织。长期以来，价值观外交也是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处理世界事务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近年来，这一特点也在它们重塑高新科技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有充分的体现。前述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三份数字战略文件，均希望欧洲社会的数字技术赋权根植于共同价值观，强调欧洲价值观和道德规则以及社会和环境标准必须适用于数字空间。

（二）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采取“拉”与“打”不同手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调整相关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对于那些价值观一致或相近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采用“拉”的手段。拜登上台后推行所谓的“民主供应链联盟”，其突出特点就是采用“供应链+价值观”的驱动模式，强调合作伙伴拥有“共同价值观”。拜登政府还在国际关系中刻意挑起价值观之争，试图营造所谓的“民主国家 VS. 威权国家”的压倒性局面。2021年 12 月，美国牵头举办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邀请全球各地区 100 多个国家线上参会，却没有邀请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会议主题聚焦反对威权主义、腐败和保护人权。拜登在会上宣布了“民主复兴总统倡议”（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Renewal），提出将与美国国会合作，提供高达 4.244 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和人权”，包括支持自由和独立媒体、打击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促进有助于民主的技术，捍卫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与政治进程。

至于那些与美国和西方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特别是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它们仍然主要采用“打”的方式。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同时还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因而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最强劲的战略竞争对手或“系统性竞争对手”（systemic competitor）、“制度性竞争对手”（institutional competitor）。它们认为，中国借助自身在高新科技领域不断增长的实力，持续扩大在地缘政治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这些国家在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特别强调对中国的“技术脱钩”（technologic decoupling）。2018 年以来，美国政府在中美科技交流中采取诸多限制性措施，导致中美科技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双方合作的基本逻辑有了明显改变。2019 年 3 月，欧盟发布对华战略性文件《欧盟—中国：战略展望》（EU-China：AStrategic Outlook），将中国定义为欧盟“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向外推行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制度竞争对手”。2022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Raimondo）在第二次 TTC 会议期间表示，美国将与欧盟共同努力，以符合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技术标准，对抗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同月，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EIP）发布的《美中技术“脱钩”：战略和政策框架》（U.S-China Technological“Decoupling”：A Strategy and Framework）报告认为，近年来，美国内部逐渐将与中国的技术依存视作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开始进行与中国的“技术脱钩”。该报告预测，“技术脱钩”可能形成两个区域性技术中心：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据此，该报告从国家安全、经济和非技术（辅助）层面提出了美中“技术脱钩”的九个政策目标以及针对每个目标的“进攻性”措施。

三、美西方国家打造“双链”行动的消极影响

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未来 10 至 15 年将是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时期。国际战略界则将这段时间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打造“双链”的行为，将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个领域产生消极影响。

（一）全球高新科技领域可能的“脱钩”趋势将进一步弱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动力，使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更为艰难

由市场经济和科技进步双轮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在总体上实现了人类的巨大进步。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普遍抱有信任和信心。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抬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使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经济领域沉渣泛起，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态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打造“双链”的行动，将对人类未来有重大意义的高新科技发展限制在政治盟友的狭小范围内，强化了技术民族主义倾向而弱化了技术国际主义意识，各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实施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做法势必继续增多。这将导致目前尚处于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中低端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继续向上攀升的难度增大，从而打击这些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曾经抱有的信任和信心，加剧国家发展不平衡态势，并将导致全球治理更为困难。

不仅如此，全球高新科技领域可能的“脱钩”趋势，还将使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更为艰难。世界银行 2022 年 7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在 2021 年初步复苏，但 2022 年形势愈发暗淡，相关风险开始显现。……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 6.1% 放缓至 2022 年的 3.2%，较 2022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下调 0.4 个百分点。”显然，目前世界经济处于低谷。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打造“双链”的行动，一方面，将“导致原有紧密交织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被打碎和割裂，形成分层供应链梯级”，另一方面，又因扩大全球“技术鸿沟”而扩大“发展鸿沟”，加剧世界发展不平衡状态。这既妨碍各种技术要素的自由流动，也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从而严重障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损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高科技领域的政治化，有可能导致世界政治重新集团化和阵营化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刻意操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受到价值观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挂钩。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进行合作的前景也存在某些不确定性，但是，共同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利益，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合美国等西方国家间彼此的分歧、消解相互冲突，从而使彼此合作在磕磕绊绊中得以加强。

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关系则有可能渐行渐远，世界高新科技领域价值链也因此有可能走向阵营化和区块化，相关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高新科技领域边缘、半边缘的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将不得不选边站队。可以预计，一旦中美两个科技大国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生“技术脱钩”，世界将重新陷入分裂与对立的局面。

（三）全球高新科技领域不断增强的泛安全化趋势，将加剧国家间对抗与冲突

冷战结束后，在失去明确安全对手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发展高新科技方面一度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呈现一种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态势。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拾已经很不合时宜的传统安全观，持续扩展安全（security）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在实践中以追求自身绝对安全（absolute security）为目标，由此导致一种令人忧虑的再安全化（re-securitization）、泛安全化（extensive securitization）趋势。这方面尤以美国最为突出。拜登政府于 2021 年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Guidance）明确，将“国家安全”的定义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拓展到经济、健康和环境等广泛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高科技领域将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泛安全化，就是这种趋势的组成部分。

将全球高科技领域价值链泛安全化，本质上是把安全置于科技发展乃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上，是一种具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实践。它一方面势必大大增加相关国家在维护安全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自身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弱化了通过制度主义路径达成利益妥协、推进合作，从而维护基本信任的作用，加剧了国家间的对抗和冲突。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