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美国丧失了防疫最佳时机？
美国纽约，行人从关闭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前走过
传统媒体依然灵敏，依然仗义执言又不留情面，但灾情之下，这些特点如今似乎难以缓解人们对社会的忧心。他们的读者是谁呢？那些犀利的言语，是否只是让那些本来就支持他们的读者更激动，而原本意见不同的人更不想看到他们？传媒还能弥合这个社会的裂痕，起到监督的功能，让一个公民为主体的社会通畅地运行起来吗？
可如果不是他们，难道靠特朗普、福克斯电视台或是Instagram网红吗？
美国人大概是要憋坏了，至少我所在的亚特兰大，看起来像是这样。
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居民在周日晚上8点走上阳台嗷嗷乱喊，间杂着类似敲锣打鼓的声音，说是要向“意大利的朋友们”致敬；附近公园平时主要用来遛狗的大草坪，在周六迎来了空前盛况：有人打排球，有人跳健美操，有人翻跟头，还有个姑娘在两棵树之间系了一根绳子，练起了走钢丝。
没有人带口罩，陌生人之间默契地保持着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白宫的新闻发布会早就预告过，随着检测盒供应的跟上，美国看起来会像意大利一样。他们是说真的：就在上个周末，随着纽约州的检测人均水平超越韩国与中国，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开始飙升。如今，美国感染者数量已经超过4万名，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并且预计会在下周超越它们。
单日死亡人数首次突破三位数。剧院、饭店、酒吧等公共场所普遍被关闭，各个州陆续下达“居家隔离”的指令。
美国纽约州，一家“隔离区”内的商户停止营业
因为新冠病毒，美国迎来了被一些人形容为“类似于二战”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疫情不但得到了控制，当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也并未受到很大冲击。
看着那些花样翻新度周末的人群，我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亚洲做到的，欧美做不到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美国人对新冠病毒的漫不经心感到疑惑。
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只要信息在社会中自由流动，媒体及时报道，就等于拉响警报，有任何问题都应该能被及时发现。
欧美媒体的表现看起来也正是如此。
新冠病毒很早就出现在英文媒体的报道中。我记得，英国记者拍摄过大年初一湖北小镇上空旷无人的街道，《纽约时报》记录过封城时市民对这一决定的支持。
同时，这些媒体也不会放过任何批评政府的机会：他们抨击政府反应的落后，提醒诊断标准的过度严苛，批评联邦政府对疫情的应对不利。
现在，美国总统总强调自己在疫情早期就阻止了来自中国的访客，但当初他的自信满满和对病毒的轻描淡写，还都被记着：他曾把民主党对他处理灾情的批评称为“他们的新骗局”，而他的代理幕僚长米克·马尔瓦尼曾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公开表示，媒体一股脑儿关注新冠肺炎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这可以把总统“拉下马”。
“特朗普不愿意相信这场危机的存在。毕竟，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会伤害到他心爱的股票市场。”《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记者讽刺说。
唐纳德·特朗普被《纽约时报》列为疫情扩大的首要原因；《大西洋月刊》则总结说，联邦政府没有人对这一灾难做出足够迅速的反应。
媒体的评论大情大性，但回到现实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美国人对新冠病毒的漫不经心感到疑惑。
要仔细描述那种感觉的话，就像是，不管我关注的媒体嚷嚷成什么样，他人的生活各有各的本色，仿佛有种经年不改的笃定力量。我跟学校里的本地老师聊过，大多数人的逻辑是这样的：这病毒的致死率还不到2%是吧？听说有大量的病人都是轻症？听说只有年纪大的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才会发展到重症？我也不老，也没慢性病，那还有什么可忧心的呢？
他们对“意见”和“事实”分得很清晰。你的感受和意见我们都尊重，但是要改变我的感受，请拿出证据来。
3月20日，华盛顿潮汐湖畔赏樱的游客
数据看起来确实只像一场稍重的流感，对身强力壮的人毫无威胁。忧心忡忡的华人开始为隔离囤货，其他族裔则浑然不觉。在社区传播的消息传出来之前，各地的华人超市已经空了许久。可与此同时，我遇到过几个东亚女生戴着口罩坐上校车，当地的年轻人看见，发出一阵哄笑。
后来人们才知道，早在1月，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来源不明的新冠肺炎病例时，西雅图的传染病专家海伦·朱就坐不住了。西雅图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吗？答案在她的手上，但她没有权力揭蛊：朱博士是流感监测系统的研究员，实验室里有大量当时当地出现感冒症状病患的鼻拭子。
把这些样本从测试流感换成筛查新冠病毒是违规的，也是对病人隐私的侵犯。1月，海伦·朱和同事就开始要求联邦和州层面的官员批准她们的筛查。但是，他们从疾控中心问到FDA，得不到批准。
总统似乎是铁了心沉浸在自己定义的“胜利”中不肯出来
被官僚体系的条条框框束缚住的，不只海伦·朱。
1月24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宣布，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针对Covid-19病毒的测试方法，而 FDA批准这一方法，另花了一个半星期。
与此同时，华盛顿大学临床病毒学实验室助理主任亚历克斯·格雷宁格（Alex Greninger）希望自己的实验室能帮助测试新冠病毒。然而，要达到FDA的标准，他们需要展示的测试结果数量，要比当时全美的确诊病例数量更多。这需要两到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对于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疾病，3周的时间足以让病例数从100传播到1000。
2月5日，终获批准之后，CDC开始把试剂盒发往全美各地，却很快发现其成分有缺陷，无法检测出结果。从那时起，试剂盒短缺的阴影就笼罩着，到今天也没消退。
最后，到2月25日，迟迟得不到批准的海伦·朱博士擅自用流感测试的样本做起了新冠检测。这才揭开了病毒已发生社区传播的盖子。
可惜，总统似乎是铁了心沉浸在自己定义的“胜利”中不肯出来。
根据《大西洋月刊》的说法，直到2月26日，联邦层面仍然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尽管CDC官员表示，如果不加控制，病例会很快上升。可特朗普总统不同意这个意见：“我们做得超好！病例数几天以后就会降到零蛋了。“
纽交所门口，医护人员等待为进入人员测量体温
到美国以后，我看到这种消息会比未出国时更为惊心。专业人士能毫不犹豫地公开指出民选领袖的错误，特朗普本人在抗疫这件事情上的言论就屡屡被有“美国钟南山”之称的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纠正，但是，这个社会上的很大一部分人——也许就是把特朗普选上去的那些人——是真的会只相信总统，而认为专业人士过度敏感。而他们的好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氛围，与政界人物的言行。
何况这届联邦政府，大概是真的没把新冠肺炎放在眼里。
当朱博士揭露出问题之后，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特雷弗·贝德福德（Trevor Bedford）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对美国本地病毒的研究。一个“毁灭性的成果”在实验室中渐渐清晰起来：这些病毒的基因太相似了，它们不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带入美国的；然而它们又分化出了许多亚种，说明新冠病毒已经在西雅图无声无息地蔓延了好一段时间——估计有6个星期。
也就是说，3月1日的西雅图，就好比1月1日的武汉。如果不加控制，那它在3周以后就得面对数百人丧生的悲剧。
第二天，贝德福德就敦促西雅图的官员立即执行社交疏离相关政策。但《大西洋月刊》的记者Alexis C. Madrigal极为细心地注意到，那天晚上，在福克斯电视台，特朗普还在大抒己见：“好多人会得这个毛病，很温和，很快就能复原，甚至连看医生都不用去看，他们都不用给医生打电话。”
没有充分的检测，没有数据，一切都无从谈起
疫情发生后，突然看到很多美籍华人感叹：下次再也不会投特朗普的票了。
有人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第一次遭遇路人因为他是华人，就掩着鼻子绕道走；有人实在没想到，这个疫情能被总统搞成这样；还有人手里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点一点涨起来的股票，在短短几天之内跌回了从前。
疫情恐慌下，纽交所多次触发熔断
另一些华人则是纯粹的惊讶：居然还能投票给特朗普？看不出来他公开表达的这种歧视态度能给华裔带来灭顶之灾吗？
华人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是美国社会的缩影。在过去的几年里，政治两极化的现象在美国愈演愈烈，虽然民调显示还有大约七成“沉默的大多数”认为“政治观点不同并不会影响对人的好恶”，但在我实际的经历中，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简直到了“多说一句都多余”的程度。
原本，左派应当争福利，右派应当争权利，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似乎是“自由派觉得特朗普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而保守派有相当一部分认定，奥巴马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政府开支增多，医疗保险费居高不下，股市疲软，税务负担沉重，中产阶级过得很是吃力。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上台才改变了这一切，他虽然话说得糙，可他让医保降低，账单减少，股票持续上涨，制造业眼看着就要回流了。
可是，自由派会问，你看不到吗？没有政府买单，城里的平民这下更负担不起医保了，他们得病了怎么办？特朗普说的那都是什么话？他是要鼓励白人永远享有超越其他族裔的特权吗？
这种撕裂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不同的生活方式都会深深卷入其中。而对美国的政见没有那么深的代入感的我，也常常感到“左右为难”。聊天不小心说到喜欢大城市——左派说，那你一定讨厌郊区对不对，郊区的生活最糟糕了，无聊、虚假、没人性。右派说，你喜欢危险的地方吗？你知不知道纽约有多危险？要是聊天说到自己喜欢吃肉——左派会感到为难，为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应该少吃肉，所以喜欢吃肉这种话，怎么能说出口？右派则会很高兴：嘿！世上最好吃的就是培根和牛扒！滋滋冒油，一次一斤，大口吃肉，别给我整那沙拉什么的，那都是娘炮吃的。
新冠肺炎又怎么会例外呢，何况今年还是大选年。
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因为之前的新闻学训练，我所关注的几乎都是传统媒体。可是，这个自由派媒体构筑的东西岸精英小世界，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可能与另一个沉在水面下的“更大多数的美国”迥异。
一个看福克斯电视台、住在宁静郊区、在社交媒体上只关注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美国人，可能看到的是与我截然不同的疫情。
像全国无数个保守派中产阶级郊区一样，在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的郊区，人们不相信新冠肺炎值得担忧。许多人都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认为媒体的这些担忧，是自由派在歇斯底里地唱衰特朗普，挫败总统上任以来振兴股市的功绩。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纽约时报》要专门报道一位住在这里的、丈夫罹患新冠肺炎的特朗普支持者。45岁的马克·弗里洛特（Mark Frilot）罹患新冠肺炎之前，身体健康，连发烧感冒都很少有。现在，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已经丧失了自主呼吸的能力。
而在弗里洛特太太的社交媒体上，保守派的朋友们正以他们的角度谈论着新冠病毒。有人强调着它的轻微；有人抛出嘲笑的表情包；还有人在问，有人真的得过这个病吗？
为了抗疫救灾，伊利诺伊州香槟市市长黛博拉·费宁（Deborah Feinen）决定动用市长在灾害时期享有的特权，让她可以更方便地调用医疗资源、管理人口、分配食物乃至实行宵禁。那才是3月12日，在当时看来，她的反应堪称迅速。
然而，向州议会提出申请的第二天，她的社交媒体迎来了愤怒的保守派市民的激烈抗议：原来，这项市长特权的30项细则中，涉及了一条禁售枪支与爆炸物的规定。比起疫情，市民更关心自己的持枪权利。
3月10日左右，我开始大量地看网络上更新的各个电视台新闻。非常难忘的是，看到一个福克斯新闻台的节目，聊恐慌对经济的影响。话题并不新鲜，只是在场诸位嘉宾的语气，就好像病毒这会儿还在国境线外蹦哒，永远也不会和他们的观众有任何健康上的联系。
严格来说，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毫无根据。就在一周前，单看确诊人数，还完全看不出疫情有多严重：社区传染出现了，试剂盒并未随之到来。
如果只有“未来可能很严重”的风险，而没有确切的数据支持，一个地区的领导人能采取多积极的措施呢？在一个城市还只有个位数病例的时候下令取消大型活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歇斯底里？
没有充分的检测，没有数据，一切都无从谈起。
“政府担心公众舆论，不习惯于下达严厉的命令，公民也不习惯于服从命令。”《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分析美国疫情扩散如此迅速的原因。
3月13日下午，白宫的庭院里玉兰盛开，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在记者会现场，大家都肩膀挨着肩膀地坐着，只有她和另外两个记者戴了口罩。而此时，已有与特朗普总统接触过的政界人物确诊新冠肺炎。
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疫情爆发前的世界，如今看起来恍如隔世
这几天，华人圈的话题从“募捐”变成了“互助”。父亲的大学同学发信息问我有没有口罩，没有的话她可以寄点给我。
药房里的口罩早在1月底就已经难觅踪影。她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是一家大型医院的研究员。聊了一会我才发现，她也只有普通口罩——不是N95，不是外科口罩，而她工作的医院里已经有一位同事被确诊阳性了，但依然没有人戴口罩。她的老板一直都对病毒满不在乎，说她反应过度，直到3月19日，看着全美的确诊人数直线上升，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她只能说：“已经太晚了。”
在亚洲的不少国家，新冠病毒被“透明、高效和团结”的方式管控住了。
但在欧美，人们似乎有着更大的我行我素的冲劲儿。按《纽约时报》的话说，“研究发现，美国人和欧洲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身上，而不是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太平时节是不大注意得到这一点的。2020年的3月11日，周三，我最后一次离开自己住的小区。在我记忆里，那天好像是美国最后的平静。街头各类的饭店、酒吧还不咸不淡地运营着。学校刚刚发过邮件祝学生“春假愉快”，并提醒“去疫区旅游”的同学回国后自我隔离两周。
当晚，演员汤姆·汉克斯和NBA球员戈贝尔确诊新冠肺炎。从第二天起，各个白人常去的超市都被抢购一空。
沃尔玛网站的“末日生存包”已被抢购一空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美国人也会在乎。Covid-19病毒的消息一直在媒体上播报，美国CDC早已建议大众在家中储藏足够吃两周的食物以防万一，但似乎什么都比不上“名人中招”来得更牵动神经。我想起在学校的语言中心上课时，教美国文学课的老师说，“谁也别来教导我该怎么做，美国人就是有这股子劲儿。”
但提醒到普罗大众的这个过程，也许花了太长的时间。根据病毒学家贝德福德的分析，现在，美国可能的新冠病毒阳性病例大约在60000到245000之间。
而现在，他们骤然要面对的，不光是疾病，还有漫长不知尽头的“社交疏离”。
疫情爆发前的世界，如今看起来，都觉得恍如隔世。推特上一条帖子问大家：“还记得吗，2019年最糟糕的事情，只是《权力的游戏》的那个烂结尾。”
我早早地在家蹲了起来，努力做好一天三餐饭，连购物也让超市送货上门，只偶尔去社区旁的公园走走。学校在线上课的间隙，与外国同学聊天，他们对我真的在家躲着似乎非常惊讶。
在分析报道的最后，《大西洋月刊》的记者Alexis C. Madrigal对美国现状的批评极为激烈：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没有人有勇气说出他们需要说的话：为了拯救同胞，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城市闷上一阵、让经济衰退一会儿。地方上的官员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必须得有勇气、上级政府的全力支持和确凿的数据。而实际上，既没有人告诉他们得这么做，也没有任何的数据能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要怎么办。”
“没有强大的联邦领导，每个州都在自行其是，就好像他们的居民只会在州境内齐刷刷地待着一样。即便确诊和住院人数日益增长，特朗普总统仍试图用充满党派偏见的方式去对付病毒，并因此鼓励了美国人民忽略那些合法的、严峻的警告。”
还有一些消息能让人不要太过焦虑。比如，就算是情况最严重的纽约州，医疗资源也尚算充裕，还有希望在崩溃之前踩住那个急刹车；纽约州开始大规模检测后，死亡率下降到了千分之五。
尽管如此，在美国，能否做到“社交疏离”全凭自觉。执意要外出的感染者或许还能被法院的令状与全副武装的警察留在家里，可对健康的居民，不会有人往他们的门上加把锁。
防疫专家的建议会被多少人所接受呢？
就在美国各个州相继进入紧急状态，餐馆酒吧陆续关闭之际，媒体惊讶地发现，迈阿密的海滩上人头攒动。成百上千学校被关闭的青年人，此刻正在“抓紧最后的机会”狂欢。一个白人小青年的话被电视台反复播放，他看起来实在太轻松了：“得病就得病呗！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让它打扰我去派对的。”
“某种程度上，欧洲人正在为生活在开放富裕的民主国家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国家，人们习惯于自由行动，方便的出行和独立决策。”《纽约时报》的分析，似乎也适用于美国人。
传统媒体依然灵敏，依然仗义执言又不留情面，但灾情之下，这些特点如今似乎难以缓解人们对社会的忧心。他们的读者是谁呢？那些犀利的言语，是否只是让那些本来就支持他们的读者更激动，而原本意见不同的人更不想看到他们？传媒还能弥合这个社会的裂痕，起到监督的功能，让一个公民为主体的社会通畅地运行起来吗？
可如果不是他们，难道靠特朗普、福克斯电视台或是Instagram网红吗？
3月初，年轻人在曼哈顿广场拍照社交
然而，除了普通人的特立独行，许多其他事情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国总统并不是第一天如此满嘴跑火车，特朗普政府的政令不是第一次出现令人瞠目的混乱，保守派选民也不是第一天不信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不接地气”的自由派媒体。国家的政治两极化，天价的医疗费用和复杂的保险系统都不是新闻。曾经轻松就可以过上住别墅、开大车生活的工薪阶层，眼看着越来越维持不住这种生活水平，早在4年前就被认为是特朗普当选的重要原因。
疫情把美国原有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放大了。
共和党执政的这几年，削减了许多支出。CDC一度也曾面临经费裁减的危机。埃博拉疫情之后，奥巴马政府部署了应对大流行的美国全球流行病应对小组（USPandemic Response Team）。不过，在2018年，为了削减政府开支，它被裁撤了。
一些问题很容易解决：各州政府的发布会跟下冰雹一样地砸入各家各户的电视机中，迅速地科普了关于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起初，怀疑自己可能得新冠的人得自费数千美元才能做检测，很快测试费用全免，治疗费用也被陆续纳入各个保险公司的报销范围。个人年收入不满75000美元或者夫妇二人不满150000美元的公民都能收到1200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补贴，每个孩子还能多加500美元。虽然联邦政府无权封城封路，但疫情严重的各州都已经要求各公司雇员在家办公，没有必要原因不得外出，老人不外出，病患不外出。
但一些“大坑”是很难在长久疏忽之后转头就补上的：病患数量的惊人增长，口罩几乎踪迹难觅，重症监护室、呼吸机缺乏，医疗系统的昂贵让人倾向于小病在家自愈，民众之间的撕裂，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民粹领导人对传统媒体的污名化……
迈阿密的海滩上依然挤满了认为Covid-19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场流感的年轻人。90多岁的老奶奶在电视新闻上感叹，不明白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愿听别人说话呢。《纽约时报》是这么形容这群人的：“他们是‘反抗者’与‘不信者’。他们急于蔑视权威，比起Covid-19病毒，他们更怕死于幽闭恐惧症……也许社会责任感对他们来说太过新鲜。”
看到他们在媒体上被谴责，我也有点惊讶，因为几天之前——也就是大学生刚开始放春假的时候，这似乎还是美国大多数人的共识。短短数天之内，沉重的事实让大众的认识骤然转变。
可是原本，事实可以不用那么沉重的。
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滚动播放新冠肺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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