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美国常驻，中国又搬不走，亚洲国家怎么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6月4日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濒临险境的亚洲世纪》，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及中美关系对亚洲未来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天发表第一部分，以供读者阅读参考。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1988年，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时隔三十多年后，邓小平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在几十年非比寻常的经济腾飞后，今日亚洲是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在下个十年里，亚洲经济的体量将比世界其它区域经济加起来还要大，这是自十九世纪以来所未见的。

然而，即使到现在，邓小平的警告也并不过时：一个亚洲世纪不会是天命所归必然到来的。

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拉吉夫·甘地 图片来源：资料图

亚洲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自二战结束后主导该区域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为亚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但是现在，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给亚洲的未来以及正在成型中的新国际秩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此忧虑重重，因为它们就生存在各大国际势力利益交汇的漩涡中，必须避免自己陷入左右为难或恼人的选边站队之中。

亚洲的现状必须改变。但是新的架构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还是危险的动荡呢？这取决于中美两国各自的选择和共同的决断。两大强国必须达成妥协，既要在某些领域相互竞争又不能让这种竞争阻碍了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合作。

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地区占有重要利益的常驻强权。同时，中国则是隔壁搬不走的邻居。亚洲国家不想被迫做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如果中美两国任何一国想要逼迫亚洲国家做出这样的选择，如华盛顿想要遏制中国崛起或北京试图在亚洲建立自己独享的势力范围，中美两国就将开始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对抗，常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亚洲世纪也将处于危险之中。

“美式和平”的两个阶段

二十世纪亚洲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至1970年代，即冷战初期那几十年，其时美国及其盟友和苏联集团互相争夺影响力。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加入苏联一方来对抗美国，当时中国的经济还主要是内向型的，与世隔绝，只与其它亚洲国家保持少量的经济联系。同时，亚洲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蓬勃发展起来。日本是最早成功的国家，紧接着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使亚洲保持繁荣稳定的关键力量是美国。美国推崇开放、融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向合作发展、和平竞争的亚洲国家提供了一把安全保护伞。美国的跨国公司对亚洲地区大量投资，随这些公司而来的是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创意。随着美国推进自由贸易并将本国市场向世界敞开，亚洲各国与美国的贸易逐渐增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大重要事件将亚洲的“美式和平”推入到了下一个阶段：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华，他的到访为中美两国在历经数十年的敌对之后达成和解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经济在此后腾飞崛起。到了70年代末，经济壁垒已经拆除，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在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事结束之后，越南和其它印度支那国家得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本国经济，它们也开始逐渐赶上了其它亚洲国家。

基辛格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交谈。图片来源：新华国际

很多亚洲国家长期以来都视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为自己的主要经贸伙伴。但它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要抓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它们与中国的经贸、旅游往来正在增多，供应链也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几十年内，中国就会从亚洲各国无足轻重的贸易伙伴成长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亚洲各国主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在该地区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会相应上升。

同时，“美式和平”仍然有效，中国角色的重大转变是在“美式和平”这个框架内发生的。中国没有做出挑战美国优势的举动，也无意这么做。实际上，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的教导——“韬光养晦”，优先发展自己的农业、工业、科技现代化，而不是军事实力。

东南亚国家因此就可以中美两利兼而得之，既与中国建设经贸关系又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东南亚各国之间还加深了彼此的联系，一起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基础创建了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架构。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成立，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召开，从2005年至今每年都会举行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东盟在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中心作用。

中国也积极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每年，中国的总理都会飞往一个东盟成员国与东盟各国的领导人会晤，做足功课向这些领导人阐述中国对本地区事务的看法，并提出建议加强中国与这些成员国的合作。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利益联系日益加深，中国发起了自己的倡议，其中就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倡议帮助中国加深了自己与亚洲邻居们的关系，当然，也提高了中国自身的影响力。

李克强总理在泰国出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因为地区组织架构是开放式的，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并不是独享的。美国仍是本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美国还通过诸如《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和《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来加深本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经贸联系。东盟还与欧盟、印度和许多其它国家建有正式对话机制。东盟相信，这样的联系网络会创建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合作框架，并为进一步促进东盟各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利益留出了更大空间。

目前，这一体系运行良好。但“美式和平”的战略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位移。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四十余年，本身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其经济、科技、政治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引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中国视自己为陆上强国，还立志要成为海洋强国；中国一直在努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并立志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不难理解，中国越来越想在海外保护并促进本国的利益，确保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

同时，仍在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宏观战略。随着美国经济在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的缩小，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会继续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责任还是会去追求一个狭隘的“美国优先”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华盛顿在深刻反思美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承担什么责任这一问题时，中美关系这一关键词就会频繁印入它的眼帘。

美国和中国的重要抉择

美国和中国各自都面临着重要的抉择。美国必须判断是不是要把中国的崛起视为现实威胁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亦或是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它本应成为的世界强权。如果美国的选项是后一个，美国就必须想出一个促进中美合作并与中国展开良性竞争的办法，不要让竞争关系损害到整个中美关系。最理想的情形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要被纳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多边规则制度框架，就像指导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那种。

美国很可能要做出痛苦的调试，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期——华盛顿正逐渐形成共识：“与北京接触”的政策已经失败，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保护美国利益。但是，无论美国面临的任务多么艰巨，它都有必要做出认真的尝试，在当前的国际规则制度体系内包容中国的要求。这套体系给予所有国家以责任和限制，加强了各国间的互信，管控了各国间的冲突，并为合作与竞争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相反，如果美国选择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就要承担激起中国反弹的风险，这可能会使中美两国走上一条持续几十年的对抗之路。美国不是一个衰落中的强国。美国有韧性也有力量，其力量源泉之一就是它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投奔美国。在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九名华人中，有八位是美国公民或后来入籍为美国公民。另一方面，中国则拥有活力四射的经济并不断掌握更先进的科技。中国经济可绝不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或苏联濒死前踯躅难行的管制经济。两大强国的任何碰撞都不可能导致上次冷战的结局 —— 一方的和平解体。

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必须选择是否要成为一个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世界强国，凭借自己的庞大体量和经济实力独占鳌头。这么做所要冒的风险是激烈的反制，这种反制将不仅来自于美国，还会来自于其他国家。选择这条对抗之路很可能会升高中国与其它国家的紧张局势并激起他国对中国的怨恨，从而损害中国的声望并带来长期影响。这是现实的危险：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美国和亚洲、西欧某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尽管中国近些年一直努力在境外建设本国的软实力——比如在各国建立孔子学院，通过中国控制的国际报纸和电台宣传中国——但效果却越来越差。

习近平主席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 图片来源：新华网

或者，中国可以承认自己不再贫弱，接受世界现在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望。中国在相对贫弱时享有的那些优惠和特权，比如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获得的那些慷慨条件，现在在政治上就不再具有正当性。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不仅应该尊重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还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维护和升级这个使自己受益良多的国际秩序。当现有制度和规则不再适用于现实情况时，中国应该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制定出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新制度规则。

创建国际新秩序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巨大的国内压力驱动和制约着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在目前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外交政策并不是主要话题，可一旦外交政策成了热门，其关注点就将会是“美国优先”政策的各类变种。在中国，领导层首先要确保的是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并在中国历经两个世纪的屈辱和衰败后，展示一个古老文明重焕生机后的雍容自信。所以，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中美两国会在理性考量的基础上经营两国关系，或都有谋求共赢结果的想法。中美两国并不会必然走上互相对抗的道路，但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未完待续）

文：李显龙 现任新加坡总理

来源：观察者网由冠群 译自《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