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天津大学教授青木信夫

日本学者、天津大学教授青木信夫。摄影/于凯

人民网成都12月15日电 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今日上午在成都召开，此次对话会以“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为主题，邀请中日韩三国媒体界、文化界的领导和代表与会。

日本学者、天津大学教授青木信夫

在会上作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是天津大学的青木信夫，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坛上，给我一个主旨讲演的机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另外对于人民日报社李先生和相关的各位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要介绍一下我在中国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钻研的历程。成都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学生时代就喜欢读《三国志》，成都经常出场，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启动在中国的研究项目的一个地方，和成都非常有缘。20年前，1999年的时候，当时日本丰田财团资助我到访成都知名学府西南交大，另外当时我所在的庆英大学开启了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它的名字叫构建中国历史文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环境模式，这是响应西部大开发计划的一个方案。

另外，对于日中两国，我们通过两年的时间探讨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意义还是巨大的。我从事中国遗产保护工作，其实是因为1985年的时候，东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当时是关注东亚地区的沿海城市的建筑历史调查，我其实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我参加了这个调查。当时这个项目仅仅是立足于历史研究，让我觉得挺遗憾的，我们知道从东亚这样一个广域的视角来研究建筑和城市的成立过程，而且探求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这一点挺吸引人的。

但是，它的结论就是仅限于各个建筑群的个体的保护，没有落实到实践当中，这种遗憾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后来1996年的时候，我在东大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为了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城市的保护，就在清华大学做了访问学者。其实，我和刚才作讲演的单先生有一段难忘的回忆。因为当时我为了调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访了北京的国家文物局，当时单先生特别热情的接待我，他是时任北京市文物局长，而且当时送给我的礼物，我现在还留着，珍藏到今天。后来单先生当上了国家文物局的局长，而且还大显身手，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前线、最前沿作了非常多的贡献。而且我本人在中国开展各项研究活动当中，也得到了单先生非常多的帮助。单先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贵人，尤其是最近在20世纪遗产委员会当中，也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在清华大学研究活动之后，我到了庆英大学，在那里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探索，之后才有了最开始讲演当中我提到的成都的一个项目，在这一过程当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在当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后来2006年的时候，我就接受了天津大学的邀请，携家眷一起来到中国，之后13年过去了，如果加上一开始在成都的那两年，就长达15年了。

我来天津大学其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第二是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工作；第三是教育，要培养那些担当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在这个研究中心成立当中，我们筹备了两年，后来2008年的时候，大学批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成立，而且校长任命我做首任主任。顾名思义，我们这个中心是以国际标准，以国际合作为手段，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大家一提国际这个词，好象其实不是太新鲜。但是，大家知道文化事业，它是跟每一个国家的独特性有很深的关系，因此，文化事业的国际合作在今天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今天天津大学与东大、与巴黎第一大学、米兰理工大学都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另外，与学者的个人层面，我们还跟教科文、UCL、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等都开展了日常的交流。我切身体会到一点，海外的专家对于中国的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常的关注，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缩影，就是本土的问题直接成为国际问题，这也反映了一个时代。而且通常大家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就是修理、修复这些物理性的吗？但是实际上你不能忽略，它是一个活着的遗产，这就是所谓的遗产传统的观点。这种转型其实是全球的一个共识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潮流当中，国际合作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因此，我们就开始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当中引入了国际观点，这是一个转折点，这非常重要，这就是积极申请收录到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当中的一个转型。

单先生正好在前线指导这件事情，引领这件事情，申请成功的话，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世界遗产公约当中的一个履行工作方针当中，至少一个以上收录标准你必须符合它，同时要符合真实性、完整性，并且以国内立法的形式来确定一个适当的保护管理体制。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和大家说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的申遗过程中，符合国际标准这个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转变，波及效果非常大。日本叫做国家指定重要文化遗产，这种相同的概念，中国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也开始适用这些，而且其他的文物也慢慢的开始沿用这种模式。另外，我想讲一个，我来天津大学第二个目的，就是立足于实践，我介绍一下我做的项目。

我赴任后不久就着手丝绸之路上的麦积山石窟的一个项目。大家知道它的名字从哪来的吗？是和“麦垛”很像，因此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它和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并称中国的四大石窟。4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建造了，现在留下194个石窟，内部还保存着三尊阿弥陀佛的像等众多的佛像，还有彩色的人物塑像。我们知道欧亚大陆中西交流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而且因为这个，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名录遗产当中第一批就收录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遗迹33件。2014年麦积山石窟，包括它在内的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也收录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和其他国家共享，无边界的世界遗产，这是第一次。其实不单单对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也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亚洲没有边界的世界遗产只有蒙古和俄罗斯的世界自然遗产乌布苏湖盆地，我们知道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遗产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不单单是地理上、物理上，而且与他国共享，在这一点上非常重大，也就是人类应该具有的一个显著的普遍价值，这是具有象征性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天津的大沽造船厂的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知道它是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资金的一个研究项目，它研究的是城市现代化和产业保护当中的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天津是中国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的发源地，和上海一样，有这样的性质。造船厂，顾名思义，不就是造船的地方嘛，其实它又是人类集体生活、活动的一个飘洋过海的城市，它有各种各样的要素都云集其中，比如说机械、金属、化学、电器、建筑，不同的领域都集约在里面，特别的广泛，当时它和今天的宇宙飞船一样，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尖端的技术，就是一个综合的机械厂，也就是说，它汇集了欧洲先进的工业技术，是代表工业革命的一个遗产。但是有一点和日本不同的，中国的造船厂处处投下了列强的影子。我们怎么评价它，怎么传给后代呢？而且日本明治时期的产业革命遗产捷足先登，先收录到一个世界遗产当中，日中之间的关联也非常值得关注，不单单来自欧美的影响，还有来自东亚国家之间的影响。

我讲第三个做的事情，就是山西省祁县的一个县城保护项目。这个项目，法国开发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我们今后也在继续对该项目进行一个设计，我们知道这个事业的成败非常的重要。法国政府因为投了很多钱也非常关注，而且也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个试金石。我们知道，它是北魏时期建成的一个城郭，十字交叉的街道为中心，纵横交错着32条街道，而且保存得非常好。街道、民居、商店、寺庙都保存了非常好的明清时期的影子，具有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研究价值。但是建筑物本身的老化非常的严重，我们现在急切需要保护它。现在总体的规划已经完成了，而我们主要负责景观设计，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也接近了尾声。

我刚才介绍三个项目的事情，核心点是什么呢？共同合作，基于单一价值观的努力，它是有局限的，但是谈到合作，其实也有很多难的事情，我每天也切身体会到这一点。近些年中国有很多协同创新中心，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词的，我认为创新是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你要想实现破坏性的、革命性的创新，就必须通过协同与合作，而且我的经验也告诉我是这一点，只有在实践领域与国际合作，才能够加深理解，实现更高层级的一个妥协和合作。另外，我要讲的第三个赴任的目的，也就是培养人才。我们知道，你不能光靠口号，光靠口号，那就是画饼充饥，只有实践才能够解决各种问题。特别重要的，也就是你要培养那些专家，让他们真正的负责，担负起来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是，以前的教育体系已经不能够跟上新的时代了，我们必须要打造跨学科的、横断性的一个综合的教育体系，才能实现与时俱进。天津大学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完善了一个理论结合实践的并举式的教育体系，每年也都有提升。我们中心也获批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天津直辖市的重点研究基地。另外还是一个智库，给政府可以有很多的建言献策，我们知道产官学的合作可以实现协同效应的。另外，2018年的时候，上海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个研究机构的评估，在文化类当中，我们的研究中心入选全国前十名。以上是我介绍的我此前在中国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也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因为我做的这些事，也得到了认可，媒体各位也报道了很多。因此，我获得了今年的中国政府友谊奖。我的这些成就离不开在场的各位，因此我借此机会表示我衷心的感激之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