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与中国共产党同龄，汪精卫差点成首任校长，如今是“中国最美校园”之一

首发：6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

近游厦门大学，山海之间，风景绝佳，凤凰花绽放似火，芙蓉湖丰盈如镜，确实不愧“中国最美大学”之一。

在这美景之下，是一部上下求索、赤诚不改的历史。读一读这段历史，会发现另外一种美：自强不息的精神之美，坚守初心的时间之美，大浪淘沙的历史之美。抽象，不易察觉，却能带来沧海桑田的变化。　

一

汪精卫，差点当了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1908年，厦门大学的创办者、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了汪精卫。时年陈嘉庚34岁，汪精卫25岁，前者是正崭露头角的南洋橡胶产业巨子，在新加坡有“守信如潮”之美誉，事业蒸蒸日上；

后者是同盟会总部评议会会长，浊世翩翩佳公子，笔力犀利、演讲豪迈，他在新加坡收获了一堆粉丝，其中一个是南洋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

汪精卫的风采，让陈嘉庚深为折服。学者朱水涌所著《厦大往事》写道：“陈嘉庚为孙中山身边有这样一位政治才干和文士才子而欣喜，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慷慨之气和号召力。”

两人成为好友，忠实追随孙中山。1910年，汪精卫北上刺杀清廷摄政王、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事败被捕。他在狱中所作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度万众吟诵。辛亥革命胜利后，汪精卫出狱，北京千余人迎接，堪称风华绝代。后来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时，物色校长人选，首先就想到了汪精卫。

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南洋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斗争的情形。新华社发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的过程，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精神：他16岁离开家乡福建同安县集美渔村到新加坡跟父亲学习经商，事业有成后，痛感家乡蒙昧落后，儿童十几岁了还裸体成群，“或游戏，或赌博”，必须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救家乡。

从1913年1月开始，陈嘉庚在集美先后创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和水产等各类专科学校，在海外拼命赚钱，在家乡拼命办学。1919年5月，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时期，陈嘉庚返乡，决意创办厦门大学。

关于厦门大学的创办，民国名人黄炎培1919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陈嘉庚毁家兴学记》，“毁家兴学”，并非标题党——1919年，陈嘉庚公司资产总值400万元左右，他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为做表率，带头认捐400万银元，整个家底都拿出来了。

黄炎培在文中写道：他初见陈嘉庚时，后者“态严正而静默”，但捐款兴学时，话语慷慨激切：“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去。”26年后，黄炎培在一次发言中还感慨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黄炎培说这番话，时为1945年11月18日，重庆各界联合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庆祝陈嘉庚安全归来——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侵占新加坡，追捕一直致力于抗日事业的陈嘉庚，后者不得不匿居印尼，日本投降后，他才宣告安全。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送来条幅，上书八个大字：“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厦门大学之筹办，可谓倾注了陈嘉庚的全部心血。过程艰难，各种阻力，还有地方军阀坐地起价、敲诈勒索，但陈嘉庚咬牙前行，还是成功了。找一个合适的校长，很关键。陈嘉庚找到了好友汪精卫，后者答应了：参加厦门大学的筹办并出任厦门大学校长。

他先让夫人陈璧君先行到了厦门，与陈嘉庚商议筹办事宜，随后他也来到厦门，先参观了陈嘉庚办的集美学校，后来又跟陈嘉庚一起察看了厦门大学的选址演武场。《厦大往事》中写道：

“一切都是那么的称心如意，汪精卫就任厦大校长似乎已经是万事俱备，只等厦大一成立便走马上任了。”

但是汪精卫还是没能当上厦门大学的校长。就在厦门大学即将成立时，孙中山扶植的驻闽南粤军陈炯明(此人后来背叛了孙中山)，挥师杀入广东，讨伐窃据广东的桂系。打跑桂系后，陈炯明请孙中山重回广东。汪精卫又开始忙碌起来，他的性格，还是对政治着迷，没有安心当校长做教育的静气。他给陈嘉庚写信，请辞厦门大学校长。陈嘉庚深感遗憾。

时间令人感慨：陈嘉庚、汪精卫这一对曾经的好友，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决裂了。汪精卫恐日，认为中国抗战必输无疑，主张与日本“和平妥协”。

陈嘉庚作为好友，听闻汪精卫不断接洽与日本言和，心急如焚，发电质询，劝其幡然醒悟。但汪精卫的“软骨病”已病入膏肓。陈嘉庚愤怒之余，发电怒斥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的叛国汉奸为“秦桧卖国求荣”。

是的，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堕落如此，陈嘉庚怎能不愤怒？他筹办厦门大学，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他特地选择在1921年5月9日为厦门大学奠基，就因为5月9日为“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被迫签订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条款；陈嘉庚选择演武场作为厦门大学校址，就是因为此处曾是清朝初年郑成功操练麾下军队、力图恢复明室的地方……陈嘉庚的眼中，容不得汉奸。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占领新加坡，汪精卫之流弹冠相庆，甘为日寇傀儡；陈嘉庚藏身于印尼爪哇，随身携带氰化钾，预备一旦落入日寇之手即自尽，在艰难岁月，他写下了回忆录《南侨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专门写“提案攻汪贼”，说的是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时，远在南洋的陈嘉庚发来电报，提议“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后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短短十一个字，被誉为古今最简洁的伟大提案。

至今读起，荡气回肠！

二

1937年7月1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一周，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陈嘉庚把厦门大学无条件地“奉送”给了国家。

早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全球经济危机重挫陈嘉庚的实业，他从南洋著名的“橡胶大王”，一度濒临破产，但无论多苦多难，他也没有停止对厦门大学的“输血”，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卖掉了新加坡的三栋楼房，来维持厦门大学的运转，时人称为“卖掉大厦，维持厦大”。苦苦支撑几年后，陈嘉庚已心力交瘁，遂作出把厦门大学改为国立的决定。

据统计，陈嘉庚前后为厦门大学投入，累计超过一亿美元。在当年，这是个天文数字。但陈嘉庚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在众多回忆文章中，作者无不感叹陈嘉庚苦行僧式的生活。他的儿子陈国庆在《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一书中也写道：

“我父亲一生辛劳，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全部捐给了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我从学校毕业后，进了父亲的工厂，他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应当自立了，不要依靠我，我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都不会留给你们。’那时候做工要从早晨7点干到晚上10点，每天三顿饭都在工厂里排队吃食堂。父亲当时的做法是有些严厉，可今天，当我也已经儿孙满堂了，才真正完全理解了他的这番苦心。没有那时的磨炼，我就不会有后来事业上的发展……”

今日再读这段历史，令人动容，不得不为陈嘉庚先生高尚的人格、坚韧的精神而肃然起敬，相比那个忘了初心的汪精卫，陈嘉庚才真正是“精卫填海”的中国脊梁！

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并未改变其精气神。

1937年7月6日，“七七事变”前夜，留美博士、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萨本栋出任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是福建闽侯人，清末民初海军元老萨镇冰的侄孙。他提出：就当两年厦大校长，然后回清华继续自己的专业研究。

但萨本栋在厦门大学校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8年，与学校师生共同度过了艰难岁月，也因此成为厦门大学历史上最为后人纪念的校长之一。

日寇大举侵华，中国大学纷纷迁入大后方，这是中国大学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段历史，浴火而重生，守住了中华文脉，凝聚了中国精神。

厦门大学也在1937年12月开始迁徙，但跟陆续迁往大西南的其他高校不同的是，厦门大学选择迁到了福建西部边远山区的长汀，因此成为坚守在粤汉铁路之东的唯一一所国立高校。

在最艰难的抗战期间，厦门大学上上下下发奋图强、潜心向学，反而获得了“南方之强”的盛誉——在1940年和1941年两次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中，厦门大学均获得第一，消息传出，震惊全国，陈嘉庚尤其感慨万千：他梦想的“南方之强”，经历战火的洗礼，实现了。

萨本栋为此呕心沥血。学者王豪杰主编、记录厦门大学历史的《南强记忆》一书，给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场景：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厦门大学视察，在礼堂里，他开始没说话，只给大家看了一张放大的照片，那是萨本栋执教厦门大学之前的照片，正当壮年，英姿勃发，作为清华网球队主力选手，体魄强健。

朱家骅指着照片说：“同学们，我对不起老朋友。你们看，这是你们校长任职以前的照片，他原来是打网球的健将，可是当了几年的校长，鞠躬尽瘁，日夜呕心，现在已是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扶着拐杖走路。”

朱家骅话音未落，台下女生已放声大哭，男生和老师也跟着落泪。

萨本栋校长在抗战胜利之际辞去校长职务，3年后被诊断出胃癌晚期，很快病逝，年仅47岁……他的骨灰，安葬在厦大校园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战岁月，厦门大学师生发愤读书之余，积极投入抗战。师生们创办了刊物《唯力》，创刊号献词写道：“我们的战争是全民族抗战，唯有全体民众动员起来，唯有集中全国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历史难关。”

厦门大学剧团还排练了爱国戏剧《生命之花》，讲一对情侣计划炸毁日军军火，在男主人公不幸被捕之后，女主人公沉着冷静，完成了男友未竟之事业。这部戏影响深远，从长汀、重庆一直演到包头，观众看了，热泪盈眶。

1940年，陈嘉庚赴长汀视察厦门大学，萨本栋致欢迎词时，向陈嘉庚致以崇高敬意，他说，陈嘉庚“毕生之事业、人格、精神，以及识力眼光，足为全国同胞之楷模”，他决意“无负先生拳拳报国之忱”，去追随陈嘉庚建设“南方之强”的梦想。

遥想当年，陈嘉庚萨本栋二人在长汀相聚，真是后人难以忘怀的一幕，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仪式感的一幕，他们疲惫而笃定，焦虑却自信，因为他们都相信精神的力量。

时人赞曰：陈嘉庚“毁家兴学”，萨本栋“舍身治校”，珠联璧合，炳耀千秋。

风光绮丽的集美学村一角。新华社资料片

三

最令人痛惜的，莫过于在黎明之前，永远离去，在距离光明最近的时刻，却失去了拥抱光明的机会。

1949年10月16日，厦门解放前一天，炮声隆隆，响彻天地间，中共厦门大学工友党支部宣传委员陈绍裘被残酷杀害。在此之前的9月14日，陈绍裘的同志修省、陈炎千、张逢明等壮烈牺牲。他们都是在当年8月31日国民党宪兵袭击厦门大学时被捕的，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在厦门大学校史馆，有烈士事迹陈列。修省烈士，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留校工作，担任厦门大学工友夜校联络员，并任教员，向工友宣传党的声音，深受工友信任，被称为“修先生”。

他在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后，这位入党时间刚刚半年的新党员，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牺牲时年仅22岁。敌档记载审讯修省的报告写道：“毫无诚意表示，足见受共党之麻醉甚深。”而修省在致弟妹的信中，则写道：“洞悉现世状况”，坚信“建设一个新中国。”

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时刻诞生的厦门大学，汇聚了一批又一批以爱国报国为己任的优秀青年，许多人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厦门大学，也因此在福建种下了红色的种子。福建第一个党支部，即诞生于厦门大学——

1924年，罗扬才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25年11月，他作为厦门学生联合会代表到广州开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厦门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1926年2月，罗扬才与另外两位共产党员李觉民、罗秋天，在厦门大学囊萤楼一楼罗扬才的宿舍，宣告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支部成立，罗扬才任书记。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由此诞生。在今天，囊萤楼里，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后，如长夜烈火，熊熊燃烧，第一个月就在厦门发展了18名党员，并迅猛地向闽南、闽西地区蔓延、扩大。史料记载，厦大党支部建立仅一年，就在闽西南地区发展了230个党员，建起28个党支部，由此揭开福建革命史的新篇章。

罗扬才在1927年4月9日被捕，同年6月2日牺牲。他牺牲后一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编写的《革命烈士传记》，庄重记录下罗扬才的事迹：“学生领袖”“工人领袖”“先锋战士”。他跟修省烈士一样，牺牲的时候，也是22岁。

死亡，吓不倒厦门大学向往革命、追求理想的青年学子。从抗战时期到前线参军作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工作的蓬勃开展，尤其在厦门解放前夕，厦门大学党组织精心派遣党员，收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进行策反，配合解放厦门工作。并根据战局发展的需要，调派了约180名党员、多批革命师生，分赴闽粤边、闽西南、闽中、浙南等游击区，参加战斗和建设，不少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应嘉骥，1945年考入厦门大学机电系，1947年8月入党，1949年2月赴南安建立党支部，创建并领导南安人民游击队，1949年11月在与残匪作战时牺牲，时年22岁；金家泰，1945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1948年5月入党，1949年2月进入浙南游击区，同年5月9日牺牲，时年23岁；陈庚申，1947年考入厦门大学机电系，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在解放安溪的战斗中牺牲，时年19岁……

一个个在最好的年龄戛然而止的年轻生命，他们的黑白照片陈列在厦门大学校史馆内，凝视他们的面容，如同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

厦门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同样诞生于1921年，起初在不同的轨道，却很快并轨前行、同鸣共奏。

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选择？

这个答案，或许可以从厦门大学永远的精神支柱陈嘉庚身上找到。抗战初期，陈嘉庚作为国民政府的支持者，曾经坚定地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抗战。但是当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抵达重庆后，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消极抗日和专制统治，《南侨回忆录》记录了这么一个重庆大吃大喝的细节：“招待余等慰劳团，按费八万元……余问后至为不安……在平时尚不宜，况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

他是一个生活俭朴、律己甚严的人，国事艰难，重庆尚且如此，平时可想而知。　

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从1940年5月31日到6月7日，他一共在延安待了8天，国统区的铺张浪费、官员腐败，与延安的廉洁自律、民主平等，形成了巨大反差。

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这么描写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俬，盖甚简单。”

延安八日，陈嘉庚完全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国民党此前的种种歪曲污蔑中摆脱出来，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返回南洋，在仰光华侨欢迎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介绍了在延安的见闻：军民一家，吏制清廉，共御外侮……陈嘉庚充满信心地说：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定居，参与新中国建设。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京病逝，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朱德亲自执绋，陈毅吊唁时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从此长眠于此。

在今天，还有人嘲笑爱国主义，但陈嘉庚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时间，是公平的。汪精卫在抗战胜利之后被掘墓挫骨扬灰，而时至今日，天上还有一颗星星，叫“陈嘉庚星”。

陈嘉庚陵墓鳌园。新华社资料片

四

陈嘉庚已经逝世半个多世纪了，但厦门大学师生，仍然称他为“我们的校主”。

《厦大往事》一书序言中写道：“无论在校园内校园外，也无论在故园在异地他乡，只要你是厦大人，只要你说起‘我们的校主’，就会有无数无数颗赤诚的心连在一起跳动，你就不会寂寥孤单，你的心就会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激动和力量。”

在物质不断蚕食精神世界的时候，在高尚也被嘲笑、攻击的时候，在历史被碎片化被各种解构的时候……“我们的校主”，不仅仅属于厦门大学。有些注定要守护，也会有人去守护。

因为，时间，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