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世纪晚唐的深海情缘——记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明珠”

【编者】本文为原创作品，作者为“张瑞水下看世界”创作团队瓷器专家——Ch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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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世纪相当于我国的唐代晚期，更加准确地说是“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之后的唐王朝。这场纷争让当时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逐渐跌下神坛，开始探索更加实际的生存之道。

彼时，由于藩镇割据势力的强大，唐王朝中央集权被显著削弱，已经逐渐失去了对西北方向陆上丝绸之路的掌控。而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南方地区，经过了两汉及南朝时期的开发和经营，已经逐渐成为了此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繁盛程度，都全面赶上并超越了帝国的北方。东南沿海一带此刻已然成为唐代晚期我国对外交流的前沿，催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9-10世纪晚唐的深海情缘——记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明珠”

此刻，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交流非常广泛而深入。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珠宝、珍稀动物、药材等，出口货物则是以丝绸和瓷器为大宗商品。特别是晚唐时期，随着造船和海运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对外瓷器运输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商船因故未完成航行而沉入海底也是时有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容易保留而不被海水侵蚀的商品就是沉船当中的瓷器。瓷器见证了9-1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连接，也谱写了一段不可磨灭的“深海情缘”，让我们通过沉船中的瓷器来领略一下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唐代宏伟的贸易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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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介绍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海上瓷器贸易中，9-10世纪最为重要的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窑址分布于铜官镇至石诸湖一带，唐五代重要窑口之一。长沙窑所在之地，依山临江，盛产瓷土，交通便利。长沙窑烧造的瓷器风格突出，以青釉、青黄釉为基础釉色。采用独特的模印贴花、釉下彩绘及诗文作为装饰。产品沿湘江顺流而下，再沿长江向东运输，从东部港口销往世界各地。长沙窑产品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明珠”，也架构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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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1碗内为褐彩、绿彩勾画的莲花纹。莲花纹是中国古代瓷器上的传统纹样，与佛教关系密切。随着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莲花作为佛门圣花也成为陶瓷上的流行纹样，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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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2碗内为褐彩、绿彩勾画的云气纹。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这类纹饰有一部分纹草书字体的阿拉伯文，可辨识有“阿拉”、“阿拉的仆人”、“阿拉是唯一的真主”等，从笔法流畅和精确程度来看，推测很可能为阿拉伯人直接书写。而这件阿拉伯文碗，属于变体的阿拉伯文，推测是长沙窑工匠因外销客户需要的模仿产品，批量定制的瓷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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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3碗内以褐彩书写“荼盏子”，“荼”字可能就是“茶”字异体，该件器物很可能为喝茶的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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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4碗内为褐彩、绿彩绘鸟纹。长沙窑的彩绘瓷器中，鸟类形象很多，艺术水准很高，多数为生活中可见的雀、水鸟、鸽子等，形象多为飞鸟瞬间的动作姿态，表现出展翅、觅食、奔跑等等，相当生动自然。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一睹以上四件唐代长沙窑精品彩绘碗，那都是得益于水下考古学家在印尼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黑石号”沉船是一艘典型的9世纪阿拉伯商贸沉船，其发现过程也是从渔民盗捞开始的。

1998年，印度尼西亚渔民在苏门答腊岛以东的邦加岛（Bangka Island）和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之间海域进行潜水作业时，偶然发现高出海底平面的小丘，上面覆盖着许多瓷器。经印尼当地瓷器商人的鉴定，这些海捞瓷器属于中国湖南长沙窑产品。自此以后渔民们陆续打捞瓷器进行售卖，获取大量报酬。几个月内大量中国瓷器进入雅加达、新加坡古物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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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1年，德国一家打捞公司获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批准对沉船进行数次打捞，按照印尼政府的规定和要求，沉船打捞必需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第二次打捞是在水下考古学家迈克尔·佛莱克（Michael Flecker）指导下进行的，具备一定科学性。由于出水地点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这艘沉船因此得名“黑石号”，也被称为“勿里洞号”。

沉船上的货品为中国唐代各种质地的珍宝67000余件，陶瓷器占了绝大部分，其中长沙窑瓷器有56500多件，占整船运载瓷器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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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黑石号”沉船出水，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5执壶，腹壁为褐斑贴塑椰枣纹。这与阿拉伯地区自然环境相关，椰枣树是阿拉伯地区特有的常见高大乔木，树形美观，用途颇多。果实椰枣含糖分高，营养丰富，既可作粮食，又可制糖、酿酒；种子可用于榨油；枝叶可编椅、筐、席、托盘、扫帚等生活用品[2]。椰枣树，被阿拉伯人视为圣树，称为母亲，是阿拉伯民族的象征。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唐代长沙窑彩绘瓷器特征明显，最常见的两类装饰技法为釉下褐绿彩结合（图1-4）、釉下褐色彩斑与贴塑结合（图5），碗、执壶均为长沙窑彩绘瓷器的大宗产品。彩绘的纹饰题材也具有很大特色。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几件“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典型瓷器，以及“黑石号”沉船本身，都指向了阿拉伯文化。可见大唐王朝的中后期的海上瓷器贸易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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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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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黑石号”出水两件带有纪年器物，一件为长沙窑彩绘瓷碗，外壁刻“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相当于公元纪年826年（图6）；另一件为八卦四神铜镜，“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相当于公元纪年758年（图7）。

公元618年大唐帝国建立，公元622年为伊斯兰教纪元之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东亚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成为了世界上的两个文明中心，首都长安和巴格达成为了世界最著名的城市。

公元800年前后，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流无比兴盛和发达的时期。双方的交通、贸易往来也随之繁荣。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帝国极盛时期，疆域涵盖了亚、非、欧三大洲，红海、波斯湾、地中海和阿拉伯海都成了帝国的内海，海上贸易便因此繁荣起来。伊斯兰商人们的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曼德海峡，一路向东驶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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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后，进行各种货物贸易，再经2-3年之后回归中东。返回中东的商船上，满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玉石以及许多其他珍贵货物。这些货物在中东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钱，所以商人们认为值得为此进行漫长而又危险的航行。在此过程中，有大量商人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的穆斯林，也就是今天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回族的一部分先祖。

漂洋过海的生活，利润十分丰厚，但风险也极大。阿拉伯著名民间故事《辛巴达历险记》，反映的就是商人们当时历尽辛苦的经商过程。辛巴达在航海经商的27年中，曾7次远航，赚了很多钱，但每次都九死一生，惊心动魄。也有的商人，把毕生的时间都消磨在海上，据说有一个商人在甲板上度过了40年的岁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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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今天讲的“黑石号”沉船，它见证了中国和中东贸易盛况的沧海一粟。作为一条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远洋货船，它在中国海域内的停留、停靠及航线格外引人关注，沉船出水的货品为我们提供了蛛丝马迹。

“黑石号”沉船在中国应该曾停靠于扬州、明州（今宁波）、广州港，并从广州出发驶向阿拉伯半岛。根据唐代宰相、地理学家贾耽的记载，唐王朝通往外国的7条主要交通线，其中最长的便是“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万公里。商船从广州起航，经越南东南部海面，穿越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经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从港口换乘小船，沿着幼发拉底河航行，可到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首都（今巴格达）[4]。这也就解释了阿拉伯商船“黑石号”满载中国商品，沉没于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的航线问题。

这条南海航线的开辟大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唐代宗年间（763-779年），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4000多艘。唐代诗人张循之曾有诗说，“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刘禹锡在惊叹之余，也留下了“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的诗句。广州当时各国商人云集，甚至出现了集中的侨居地（即所谓“蕃坊”、“蕃市”、“蕃学”等），堪称“蕃汉万家”。作为全国的外贸中心，唐开元二年(714年)，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设立专门官员管理来华船只及关税等问题，由此可见当时的对外贸易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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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石号”沉船中大宗的长沙窑瓷器应该是在扬州港完成装载出航的[5]。唐代，扬州在全国的地位无可匹敌，可以说是占据着内通大陆、外联海洋的重要枢纽地位。不仅经济发达，成为全国各地畅销商品的集散地，也拥有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前述“扬州造”铜镜不仅提供了时代的佐证，也已经明确说明其产地及性质。通过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瓷器的产地分布与“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的窑口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其二者高度的一致性和独特性，更加说明扬州港是“黑石号”漫长航线中停靠的重要一站。

讲完了“黑石号”沉船当中，占据绝对数量的长沙窑瓷器之后，下一篇我们来了解这条沉船的其他唐代货物。这其中主要为越窑、巩义窑和邢窑等北方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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