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的灵感之源-刘以鬯与他的对倒时空丨连载（第一章）

编者按：大陆读者可能很少有知道刘以鬯（读音chàng）（1918年12月7日-2018年6月8日）的。

2000年，导演王家卫从小说《对倒》中获得灵感，拍成了轰动一时的电影《花样年华》，因片尾的一行字“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将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小说《对倒》从尘封的记忆中打捞出来，使得刘以鬯和他的文学价值重回媒体和读者的视野。

《花样年华》公映之后，香港文学评论杂志《香江文坛》约稿唐冬眉写了这篇人物评论，文章发表后，刘先生对主编香江文坛的黄先生说“这个评论者懂得我”。

《对倒的时空》曾连载于《香江文坛》2002年4至7期上，共六章，近4.8万字。本公号将按章逐日发表，一起来了解这位作家和他的文学世界。

对倒的时空

——刘以鬯与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 唐冬眉

已获作者授权发表

第一章 引子：与岁月言和

那些消逝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已消逝的岁月。——刘以鬯《对倒》

2000年12月1日，香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电影《花样年华》首映式。

香港特首和政要名流在无数闪光灯的簇拥下登上那铺着红地毯的台阶，进入放映大厅。

刘以鬯和太太避开红地毯，静悄悄地从另外一条楼梯走入戏院。

光影在剧院中变换、流逝……画面最终静止在桃红背景下，银幕上出现一行醒目的白字：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

于是，电影《花样年华》让世人的视线聚焦于刘以鬯的小说《对倒》；聚焦于这个见证香港文学近百年历史并参与创作香港文学的八十三岁的老作家身上。

初识刘以鬯先生的作品还是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从蒙昧中苏醒，文艺似荒芜里萌发片片绿芽，一篇《打错了》的极短篇小说，让国人震惊。那因时间的差之分厘却失之于千里，导致人生截然不同的命运结果，岁月的偶然彰显出生命的无常。冥冥中，仿佛是一只无形的手，那么随意、偶然地安排人的命运。

岁月是什么？是阳光下儿童的欢笑？是黄昏中老人的背影？是温软如玉的女孩？还是陌路相逢的漠然？

今天，有幸将刘以鬯先生的大部分作品，如《酒徒》、《对倒》、《陶瓷》、《寺内》等他笔下的文字给文学世界和现实中的人生究竟带来多少冲击和深远影响加以评论时，视线竟被岁月的烟尘所笼罩……

刘以鬯先生的世界庞大无边。在香港文坛活跃了将近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带有香港文学里程碑性质，因为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两股激流，一股与时代的运动相融合，另一股则潜藏得更深沉，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愿望与需要，是穿透时空的，一直到现代，它还滋养着新的时代。”(见《论东方诗化意识流小说》导论，周伟民、唐玲玲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7年第一版)

然而，岁月真的是公正的评判者吗？它所呈现的纷纭和倒错，呈现出的光明与黑暗、美与丑也只有走过那些弥漫着辛酸和欢笑，浸淫着苦与乐的日子的刘以鬯才能在平淡、恬静中不温不火地说：“三十年，也不算太短的日子了。”

三十年前刘以鬯在做什么？为了生计，他除了做副刊编辑、写七八个专栏之外，念念不忘的是他对文学的探索。

在那一年里，他从获得的一枚对倒邮票上产生了灵感，写成了三十年后名震遐迩的小说《对倒》。

三十年或者说是一百年吧，一枚小小的邮票竟然演绎出如此奇妙的人间故事，真是让人感怀不已。流走于刘以鬯先生身边的如烟往事以“对倒”的真实本质，呈现在现代人的面前。

难道命定的缘分真的是那张小小的邮票吗？

是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中国邮政尚在萌芽状态，那时的朝代是满清王朝，在大清帝国的鸿雁翩飞中，一枚“对倒”“慈寿九分银”邮票，在夜空中带着某个闺阁女子的温情，抑或是早已鬓发斑白的老父的叮咛，随着进入这片古老的东方古国海域的某个港口，或是厦门或是青岛，也许就是香港的某个殖民者吧，那时的香港才被英国人占领不久，反正它带着亲人的手温，随着满载丝绸、瓷器的火轮，飘飘然去到了另一个国度……

七十八年后，1972年，伦敦吉本斯公司举行华邮拍卖“慈寿九分银对倒票”也在其中。在众多竞投的集邮爱好者中，刘以鬯以书信方式投得这枚“慈寿九分银对倒邮票”。

获得了这枚邮票珍品，五十四岁的刘以鬯高兴得用放大镜欣赏。这枚邮票珍品是俗称“慈寿”、“万寿”的纪念邮票。它发行于1894年11月(清光绪二十年十月)，纪念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是中国海关邮政的“关门票”，又是大清邮政的加字改值的票基。

该票由上海海关造册处邮票设计员德国人费拉尔(旧译棣维拉德De Villard)设计，全套九枚(六枚小型，三枚大型)，太极图水印，石版印刷。

这套邮票虽距1840年黑便士诞生逾半个世纪，但其在世界人物纪念邮票系列中向以难以收集、更难以研究而著称。

此套邮票由三种版别和六套加字改值票组成“万寿群体”不下一百余种。万寿票第一版有著名的变体票，即九分银全版(六枚)，左下角均有一子模倒置而与右与上形成横双连对倒和直双连对倒。公认系绘图兼督印的费拉尔所作的手脚，直到迩今此公此举仍受尽斥责。

但骂归骂，趋之若鹜者仍以觅到此票为荣，况且此类对倒连票，万寿九分对倒既非空前(法国第一套谷物女神西雷斯就有对倒一组)，亦非绝后(解放区江淮特区邮票中就有毛泽东、朱德第三枚对倒连票)。一百多年时光流逝，在新世纪初，这幅邮票珍品的收藏者、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感怀道：

“假如把两个邮票撕开来，就变成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它作为对倒这一条线一定要粘在一起，假如撕下来，这个邮票就不是对倒了。换句话说，它们本来也不是有什么关系，大家同是一张邮票，好像我们人一样，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们在马路上面走来走去，无所谓你我，可是它因为有这么一个联系在一起，就变成比较特别的关系了。”

由此，他想到了人与人之间：“人那么多，市民那么多，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即使不认识，之间也是有关系的。比如今天我住的这个房子，我从来就不知道当时建筑这个房子的工人是长怎样的，现在是不是还在，可是事实上我在这个房子住了这么久，这些东西都是他亲手弄上去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社会上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之间也是有一种关系的。有时他们见到的社会景象可能会一样。”

于是，一部题名为《对倒》的小说诞生。

岁月如驹，2000年，导演王家卫从小说《对倒》中获得灵感，拍成了轰动一时的《花样年华》，电影距1972年刘以鬯投得“慈寿九分银对倒邮票”已有近三十年。

三十年后，2001年6月，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特派员李慧玲采访了这位已是八十三岁的“对倒”邮票竞投获得者，他用回忆的口吻叙述了当年的心情。

引起媒体对老人兴趣的起点不是《对倒》本身，而是那部在康城影展中得奖的电影《花样年华》。因为著名导演王家卫在《花样年华》的片尾打上这样一行字：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

在《对倒写真集》前言中，王家卫解释《花样年华》与《对倒》之间的关系：“对我说，Tete-beche不仅是邮学上的名词或写小说的手法，它也可以是电影的语言，是光线与色彩、声音与画面的交错。Tete-beche甚至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

（《花样年华》剧照）

人生不就是一出“对倒”吗？“慈寿九分银对倒邮票”等了七十八年之久，终于等到了刘以鬯，等到他来成就小说《对倒》。现在这枚邮票成了刘以鬯《对倒》的封面图案；

因为有了《对倒》，才有了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也才有了三十年后风光无限的张曼玉与梁朝伟，也才有了千万个读者从电影院走出，直奔书店去购买刘以鬯的小说《对倒》。

（《花样年华》剧照）

刘以鬯，是香港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有人说他是“香港文坛的教父”，他的小说《酒徒》被评论界称之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对倒》是刘以鬯先生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但是，“三十年人家也不注意”，老人淡淡的语气中不无怨艾。

其实小说《对倒》没有电影《花样年华》那样的好运气。

在《对倒》中国文联版序言中，刘以鬯先生这样说：

“《对倒》于1972年1月18日开始在香港《星岛晚报·星晚报》连载，约十一万字，是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的动人场景。

……

“对倒”是邮学上的名词，译自法文Tete-Beche，指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用一正一负的方式写小说，会形成“双线并行发展”的另一种“双线格局”，这种写法，虽然可以充分发挥对比的作用，却不易构成吸引读者的兴味线。

香港报纸的负责人多数重视经济效益，刊登的连载小说必须有离奇曲折或缠绵悱恻的情节去吸引读者追读，像《对倒》这样没有纠葛的小说，纵有新意(至少我自己认为这是尝试性的写法)，也不可能得到报馆方面的赞许。因此，写了一百多天(每天一千字)，我将它结束了。”

1975年，也斯约刘以鬯为《四季》杂志写稿，他将《对倒》改写成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对倒》在《四季》发表后，日本二松学会大学教授本桥春光将它译成日文，收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中，李文静(Nancy Ki)将它译成英文，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译丛》(Rendieions第29-30期)。此外，香港电台电视部戏剧组将它改编为电视剧，由张少馨导演。1989年4月27日，歌德学院院长施德立博士(Dr.Erhards tadatler)发起的(中、德文化交流研讨会)曾讨论《对倒》。这是短篇小说《对倒》的命运。

长篇小说《对倒》发表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出书的机会。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首次出版。但是，“即使断版，也不考虑再印”，这是北京出版方面的想法。因为它确实太没有市场了。而它在香港就一直未出版过。

自2000年6月，刘以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必须将办了近十六年的《香港文学》(月刊)交给另外一个机构续办。”(见获益出版社出版《对倒》新版前记)失去《香港文学》后，刘以鬯先生情绪低落，内心空虚恍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在这种情况下，获益出版社提出为刘以鬯先生出版三本新书。

仿佛“看到了蓝天”。刘以鬯为此很兴奋，随即要求先出《对倒》，将长、短篇《对倒》合在一起，加上各地学者、作家的评论，结成《对倒》香港版。

《对倒》以叙事结构形式作为题目，它描写香港闹市大街上一个老者满怀忆旧情绪，一个少女满怀浪漫的世俗理想，从街道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橱窗和风景做出或忆旧的，或浪漫的不同联想，最终不期而遇地走进电影院邻座和公园的同一张椅子，相互间又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猜测。

然而，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气氛浓郁的都市，一部没有故事的小说，纵使有多么高超的技巧，艺术价值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如此重视，但在香港仍是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兴趣。

是电影《花样年华》，将人们几乎遗忘的小说《对倒》从尘封的记忆中打捞出来，让人们重新认识刘以鬯这个人和他创作的文学价值。

（《花样年华》剧照）

电影《花样年华》是一部压抑激情的电影：一个已婚的男子和一个已婚的女子，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刻骨铭心却不敢放纵自己的情感，最后擦身而过，留下终生无法遗忘的记忆。

这种刘以鬯式意识流手法：陌生人街头对行，从而产生隔代人不同心态的强烈对比的叙事谋略，实在是匠心独到的创作。

电影《花样年华》获得了巨大成功。

时间如潮水淘汰了许多没有意义的，它又将一些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从大海深处推向岸边，留待人们重新审视评判和欣赏。

2001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将大紫荆荣誉勋章颁发予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以表彰他在中文写作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对香港文学事业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

香港作协理事会为他在北角敦煌酒楼设宴恭贺席上，刘以鬯淡然地说：“这次获得特区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我不能说梦想成真，因为我从来没有梦见过要得奖，也从来没有想过得奖。”

刘以鬯从1948年独自到香港，没有经济背景，没有朋友，到今天整整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他一直是以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编辑和卖文为生的。

从1936年5月发表第一部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刊朱血花(旭华)编《人生画报》第二卷第六期)，到蜚声海内外的《酒徒》、《对倒》、《打错了》等著作。

刘以鬯半个世纪中走过的人生旅程，有痛苦——为了生存，他创作了上千万字的娱乐他人的“通俗”小说；

有欢笑——无止境地探索文学形式如何表达人类隐秘多变、多元的内心世界，而这些被他称之为“娱乐自己”的严肃小说，如前面提到的《酒徒》，被中国文学界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倒》、《打错了》等形式特异的现代主义作品在香港发表伊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刘以鬯的人生也呈现出一个“对倒”的特异情景：当初为了求得自由的创作，告别上海来到香港，最终却因了生计，而被迫放弃办文学刊物，为艺术而创作小说的理想，去写一些自己不喜欢却为他人娱乐的东西，编一些自己并不愿意看专为迎合市民阶层的杂志。

当初呕心沥血创作的《酒徒》、《对倒》并无多少人喝彩，三十多年后，却因了一部怀旧电影《花样年华》而重拾原本应有的掌声。

2002年，大陆各出版社争相出版刘以鬯的著作，他的《对倒》、《打错了》、《不是诗的诗》已先后在香港出版。

此外，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酒徒》，并列入《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北京作家出版社新出版国内版《对倒》。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刘以鬯小说自选集》。

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刘以鬯小说集》。

从一百多年前的一张“慈寿九分银对倒邮票”，到1972年刘以鬯由此启发创作小说《对倒》；

三十年后，小说《对倒》独特的艺术形式因此启发了1958年7月17日出生于上海，五岁移民香港的王家卫，导演了一出万人空巷的《花样年华》；

而电影《花样年华》的成功，让人们重新寻觅和认识刘以鬯小说《对倒》的艺术价值和创作者睿智的思想，以及他对艺术不倦的探索精神。

岁月导演了一出对倒大戏，过往的辛酸，苦痛的努力，都成为今日辉煌的见证。

如今，八十三岁的刘以鬯平和地在他居住的家中，不再做“娱乐他人”的无谓创作了。窗外有风、有云，却不关他的事。他对人谈到今后的写作计划时说，一是修改旧作出书；二是杂记文坛旧事；三是写小说与散文。

离开《香港文学》杂志社后，刘以鬯先后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月刊等报刊杂志上一连发表了多篇富有创新意识的作品。

生命在于创造，在于不停息地创新。这也是刘以鬯先生对文学的全方位的定义，也是他半个多世纪的实践。

那些不愉快的纷争，以及一年多前失去《香港文学》后的低落、空虚，都随风而去，时间是公正的法官。如今，他和岁月讲和了。

老人以淡泊的心境开始了他人生又一次创作历程。

往事，留给了他人去细细品味。这是刘以鬯先生的人生态度。我们则顺着这岁月之苍痕，在刘以鬯的对倒时空里去寻觅一个智者对生命与文学的诠释。

由此，我们进入上一个世纪中国的南部——上海——刘以鬯先生的出生地，开始追溯一个文化巨擘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