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奏响中华文化“走出去”强音

出版物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出版“走出去”的政策。2018年6月，商务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联合认定了首批13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其中，很多基地都将出版作为文化出口的重点，众多出版企业在基地建设的带动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记者在近日于无锡举办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推进会暨文化贸易政策交流研讨会上了解到，在云南昆明基地，新知图书集团在南非、斯里兰卡等9个国家建设了国际连锁华文书局，云南新华书店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云南文化贸易中心”，在20个边境口岸设立“国门书社”;在西安基地，易点天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荣信教育、三人行等一批知名企业推动着陕西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作为陕西出版业“走出去”的龙头，荣信教育已有近30个作品版权输出，畅销书品远销法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厦门基地，厦门口岸对台图书贸易稳居大陆各口岸首位，进、出口额分别占大陆市场相应份额的70%和60%，首创两岸图书展销“快闪”模式，探索建设台湾图书集散分拨中心，便利两岸人民阅读需求。

当前应如何应对我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讨会上，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出口综合部高洁分享道，作为国有出版传媒集团，自1987年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的出口业绩逐年增长，连续多年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集团“中国类型优秀文化作品输出项目”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据高洁介绍，目前公司的“走出去”业务主要涵盖三大领域：实物出口、版权贸易和数字资源出口。在实物出口方面，公司主营学术图书，对外汉语教材、教辅和儿童读物。近年来，受“纸转电”全球浪潮的影响，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规模萎缩，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在此背景下，公司创新思路，通过保市场、加大力度开拓海外新客户、开发独家产品、增强竞争力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出口贸易额稳定增长。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美国、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

从2012年开始，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发力版权贸易，以科幻、悬疑、少数民族等类型文学为重点，通过创新市场化运作方式，逐步搭建起中国类型文学“走出去”基地。公司出版的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已经输出25个语种外文版，外文版全球销量突破148万册，屡次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2013年，顺应行业数字化发展潮流，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开始涉猎数字资源出口，向全球客户提供各类中国优秀数字资源，业务发展迅速，营收呈现飞跃式发展。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有《大公报》、古籍、近代报刊、期刊论文、在线课堂、统计数据等20个数据库，订购客户有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

谈及当前出版“走出去”的形势，高洁坦言，在我国国力增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个别国家对我国文化产品的忌惮甚至排斥对文化“走出去”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因此要选定合适的产品，制定正确的输出策略。

在高洁看来，出版“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虽然进入西方市场有困难，但要保持谨慎乐观的心态，“走出去”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单个项目的成功并不是整个事业的成功，依然会遇到选题失败、营销失败的情况。尽管如此，对于出版“走出去”，高洁依然充满信心，“未来3年，我们计划输出至少近百个中文原创类型文学项目，除英文版外，涉及各类小语种版本，包括主要欧洲国家语言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我们的目标是，在国际知名幻想、类型文学奖获提名甚至获奖，被海外主流媒体广泛关注和深入报道，走进主流读者群体，讲述中国故事，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个缩影。据中宣部文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出版“走出去”成绩喜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输出版权14200项，同比增长2.7%：实物出口22625万册(份、盒、张)，金额11195万美元。

例如，新闻出版企业通过并购、合资或独资等方式，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出版社、实体书店等分支机构近400家，形成一批“走出去”海外战略支点。书架试点方案在国外设立20多个中国书架。在亚马逊开设的“中国书店”在线品种68.5万种，海外发货37万册。举办“全球百家海外华文书店中国图书展销”活动，海外发行图书700多万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3300多种图书在42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丝路书香工程资助1400多种优秀图书多语种、小语种翻译出版，中外图书互译计划推出互译图书成果150种，其中外方翻译中方图书72种。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的作品在海外成规模翻译出版，走近国际文学舞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