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拥有‘陪都’重庆难以望其项背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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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映的电影《音乐家》的名字没有起好，第一眼看去有点不明就里，会和《海上钢琴师》一类的小清新电影搞混，如果直接就叫《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可能会更好，以这位人民音乐家的盛名，显然会吸引更多的人观影。
而且，“音乐家”显然也不足以概括冼星海的“特质”，他不仅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同时也一位杰出的革命者和伟大的爱国者。
《音乐家》中原本有这样一段情节：
苏德战争爆发后，冼星海从莫斯科流落到当时为苏联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首府的阿拉木图，回国的道路被投靠蒋介石的新疆军阀盛世才阻断了，贫病交加，极为困顿。
这时国民党要员白崇禧的私人代表找到了他，表示要安排他回国。
原来白崇禧也是冼星海的“粉丝”，尤其激赏《黄河大合唱》。但冼星海想去的地方是延安而不是国统区，所以他坚拒了这位私人代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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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以顽固著称，他也喜欢《黄河大合唱》，这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这一现象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在抗战期间，尽管国民党控制着中央政权，但延安却掌握着至关重要的“文化领导权”，拥有国民党的“陪都”重庆难以望其项背的“软实力”。
因此，不仅一般的穷苦百姓、知识分子、如陈嘉庚这样的爱国侨胞都向往延安，就连国民党上层中那些有着最基本爱国情怀的军政要员也不可能不受“延安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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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资料，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脑的桂系严密控制的广西，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
1940年7月20日，21日两晚，在广西桂林市，“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在新华大戏院隆重演出，音乐会压轴的节目就是《黄河大合唱》。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群情鼎沸，反响强烈。
为配合这次重大演出。音乐大会筹备会还铅印发行了一册特刊《七·七之歌》，介绍音乐大会的演出节目和《黄河大合唱》首演，桂系的桂林市长陈恩元为特刊题词：“是抗战中激发民气鼓荡热情的冲锋号角”，数千册特刊被迅即抢购一空。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首演之后，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文化岗位》《音乐阵线》《大公报》《广西日报》《力报》等各报争相刊载消息、专稿、评论等，盛赞演出成功，高度评价《黄河大合唱》。
报道称，“观众异常拥挤，向隅者甚多，新型大合唱‘黄河’，有二百余音乐青年演唱，在桂林更属创举。”
首演成功之后，《黄河大合唱》在广西迅速传播，家喻户晓，一度成为机关、学校、歌咏团队的必唱歌曲。就连李宗仁、白崇禧培养桂系基本干部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也把《黄河大合唱》作为最重要的歌曲之一，每每在各种纪念晚会上演唱。
为了满足各界的要求，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还为冼星海出版了歌曲集单行本《反攻——冼星海歌曲集》，其中当然收录了《黄河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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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来说，国统区中似乎只有蒋介石具有特殊的嗅觉和敏感。
1941年，重庆音乐界在新生活运动总会广场举行千人大合唱歌咏会，蒋介石出席。但当演出进行到《黄河大合唱》时，蒋介石刚听了开头两段即面露愠色，未等唱完就起立退场。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是国统区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迫害演唱《黄河大合唱》的进步文化界人士的重要原因。
1949年，蒋介石逃台之后，台湾长期禁止《黄河大合唱》，直到蒋经国去世之后才在“修改部分歌词”的基础上逐步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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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创作于延安，是冼星海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的宏大气势，来自当时正方兴未艾的敌后游击战争！
1945年，冼星海在莫斯科去世时，这位不世出的人民音乐家年仅40岁。
冼星海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饱经忧患。其中在新加坡生活了7年，在法国6年，在苏联5年，而在延安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从1938年9月到1940年5月。
但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却是冼星海创作的最高峰，他许多广为传颂的作品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包括《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等。
1939年6月，冼星海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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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开始，随着八路军东渡黄河，向华北、山东开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逐渐取代国军的正面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诗人光未然亲眼目睹了敌后人民战争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激情澎湃，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这样一段——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1939年除夕联欢会上，光未然朗诵了《黄河吟》，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
1939年早春时节，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洞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随后又花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了《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主席热烈鼓掌，连声称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音乐家》对这一幕以闪回的方式做了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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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艺术再现了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敌后抗日军民正在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赞美了英勇智慧的抗日军民，讴歌了中华民族必将战胜一切敌人的雄伟气魄，憧憬了新中国的破晓，并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吹响战斗的号角。
这些情景经过音乐的表现和渲染，变成一幅幅真实而流光溢彩的画面，整个乐章显示出强大感染力。
《黄河大合唱》堪称一部无比壮丽的史诗，它鼓舞着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
而《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之所以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其中洋溢着的必胜信心驱散了国统区上空弥漫着的沉郁、压抑的失败主义低气压，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激励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冼星海在延安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这绝不是偶然的。
没有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在徐徐展开的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就不可能有《黄河大合唱》。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醉生梦死的“陪都”重庆永远不可能产生《黄河大合唱》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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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黄河大合唱》中的一句歌词“新中国已经破晓”所预示的那样，尽管此时距离解放战争的胜利尚且遥远，甚至距离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刻尚且遥远，但延安覆盖全国的文化领导权，已经预示了新中国的诞生。
冼星海宁愿继续客居阿拉木图也不愿意去国统区，坚持要先回延安，为什么？
因为陕甘宁边区是全中国最光明的地方。那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一位欧洲人访问陕甘宁边区后评价说：“他们没有奢谈‘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却有了新生活！”这里的 “新生活运动”，指的是蒋介石鼓吹的那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但蒋介石的新生活实际上就是封建老太爷的腐朽生活加上海租界十里洋场买办的糜烂生活。
“陪都”重庆的“新生活”让一切有情怀、有理想，希望中国获得新生的人都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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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的传播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文化领导权对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意义，这对今后的祖国统一、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缅怀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让我们从《黄河大合唱》再出发！共同建设一个“十没有”的光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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