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延缓志愿军攻势三个月的间谍战

1950年10月至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发起一、二、三次战役，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一线逼退至三七线附近，占领韩国首都汉城，用实力回击了美国对于中国的挑衅和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入侵。但在此之后的四五次战役，战线又从三七线附近回到三八线附近并维持至停战协定签署。经此一战，中国打出了七十年的和平以及世界第三极的国际地位，但最初中共高层拟定的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美国停止对台湾海峡的武力干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席位这三个战前目标均未实现。试想一下，如果能将最终战线维持三七线附近，或者是将汉城控制在手中，那么在和谈之时，中国手中便有足够的筹码来与美国谈判。三次战役后，中国志愿军不乘胜追击的原因很多，本文便就其中的一个小点向大家揭秘。

志愿军入朝作战，除了要面对强大的美军外，朝鲜北部地区冬季的严寒成为志愿军另一个可怕对手，特别是长津湖一战，三野最为精锐的第九兵团与包括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的美第十军硬碰硬地交手后，战场伤亡一万人，但因严寒所造成的非战斗减员高达三万人，使得第九兵团不得不在朝鲜元山地区休整。第九兵团的困境也是志愿军的一个缩影，美军强大的火力优势，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短缺的后勤使得所有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作战。其中粮食可以后方筹措，武器可以向苏联购买，但前线亟需数量巨大的药品却是难以解决，当时新中国尚无法大量生产，美国对于中国沿海的物资禁运使得外购也极为困难，仅凭香港一地爱国人士以“偷运”方式而来的药品只是杯水车薪。

1951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隐藏在印度政府内部的间谍获得一个情报，中国包租了一条挪威商船前往印度孟买，前去装载由印度政府帮助采购和提供的医疗用品，包括三整套野战医院设备、各种药品（据称“足够三八线以北的每名‘敌军’士兵注射起码三支青霉素”）、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和用具。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印度和中国同为刚刚摆脱西方殖民控制的东方大国，相互支持和同情是很正常的，而且当时中国政府并未完成西藏的解放，中印也不存在历史纠葛，印度政府提供的这个帮助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当时世界上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国际社会思潮也是偏左的，许多左翼人士志愿组织参加医疗队奔赴战区也是很常见的（如我们国人熟知的白求恩、柯隶华一般）。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许多国家航运公司都从中国撤出，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虽未正式宣布封锁中国海岸线，但许多国家不得不看美国脸色而中断与中国的贸易。挪威则是个例外，其虽是个北欧小国，但拥有一定规模的航运业，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收获颇丰。故而作为联合国成员的挪威，在遭到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参战成员国的反对情况下，依然坚持与中国的贸易活动。如果美国强行要求甚至或威胁印度或挪威来中止，不仅违背其一直宣扬的平等自由理念，还有可能使得其一手建立的联合国和脆弱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所以美国无法采用外交手段来阻止这一船医疗物资抵达中国。军事手段更是被排除在外，在公海上袭击或扣留中立国船只，是违反国际法的海盗行为，也是当年美国参加一战时对德宣战的理由。此时的美国刚刚坐上世界头把交椅，还讲究点脸面，不会在明面上自己打脸。

如果这艘船上的医疗物资顺利到达中国，志愿军将会加快恢复元气，那么便意味着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将迎来新的一波猛烈攻势，甚至直接影响整个战争成败，这是美国万万不愿见到的。因此华盛顿只能给其世界各地的情报特务机关下达一条直截了当的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务使该船所载货物不得到达敌方手中，但又明确加上一条：勿使美国政府为难。就这样，一场没有硝烟但影响巨大的间谍战就此展开，代号“TP-披巾”行动。具体行动单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下辖的驻日本东京的“政策协调局”，负责人是个美籍丹麦人——汉斯˙托夫特，美国陆军少将军衔。

先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托夫特算得上颇为传奇的经历吧。20世纪三十年代，其19岁便被送往中国，在北京学习了两年中文，便在一家带有殖民性质的轮船公司工作，后又在吉林待了八年，对中国北方地区、海岸线及朝鲜地区都极为熟悉。二战爆发后，托夫特回到丹麦，参加了抵抗德国的地下运动。但其很快发现，无法仅靠被占领的丹麦就击败强大的纳粹。于是他逃到西班牙，并与英国情报组织搭上了线。英国人看中其东亚经历，又派他到新加坡，组织当地人士为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物资的行动提供协助，其还组织了一些部族游击队来牵制日军。新加坡被占领后，其又放弃为英国工作，加入美国陆军，后被美国情报界看中，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后来他又顺利完成了一系列情报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建立一条秘密运输线向南斯拉夫游击队送去大量武器和物资，牵制了数以万计的德军，其因此获得美国荣誉军团勋章。战后他暂时放弃了情报工作，定居美国，担任一家公司的经理，但与美英及丹麦情报间谍机构都保持有联系。朝鲜战争爆发后，接受正在大肆扩张的中央情报局的邀请，去往日本东京一手组建了“政策协调局”，主要任务是：秘密政治行动、秘密心理战、秘密辅助军事行动、秘密破坏行动及经济战，还有在“敌军”战线后方被击落飞行员的躲避和逃遁计划，一旦共产党打到韩国和日本之后的特务人员潜伏计划......

总之，这位老牌间谍在朝鲜战争期间相当活跃。除了这次“TP-披巾”行动外，还开辟了一条美军飞行员被击落后的逃生线路；训练了一定数量的韩国间谍，并输送至北朝鲜境内；以韩国间谍伪装成渔船，破坏了位于黄海水面下的一条志愿军与国内通信的电缆；另外他还组织拍摄了一部讲诉被俘日军在苏联西伯利亚遭遇的电影，挑起日本民众对苏联的仇恨，成功阻止了左翼共产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发展......

回到“TP-披巾”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授权托夫特在此次行动中可动用100万美元，无须批准，并且美国在东亚的所有情报机构予以协助，各情报站站长一时都在东京托夫特这里聚集。由于美国政府的明确要求，托夫特寻求美国海空军直接参与遭到拒绝，但其还是说服了军方，由海空军提供监视协助，并派遣一艘驱逐舰在海平线之外跟踪这艘货船，并且通过无线电随时报告其具体方位。

这艘货船曾一度像是要在香港进行补给，香港站站长考克斯领取了爆炸物和特种设备回到了香港。用托夫特自己的话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在港英当局的鼻子底下搞一次破坏活动。”但这艘船并没有在香港停留，而是继续北上。托夫特再次找到空军协调，空军答应如果这艘船在停靠在北朝鲜港口，则出动战机进行轰炸，尽管其挂着的是挪威旗帜。直接出动空军轰炸这当然是最后的方案，而且如果这艘船没有驶往北朝鲜，而是在中国沿岸停靠，空军将不会参与。这个方案自然被托夫特放弃，他很快便找到另一个绝佳的方案。

托夫特乘坐“民航运输队（前身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战后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但飞机名义上属于蒋介石政府）”的飞机直飞台湾会见蒋介石，香港站站长考克斯同行。由于曾在二战中参与过滇缅公路的运输活动，并与蒋介石有过会面，蒋依然记得他。因此在托夫特提出协助行动时，蒋介石毫不犹豫，当场叫来一个王姓的海岸警卫司令说，“托夫特先生要什么就给什么。”

不久，一队国民党海军炮艇就载着考克斯和几名中情局间谍就出海了。在美国海军的通讯导航下，于台湾正北海域截住了这艘货船。国军人员接管了货船，把挪威船员单独关押，将药品和医疗设备全部转移到自己船上之后，将空空如也的货船放行，并让挪威船员以为是遭到亚洲海盗袭击。所有这一切，美方间谍人员均待在船舱之中，未曾露面。事后，所有医疗物资都被托夫特“送”给了台湾当局，而船上的医务人员的结局如何，则无从得知。

托夫特退还了那100万美元，且十分自鸣得意，“我连一个子都用不到，蒋介石包办了这一切。在他看来，“这一行动为整个中情局今后三至五年的预算提供了理由。由于使敌方的春季攻势延迟了三个月，此举拯救了大约7.5万美国人的生命。等到中国人打来时，李奇微将军已经有时间来组织他的炮兵阵地。中国人在发起进攻时，成千上万地被炮火横扫。”正是由于托夫特领衔地政策协调局在朝鲜战争中地特别情报间谍工作，使其1952年的预算达到8200万美元，设47个国外站，812名直接雇员，3142名海外合同人员，较之战前1949年扩充了近十倍。

托夫特的话其实有些言过其实，中国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后延缓攻势的原因很多，主要还是在战略上的考虑。但这次由美国中情局发动的间谍站无疑使得志愿军本就无法保障的医疗条件更是雪上加霜，许多本有可能带着胜利的勋章回到祖国的战士因此而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朝鲜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将士达十八万，正是他们以血肉来对抗钢铁的惨烈战争使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敢来轻易挑衅，中国才可以从容走上民族复兴的长路，才有了今日重回世界之巅的可能。时至今日，世界上很多人并不希望中国复兴，虽然还不敢直接的武力挑衅，但如同七十年前的这场“TP-披巾”行动的类似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工作从来不曾停止过。今日的中国不但要敢于直面和应对敌对国家发起的情报战和间谍战，同时也要重视情报搜集工作。《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明确指出”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人都阐明的道理，相信今日的我们会更加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