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隆董事长：香港政治生态问题不解决，再谈100年也搞不出房子

【大紫荆勋贤陈启宗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他活跃于中国内地、香港以及美国的政商学三界，担任着亚洲协会荣休主席及其香港中心主席，美国外交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成员，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副会长等社团职务，并于今年1月获得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首次颁发的“外交之友”称号。他曾经出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亦曾担任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为该机构董事会第一位华人成员。

由反修例示威引发的香港社会风波至今已持续百日，社会秩序大受冲击，街头暴力成为常态，法治权威严重动摇。为了不让东方之珠蒙尘，全国各界都在探索维护香港现有地位和国际声誉的途径。有人提出香港政治乱象的根源是民生，特别是住房问题，只要解决好民生问题，政治危机便会有化解的希望。香港当前的问题可以套用法国“黄背心”危机的解决办法吗？

带着这样的问题，观察者网总编前往香港，在恒隆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宗先生。采访文稿经整理分为三部分，本次刊登的是第一部分。】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9月4日在香港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观察者网：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在世界发达经济体里是垫底的，基尼系数是排前列的。所以内地关心香港的人士普遍认为香港问题的内因在于贫富差距、住房困难等民生议题。可是街头激进抗议者的五大诉求与百姓民生的需要毫不相干，也就是说香港人碰到的问题和街上喊出来的诉求是两回事。对此你怎么解读？ 香港特区政府有没有可能像法国政府对待“黄背心运动”那样，通过对话妥协与抗议者达成和解？

陈启宗：说香港问题的核心是民生问题，这个观点绝对错了。民生问题是一个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但绝对不是核心问题。昨天（9月3日）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访问香港提出一个观点，即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都在增长，但美国收入较低的50%的人的平均收入没有增长，因此便产生了特朗普。香港贫富分化的情况和美国有点类似，跟房地产价格畸高有相当一部分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关系。要知道，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也有同样的民生问题，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演变成社会政治危机？1997年6月30日楼价创新高，人们为什么没有上街闹事？

电影《一念无明》里的香港“劏房”，香港有20余万人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归根结底，香港有一批人的“政治基因”跟内地的中国人不一样，这一小部分人从根本上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但没有不认同大英帝国的政体。他们认老外，不认中国人。可以说在回归之后香港一直没有根本解决，或者说根本没有解决这批香港人对内地政治合法性的认同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在一些暗势力的操纵下还在恶化，因为以前港英时期为了去除香港人的国家观念——这个话题待会再说——殖民地教育是去政治化的，也就是，本来普通香港人是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英国人走之前突然把“政治”放出来了。这些年来教育掌握在泛民派手里，香港被他们搞的高度政治化，炮制出一种反中国的身份认同。

现在好多人——特别是我在内地的朋友——以为民生问题是导致当前困境的核心问题。甚至许多内地朋友在香港待了二三十年，可由于他们从小形成了思维定势，不自觉地就会套用到香港上来，这样认识香港、解读香港，会得出不正确的答案。民生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可以解决、可以妥协的。但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跟香港完全不一样，法国那是民生诉求，香港现在是意识形态斗争。历史上，意识形态斗争就好比政治、宗教冲突，有得妥协吗？没有。香港问题的核心如果仅仅是贫富悬殊这么简单的话，早就解决掉了。但这个问题的根，在香港的政治生态。这一点你们不要搞错。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内地的朋友误读香港的情况。

我最近在内地住了几天，跟不同的朋友聊天，有人质疑说香港问题都是你们房地产商搞出来的。我虽然是房地产商，虽然住在香港，也一直关注香港房地产，但我已经差不多20年没有在香港买过什么土地，基本算是退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局外人了，所以我说话还算是比较客观吧。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罪过都推到香港房地产商的头上，这倒不是我为朋友们说话，我承认香港房地产商有几个缺点，第一，私心太重，社会公益心不够；第二，除个别人外，大都对政治真是一窍不通。把问题都归咎于房地产商头上，恐怕是弄错了。

还有人说香港房地产商阶层控制了政治。这简直是笑话。可能有个别人很有政治手腕，但其他大多数房地产商哪里懂什么政治？8月13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在报纸上登了个声明谴责暴力和破坏行为，对这个没有政治意识的群体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郑永年教授不久前在一次对话里批评香港房地产商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只知逐利却不承担政治责任。可你怎么能指望一群连政治观念都没有的人去承担政治责任呢？何况现在房地产商在香港社会上不再受到普遍的尊敬，说话没有人听。这和1997年以前那个大家“向钱看”的年代不一样，那时候谁钱多谁就能得到尊敬。这个格局在回归之后早就已经改变了。

按理说房地产原本不应该成为香港的社会弊病。1997年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上任就宣布了“八万五”计划，就是说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套。要是真的这样做，现在香港就不会出现住房难的问题了。但不幸的是，香港7月1日回归，7月2日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董先生的计划落空。可这件事即便当时做不了，早晚还是应该做的，对不对？但结果后来也没有做。香港房价贵到让人负担不起，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土地供不应求，我认为有这几方面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香港特区前特首梁振英2018年曾表示，当年“八万五”计划的流产与反对派不无关系

首先是香港泛民派。20多年以来，每逢该卖地的时候，泛民派就出来阻挠，不该卖地的时候，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却呼吁政府快卖地。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经济考量，而是政治原因。他们不但逢中必反，逢香港特区政府也必反。这样一来，香港房地产市场就被泛民派给搅乱了。

当年董先生要卖地，但不幸遇上亚洲金融危机，卖不了也没办法。曾特首上任时非典危机已经结束了，到了2005年左右应该卖地了吧？结果还是不卖，到了他任期最后一年才迫于压力开始卖地，前面几年卖地面积是零。为什么发生这样不合理的事呢？主要是因为个别房地产商私心太重。其实当时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里大部分人都希望政府卖地，可就有个别人叫政府不卖政府就真不卖，大家呼吁也没有用。所以这也是今天问题的一个原因。

第三方面就是当初阻挠政府卖地的那几个人。梁振英先生是地产专家，他是懂行的，上世纪80年代上海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招标文件是他亲笔帮助起草的。2012年他上任后愿意卖地了，结果因为之前15年的遗留问题，他要卖地却卖不了，填海又不准。

梁先生没法卖地还是因为来自泛民派的政治阻力，泛民派不是误判房地产市场，而是故意要增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另外梁先生要卖地也影响了好多人的利益。我曾经在业界内部的饭局上听见有人大骂梁先生，就因为他要卖地。当初他还没上台的时候，香港这些人极力阻挠他上台，他上台之后就极力想把他弄下来。

同样，林郑月娥女士上台后，也在卖地的问题上做了不少的努力。她从前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对房地产非常了解。而且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看，梁特首和林郑特首都是相当有社会主义价值倾向的人，他们都想努力消除社会贫富差距，改善民生，让百姓安居乐业。他们都尝试过，两个人加起来试了七年，可就是搞不出土地来。

香港土地供应专责小组2018年报告显示，香港建设用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4.3%

其实香港的民生问题解决起来没那么复杂。许多人不知道，香港有个世界少有的土地资源，它41%的土地是郊野公园，只要拿2%的土地出来，另外39%还保持原样，就可以解决住房问题。现在全香港已经盖了房子、修了路、建了桥的土地只占24%左右，其中住宅的比例就更小了，只有7%而已。只要从郊野公园里拿出2%来，就能新增约10%的住宅用地。

内地许多朋友说香港可以拿出更多土地来，可两任特首都是强势的人，他们努力了七年都做不到，只抓住眼前民生问题有什么意义？香港政治生态问题不解决，再谈100年也解决不了土地问题。什么民生艰难、房子太贵太小等问题，根子都在香港的政治生态上。特区政府陷入了香港政治沼泽里，要抽干这个政治沼泽当然不容易，但是问题的根在这个地方，也必须面对。未来香港的社会结构，包括政府架构，恐怕也都需要有勇气去改革，才能走出困境！

（未完待续）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