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篇」越剧源流（下篇）

【解放后发展与辉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范瑞娟提议上海越剧界向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8月10日~9月中旬，在大众剧场举行联合大义演。参演剧目有《杏花村》《梁祝哀史》及传统剧折子戏等。越剧老一辈艺术家将演出所得的17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志愿军空军部，使得名为“越剧号—鲁迅战斗机”由此诞生。

1951年3月，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在此期间，上海的三十几个、浙江的七十几个专业越剧团，也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人、改戏、改制的工作。当年国庆节，范瑞娟在北京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同时为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全国政协开会时，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范瑞娟并谈话。上海越剧界此举受到上海市文艺界抗美援朝支会致函表扬。

1953年4月24日，徐玉兰、王文娟所在的总政越剧团跨过鸭绿江来到抗美援朝志愿军中。先后在64军、36军、34军慰问演出，又在板门店协助战俘遣返工作。在完成使命即将回国时,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授予徐玉兰、王文娟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总部给徐玉兰、王文娟各记二等功一次。

1953年底拍竣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一时，在香港创造了票房记录；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此片被周恩来多次用来招待各国政要和记者，被赞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国际舆论对红色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怀疑由此冰释。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亦源出自越剧唱腔。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扩大了越剧在国内外的影响，捧红了一个剧种。

1954年正式建立浙江省越剧团
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发挥了国家剧院示范作用。此外，一批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如“芳华”“云华”“合作”“少壮”等也很活跃，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1960年5月，上海越剧院作曲项管森于写《越剧唱腔研究》一稿，稿中对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陆锦花等6人（尹桂芳已调去福建而未列入）的唱腔特点作了分析，称之为“流派”。1962年4月，该稿被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定为“戏曲音乐讲义”油印成册，并在同行中流传。之后浙江越剧团周大风则将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尹挂芳、戚雅仙等6人的唱腔，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写成《越剧流派唱腔》一稿，油印成册，后在198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2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摄制完成的电影《红楼梦》在80年前后取得2亿票房（那时票价也就2毛钱左右），12亿人次观看，可谓空前绝后。自此，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传唱大江南北。
1964年，浙江的戏曲音乐专家——贺仁忠，芦炳容，周大风，陈献玉等，根据浙江著名演员自己独有的，又明显区于“上海六大流派”的唱腔风格，对外公布——浙江省有四大女小生越剧流派：即陈佩卿派、毛佩卿派、金宝花派、高爱娟派，以及周大风创立的，浙派越剧男女合演中基本男调。

20世纪50至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越剧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至60年代初，越剧已流布到二十多个省市，影响日益扩大。

【文革时陷入低潮】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越剧受到严重的摧残。一批著名演员、创作人员和管理干部，受到迫害，越剧被迫停演。

【文革后越剧复兴】
文革后，越剧得到复兴。1977年、1978年和1981年，越剧在线相继创作演出了男女合演的《忠魂曲》《三月春潮》《鲁迅在广州》，塑造了现代史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的形象。在文革中被迫解体的区级越剧团，也部分得到重建，恢复了艺术活动。

80年改革开放初，全国专业戏曲界首次恢复评奖制度，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84年前后，浙江越剧界掀起小百花热潮，上海越剧界的青年越剧演员在各种广播、电视大赛以及上海市青年演员会演等活动，也纷纷脱颖而出。越剧评论家李惠康于1990年3月9日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发表《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此文发表后，在上海、浙江、江苏乃至北京等戏曲界、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上海文化艺术报》为此特辟专栏，陆续选发来自各地的文稿展开讨论。沪、浙越剧界还为此联合举行大型研讨会，对越剧的新老交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越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艺术思想更加解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在创作演出上，题材、风格更加多样化，二度创作更致力于吸收现代艺术的成果，进行大胆的探索。

2006年3月27日上午，杭州召开中国越剧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由此正式拉开纪念越剧百年序幕。庆典活动还包括越剧百年纪念碑揭幕仪式暨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奠基仪式；中国越剧百年高峰论坛；精品剧目招待演出和部分优秀剧目展演；“越剧百年·越剧故乡行”系列活动；“越剧百年·经典越剧影片回放”活动；越剧百年·群众文化活动等。整个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份在绍兴举办的“中国越剧艺术节”。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等献演了经典剧目。

2006年5月20日，越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6年7月24日由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越女争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在上海逸夫舞台开赛。此赛事分上海、杭州、绍兴三大赛区。

【走向世界】
越剧在影响遍及全国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盛誉，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1953年摄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电影被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放映，扭转了当时西方世界盛行的“共产党不要文化”论。
1953年春，徐玉兰、王文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文工队，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子弟兵演出和做交换战俘的服务工作，获朝鲜劳动党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和志愿军司令部给予的二等军功章。

1955年6月19日，由上海越剧院组成的中国越剧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同年7月2日起，在柏林、德累斯顿等地演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观看了《西厢记》的演出，并上台接见演职员。7月24日，为驻德苏军演出。7月30日，离开柏林，赴苏联访问演出。中国越剧团在苏联明斯克、莫斯科演出。8月15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别尔乌辛等，观看了《梁祝》的演出，观后在剧场休息室接见了剧团的同志，伏罗希洛夫还亲手把一束束鲜花分送给被接见的剧团同志。9月9日，在莫斯科演毕《西厢记》后，苏联方面将“惊艳”一场摄成电影。9月10日，离开新西伯利亚回国。中国越剧团对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演出’进一步扩大了欧洲人认识中国戏剧丰富性的艺术视野。民主德国和苏联文艺界盛赞《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充满人民性”的“美妙的抒悄的诗篇”。

苏联戏剧评论家胡波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爱情的诗》评论文章，称赞中国越剧“能够抛弃许多过时的、陈腐的、使民族戏剧停滞的东西，而保存美好的、悠久的、贯穿着真正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文化的优秀的有活力的传统……在越剧中得到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发展”，并说《西厢记》“以真正的音乐性、美感……内在的旋律，令人人迷”。戏剧评论家卡巴列夫斯基在《真理报》写了《古老文化靑春》评论文章，赞扬越剧“善于把古典歌剧最丰富的悠久的传统同现代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爱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形式”。塔斯社一则消息中说观众称赞《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位德国作家在《晚报》上发表文章说，“人们虽不通语言，然而能懂得一切，它能在无法分割的一瞬间，使人们的心坎里感受无比的欢欣和无穷的悲愤，这是何等的艺术杰作……我见识了完美的艺术，它是那样的简洁而真实，如同人类心灵的镜子。”

1959年2月17日至4月3日，根据中越文化合作协议，由上海越剧院组建的中国越剧团赴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在河内、海防等9个省市演出28场，观众逾20万人次。

1959年、1961年上海越剧院分别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从60年代初开始，上海越剧院、卢湾越剧团、静安越剧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演出，受到港澳同胞热情欢迎。上海越剧院还曾赴新加坡、泰国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1960年12月23日至1961年1月26日，上海越剧院以上海越剧团的名义，首次赴香港演出。

1961年7月14日，由中共浙江省委主办，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在杭州饭店招待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总理陪同观看，观后会见了徐玉兰、王文娟。金日成主席当面邀请该剧访问朝鲜。8月17日，由上海市委外事处主办，上海越剧院徐玉兰主演的《打金枝》，在友谊电影院招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9月8日至10月18日，应金日成首相邀请，上海越剧院二团以“中国上海越剧团”名义，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朱光任团长，袁雪芬任副团长，章力挥任秘书长。其中《红楼梦》特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演出。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领导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以科兹洛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观看了演出。10月下旬，中国上海越剧团访朝演出归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团人员。又偕同齐燕铭、王昆仑，陪同剧团同志参观北京清朝恭王府遗址。刘少奇、周总理均看了汇报演出，并上台接见演职员，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底至1963年1月中旬，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上海越剧院徐玉兰、王文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朝鲜唱剧《红楼梦》的排练进行辅导。金日成在首相府接见徐平羽、徐玉兰、王文娟，并合影留念。

1964年10月7日，由上海市外事处主办，上海越剧院演出的《打金枝》（吕瑞英、陈少春等主演）和《母子会》（徐玉兰、周宝奎主演），在友谊电影院招待以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10日，上海越剧院二团97人参加了金山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吴琛、徐玉兰、王文娟等均参加，为时8个月。

20世纪50至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在浙江由于较早实行男女合演并侧重演现代戏，出现了一批优秀现代剧、近代剧，如《五姑娘》、《争儿记》、《山花烂熳》、《斗诗亭》、《杨立贝》、《血泪荡》、《金沙江畔》等。古装戏的创作、整理改编也为数不少，如《胭脂》、《泪洒相思地》、《灰阑记》、《庵堂认母》等。根据外国文艺改编的有《沈清传》。还移植改编了一批来自兄弟剧种与话剧的优秀剧目。其他省市如南京的《柳毅传书》、《南冠草》，武汉的《毛子佩闯宫》，天津的《云中落绣鞋》、《文成公主》，西安的《红梅阁》、《状元打更》等，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优秀剧目。

“文化大革命”后，剧目创作上有所开拓和创新，突破了戏曲不能表现领袖人物的禁区，上海越剧院、南京市越剧团以男女合演的形式，创作了具有探索性的现代剧《忠魂曲》、《三月春潮》、《报童之歌》、《鲁迅在广州》等剧目，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领袖和伟人的舞台人物形象。20世纪80、90年代，从中央到各省市，都频繁举行戏剧节、艺术节、调演、会演等戏剧活动，如浙江确立一年一次的创作年会，两年一次的戏剧节。在这些活动中设立了剧本创作奖以鼓励创作，同时一些编剧为振兴越剧辛勤耕耘，因而这时期新编剧目空前增加。如在浙江，古装戏有《五女拜寿》、《汉宫怨》、《唐伯虎落第》、《金殿拒婚》、《红丝错》、《西施断缆》、《梨花情》等；近代、现代戏有《小刀会》、《强者之歌》、《重婚记》、《巧凤》、《金凤与银燕》等。在上海有《汉文皇后》、《光绪皇帝》、《血染深宫》等历史剧；南京有古装剧《莫愁女》等。1997年始温州市“南戏新编系列工程”成效显著，《荆钗记》、《洗马桥》等一批名剧推向了社会。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还不断创作摄制了《秋瑾》、《天之骄女》、《汉武之恋》、《大义夫人》、《沙漠王子》等一批优秀越剧电视剧。

越剧流派包括剧目、唱、念、做等各种艺术因素，集中体现在所塑造的典型艺术形象中，其中，唱腔所具有的独创性最强，特点最突出，影响也最大，因此人们称之为流派唱腔。然而，唱腔虽然重要，流派却并非仅指唱腔，更包含舞台表演艺术等多重内容。通常同一剧目不同流派演绎会有不同风采。

毕派：
毕派由毕春芳创立。毕春芳擅长演喜剧，她发声清脆且富有弹性，音域较宽，善于唱法的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她吸收了范派和尹派的唱腔精华，袁派的表演技巧，融汇贯通自成一格。

范派：
范派由范瑞娟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范瑞娟戏路较宽，她的嗓音实、声宏亮、中气足、音域宽、范瑞娟十一岁进“龙凤舞台”科班，先学花旦，后改学小生，由于刻苦用功，加上嗓音条件好，很早就显露艺术才华。1938年1月来上海后，广泛吸收各种艺术营养，勤学苦练，练就较为宽厚的音色。
在唱腔和表演上，她继承了越剧前辈小生竺素娥的朴实的风格，并博采众长，尤其是学习京剧马连良、高庆奎的运腔特色和唱腔因素，融化于自己唱腔之中。她能自如地运用丹田之气和头腔共鸣相结合的发声方法，中低音厚实，高音响亮有力，使唱腔凝重大方，富有阳刚之美。
演唱追求刚劲的男性美。她是[弦下腔]的创始人之一。范派的特点是朴素大方，咬字坚实，旋律起伏多变，带男性气质，阳刚之美。

傅派：
越剧花旦流派之一，由傅派由傅全香创立。其主要特点是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表演充沛，细腻有神，有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魅力。唱腔上借鉴了京剧程砚秋及昆曲,评弹的演唱方法,尖团音规范分明,真假嗓结合演唱,润腔华彩,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

金派：
金派是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创立的越剧旦角艺术流派。金采风是一位风采别具的性格演员，她的唱腔继承袁雪芬流派，并吸收了施银花、范瑞娟、傅全香等各家精华，音色圆润，味浓情挚，自成一格。她擅演大家闺秀，唱腔婉转回荡，吐字清晰，运气自然、富于韵味。

陆派：
陆派由陆锦花创立。她擅长扮演儒生、穷生、巾生。他的演唱不尚华丽、不喜雕琢、朴实清丽、自然流畅。

吕派：
吕派由吕瑞英创立。她的唱腔在质朴细腻、委婉深沉的袁派基础上，增加了其绚丽多彩、雍容花俏的唱腔。她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

戚派：
戚派是戚雅仙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戚派唱腔善于通过特征音调的变化发展，赋予传统老戏特殊的色彩，比如《梁祝》和《白蛇传》是越剧的骨子老戏，大部分越剧演员都会唱，但戚派唱这两出戏由于特征音调贯穿其中既充分抒发了人物的感情，有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色彩。
戚派代表作有《血手印》中的王千金、《玉堂春》中的苏三、《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王老虎抢亲》中的王秀英等。

王派：
王派是王瑶卿创立的京剧旦角艺术流派，是清末以后传人最多、流布最广的旦行流派。王瑶卿是京剧花衫行当的创始人，他集前辈旦行艺术之大成，进行革新创造。
王文娟博采众长，追求创新，逐步形成了自然流畅、平易质朴、情意真切的风格。
开扩了旦行演员的新道路，促进了旦角与生角并驾齐驱的发展，成为京剧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从艺、授艺60年，世称王派。

徐派：
徐派又徐玉兰创立。她吸收了绍剧粗犷悲壮的特点，京剧刚健、坚实的技巧，又融合了越剧早期小生唱腔中朴实、淳厚的因素，形成了自己华彩俊逸，洒脱流畅，奔放高亢，感情炽热，曲调大起大落，跌宕明显的特点。

尹派：
尹派是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尹桂芳扮相俊美，表演朴实，高雅脱俗。她继承了施银花、竺素娥的部分唱腔，组织曲调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唱腔醇厚隽永，洒脱深沉。她咬字清楚，听来优美舒展、明快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别具风格。她的表演朴实而不呆板，聪颖但不轻佻，潇洒而不漂浮，尹派的特点深沉隽永，缠绵柔和。

张派：
张派由张云霞创立。其唱腔的主要特点是：曲调细腻婉转，深情意浓；音色柔和甜润，韵味足。

袁派：
袁派由袁雪芬创立。在越剧唱腔艺术发展史上，袁雪芬是个重要的代表人物。1943年，她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尺调腔]，把越剧唱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越剧的所有流派都是在[尺调腔]基础上发展并丰富起来的。袁雪芬创立的“袁派”对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里派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袁派唱腔的风格是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

越剧流派唱腔由曲调和唱法两大部分组成，在曲调的组织上，各派都有与众不同的手法和技巧，通过旋律、节奏以及板眼的变化，形成各自的基本风格。特别是起调，落调，句间、句尾的拖腔，以及旋律上不断反复、变化的特征乐汇和惯用音调等，更是体现各流派唱腔艺术特点的核心和关键。在演唱方法上，则大都集中在唱字、唱声、唱情等方面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通过发声、音色以及润腔装饰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韵味美。有些细微之处，还包括着不少为曲谱难以包容，也无法详尽记录的特殊演唱形态，却更能体现各流派唱腔的不同色彩。

越剧流派的魅力在于艺术上的独创性和鲜明的个性，由于各艺术家的师承、条件、特长、情趣不同，即使同一个行当，演同一个剧目中的同一个人物，唱同一段唱腔，不同流派的艺术家也各有独创，使艺术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艺术处理各有特色。

比如，袁雪芬与傅全香在同一天进同一个科班，向同一个师傅学戏，都是旦角，但两人的嗓音不同，戏路不同。袁雪芬主要演青衣、闺门旦，傅全香主要是花旦。承传的来源不同，袁雪芬主要是受王杏花的影响，傅全香主要是受施银花的影响，以后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她们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塑造的祝英台形象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特色。袁派注重追求内在的美和性格的纯真，寓热情于含蓄之中，傅派则比较明朗活泼，表达感情的方式，尤其是唱腔有较大的起伏跌宕。

再如，尹桂芳和徐玉兰都演出《红楼梦》，都在戏中饰演贾宝玉。以《宝玉哭灵》这段唱为例，尹派深沉隽永，旋律多在中音区迂回。如泣如诉，有时旋律骤然上跳，如异峰突起，使人有九转回肠之感。徐派则高亢响亮，犹如满腔悲愤之情喷涌而出，唱腔旋律起伏很大，唱法上柔中寓刚，悲中含愤，吐字发声别具一格。正是由于两种流派各有独创性，艺术形象才各有生命。

越剧选段欣赏 : 【孟丽君】
何赛飞，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中国大陆女演员，国家一级演员，越剧表演艺术家。
相信没多少人认识何赛飞，但如果看过《大宅门》的杨九红，或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扮演三姨太梅珊的演员，必定留下深刻印象，她就是何赛飞，因此角色而在影视界一举成名，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何赛飞苦练京剧，举手投足都透着京剧味，使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会是一位越剧演员。

何赛飞1982年考入浙江岱山越剧团，1983年调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985年毕业于浙江艺术学校戏曲表演专业，工青衣、闺门旦。师承张云霞唱腔，韵味浓郁。她扮相秀丽，表演深情，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著名演员，也是著名影视演员。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85年入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员、中国戏曲表演学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委员、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浙江省京昆联谊会理事。中国民盟盟员、浙江省第八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