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珍珍：无尽行愿 天意晚晴

102岁的陈珍珍先生现在仍保持每天5点钟早起诵经读书的习惯（陈起拓 摄）

人物简介

名门淑贤，学苑达者。陈珍珍先后任教于泉州西隅学校、培英女中、厦门觉华女子佛学苑、福建佛学院。上世纪80年代兴办泉州佛学苑，亲任首位苑长并执教至76岁方退休。慈心善愿，数十年内为闽地佛教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历尽艰辛编刊《弘一大师全集》。曾主持泉州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开展各种纪念活动；佐兴南安杨子山大慈林及朱文公祠，影响深远。

□记者 颜瑛瑛 吴拏云实习生 陈榆萍/文

（除署名外，本期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陈珍珍先生在清源山弘一法师舍利塔前

——————————————————

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清

清瘦的身影，

清癯的面容，

清雅的气质，

清切的谈吐。

与她对坐，真所谓如沐清风。

看着她，你会想到另外一个人

——弘一大师。

《天意幽草晚晴时》·余险峰

泉州培英高中1943年毕业班暨全体师生留影（后排从左第一位为陈珍珍）

1.您出身于泉州西街一户书香门第，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和启蒙教育的情况？

陈珍珍：我出身于泉州西街一个世代书香的大家庭，祖上奕世科名，至少“采泮池之秀”。我的曾祖父是四品朝议大夫，伯父是最后一位光绪寅科举人。伯父学问渊博且思想进步，是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以开明绅士膺选泉州市人民代表、福建省政协委员，也是省文史馆馆员。外祖父家亦然，家母幼受庭训爱好吟咏。家父早年出洋赴印尼、菲律宾谋生，慈母懿范画荻，晨昏之际，常授以诗词，至我能背诵为止。我6岁开始学诵《千家诗》，启蒙老师即是慈母。那时因童稚无知，仅能朗朗上口，不解其意。伯父也常在饭后茶余教我们吟诵诗词。家庭环境的熏陶使我对古典文学尤其诗词很感兴趣。只因天资迟钝，未获成就。余之家族，兄弟姐妹中颇有同好者，每于饭后茶余辄相与唱和吟咏，时而议论品评诸名家之诗风，时而探讨穷究其意境。如李商隐之《无题》，或说为爱情诗，亦有视若隐约表白心曲之政治诗，孰是孰非，在“无人作郑笺”的情况下，唯有各持己见，悬而未决。

我家虽属传统大家庭，所幸长辈们没有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陋习，姐妹侄女中有几个是留学生、大学教授。我后来虽也步入杏坛，教书授人，但比起同辈来说，成就渺小，不值一提。不过，数十年来，自己潜心摸索人生真谛，倒也甘之如饴。

2.您一生亲聆弘一大师两场开示，然而正是这两场开示，让您在花样年华作出为佛教奉献终身的决定。能否说说当时的心历所感？

陈珍珍：我中学时代是在一所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女子中学读书。我们的班主任黄仁慈是一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女教师，她是一位基督教徒，但却很景仰弘一法师（即弘公）。有一次弘公正在泉州承天寺讲经，这位老师就告诉我们：“有一位任过高等师范大学教授的艺术大师，出家后称为弘一法师，最近在承天寺讲经，我带你们去听听。”同学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认为老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何以去听佛教法师讲经？但都乐意去。我们全班有40余人，学校离承天寺不远，我们便步行前往。

当年我才14岁，还是个思想幼稚的女孩子。只见讲台上正中坐着一位慈眉善目，风度高雅，仪表慈祥，穿着僧衣的法师，讲着一口标准普通话。因弘公生长在天津，又是音乐家，讲经时声音特别好听。讲经堂的秩序庄严肃穆，令人感到一种净化人心的气氛。我第一次见到弘公，在童稚的脑海中就产生了对大师的美好印象。

第二次听弘公开示是在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厦门已沦陷敌手，我随母校迁入山城永春县，以避日寇轰炸。弘公那时驻锡于永春普济寺。这年我的班主任王新民是一位基督教牧师的儿子，他是齐鲁大学毕业的，很有学问，也很敬仰大师。听闻弘公在普济寺修持著作，就带我们全班同学一起上山拜见大师。

弘公不住正殿的僧寮，而是住山坳里一座简陋的三开间平屋，佛教称此为“茅棚”。经寺僧通报后，弘公同意接见，还亲自来为我们开大门。那天正值农历五月初六，天气已很热，弘公赤足穿一双罗汉鞋，身穿一件有补丁的麻布僧长衫。其仪表高高瘦瘦、飘逸修长、庄严凝重，但面目却带着慈祥的笑容，一见令人肃然起敬。同学当中有很多人之前在承天寺已拜见过弘公，但那次是远远地坐着听他讲经，这次则是靠在他身边听他开示。他讲：“青年学生最重要的是勤奋好学，遵守国法校规，热爱劳动，珍惜物力。”时值抗日战争期间，所以大师语重心长地说青年学生要懂热爱自己的祖国，没有强盛的祖国，就无法安心求学，等等。大师在对我们慈悲开示之后，还送我一些佛学书籍。

过去我知道弘一大师即李叔同先生，读过他的诗词，尤其是他为世界名曲谱写的歌词，清新隽永，意境深邃，令人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但自从拜见过大师后，特别是第二次拜见是站在大师面前，全神贯注聆听大师开示，真使我如渡迷津而登觉岸。返校后，我连夜读完大师所赠佛学书册，尔后每逢寒暑假都到佛寺借佛学书籍，特别是有关弘公的著作（包括诗词）全部读得烂熟，受大师伟大超凡拔俗的人生观和崇高思想境界熏陶，此心已向佛，再也不和同学们到教堂做礼拜。课余必阅览佛学书籍，已自称虔诚的佛弟子。

我毕业以后曾在培英女中担任几年教师，但随即产生要全身心投入佛门的想法，遂经兄嫂的哥哥介绍拜性愿法师为师，成为其在家佛弟子。由于当时性愿法师身在海外，这次拜师先是允于口头，还未举行皈依仪式。但远隔重洋的性愿法师却为我寄来皈依证。到1948年恩师受邀回国到厦门南普陀寺传授三坛大戒，才在厦门太平岩为我举行皈依三宝仪式，为我开启了菩提之道。

年轻时代的陈珍珍（后排中间者）

3.1987年，您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兴办了泉州佛学苑并担任第一任苑长，这所学校与弘一法师有着怎样的因缘？

陈珍珍：1934年1月，弘一法师在承天寺参加佛七法会，与性愿法师共同发现闽南带发修行的女众（弘一法师为其嘉名“梵行清信女”）虽精进修持，道心坚固，然文化水平较低。为使得她们了解佛法义理，更好地如理行持，他们便共同商讨出家女众佛法教育计划。后来在会泉、转尘两位长老的支持资助下，终于在承天寺首次举办“晋江梵行清信女讲习会”，这是闽南佛教女众佛法教育的开始。

说到泉州佛学苑的“前身”应追溯到数十年前，闽南佛教耆宿性愿法师独资创办的觉华女子佛学苑。性愿法师为泉州南安籍，德高望重、品学兼备。1948年，他于厦门太平岩兴办了觉华女子佛学苑，专招闽南带发出家的女青年。当时学苑分甲、乙两班，甲班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乙班相当于高小。觉华女子佛学苑当时聘请同安陈延香居士任苑长，我主持教务兼教文史课程，另聘柯心治、万德馨等居士来教梵呗、佛学课程。翌年（1949年秋）佛学苑迁至泉州铜佛寺，由我主持教务，学众大概60多人。1955年，又由泉州城内迁址南安石井清水岩，师生们开荒垦殖、半耕半读，过着清苦的学修生活，一直维持到1966年，寺院方才解散。所幸在十年“动乱”中大家都保有一种共同的愿望：有朝一日，因缘成熟，学苑恢复，好让闽南带发出家的女青年有受教育的机会。泉州佛学苑即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4.复办学校在当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佛学苑的初创过程是怎样的情形？

陈珍珍：上世纪80年代初，几位弘法海外的闽籍法师，如菲律宾的瑞今长老，新加坡的妙灯、广净、常凯诸长老，以及香港的元果长老，鉴于闽省虽已先后创办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但招生对象基本是外省或泉州地区以外的学生，“闽南菜姑”前往求学的极少，因而诸长老倡议创办一所程度相当于中专的佛学苑，专门培养“闽南菜姑”。于是1987年夏季，在泉州市宗教局鼎力支持下，市佛教协会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复办筹备事宜。后佛学苑正式复办，称“泉州佛学苑”，由我出任苑长。

当时经费有限，无力兴建校舍，幸得圆拙、妙莲二长老挺身而出，大力协助，借得泉州北峰金粟寺当作校舍用。由于校舍问题，学苑一直到1987年11月才正式开学。元果法师特地由香港赶来主持首届开学典礼。第一学期共招收64名学生，内仅一名建瓯籍，其余全是闽南籍带发出家女青年。学制初定三年，1992年以后改为二年制，分别为预科一班、二班。课程设置以佛学为重，同时为适应时代需要，还兼修社会上普通中学部分课程。第一学年须奠定文化基础，除教语文、政治课外，还授历史、地理、英语、数学、书法、音乐等课程。

金粟寺的寺内建筑早年破损不堪，经简单修缮，西侧作教室，东侧作办公室，中间供奉佛祖菩萨作礼佛场所。学员宿舍安排在大殿东厢的一排护厝内，这些小屋低矮潮湿，每间十几平方米要住进8个人，十分拥挤。教室经常漏风漏雨，暑天又像蒸笼般，热得透不过气来。“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年春天，教室经常被斜风横雨吹得无法上课。办学虽因陋就简，但大伙学习的精神劲十足，泉州佛学苑就在这样的筚路蓝缕中创立了起来。

陈珍珍家族于西街宅邸留影（后排右二为陈珍珍）

5.泉州佛学苑曾经闻名于国内佛教界，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乃至国外，是什么样的办学理念、教学方式令人向往？

陈珍珍：本苑董事长妙灯长老倡议我们应办成“内典世学医方明”兼而有之的一所佛学院校。“内典”即佛教典籍，“世学”指世俗除医学外的一切学问，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医方明”指医学，佛家提倡的慈悲救世的资生技术。另外，诗词教学也是本苑的一大特色，后来苑内培养的学生中不乏诗词造诣精深之人。

弘一大师在世时，经常书写如下条幅赠送广大墨宝爱好者，其一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其二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大师亦为晋江草庵撰联：“草积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体现大师无时不刻在系念现实众生的恼热疾苦和祖国的盛衰安危。泉州佛学苑的苑训“清高勤苦”即来自于弘一大师的告诫，告诉我们既要葆有清正的道德品质，还要有刻苦修行的实践精神。

近代高僧大德都提倡“人间佛教”，就是以人生为本或以人为中心的佛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也曾提倡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协的指导方针。我们办学也以此为指导，鼓励学生多做些利益众生的事业，即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办学过程中，我们特别增设了中医课程并请资深老师执教，以便学生毕业后回到原寺庙或在当地佛教协会及其他慈善机构服务，可为寺中老幼及远近群众治疗一般常见病。

陈珍珍高中时的笔迹

陈珍珍筹划出版的《弘一大师全集》（陈起拓 摄）

6.佛学苑复办之后又含辛茹苦经历多次搬迁，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带领大家一路走下来的？

陈珍珍：佛学苑从厦门太平岩至南安清水岩已搬迁四次，1987年复办后，好不容易借金粟寺作校舍办学，不料翌年夏天又因他们要重建寺舍而被迫迁离。在原泉州市长王金生先生的帮助下，我们暂借承天寺一处闲置房屋作校舍。承天寺当时也在复建中，佛学苑需在竣工后搬出。1990年9月，我们又面临续办或关门的存亡关头。此刻假如没有不为阻力所难倒的坚定意志，和为佛教培养人才的强烈事业心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肯定灰心丧志，关门了事。“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行精神，支持我勇往直前，渡过一切难关。

此时主要有三股力量振奋和激发着我们的精神。首先是身处新加坡的本苑董事长妙灯、妙净二长老，一再来信鼓励并在经济方面给予支助；其次得到王老（王今生）的热心支持，让令人挠头的校舍问题有了永久的着落；第三是乐意为泉州佛教界培养人才的老师们的鼎力相助。如陈广存教授常说：“佛学苑是泉州市的一块‘净土’，能为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大部分教师在校舍修建听课的过程中都耐心等待复课，没有应其他校聘请，这种爱护学苑的精神实在可嘉，我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数迁”过程中遭受的打击、中伤、劳瘁、艰辛等所造成的心理失衡随着佛学苑蒸蒸日上而逐渐抚平。逆境是良师，弘一大师也常告诫学人，凡事不可求件件圆满，所以他老人家很欣赏龚定庵的七言绝诗：“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这“心缥缈”“余情绕”都是不圆满的表露。我们就是决心在这个不圆满的简陋的条件下，为办好佛学苑而全力投入，以不辜负海内外诸大德长老的殷切期望。

7.您登临杏坛数十载，对于教育事业应该有很深刻的理解，怎么定义“好的教育”呢？

陈珍珍：一圃新绿，需要辛勤耕耘的园丁，日日给予细心浇灌，才能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培养出优秀人才，前提是要有一群品德高尚、学问渊博、教学认真的教师，方能达成这个目标。正所谓“良工不示人以璞”，一位能工巧匠必能把璞雕琢成一块美玉。

泉州佛学苑经历初创、停办、复办三个阶段，虽历尽艰辛，然历来重视师资力量，历届聘请许多优秀法师、教授、高级讲师授课，这才培养出海内外诸多优秀人才。

弘一法师常告诫学子们：“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意即知识分子应以道德品质为重，其次才谈学问。执鞭杏坛也是一样的。余很感激在泉州佛学苑任教时，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老师，大家为办好学苑全心投入，让学员如坐春风、同沾教益。

陈珍珍先生发表在《泉州晚报》创刊号（试样）上的诗词

陈珍珍诗词、楹联创作笔记

8.您与一代佛学宗师、书法大家赵朴初先生（人们尊称“朴老”）也有着很深的交情，能否说说你们之间的往来？

陈珍珍：我第一次拜见朴老，距今已近70年了。那是1952年春，在佛教学者陈海量居士的带领下，我和另一位朋友在上海玉佛寺见到了久仰其名的朴老。朴老慈祥地跟我们谈论佛教文化教育事业，鞭辟入里的一席话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1981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朴老偕夫人陈邦织第一次来闽视察。时值元宵灯节，泉州城内热闹非凡。一些诗词爱好者在开元寺两廊贴满诗词，颂赞社会新气象。开元寺东西双塔挂起数不清的彩灯，蔚为壮观。朴老见此景，喜赋七绝两首：“放大光明双宋塔，花灯如海竞新奇。平生看遍鱼龙戏，不及今年元夜时”“管弦和雅听南音，唐宋溯源大可寻。不意友声来海外，喜逢佳节又逢亲。”翌日，泉州市佛教协会和开元寺联合在寺内客堂举行欢迎朴老莅临泉州视察座谈会。我也参加接待工作。会后，我也不揣谫陋，赋七言律诗《欢迎朴老会长莅泉视察》一首呈朴老指正：“久慕清才射斗牛，神州物望仰嘉猷。前身合是维摩诘，此世犹尊释贯休。借哭三尼讥魍魉，也吟片石付春秋。温陵有幸迎耆宿，翰墨流芳孰与俦。”

我很喜爱朴老的墨宝，经常为泉州寺院代向朴老求对联或匾额，但自己却除他老人家先后给我八封亲笔信（有的用他的书斋名称“无尽意”制作的玉版宣纸信笺，有的盖私章存意给我收藏）外，未敢求一幅中堂或楹联留念。不料此行来泉返京不久，即托人捎来一幅中堂，字数达82字，录王荆公《皈依三宝赞》。这是朴老对我的厚意。

此后遇有佛教内难解决的问题，我便奉函请教朴老，他老人家虽在百忙中，也常拨冗惠赐亲笔信，每次拜读这些信，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9.1991年，《弘一大师全集》问世，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整理大师文献的权威性著作，为我们研究弘学提供了最扎实的基础文本。约20年后，您在耄耋之年又策划、组织对《全集》修订，使《全集》更加圆满，这项工作几乎占据了您大半生的时光，能否说说个中经历？

陈珍珍：一念弥坚，方得众缘成就。由于景仰弘一法师崇高伟大的德业，我皈依三宝，誓言追随大师的道路。在大师圆寂后，我每晨必在大师遗像前虔求老人在常寂光中赐给我智慧和力量，有朝一日因缘成熟，要为大师出版全集。

当时出版费用预算达50万元以上，是笔巨资，实在不易筹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三次远涉重洋，赴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等地募集助印资金。由于大师的德业昭昭，一呼百应，妙灯、广净等长老率先乐助巨款，不久诸大德也纷纷解囊，短短半个月内，筹集到一千一百部的印费，遂解决了资金问题。与此同时，收集、整理弘一大师资料的工作也同步进行着。为了不使全集有沧海遗珠之憾，举凡弘公驻锡过的地方，我们都派专人前往蒐集墨宝等资料，包括大量书法、金石及其他图片。主要资料取材自泉州开元寺“弘一大师纪念馆”，亦有部分内容是通过购买私人藏品搜集来的，甚至连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手迹也收集到了。

1986年夏，我为弘公出版全集的倡议首先得到当时泉州市委统战部的支持。我即把自己的设想向圆拙老法师申述，圆拙是弘公的亲炙弟子，自然很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于是我立即开展工作，请对弘公素有研究的沈继生先生主持编辑工作，同时函请在北京的研究弘公专家林子青老居士出任主编，礼请赵朴初先生任总顾问，均蒙惠允。朴老对弘一法师也是备极尊崇的，他曾在《弘一大师》一书的《弁言》中写道：“近代中国佛教，自清末杨仁山居士倡导以来，由绝学蔚为显学，各宗大德，闻教明宗，竞擅其美，其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钦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朴老要我务必排除万难，完成这一重大工程，他还慨然允诺为全集题签。

1987年，编辑工作全面开展，经过五年有余的艰辛编纂，终于使盼望已久的《弘一大师全集》问世了。全集共800余万字，是一部多学科、多卷帙的鸿篇巨制，它倾注着我们大量的心血，特别是年迈的林子青老居士、沈继生先生和庄炳章先生，劳绩尤著。更使我们感激的是朴老和圆拙老法师，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频频垂询，关怀备至。正如泉州前市长王今生说的：“《弘一大师全集》能够在泉州编成，为国内外佛教界、文化界所注目，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骄傲。”

这部巨著问世之日，我心情无比激动，感到此事的成功不虚我此生了。

《全集》出版后，海内外陆续发现了大师不少文稿、手迹，对大师各类著作的编集、辑补、整理的书籍颇多，但书画作品也有赝品出现，因此我决定出版《弘一大师全集》增订版。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陈祥耀教授的协助下，增订版终于在2010年问世，也算实现了弘一、性愿二位老法师的遗愿。

10. 继承弘一、性愿二大师梵行清信女教学的遗愿和“以彰先哲，嘉惠后学”编撰《弘一大师全集》的任务，是您一生中最执着、最有成就感的两件重要之事，有“愿”须有“行”来助，您如何理解“愿”与“行”的关系？

陈珍珍：我从小就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因为自己爱看书，有书读，所以弘一大师和先师父为闽南梵行清信女办学的主张深得我心，很早就发愿要尽我所能为此事奉献到底。出版《弘一大师全集》亦是如此，我从小就熟读大师的著作，由于敬仰他崇高伟大的德业，我正式皈依佛门。在大师圆寂之后，又立志为他出版全集。这个“愿”看似我个人的“愿”，实则应该归功于大师的人格魅力。每当我所行受阻的时候，弘公的精神便成为我内心强大的力量和支持。

大师以德感召，众人一呼百应。我一生中所做的努力，除了我个人的坚持，与众人的辅助是分不开的。当年我到海外募款，两个月内募集到1100部（《弘一大师全集》）的印费，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当时国内的“万元户”都是很稀缺的，可以想象50万元是多么大一笔巨款。

这里我还要说说泉州。正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具备材料、人才、财力这三个条件，才能完成这件大事。全集的大多资料来自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做具体编辑工作的人是对大师研究有素的泉州人；海外带头输资的大德法师也是泉州籍或在国内时长期驻锡泉州的。我很赞赏老市长王今生说的话：“《弘一大师全集》能够在泉州编成，为国内外佛教界、文化界所瞩目，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骄傲。”我自己也曾七言律诗一首咏颂此事的成功：

寂灭香光逝水流，尘封遗墨几春秋！

不因舒指窥明月，焉得凝眸望斗牛。

东塔毗尼兴坠绪，南山律学赖重修。

韦编已获刊梨枣，缘此名城著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