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疫”：白玉兰的春天

来源:海外网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性大城市，上海浦东与虹桥两个机场的境外载客流量人数占全国境外载客流量的60%以上。上海，已成为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线，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气神，垒筑起一道道严丝合缝、比肩联袂的钢铁长城。

“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有两架来自意大利和伊朗的航班马上要进站……”

“上海已经准备完毕！”“江苏准备完毕！”“浙江准备完毕……”

这是3月初以来，在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内，几乎每隔几十分钟就要出现的一幕幕紧张而有序的场景。

“现在我们就是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线，虹桥、浦东两个机场每天光承接来自疫情重点国家的航班就达数十架次、人数最多时高达上万人！”机场内，穿着防护服的上海海关防控人员一边气喘吁吁地奔跑，一边翻着“地勤日志”介绍说。

“想一想也够惊心动魄的：本来我们上海到了2月下旬就已经连续好多天新增确诊病例为零了，哪想到2月26日宁夏发现了1例自伊朗输入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在沪时间长，活动轨迹涉及86名密切接触者，我们得立即对这些人进行医学观察和集中隔离。”上海市疾控应急处负责人黄晓燕说，“也正是第一个境外输入病例的出现，把我们上海一下推到了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线。要知道，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每年光从国外入境的人数就达8000万人次，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重要的‘空中国门’！”

黄晓燕眼睛瞪得大大的，说着地道的上海话，“侬代阿拉告诉全国人民：放心好了！阿拉上海保证为大家守牢国门！”

自3月初以来，我一直在上海的“国门”前沿采访，所见所闻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位上海老乡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

一

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气神，垒筑起一道道严丝合缝、比肩联袂的钢铁长城。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性大城市，上海浦东与虹桥两个机场的境外载客流量人数占全国境外载客流量的60%以上。它已成为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线。

“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严防死守到底，绝不出现一点漏洞！”上海人发出庄严誓言。

“欢迎回家！”从韩国大邱市来到浦东的崔先生在飞机落地后的第一时间，听到中国防疫人员进机舱说的这第一句话时，激动地举起双手跳了起来。

“请问先生您是从何处来？来之前到过何处？在上海干什么？”

“我是韩国人，但我是回家来的！我孩子十几岁了，是在上海出生的，我和夫人都在上海工作十几年了！”崔先生用熟练的中文说。

“好。我们先给您测体温，然后请您填写入境信息卡。如果没有合适的口罩，请换上我们为您准备的新口罩……”这是入境后，身穿防护服的机场海关防控人员向崔先生等机上乘客提出的几条要求，而后在查询其护照及登机前几天的“活动轨迹”之后，根据不同国度疫情情况及乘坐飞机前往中国之前的活动情况，在其护照上标贴“红”“黄”“绿”不同标识。

车轮滚动，向浦东新区某酒店行进。在约40分钟的路途上，崔先生细数了一下自己出机场的整个过程：过了十多道“关口”吧？他那颗悬空的心平静了一半。其实，他还并不了解全部：那些普通境外来客在出关时，同样需要经过边防海关、航站楼和上海市中心转运等3道严格的检查程序。

“我真的回家啦！”崔先生打开自家房门的那一瞬，高呼了起来。

“崔先生辛苦了！我们还有几件事请您配合。”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一，请社区医生测温和遵守相关居家隔离要求，因为你来自疫情重点国家，需要在家隔离14天；二，隔离期间，在生活方面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可以委托我们社区和志愿者来帮忙做；三，隔离时需要每天向我们报告你的身体情况。”

“行！只要你们说到的，我都会做好！”崔先生爽朗道。

然而并非所有入境者都像崔先生那样顺利。而无论哪种情况，上海防控线上的工作人员都能做到既理解宽容，更认真耐心并一丝不苟地按照防控要求严格守好每一道关口。

这是3月初的某一天下午4时左右，虹桥机场一下来了数架从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和美国飞来的航班。五组海关防疫小组6名工作人员穿着臃肿的防护服再度出现在刚刚打开的机舱，而此刻，他们已经连续六七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上一回厕所了！

3月12日，上海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从3月13日零时起，所有中外人员，凡是在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有过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和美国等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实行14天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上海同时对所有疫情严重国家（地区）的入境者实施100%的流行病学调查。入境者必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如有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疫情传播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3月14日一早，上海市卫健委通报：13日上海新增确诊病例4例，均为从意大利回国的中国公民，其中1例为上海人，3例为浙江人。

二

“流程”暖意融融。你有说得出的缝隙，我有拿得出的纳米级匠心。

“是花木街道吗？我是机场转运中心，现在通知你们：你们的联洋小区和牡丹小区有2位从俄罗斯来的意大利入境者和3名从韩国来的客人，要在半小时后到达这两个小区，请你们立即组织接应和防控准备。”13日夜晚，驻守在浦东机场T1航站楼的浦东新区转运组的几位工作人员自3月5日入驻机场以来，这已经是第七个通宵达旦了。

自3月5日以来，上海全市组织了万人队伍，开赴浦东与虹桥两大“国门”前线，筑起了“总指挥-总联络-驻场指挥-驻场工作组-各区县（包括周边省市区指挥部）”五级组织运行体系，而后又分设“海关-航站-安保-医疗-物资-转运车场-特殊旅客安置”等十多个职能队伍，形成“国门”口的战“疫”体系。

与此相配套的是各区县也针对所属地区内承接的疫情重点国家来的入境者管理，对应设立了“指挥部-转运中心-治疗中心-集中隔离酒店-街道转运站”等防控运行体系，而这一系统连同街道与社区人员有近十万人，他们每天24小时，全天候地工作着，组成了防止疫情境外输入的一道密不露缝的防线。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都清楚：从海关和机场到各区县、到入境者所居住的小区，也许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然而这一过程中稍出一点差错，后果将不可估量。

花木街道下面有个联洋小区，是浦东新区第一个“国际社区”，在此居住的外籍人士达16000多人。这段时间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从疫情重点国家回来的居民。

“你们能保证小区的防疫万无一失？用什么来保证让人放心呢？”采访花木街道防控指挥长、花木街道党委副书记李嘉宁时，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我用大数据回答你。”这位年轻的街道防控前方指挥长从容地打开他的“宝贝”，如数家珍地告诉我：“武汉疫情暴发后，我们街道就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我现在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我们街道管辖的范围内，每一个社区、每一栋楼房、每一个楼道和每一个单元里，在哪个方位，房子结构是怎样的，里面住了多少人，每个人的年龄和性别，他们是常住居民还是租户、外籍人还是本地人，他们最近是在家里呆着，还是在外工作……我们街道掌握，小区的居委会掌握，防控小组掌握。如果他是隔离人员、外籍人员，那么我们还知道他是哪国人，何时来此，当天的身体状况如何，甚至每日的体温和生活供应情况、垃圾处理如何，等等，只要你说得出的事，我们都可以从大数据里找到。”

“也就是说，每一个可能和可疑的疫情，均在你们掌控之中？”我问。“对的。”李嘉宁说。

“没有衔接上的任何缝隙？”我问。“当然有时会有，但我们会及时采取措施堵上，确保真正的滴水不漏。”李嘉宁说，有一个隔离者已经居家隔离12天了，但按照市防控领导小组新颁布的规定，她需要被集中到区一级的集中隔离点。可是这女士身边有一个才两个多月的婴儿，我们动员她去集中隔离点时，她就是不去，说再坚持三天就到了隔离结束时间，现在去了她孩子谁管？这样的情况确实很特殊。居委会书记一次次亲自上门做工作，但就是做不通。

“必须守住这一环，不能让这里漏出一滴水！”居委会的小丁书记白天派人在这位女士门口坚守，晚上由他亲自值班。小丁书记在人家的楼道里蜷缩着身体，连续度过了3个漫长的寒冷之夜，一直等到这位女士隔离完毕并报平安时才撤了“夜班”。

“就在前天深夜一点左右，我正好在这里值班，突然接到联洋小区居委会蒋冬梅书记求助，说他们地段医院接到市里通知，要他们马上在小区内找出前一天从伊朗经俄罗斯到浦东的一例确诊者的两名伊朗籍密切接触者，并将其护送到区集中隔离点。可是地段医院的医生到小区门口后，保安不让进。我抄起电话就与联洋居委会的几个职能部门协调，又马上派出街道防控队员前往小区协助行动。当120救护车把这两名密切接触者送走时，天已蒙蒙亮了。但到了早上，听说‘昨晚有伊朗患者被拉走了’的信息后，许多社区居民着慌了。我们街道干部立即将那两名密切接触者的活动轨迹，在小区内进行了公示，又详尽介绍了那例确诊者的相关情况。小区居民这才放心。”花木街道防控小组副指挥长张晓山向我讲了另一个故事。

在上海，像花木街道所在地的联洋国际社区有十几个，有些小区的外籍居住者比中国居民还多。如何防控，是整个战“疫”最艰难、最繁琐的工作，甚至有些看起来很小的生活琐事，有可能就是一个“漏水”和“裂缝”的环节。

“我们有办法。”李嘉宁说，“在所有的小区内，尤其是外籍人士居住的国际小区，我们对所有居住者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每栋楼、每个楼道，都设了楼长和楼道长，他们负责每座楼宇和每个楼道居民的生活所需与防控事务，细到对每个单元、每个居住者一天的吃喝拉撒归档入表，哪家哪人提出吃的披萨、喝的咖啡，来自哪家商店、哪个品牌，我们都能掌握！”

“有这么神吗？”“是这样。”李嘉宁自信地告诉我，“因为我们的所有居委会和小区在这之前已经通过调查并根据外籍人士的生活习惯与爱好，准备了足够量的生活和食物清单，他们在隔离和正常生活的日子里，基本上都按照我们提供的‘菜单’所需购置。而小区的物业、快递员、保洁员、保安等，还有巡逻员，都是24小时值班。”

“如此大的工作量，谁能担当得起啊？”我觉得不可思议。“党员、干部和小区的居民们呀！”李嘉宁说，“在疫情紧急时刻，我们街道和居委会的所有干部都冲到了前线，几乎都是从大年三十坚守到现在，没有一个人下过岗位。”

“这段时间，我们人手越来越不够了。社区就先在党员中、后来又在普通居民中请大家申报志愿者，结果一下有3000多人报了名。于是我们就将这支队伍编排成上千个防控小组，每个小组由党员领队，他们编班排队，分配工作任务，成为最接地气的小区防控城墙。”李嘉宁说到这里，嗓门突然哽咽起来，“我们培花社区第九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薛梁英，是个‘80后’好青年，战‘疫’拉响不久，就倒下了。遗体告别的时候，街道和居委会的许多干部想去，可又不能前往，最后只有我和另一位街道领导为小薛送别。”

李嘉宁的手机响了，他站起身接电话，“市里说我们这边又发现一例被确诊的浙江籍入境者，跟他同一架飞机回来的人中有我们街道好几个人，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隔离。”李嘉宁急忙朝楼下奔去。“这些日子，几乎天天这样，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冒出新的疫情来。”留下继续接受我采访的张晓山说。

我手机上一条信息是市府防控部门的朋友发来的，他告诉我，市领导刚刚给各区和两个机场的负责人开会下达“军令状”：疫情境外输入越来越严峻，上海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为2400万市民守住“城门”，为14亿中国人民守住“国门”，绝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漏洞。为此，特别提出要“严格依法防控、联防联控，措施要精准，流程要优化，预案要周全，工作要细密。确保环环相扣，无缝衔接。”

我给这位朋友回发一句问话：可不可以向上海以外的海内外朋友转达你们说过的一句话：“上海可以让大家放心？”

“当然！我们上海一定而且保证能让大家放心！！！”他马上回答我，并且加了3个感叹号。

三

“上海是有温度和温情的国际化城市，所以我们愿意把家、把心都留在这里！”

多数人到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虹桥。因为它是上海最大的交通枢纽，年客流量达4.5亿，平均每天有123万多人次路过此地。虹桥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块国际招标批租地、第一批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之一、第一家国际级专业展贸中心等等“中国第一”。

3月12日，我来到这里。现在它正式的名字叫“虹桥街道古北国际社区”，居住着外籍人士28000多人，其中韩日籍占60%，欧洲人士20%，其余为港台人士。“我们古北社区居住的外籍人士数量在全上海最多，他们分别来自60多个国家，所以有‘小联合国’之称。”正带领街道干部和志愿者在古北社区帮助防控工作的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介绍说。

一到社区门口，就遇上了给我测量体温的一对韩国父子。“这里是我家，家里有了事，就要出来帮帮忙。”文先生语气中带着真情，“我们韩国前阵子疫情严重的时候，上海朋友包括我们古北社区的人听说后，通过我和其他居住在这里的韩国人支援大邱市等地方。现在我们古北社区面临的防控任务重，我就跟儿子一起报名参加这里的志愿者，每天出来值几个小时班，很开心，也很骄傲。要感谢中国，感谢上海，给了我们一个安全幸福的家。”

“这个小包叫‘防疫融情包’，凡是居住在社区内的居民人手一个，一进门就可以知道如何做好自我防疫。”“80后”的荣华居委会第一书记盛弘，递给我一只小包。“‘融’代表的是我们古北社区荣华居委会的意思，‘融情包’则表示每一位居住在这儿的人只要按照里面的每一项提示，就可以正常防疫和正常生活。你看，它有不同语言。”

我打开小包，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由虹桥街道所在的上海长宁区政府致全体外籍人士的一封温暖的“疫情告知书”，上面写着上海市自3月3日起对来自境外疫情重点地区和国家的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要求，以及隔离期间的相关事宜和隔离人及家庭在医学、自检和生活等方面的联系电话。最后有句话很温馨：“让我们共同守望、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希望您安全度过隔离期。”这是上海人民给每一位来沪的外籍友人送去的一个“感情包”。

“上海是有温度和温情的国际化城市，所以我们愿意把家、把心都留在这里！”负责这个国际社区的上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方耀民是香港人，到这里已33年了。方先生说：“我不仅见证了这个社区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最长时间地感受了上海人民对我们的温暖之情。这些天从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地区回来的人告诉我：眼下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安全、更放心。”

“仅凭一个感情包是远远不够的。用我们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的话说：你还得每天靠一双腿去跑。”盛弘指了指身边的社区医院医生张梦娇说，“你问问她现在一天跑多少步？”

瘦弱的张医生羞涩地说：“2万到2万5步吧！”张医生她们是穿着十多斤重的防护服在小区各栋和各个楼道里上下奔跑呵！

“必须这样，而且你还得提起精神来跑。”张梦娇医生告诉我，“3月3日上海第一天开始对境外疫情重点国家实施隔离后，当天我们负责的社区就有280人从韩国和日本回到这边社区，这么大的工作量从前没有遇到过。社区医院50个人全部出动，挨家挨户去核对和做好上门防控服务，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花半小时以上。后来作了统计，这一天我们共上门169户，对365人进行了防控相关医务工作。那整整十几个小时里，我们既不能脱防护服，又不能吃饭，上厕所也不行，所以得戴尿不湿。”张医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对我们来说，最初碰到的困难还有语言不通，只能靠临时现学的几句‘塑料英语’去跟外籍人士对话，常常一怕时间拖得长，二怕出差错和误会，所以格外累人。这两天古北小区共有516名境外人士需要做医学观察，我们现在是安排10个医生每天负责上门两次对他们进行检测。”张医生说。

袁艺是TEC驻上海的运营官，她所在的单位专门帮助来沪外籍人士在上海“建立一个远离家乡的家”。袁小姐给我讲了一件事：在春节前后上海疫情吃紧时，TEC机构主席Linda Painan(中文名徐凌娜，新加坡华裔）亲自到一些国家采购口罩，准备捐给中国，但发现这些国家基本断货。她便火速赶到印尼，通过熟人购置了10万只口罩和1800只白血病儿童患者医用口罩。当时多数国家通往中国的飞机已停运，徐女士又亲自护送这批口罩运到新加坡，在机场交给正在登机的一位朋友带到上海。

这批口罩对当时的古北国际社区非常重要。听到虹桥街道干部们赞扬和感谢时，袁小姐说：“要表示感谢的是我们，因为首先是上海让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幸福安全和美满的大家园，所以我们TEC和所有外籍人士又在这里建了自己的小家。我们越来越感到：家在上海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这就是今天的上海，处处安全有序，春暖柳绿，白玉兰争相开放。（何建明）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03月21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