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陷阱（1）

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

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

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

其中，仅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就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这一期，我们将连载一下华为任正非极力推荐的《美国陷阱》，揭露美国的丑恶嘴脸，

觉得好看的朋友们请点转发，我会视转发量和点赞量决定是否继续更。

-------------------------------------------------------------分割线-----------------------------------------------------------

1.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也无法呼吸。我是一只被捆绑的野兽，也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困兽。

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我几乎要被熏晕了。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道极小的裂缝。透过裂缝往外看，我隐约看到一个阴暗的院子。我听到各种噪声、争吵声、尖叫声，以及不间断的狗吠声。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喝过水，又饿又渴。自从在飞机上听到那条简单的广播后，我的生活便发生了剧变。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

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报了一条听起来无关痛痒的消息。空姐的声音虽然温柔，但却宣告了一场灾难的降临：“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

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长达24小时的飞行，现在已筋疲力尽。

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点整。驾驶员对飞行计划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这条广播在飞机到达机场时响起。

难道当时我丝毫没有起疑？虽说已经习惯了各种长途飞行，但是因为时差，我头昏脑涨。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

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这位年轻的空姐却满脸尴尬。机舱门已经打开，她胆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一个女人、两三个穿制服的人，以及两个穿便服的人。那个女人礼貌地跟我核实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飞机。几乎在我说出姓名的同时，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并将它按在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

我非常震惊，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束手就擒。后来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没有下飞机，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拒绝下飞机呢？若是在我连一只脚都没踏上美国国土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这样轻易逮捕我？我一声不吭地就服从了。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帮了他们大忙。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还在国际区域——机舱出口的舷梯上也属于国际区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片刻之后，我回过神来，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

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这几句话，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只能跟着他们，在两个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的看管下，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走了几米后，我意识到，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梦幻。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当时我一直确信，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经过查证后，案件就会真相大白，一切仍会照常进行（近年来，肯尼迪机场发生的这类误会与日俱增）。

我的“警卫”直接把我带进了一个小房间。我很了解这种地方，在这里，美国当局会对可疑的外国人的护照进行仔细检查。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鉴于法国的立场——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拒绝参与美军的行动——我们一群法国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机场等候很长时间，直到美国官员同意让我们入境。

今天，检查的速度加快了。两名查验人员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我的身份证件，然后将我带出机场，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我是他们要的“实实在在的客户”。这并非像在某些荒诞故事中，某人被误认为是某个强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至少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为什么呢？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又做了什么？

我无须花太多时间反思我的经历。就个人生活而言，我绝对无可指责。另外就是我在阿尔斯通的工作。即便这种粗暴的逮捕可能与我的职业有关，但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我曾参与这个项目，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来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当初合同谈判似如烟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这太久远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这是我们的惯例。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可以确信——汽车正在驶向曼哈顿，我越来越焦虑，开始费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往事——阿尔斯通聘请的两位律师曾短暂地对我进行了一次询问，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他们认为我遵循集团的所有程序规定，没有任何错误，无须任何惩戒。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不错的晋升，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此外，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全球总裁！全球总裁现在却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谁能想到，我仅仅因为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亚项目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我又不是阿尔·卡彭[1]！就连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内心深处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各种解释，想象着各种可能导致此次被捕的情节。调查人员把车停在了路边。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位探员罗恩和罗斯——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觉得我“人还可以”。我还算走运。

“皮耶鲁齐先生，您很冷静，既没有喊叫，也没有挣扎。您也很有礼貌，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是不多的。我们打算给您一些奖赏。”

很简单，他们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已经僵硬的双臂贴在膝盖上，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了前面。这看上去没什么，但经历过这种不适的人都知道：与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相比，这种姿势舒服多了。今晚交通还算通畅，我们花了不到40分钟就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门口，汽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下车后，我们面前出现了第一部电梯。探员命令我走进去，但却要进去后背对着电梯按钮，他们对此进行了特别说明，而且一副极为认真的神态。我看着他们，有点儿摸不着头脑。1999—2006年，我在美国工作了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现在我的疑问是：我真的要走进这部电梯吗？

“这是一项安全规定，皮耶鲁齐先生，”罗恩解释说，“您没有权利看我们按了哪个按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我们不会让您知道您被带到了哪个楼层，或者在哪个办公室接受审讯。”

我被带到一个神秘的楼层。通过几扇装甲门后，我们进入一间简陋的办公室。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墙上伸出一根长长的铁杠，警卫用手铐把我铐在上面。他们让我独自待了一会儿。突然，门打开了，一位探员走了进来。

“早上好，皮耶鲁齐先生。我叫塞思·布卢姆。我负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阿尔斯通腐败案的调查，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塔拉罕项目。我现在能说的只有这些，几分钟后，负责调查的检察官会亲自来审问您。”

说完后，布卢姆平静而有礼貌地离开了房间。

2.检察官

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车里时，我还不愿相信这一切。那些早已是陈年旧事，和当下的利害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印度尼西亚的那个魔鬼案子——苏门答腊岛的塔拉罕发电站项目——又找到我头上了。2003年，这个发电站项目开始招标的时候，我还未到新加坡任职。当时是印度尼西亚项目招标初期，我们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竞争。当时，阿尔斯通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甚至濒临破产。这笔合同尽管看上去利润不高（1.18亿美元中只有6 000万属于阿尔斯通），但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这座发电厂，虽说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却能够提振公司的声望。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我在等候检察官做进一步解释时，思绪回到了2003年，当时我们为拿下塔拉罕项目付出了太多心血。我无须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在某些国家，行贿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表面上不被允许。而且我知道，阿尔斯通曾经求助于两个中间人。当然，他们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认，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刚回忆起那段时光，门就打开了，在布卢姆的陪同下，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有35岁，又瘦又小，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我感觉他简直就像个暴发户。他用机关枪似的语速开始夸夸其谈：

“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这次讯问由我负责。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1]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按美国法律规定，当时贵公司早已收到相关通知，却仍然违背承诺，自2010年起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一条都没有！”

他看上去很愤怒。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诚然，我是一位管理者，但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我……”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继续想的时间。

“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

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

“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来对付阿尔斯通及其管理层。我们很清楚您在阿尔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项目中的位置。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尤其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先生。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这就意味着您不能与他们取得联系，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

不，我不明白。但也可以说，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此时的我还完全没有把时差倒过来，我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还一直戴着手铐，铐在这根铁杠上，任由他们摆布。我到底需要明白什么？他一直含含糊糊，只是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正当他努力地让我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尔斯通为高层管理人员举办的培训会上。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讽刺，其中的内涵只有参与过的人才会懂。培训会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这一行的法律风险。法务专家交给我们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电话号码——一旦我们被捕，就拨打这些电话。其中就有凯斯·卡尔的电话，他是我们集团的现任法务总监。法务专家在会上叮嘱我们，要随身带着这张小纸片。另外，如果我们不幸要面对法官或者警察，那也永远不要违反培训会上三令五申的两条原则：第一，什么都不要说；第二，给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打电话，他会立即指派一名律师来到这位不幸的员工身边。这两条原则我牢牢记住了，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就执行起培训会上法务专家叮嘱我们的准则。我不能不通知我们的法务人员。

我向检察官解释：

“请您听清楚，我从未被逮捕过，我也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

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立刻试着联系集团法务总监卡尔。巴黎此时是凌晨5点，电话无人接听。但是，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和他原本约定第二天在康涅狄格州的温莎见面。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

“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

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检察官出去后，两个探员开始搜身，并且对我手提箱内的物品登记造册。我仍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权利，因此犹豫着要不要给我的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但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何必让她担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诺维克表现得再怎么面目可憎也无济于事；他再怎么振振有词，说阿尔斯通正遭受着长达3年的反行贿调查，说集团对美国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说集团对各种质询充耳不闻，说集团装傻充愣……通通无济于事。这些我都不信。更准确地说，我也不想去信。我的信念足以刻碑为证：我毫无保留地相信，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在来纽约前的几个星期，我还和柏珂龙共进晚餐。他邀请我和几位在亚洲工作的集团领导，一起去新加坡参加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的地点是个传奇之地——滨海湾金沙娱乐城，这是新加坡最热门的酒店。这座酒店闻名遐迩。那是一座令人一见倾心的建筑，在57层有一个宏伟的露台，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舰船上突出的船艏。集团法务总监卡尔也在场。这倒没什么新奇的。数年来，阿尔斯通在亚洲发展了大部分的能源业务，以至于柏珂龙正计划把集团总部的一部分搬迁到新加坡。2012年底，集团刚刚多租了一层楼，用来容纳来自巴黎的一部分员工，柏珂龙也频繁地来新加坡。于是集团里谣言四起，说首席执行官正在考虑将阿尔斯通的税务注册地址迁至此地（这是完全合法的）。确实，新加坡的税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20%，还没有算上税收减免），而且阿尔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沃特·凡·韦尔士在2013年初开始考察这座城市，以求为柏珂龙找一处“行宫”。他造访了很多别墅。

老实说，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算不上柏珂龙的亲信，尽管我们之间早已习惯了以“你”相称，但还是礼貌有加。来纽约前的一周，我还陪他去了一趟印度，会见信实工业集团的领导。信实工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私营联合大企业，归安巴尼家族所有。柏珂龙是个商人，也是个举世无双的谈判高手。他毫不犹豫地只身一人跑遍全世界，只为能够当面接触他的合伙人。有时他毫不妥协，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会通过花言巧语来讨好和吸引客户。在工作现场也能直接发号施令，不留情面。

在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的那场罕见的晚宴上，集团法务总监卡尔——柏珂龙的众多忠实拥趸之一，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务主管，与我相识多年——走到我身边，敬了一杯酒后，他悄悄地说：

“弗雷德，你还记得塔拉罕的那场交易和美国人的调查吗？为了那次调查，我们也搞了个内部自查。”

“啊，那肯定记得。怎么了？”

“没什么。你肯定没什么好怕的。一场内部调查早就把你澄清了。不过有些员工有点儿麻烦。”

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尽管我感觉到有些奇怪，他竟然在鸡尾酒会上跟我提起这件事，我们以前从未谈过此事，即使是2010—2011年我在接受内部审计的时候也没有。

但现在，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这场对话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很可能是因为我正在拨卡尔的电话号码。

终于，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卡尔终于接电话了。对话很短，但我记着每一个字。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简直不可思议，”卡尔不停地重复着，听上去和我一样震惊，“我们和美国司法部正在洽谈一项协议，已经接近尾声。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太不可思议了。”

“可能吧，但是这位检察官看上去可不像是知道有这么一项协议。或许他不相信这事儿能成……这位检察官不停地跟我说，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阿尔斯通3年来一直不合作，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还有，几个星期前你向我保证，说我什么都不用怕。那他们为什么还抓我？”

“所以我跟你说，我也不明白。我们明明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坐飞机过去了！他们今天还在华盛顿等着我跟美国司法部签协议呢！不过，刚刚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很犹豫要不要去美国。我先去跟我们的律师谈谈……但是你放心，尤其是要保持冷静。我和我们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后，就会给你派个人过去。在此期间，你跟那个检察官什么都别说，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也不要说。今晚有些迟了，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你保释出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要采取什么策略。”

说完后，电话挂断了。对我来讲，毋庸置疑，次日凌晨我会得到他的消息，他不会丢弃我，他会站在我这边直到事情结束。我为之效力许久的公司不会对我弃之不理。只有疯子和偏执狂才会去设想相反的可能，哪怕只想几秒。但我既没有疯，也不是偏执狂。

卡尔鼓励我的话语还在耳畔回响，检察官就回到了审讯室。

“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

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法官将判决是否对您继续实施拘留。如果您愿意，您有权利跟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

保持冷静——这是卡尔对我的忠告。沉着镇定——此外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该不该给我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检察官似乎在鼓动我打电话，但他可能是在极力瓦解我的防线。我妻子肯定会担心到发疯的，她的恐慌会削弱我的抵抗力。这是个心理压力方面的经典理论。我后来了解到，警察称之为“情感感化法”。我快速思考着，心想最迟明天晚上我就会被释放。这个国家连因杀人被指控的辛普森都准许保释，对于我这个法国公民、外国企业管理者，用检察官的话说就是个被美国司法部盯上的、在塔拉罕项目里“没有决策权的小角色”，他们总不会继续关着我。所以算了，我不给妻子打电话了，我情愿出去后再跟她讲述我这段虎口逃生的经历。我有礼有节地拒绝了诺维克的建议，不过，我要求他向法国驻纽约领事馆方面通报此事。诺维克马上照办，用他的座机拨出了一个早已预存的电话号码。显然，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周日晚上，午夜时分，时间这么晚，该给领事馆的哪个人打电话，他再清楚不过了。

他把电话筒递给我，接电话的很明显是个“值班的”。对方问明我的身份后，说他只能做个“记录”。之后诺维克又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就这样，检察官这晚的工作结束了。

接下来，罗恩和罗斯又登场了。他们开始清理我的所有物品（电脑、手机、滚轮拉箱里面的衣物），再次通过那几扇装甲门，采集十指指纹，照相，他俩忙了足足半个钟头。由于我不能看按钮，我依然是返回电梯背对按钮。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两个地方距离非常近。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那两个探员跟我寸步不离。离开之前，罗恩悄悄地跟我说：“晚安，皮耶鲁齐先生。跟您说下面这些话有些奇怪，但请您明白，明天早上您会非常高兴再见到我们的。”

我不知是否该从这些话语中领会到什么，是些许的恶意，还是友善的提示。我还从没踏进过监狱一步。在入口处，两个狱警命令我脱衣服。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手表、婚戒、鞋子。我已经赤身裸体了！我彻底晕了，连英语都不会了……“Turna round，squat and cough.”狱警命令我，口音难以听懂。

cough就是咳嗽，嗯，懂了。但是squat是什么？我忘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

“Squat and cough，”狱警很恼火，“Squat and cough！”

看到我一脸错愕，他向我演示该怎么做。我应该蹲下，两腿分开，然后咳嗽。我按照吩咐去做，狱警坐在我的身后，他要确认我肛门里没有东西掉出来！“Squat and cough.”我记住这套流程了。我不得不屈服于这套让我感到羞耻的流程，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我重复了十几遍。那晚，我感觉美国的监狱让我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狱警要求我套上一件橘色的连体服，直挺站立着，双手铐在背后，我就这样忍受了两个小时。监狱里居然没有英文入狱手册！西班牙文的、中文的都有，但没有英文的……拿到相关的表格并填好后，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这里说不上是黑暗，更确切地说是……灰暗。一只小氖灯发出凄冷的微光，狱警关上了门。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一直都铐在身后。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心里一阵恐慌。他们打算让我这样被铐上一夜！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短促的声音。牢门上有一个小翻门打开了，狱警吼叫着命令我倒着往后退。我照着做，倒着走到他跟前，他通过小翻门解开了我的手铐。这可真不容易。

罗斯和罗恩说得对。入狱后的第一宿是非常可怕的。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听得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自从被关押后，我粒米未进，滴水未沾，无法入眠。不过，这次被关押应该只是个插曲。于是，我尝试着用夜里这段时间回忆一下与10年前那份塔拉罕合同有关的事，并且要重新安排我的日程。因此，第一天上午在康涅狄格州的会面我就失约了。这倒无关大局，还可以弥补。我在头脑中一一浏览着日程表的每一页：这个会谈只需把它改到上午的晚些时候，那个会议可以挪到下午早些时候。谨慎行事的话，用不着48小时，我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所有日程。我将在3天后到达新加坡，按预定日期于星期五返回家中。然后，周末我就能带上我的双胞胎女儿（7岁的拉斐拉和加布里埃拉）去庆祝小伙伴的生日，再带我的龙凤胎儿女（15岁的皮埃尔和蕾娅）去参加足球赛。现在看来，当时去想这些着实愚蠢。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让我轻松了许多。蒙眬之中，我居然睡了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