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夺食的王传福和他的万亿新能源帝国（上）

早在几年前，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就说过，“我们这代人就是闲不住，要是真的闲下去，那才是最大的痛苦。”

这几年，王传福看起来要“闲”一些了。

他先是卸任法定代表人并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后又卸任了上海、宁波、吉林、长沙、西安、武汉等多地比亚迪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职务。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比亚迪汽车也许正在进入“后王传福时代”，但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内，王传福依然是比亚迪的实际领导和灵魂人物。

01

1966年2月15日，王木匠急匆匆地走在安徽无为县一条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因为他又要当爹了。

回到家中，他先看了一眼接生婆手里的男婴，又看一眼躺在床上的妻子，万幸母子平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佛家有“七福”一说，这孩子有一个哥哥，五个姐姐，正好排行老七，王木匠希望他能将这七种福气代代相传，遂起名“王传福”。

靠着祖传木匠手艺的勉强维持一家生计的王木匠，一定想不到这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的“代工大王”、“汽车大王”和“电池大王”。

1979年，王木匠撒手人寰，整个家仿佛跟天塌下来一样了。

万般无奈之下，王传福的哥哥王传方休学打工补贴家用，五个姐姐纷纷匆忙出嫁，唯一的妹妹寄养到别人家。

面对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状况，王传福也动了休学的念头，母亲痛心地说，“家里就剩你一个人读书了，我不能对不起你爹。”

农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即使到了现在，很多农村家长依然坚信，读书才是孩子们最好的出路。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两年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刚参加完中考的王传福又动了退学的念头，就跟哥哥商量，“哥，要不我也回来赚钱，你也能早点娶上嫂子。”

王传方闻言百感交集，一边欣慰弟弟懂事，另一边责怪弟弟不成气候，“我当时退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读书，将来能有出息！”

王传福只好作罢，到了九月开学季，老老实实去了无为县二中，而他哥哥也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娶上了媳妇——张菊秀，一个吃苦耐劳善良大方的好姑娘。

当时，高中学费只要几块钱，但你可别小看这几块钱，活生生难倒一大片人。

为了这几块钱，张菊秀挨家挨户，求祖宗告奶奶，几毛几毛地去借，就为了给王传福凑够生活费，以免他吃不饱饭。

大雨冲塌了家里的几间破瓦房，兄嫂实在拿不出钱来修缮，二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起看星星看月亮。

是不是很浪漫呢？

一点也不！

哪个女人不爱年轻不爱美，而张菊秀连5毛钱的雪花膏都舍不得买，任凭岁月在脸上无情地留下痕迹。

苦心人天不负！

17岁的王传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前身)矿冶学院冶金物理化学系，成为学校理科班里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兄嫂两人喜极而泣！

不过，很快王传方跟丢了魂一样，“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跑那么远，我不放心啊。要不……我们也搬到长沙去？这样既可以照顾弟弟，也能把我们的生意做大一点。”

一开始，张菊秀是拒绝的，但还是拗不过王传方。

于是，两人在大学附近租了一个小店，一边做小生意，一边照顾弟弟。而对于他们的养育之恩，王传福也一直铭记于心。

即使后来王传福成为中国首富，他也要把兄嫂二人接到身边。

任何时候，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传福之所以能有今日之成就，也离不开兄嫂二人一路上的保驾护航，如果他们，比亚迪的故事也会改写。

02

进入大学后，王传福日子依然过得很清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长袖善舞”，他一改往日的腼腆，经常去学校食堂跳舞，号称“中南大学食堂交谊舞之王”，甚至还给辅导员介绍对象。

课余时间，他会回去帮助哥哥料理生意。虽然王传福在大学期间并不是各方面都表现很突出的学生，但他很聪明、很上进，大二的时候就入党了，也是83级学生里面第一个进入系团总支的。

1987年，王传福保送中科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研究生，创建于1952年11月的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中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如果选择继续深造，无疑又会给兄嫂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王传福再度萌生了休学打工的念头。

张菊秀知道后，立马制止了王传福的想法：“我们家能出个研究生，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你必须给我去读。”

弃学从工的想法只好再次作罢。

三年后，王传福研究生毕业，在导师李国勋推荐下留院任职，专攻碱性镍镉镍氢二次充电电池的课题研究。

一年左右时间，王传福便突破了电池电机利用效率与电池容量的技术瓶颈，随后又接连发布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稀土金属渣做电解阳极”（“八五”计划的重点攻关项目）和“影响金属陶瓷结构的氧化钇（Y2O3）”的两篇研究报告。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是他在提取电极原料实验中意外发现金属离子不仅会使宝石变得透明，还能变幻出无穷的色彩，《宝石手册》就此诞生。

这种利用熔盐电解法对宝石改色的工艺在当时绝无仅有，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权威刊物《宝石杂志》，引发了广泛关注。

那一年，学术界记住了这位年轻人的名字，而他也成为国家级高级工程师，并被破格提拔为有色研究院301室副主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处长。

与此同时，由于对技术研究抱有狂热的执着，王传福“技术狂人”的形象自此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

据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董俊卿教授回忆，当时的王传福明显比其他学生稳重成熟。在大家进行学术问题讨论时，王传福的观点不少，而且往往有语出惊人的新见解，尤其是课题进展中遇到难题困扰时。“他不但勤奋，更善于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学者型人才！”

当时，全国掀起了出国留学的热潮，研究院里的公派名额，老师支持他出去“镀金”，国外的同学更是极力鼓动他，但最后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王传福坚持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培养了我，自己就应该倾尽所能报效国家。“留洋固然好，但学成之后又有多少人回来了？”

是啊！

三十年来几人回？

03

27岁的时候，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和包钢集团合作一个项目，需要在深圳成立一家电池制造公司——深圳比格电池有限公司，而王传福就是总经理的最佳人选。

王传福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行前，他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想把如父如母的兄嫂接到身边。为此，他还特意在深圳物色了一个位置不错的门店，让他们开个小超市，做点小生意。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王传福算是见识了“世面”，他看见很多人腰间都别着上万块的大哥大，而里面的一块小小的镍镉电池，就值好几千块钱。

不久，王传福在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中看到一条重磅消息——世界电池制造大国日本宣布放弃镍镉电池的生产制造。

作为电池研究方面的专家，王传福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巨大商机，一旦日本放弃镍镉电池产，不仅会出现巨大的供需缺口，还会引发镍镉电池生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

王传福坚信，技术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能够上规模，就能干出大事业。

于是，他立马向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请示，希望能进军镍铬电池领域。

但当时的国企弊病丛生，积重难返，如果它们能看清形势，以市场为导向，就不会有后来的国企改革和职工下岗潮！

满腔热情，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王传福痛心疾首。

最灿烂的风景总在悬崖峭壁，富贵总在险境中凸现。

再三权衡之后，王传福决定辞职下海。

万事开头难，最难就是钱。

为了筹措资金，王传福先后找了银行贷款，银行嫌弃他没房子抵押，又找香港的风险投资，又因融资额度问题，一分钱没有拿到。屡屡碰壁之后，王传福深切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无奈，这是王传福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之一。

最后，他想到了做房地产生意的表哥吕向阳。

吕向阳大王传福4岁，也来自安徽无为县，1978年，他接父亲的班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安徽芜湖分行，15年后，他又辞职下海，从事房地产、纺织品等行业。

吕向阳说：“我和你不一样，你是国家干部，职业稳定，前途无量，为什么要冒险下海呢？一个决定错了就全盘皆输，到时你怎么办？”

王传福胸有成竹地说：“我是研究电池出身的，也有电池企业的管理经验，我相信自己能做好。至于市场，你可以不相信我的眼光，但你一定要相信电池行业的潜力！”

吕向阳也嗅到其中的巨大商机，就给了王传福250万元作为“天使轮投资”，并顺理成章成了比亚迪的第二大股东。

1995年2月，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布吉镇的一幢厂房里成立，王传福领着20多个人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里扬帆起航了。

当时的他请不起太多人，销售自己跑，工程师自己做，工期紧张的时候也要冲上生产线当工人。

创业艰辛，兄嫂二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索性关掉了小超市，继续为王传福保驾护航。

当时。比亚迪想要进军的主业就是日本人嘴里的“剩饭”——镍铬工具电池。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剩饭”，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却显得弥足珍贵，毕竟那时候经济建设才是中心。

然而，虽然三洋、东芝等日本企业以污染为由放弃了“镍铬电池”行业，但这口“剩饭”，并不打算给中国吃。

当时，日本抛出了所谓的“雁行理论”即以日本为“雁头”，红利吃尽，再把成熟或者淘汰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亚四小龙（包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然后是东亚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最后才是中国大陆。

当然，日本人这么做也不完全是“欺人太甚”。

电池产业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双重特性结合的行业，即便是污染严重的“镍铬电池”，资金和技术问题卡住了每一个想入场的中国企业。

当时，深圳的房子十几万一套的样子，王传福借来的钱儿，确实能在深圳买好几套房子，但相较于日本电池自动化生产线还是不值一提。

当时，日本的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如果配备成全自动化设备的车间更是需要数亿元的资金，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认输了，但发生在王传福身上，那就另当别论了。

没有钱，那就自己造！

王传福打起了“工艺创新”的主意，他采用了一种与机器人作业完全相反的生产方式。

首先，他把电池生产工序分解为一个一个可以人工操作的步骤；

然后，再用一种特制的夹具，消除人工作业造成的误差，模拟机器人状态。

最后，通过这种独创的低成本生产模式——“机器+人=机器人”的模式，解决了镍铬电池生产线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亚迪的生产车间里每条流水线上都密密麻麻地坐着数十名工人。

技术不够，拿人来凑。

王传福将技术密集型产业搞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手工加夹具”的半人工生产线迅速落地，成本也就100多万，连日本生产线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却制造出比竞争对手还便宜一半的电池。甚至品质一度高于三洋索尼们的电池生产线，让日本人惊呆了。

这种不拘一格的商业模式助力王传福拿下一个又一个山头，此乃后话。

酒香也怕巷子深，技术问题解决了，可是没有知名度，这销路一时半会还是难以打开。

王传福另辟蹊径，将电池送给台湾最大的无绳电话代工企业“大霸”试用，其可靠的质量、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霸”，双方一拍即合，开启合作模式。

很快，比亚迪就取代了三洋成为台湾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的电池供应商，日本人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此，比亚迪打开市场，凭借成本优势在镍镉电池市场上开疆拓土。

1997年，东南亚金融海啸爆发，全球电池产品价格和利润双双暴跌，远在日本的竞争对手正因亏损而倍感苦恼，而比亚迪的成本优势显现。

索尼、松下、飞利浦等电子巨头纷纷向比亚迪伸出了橄榄枝，大额采购订单接踵而至。

这一年，比亚迪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1.5亿块，占到了全球接近40%的市场份额。

不过，日本人“剩饭”，王传福也不喜欢多吃，他更喜欢“虎口夺食”，很快他就把目光瞄向了技术要求更高、资金投资更大的锂电池领域。

锂离子电池是继铅酸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之后第四种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二次电池，并取代其它三种电池大部分应用场景。

自1991年索尼公司推出全球第一支商业化锂离子电池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人在锂电池领域一家独大。

王传福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块大蛋糕，于是先拿200万元去日本购买设备，结果对方张嘴就是500万美元，还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中国人没有办法做锂电池，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

又去了另一家公司，结果配备全自动化设备、全干燥的锂电池工作室需要几十亿人民币，就算把王传福卖了也不够。

受到刺激的王传福决定“故技重施”，依靠“人海战术”，依靠小米加步枪式的“作坊”经营模式，把锂电池生产成本降到了最低。

据称，比亚迪最初的锂电池车间“相当凑合”，在电池包装过程中添加一种吸水的药剂，就免去了建造大型的干燥室的巨额资金；用小玻璃箱做成微型除尘设备，工人手伸进去组装电池，就代替了昂贵的无尘车间；买不起日本的高端分切机，就用普通的裁纸刀加挡板……

当时，日本厂商锂电池的价格在10美元左右，而比亚迪只要3美元左右，质量却相差无几，很快就吸引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世界巨头的注意，并签下了高额订单。

摩托罗拉CEO克里斯托夫甚至一度称王传福是“制造中国传奇的小伙子”！

2003年，全球每三个手机里面就有一块电池是由比亚迪生产的。正是这一年，比亚迪超越日本三洋，成为全球牛电池之王。

西方人用机器替代人，创造了工业的奇迹；而王传福反其道而行，以人口红利对抗生产流水线，居然也创造了时代的奇迹。

真实的世界永远比故事更魔幻。

04

多年以后，面对怒不可遏的郭台铭，王传福恐怕还是想不到比亚迪自主研发的“半自动化半人工”的产研模式，竟然能成为跨界制胜秘密武器。

2002年，王传福可谓是春风得意，比亚迪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王传福一跃成为中国百亿富豪，并首次进入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同年，台湾代工巨头富士康跟比亚迪达成合作，成为其电池塑胶壳的供应商。

鉴于双方友好的伙伴关系，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邀请王传福参观公司位于深圳总部的生产线。

此次会面，郭台铭诚意满满，不仅向王传福展示了富士康从不轻易示人的生产模式，甚至还把各部门的经理都叫来为王传福答疑解惑。

郭台铭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会是一次足以后悔一生的“引狼入室”。

参观之后，王传福不仅复制了富士康的生产链，上线了电子产品代工业务，比亚迪还偷人家商业机密，挖人家的优秀员工，抢人家的高端客户。

更让富士康愤怒的是，比亚迪犹如跗骨之蛆，但凡自家赚钱的产品，它总能快速跟进，关键这价格还贼低。

这下子，郭台铭坐不住了，“山寨顶多只是抄袭、模仿外观，有人查还会躲躲藏藏。比亚迪不只是抄袭，甚至派商业间谍窃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毁灭证据”，他还放出了狠话，“在有生之年，与比亚迪的官司一定打到底。”

当时这次事件被称为“中国高科技知识产权第一案”。

不过，郭王之争持续数年不了了之，比亚迪不仅几乎毫发无损，还以“搅局者”的身份强势进入代工业版图，最终形成富士康、伟创力、比亚迪“三分天下”的新格局。

目前，比亚迪是华为、小米、三星、Vivo等手机品牌的代工厂，其中华为订单占比亚迪总收入的30%左右，这才有了王传福那句经典凡尔赛，“我们代工很多手机，华为的手机大部分是我们造的。”

郭台铭的悲伤，日本三洋和索尼都很懂。

谁都知道，王传福对专利技术很“漠视”，他曾说，“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文献，30%来自样品，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5%左右。”

然而历时多年的锂电池专利纠纷，最终以比亚迪的全面胜诉、索尼的全面败诉、三洋公司被迫主动和解而告终。

这是中日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对垒中，中国企业的首次胜出，对两国知识产权法实务界影响深远巨大。

搞得定索尼三洋富士康，造车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吗？

2003年，中国的汽车界迎来了“跨界井喷之年”，新飞、美的、奥克斯、夏新、波导、五粮液、云南红塔集团……都嚷着要造车，正如这几年，乐视、恒大、宝能等纷纷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

昨日的造车新势力，跟后来的PPT造车势力一样，基本上都是过眼云烟，汽车领域真正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像王传福这样的“搅局者”。

那一年，是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十个年头，“三大三小二微四轻二中三重”行业格局早已被打破，汽车行业“龙争虎斗”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大：上海大众、一汽大众、武汉神龙三大轿车项目；

三小：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

二微：重庆和贵州的两个军工企业转产微型轿车项目；

四轻：南京依维柯、西南五十铃、北京顺义和一汽吉林4个轻微型车基地；

二中：一汽和原二汽两大中型车基地；

三重：山东重汽斯太尔项目，包头奔驰重卡项目，湖北日产柴项目。

作为现代工业文明金字塔尖的产业，汽车制造工艺上的复杂、产业链上的繁琐显然要比电池更甚，尤其是刚刚加入WTO的中国，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核心部件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都不是事儿，王传福说，“一辆上百万的车其实就是一堆钢铁和塑料。”这跟当年吉利李书福“汽车不过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的霸气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讲真的，关于造车这事，王传福也不是心血来潮，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全球电池市场日趋饱和，而比亚迪已经在电池领域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如果固步不前，迟早有一天会走向衰落。

比亚迪想要拥有更广阔的星辰大海，就必须去那些玩家足够少、门槛足够高、市场足够大的行业。

王传福想了一圈：家电太内卷，房地产玩家太多，搞手机得罪大客户......思来想去，他想到了汽车行业，“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大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说干就干，王传福斥资2.7亿元收购了陷入困境的西安秦川汽车公司77%股份，成为继吉利之后，我国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

不过，收购秦川汽车消息传出，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比亚迪内部高层和投资者们的一片反对之声。

“我们电池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碰汽车？汽车的技术壁垒太高了……”一位高管劝王传福。

对此，王传福嗤之以鼻，“那都是给后来者营造一种恐惧，逼你放弃的纸老虎”。

香港的一位基金经理反映更加激烈，直接放出狠话，“王总，我们就是要抛你的股票，抛死为止。”

短短两天时间，比亚迪股价直接腰斩，市值缩水近27亿港元。哪像这年头，一车未造，市值一度高达6000亿港元，这种“虚假繁荣”自然不可持续，现在连400亿港元都没得了！

面对资本市场非理性反应，王传福豪言壮语：“我造车是因为看好电动车在未来的发展，而我所掌握的磷酸铁电池将会在12年后独霸江湖。”

王传福之所以看好电动车，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面临“三个70%”的挑战：中国进口石油超过70%，70%的进口石油经过南海运输，交通运输领域消耗70%石油。

中国势必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新能源。

要知道这是在2003年，马斯克关于新能源车的理念还在“脑袋”里，而比亚迪已经能让加载锂电池的福莱尔汽车跑280公里！

只可惜王传福这一理念太过超前，“真正要把电动车作为大众化的产品应该在三五年以后，但香港的基金经理们过于“近视”，只能看到两三年内的事情。”

然而，这丝毫不影响王传福吹牛逼，“比亚迪计划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

电动汽车的核心是什么？

正是比亚迪最擅长的电池。

除了一身胆量，王传福对于汽车制造毫无知识经验。很快，他要为自己的自负付出代价。当他耗资两亿打造比亚迪福莱尔，匆匆推向市场，结果在上海全国经销商大会上，丑哭了所有经销商。

比亚迪福莱尔销量惨淡，伴随着媒体的口水、同行的嘲讽、消费者的观望，王传福痛定思痛，果断砍了“316”项目，决定故技重施。

为了真正弄明白汽车，他买来几十辆二手车用来拆解学习，把所有的零件进行测量、分解、检测。

除此之外，他还花巨资购买当时市场上的最新车型供工人研究，其中还包括奔驰、宝马、保时捷等顶级豪车。

就这样，比亚迪终于造出了第一款汽车F3。尽管人们嘲笑这是一个万国版，“丰田花冠的前脸、飞度的尾部，威驰的腰线”。

不可否认的是，这车性能还是不错的，关键还便宜，价格却只有丰田花冠的一半，比亚迪在中低端市场打开了销路。

有些车主一买回去就抠下BYD的车标，换上丰田花冠的。

2007年，F3的销量突破15万辆，创造了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记录，顺势挤入民营汽车前三强，同时也吸引了丰田的注意，甚至专门把F3拉回厂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民营造车势力倒逼中外合资品牌提质降价，推动了中国私家车的普及，堪比后来小米手机消灭山寨机。

此后，比亚迪又用同样的方式推出了模仿通用凯越的F3R，以及模仿雅阁和凯美瑞的F6。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发展一个底子薄的行业，模仿和引进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但很多时候基本上只能走模仿这条路。

当年的日本，其实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当然，王传福有一个无法比拟的优势，是日本同行所没有的，那就是人口红利，按照王传福的话来说，“我说2025年我们要做到世界第一大乘用车产销企业。

“我凭什么？凭的就是人！30万的劳动大军和庞大的工程师队伍，这就是我的资本。”

“我就是要用我们的人力优势击垮竞争对手，中华民族的吃苦耐劳，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造车像造玩具一样，很快，一辆接着一辆。”

2008年，世界上第一款批量生产的插电式混动车——比亚迪F3上市，惊艳了全世界。

因为此前掌握双模技术的汽车厂商只有通用、丰田，而比亚迪凭借F3系列，将全球混动系统三分天下。

双模技术由纯电动+混合动力（EV+HEV）结合，将控制发电机和电动机两种混合力量，实现了既可充电又可加油的多种能力补充方式。

不过，通用、丰田混合动力电动车一次充电只能跑25公里，还只是起步、加速，而比亚迪不仅总行驶里程可以达到430公里，还能实现“全部功能”。

只可惜，即使到现在，中国充电桩都不是那么给力，尚未全面普及，王传福只好向现实妥协，搞了这么一个混合动力的电动车。

他真正想要做的，自然是纯电动车。

当然，他的野心远不止如此，从储能的电池、运动的电车、到完全清洁能源的光伏发电，他想要的远比众人知道得多的多！

他布局的，就是一场新能源帝国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