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历史文化（53）：哥窑、弟窑、龙泉窑—被传说带偏的名窑⑵

哥窑青釉鱼耳炉、龙泉窑三足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讲完《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之后，因感觉到哥窑与南宋官窑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便有了接着讲哥窑的冲动。一般地，谈哥窑必然联想到“弟窑”，谈哥窑、弟窑又离不开龙泉窑！其中哥窑的情况最复杂，争论也最多。这就是我这次将哥窑、弟窑、龙泉窑一起讲的原因。

二

龙泉窑概述

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北与遂昌、东与云和、南与庆元等县接壤，西南与福建交界。据光绪龙泉县志记载，龙泉原为扬州永嘉郡松阳县龙渊乡，唐武德三年（620年），因避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乡为龙泉乡，乾元二年（759年）升乡为括州龙泉县，自宋代后归属处州府。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因避讳龙字曾改名剑川县，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恢复龙泉本名。今为县级市，归属浙江省丽水市管辖。龙泉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境内河水湍急、森林茂密、燃料充足、瓷土资源丰富，是瓯江主要发源地，水路交通便利，是一处理想的置窑地域。

左：陕西法门寺出土的越窑秘色瓷碗 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泉瓷盘

我在《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一文中讲到，龙泉一带从三国起就已有陶瓷窑，唐代以前窑址相对集中分布在丽水、庆元、松阳等县市，且数量较少，规模不大，制品做工粗劣，质量较差。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来看，其生产的制品大多为满足当地百姓生活需要，业界有人把这种土窑也称作龙泉窑。从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看，此时的龙泉窑深受瓯窑、越窑影响，但产品品质远不及瓯窑、越窑。事实上，无论是龙窑结构、制品种类和型制、装饰工艺等，唐以前的窑与后来的龙泉窑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龙泉窑起点应该在唐末到五代这段时间。

元代龙泉窑青釉净瓶 高48.2、口径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的发展经历过三个机遇期。第一个机遇期是随着吴越王大规模制造高质量青瓷——秘色瓷进贡中央朝廷等需求，以越窑系为核心的江浙青瓷窑系得到轰轰烈烈发展，吴越统治下的龙泉地区青瓷自然也跟着得到发展；第二个机遇期是吴越国被削藩归属中央朝廷，越窑失去贡瓷市场而逐渐衰败，而龙泉窑趁势兴起，发展成一代名窑；第三个机遇期是北宋灭亡、南宋在杭州建立政权，随着南宋社会从百废待兴到稳定发展，龙泉窑获得极大发展机会，上升到鼎盛期。龙泉窑鼎盛期历经南宋和元代。到明朝时，伴随景德镇窑的兴起，龙泉窑由盛转衰，到清代前期完全衰败殆尽。

龙泉窑堆塑蟠龙莲瓣纹盖罐 高22.6、口径6.5、腹径11.35、足径6.65cm 上海博物馆藏

自晚唐开始，越窑青瓷——秘色瓷开始在长安、洛阳展露头角，有陆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为证。随后，越王钱镠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吴越国起，历经晚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共72年，期间吴越钱氏政权一直以大量的金银、丝绸、瓷器向中央朝廷进贡，以求保全割据政权的安危。进贡品中包含大量高品质青瓷瓷器，这直接推动着越窑青瓷的迅猛发展。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越王钱氏进贡中原朝廷瓷器共达十四万件！如此大规模地制造进贡用的高质量青瓷器（一匣钵只装一器），决不是余姚上林湖一地所能够烧制的，必须动用整个吴越国所有窑场，否则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当时正处在吴越国统治之下的处州龙泉窑，可能而且应该参与这项“宏伟”工程！这应该是龙泉窑的第一次发展机遇期。

庄绰（庄季裕）著《鸡肋编》 卷上记载龙泉窑生产过秘色瓷

根据北宋笔记作家庄绰在《鸡肋编》 卷上的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证明，我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庄绰，字季裕，是北宋晚期著名笔记作家，在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前后还在世，横跨北宋、南宋，他和著名书法家、也是宋徽宗的书友——米芾是至交。《鸡肋编》记述的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土、考证古义、传闻琐事，内容翔实，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大多为世人所公认。但如今陶瓷界不少专家学者对这段记载嗤之以鼻，认为庄季裕在胡说八道。果真如此吗？当然，他说的秘色瓷都取自龙泉显然是错误的，但至少说明龙泉窑参与过贡瓷制造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与米芾关系很好的朋友，也是北宋皇帝宋徽宗的间接朋友，庄绰说话不至于信口开河。他这段话有两点是非常符合当时情形的，也是可信的：一是吴越时期钱王不惜动用全国之力烧造进贡瓷器，作为当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民窑——龙泉窑对这样具有使命感的国家大事能无动于衷？如果真无动于衷、不愿为国效力的话，越王也不会放过龙泉窑！二是根据史料记载，从宣和年间开始，宋徽宗在天下推行《宣和博古图》，凡祭祀等重要场合使用的礼器，都要严格按照博古图的式样、尺寸等规制进行，否则禁止制造，擅自烧制是违法的。这就是“制样须索”的真实来历，如果想要制造礼器等重要瓷器（包括青铜器等），必须要按照朝廷颁布的《宣和博古图》上的规制进行，其制样需要向朝廷申请（索要）。宣和年间正好是庄季裕生活在世的时间。所以，庄季裕说：“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是符合实际的，他接着说“益加工巧”，表明此时龙泉窑制作水平在提高，做工越来越精细、精巧，这也符合龙泉窑当时的实际发展状况。虽然龙泉窑在北宋得到发展，但和享有盛誉的秘色瓷和随后的南宋官窑相比，还是逊色不少，正如叶寘在《坦斋笔衡》中“窑器”条的记载：江南还有处州龙泉窑烧造青瓷，但瓷质比较粗厚。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 高11.3、口径14.4、腹围47cm 上海博物馆藏

龙泉青瓷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期是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也就是第二次发展机遇期。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正式削藩归属大宋中央朝廷，从此进贡瓷器的需要就逐年减少，直到停止。从史料分析，越窑最后一次进贡“秘色瓷”是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在失去贡瓷这个巨大的“官需”之后，越窑由于生产方式和成本等原因，在民品市场无法和普通民窑进行竞争，从北宋中期起窑场数量和规模逐年减少，到南宋时期完全衰落。与此同时，烧制淡青釉瓷器的龙泉窑却逐渐兴旺起来。虽然越窑开始衰落，但因龙泉窑的兴起，浙江地区的陶瓷市场却呈现越来越繁荣的景象。据南宋人周密在其著作《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六月，宋太宗赵光义补任殿前承旨赵仁济为杭州瓷司务一职，这个时期正处于越窑由盛转衰、龙泉窑逐渐兴起的时期。《云烟过眼录》是一部以著录私家藏画为主要内容兼录南宋皇室部分藏品的著录著作，书中所载南宋皇室部分收藏，均为作者亲身经历，内容包括庋藏、保管、装裱情况，并论及宋徽宗、高宗的用印特征等，具有很高的文化参考价值。赵仁济的到任，说明北宋朝廷在加强对浙江瓷业的管理，也说明吴越国归入中央朝廷后，尽管越窑在衰落，北宋朝廷对浙江的青瓷生产仍然十分重视。

宋·周密著《雲煙過眼錄》卷四中提到，太平兴国六年，殿前承旨赵仁济补任杭州瓷司务

现代各项考古发掘证据也证明，越窑的消失就像有序搬迁一样，把越窑的龙窑构造、胎釉技术整体转移到了龙泉窑，使龙泉窑的制瓷技术水平获得迅速提升。龙泉窑青瓷无论器型还是装饰都酷似越窑青瓷，很好地保持着越地文化的延续性和统一性，也说明越窑窑工的主要归宿是去往龙泉窑。在继承越窑技术的基础上，龙泉窑还不断吸收北方汝窑和南宋官窑技术并创新突破，生产出高质量的乳浊釉、粉青釉、梅子青釉等著名龙泉青瓷。至此，龙泉青瓷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窑场数量逐渐增多，慢慢形成一个向周边辐射的瓷窑体系。龙泉青瓷因产品质量和数量的不断提高，除民间用瓷外，官府甚至宫廷对龙泉青瓷的青睐和需求也不断提高，这些都刺激着龙泉窑的迅速发展。另外，从北宋开始的海上贸易日趋活跃，外销瓷逐渐增加，导致龙泉青瓷开始远销海外。

龙泉窑青釉弦纹三足炉 高9.3、口径14.5、足径5.5、足距7.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建立。随着辗转南渡、宋金议和定都临安（杭州）之后，南宋很快从战乱中恢复元气，社会经济、文化又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龙泉窑再次迎来极好的机遇——第三次发展机遇期——龙泉窑趁势发展到鼎盛期。我在《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中讲到，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都十分重视祭祀，特别是在与金国作战和南渡的十几年奔波途中，宋高宗赵构都不忘举行隆重的祭祀天地活动。祭祀天地所需的祭器，数量巨大而且必须符合《宣和博古图》的规制。靖康之难中，北宋朝廷的所有祭器都被金军掠夺殆尽。自南渡开始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前，每次祭祀所用的祭器都是从各地府衙搜集或者由各地府衙按照古制进行制造，在原材料缺乏或条件艰苦的时候，一些原本应该使用青铜、玉石制造的祭器也可以用陶、瓷、竹、木代替，但式样尺寸必须符合古制。而且，费尽周折收集到的一些祭器总是因为战乱而丢失殆尽。在这段时间陶瓷祭器的制造数量巨大，从史料记载分析，龙泉窑应该参与过这段时间的瓷质祭器的制造。

南宋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了陶瓷祭器烧制的地方

据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修的《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苏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具见管的确数目椿管抵备将来大礼供使，窃恐州县并不尽数供申及有损坏，名件亦不备整有误使用裕乞朝廷特降旨指挥下两浙江东路转运司责限雅饰修整先行开具的确数目供申朝廷下本寺相度合用数目津发赴行在使用照依……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这说明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祭祀所需要的祭器用具，都是由朝廷打足损坏等富余量，把需求总数下达给两浙东路，由两浙东路具体下达到所属的各州县去准备或制造。因祭器数量巨大，两浙东路所辖的越、婺、衢、明、台、处、温、严八府都应该有任务，其中处州龙泉窑自然不会不参与陶瓷礼（祭)器的制造，这从南宋时期龙泉窑的一些瓷器器型特征可以看出来。祭祀礼器的胎都是深颜色的，即黑胎，以体现庄重肃穆。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出现新机构“礼器局”

当然，祭器的制造任务并不是恒定的，开始时需求数量大、时间紧任务重，之后如果没有遗失、损坏的话，大部分祭器可以重复使用，每年只需做一些新器来补充损毁，所以需求量逐年会减少。几年后陶瓷祭器基本上仅由临安府来安排制造，具体任务基本落到杭州、余姚等附近地区的窑口，龙泉窑制造祭器的任务或许不多了。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开始，由于宋高宗赵构不满意这些年由越州、余姚、平江、临安府等各地生产的祭器，开始建立“礼器局”来专门负责设窑制造祭器（礼器），这就是南宋官窑的来历。礼器局自绍兴十四年前后成立后，十分忙碌，参照绍兴十三年由秘书省修订并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根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对宰执官下达谕旨说，祭祀乃国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适宜，如郊坛祭天须用陶瓷祭器，宗庙祭器也当用祖先的式样规制，你们可以访求通晓礼器之人来做这件事。于是，寻找到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晋锡三人，委以重任。礼器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礼器局的运作是段拂领衔，礼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讨论器样、尺寸后，交给王晋锡去把关制造。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旧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有这件事。《宋会要辑稿》第十六册 “礼一五”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侍王晋锡（对高宗皇帝）说：“恭承处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彦能等省记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意思是对照御府《博古图》，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认为王晋锡很懂尊罍等祭器，于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讨论，让王晋锡负责制造。

龙泉窑青釉琮式瓶 高25.2、口径6.2、足径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朝廷认为浙江地区民间瓷窑制造的礼器不合格、不满意而不得不亲自设窑制造，但当时参与过朝廷礼器制造应该也属于一个莫大的荣耀。有此经历的龙泉窑，此时期瓷窑数量迅速发展，器物质量也极大提升。后来，除生产传统的青瓷（即白胎青瓷）之外，龙泉窑凭借当年制造过朝廷礼器（祭器）而获得的经验，开始按照当时礼器的规制制造瓷器投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龙泉黑胎青瓷的来历，也是后来在明朝被章氏兄弟传说误导为“哥窑”的黑胎青瓷。黑胎青瓷在工艺、形制、胎质、釉质、釉色、纹饰上均与南宋官窑器非常相似，这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已得到印证。

龙泉窑双龙耳直壁瓶 高17.1cm 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1950年遗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南宋立国后，百废待兴，急需增加财政收入，陶瓷贸易是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外继续推行市舶司体制，大力发展陶瓷贸易。龙泉窑抓住机遇，凭借水路外运顺畅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产品进一步畅销国内外，窑区也由龙泉扩展到周围的几个县，形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龙泉窑系。由此，龙泉窑终于在南宋和元代迎来了自己的最鼎盛时期。

南宋龙泉窑胆瓶 高21.3cm 罗杰斯基金1917年购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鼎盛时期的龙泉窑，取得多项成就，特别是美如青玉的梅子青、粉青厚釉、薄胎厚釉瓷器，其釉质之粉润、釉色之青翠、形制之高雅，堪称青瓷之巅，不仅为龙泉窑获得天下美名，并随着瓷器的出口把美名带往世界各地，还把中国陶瓷烧造水平历史性地推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是龙泉窑博采众长，注意学习吸收越窑、南宋官窑的技术、造型、制作工艺，利用本地具有的高岭土、紫金土和竹木草灰，从胎土、釉料的淘洗炼配到制坯修胎上釉，都进行了改进，既精益求精又不乏艺术品位，特别是来自青铜器的礼器（祭器）造型，典雅庄重。二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探索发明出石灰碱釉，使龙泉瓷器与越窑秘色瓷相比，釉质更接近玉石，加上采用厚釉的施釉方法和1280℃左右的高温，使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的釉质达到了如冰似玉的质感。三是龙窑以及装烧方法、窑具的改进，使龙窑体积更大、装烧更科学，提高了产量，已发掘的大型龙窑一窑竟可烧四、五万件瓷器；广泛使用匣钵和支钉、垫饼、垫圈等窑具，减少杂质、污染、挤压、粘连等窑病，提高了成品率。

南宋龙泉窑琮式瓶 粉青厚釉褐胎 高26cm 大英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 粉青厚釉朱红胎 高27.6cm 日本常盘山文库藏

如今业界评价一个瓷窑，总是把“官窑”二字带在嘴边，以为只要属于“官窑”，就会荣耀无边。事实上，从窑系发展本身来说，成为“官窑”未必是好事。由于官窑的“客户”很少，产品数量不多且需求断断续续，器物制作往往不计成本而市场竞争力不强，产品和技术不流向社会，窑工受剥削和压迫深重，一系列问题和原因导致官窑往往是短命的，不连续的，持续发展无从谈起。比如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其中，郊坛下官窑由于燕器和官府祭器同时造，祭器不忙时大造燕器，发展才得以勉强维持，明代景德镇官窑发生过多起窑工暴动反抗盘剥和压迫。历史上发展得很好、艺术造诣很高的瓷窑，几乎都是民窑，如越窑、邢窑、定窑、汝窑、龙泉窑等等。龙泉窑在南宋没有纳入官窑范畴是非常幸运的，在南宋自由发达的经济环境之下，束缚较少，可以极尽所能，为国内外市场源源不断生产日常生活用、摆设用和殡葬用瓷器，将我国陶瓷推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特别是龙泉窑通过瓯江水路和温州、泉州、明州、广州等重要港口和发达的航海贸易，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龙牙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林加群岛和海峡）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花面（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旧港（印尼巨港）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麻里噜（吕宋岛西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琉球、无枝拔（马六甲）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龙泉窑对外输出应该是从北宋就已经开始，在南宋、元朝时进入大规模出口时期。汪大渊是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元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泉州。他一共航海过2次。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岛夷志略》涉及龙泉窑的记载，说明当时龙泉窑已在东南亚流传甚广。综合其他资料，自南宋到明代，除上述地区之外，龙泉窑瓷器还流传于朝鲜（高丽）、泰国、日本、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亚丁等地，几乎遍及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全国各地都发现龙泉窑瓷器或瓷片遗物。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嘉定十二年，朝廷强制用瓷器等物品对外进行“易货贸易”

龙泉窑瓷器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得到巨大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南宋朝廷将丝绸制品、炊具、瓷器、漆器等作为对外贸易中的对等易货贸易商品，强制让对方接受。可以判断，由于经济发达，南宋这个时期大量进口国外商品，导致出现“钱荒”。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八）记载：“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宋代的官方语言中“博易”就是贸易之意。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有大臣说用金、银去买国外的物品，把金银就这样给外国，太可惜。于是宋宁宗赵扩下令有关部门制止用硬通货（金银）去跟国外做生意，换之以丝绸、炊具、瓷器、漆器等商品与国外进行贸易，不管贸易多大，如果对方不答应易货交易，则不和他做生意，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样政治经济背景下，龙泉窑的对外出口大幅增加。从这段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南宋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上存在不小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朝廷也在注意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商品对外出口以减少逆差。这颇有当今美国的情形。

龙泉窑粉青釉开光露胎贴塑八仙纹八角瓶 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

龙泉青瓷对外贸易，也极大影响着龙泉窑的窑址发展和分布走向。龙泉青瓷的最早产地主要分布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玉湖、安福，丽水县的黄山、石牛等地，在大量龙泉青瓷输出国外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龙泉青瓷瓷窑的增加，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以方便于使用水路运输。除龙泉县境内的窑址以外，还扩大到庆元县的竹口、枫堂一带。在云和县的赤知埠，永嘉县的蒋岙、来涂等地，因此而形成了一个以龙泉县为中心，包括云和、丽水、庆元、永嘉等地区在内的更加庞大的龙泉窑系。各窑口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青瓷对外贸易的需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烧窑技术不断改进，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元•龙泉窑青瓷罐 高24.5、口径23.2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龙泉窑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在元代，龙泉青瓷大量经由泉州港转运出口运销海外，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样一来，必然刺激福建沿海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这些瓷窑学习和模仿龙泉青瓷的烧窑技术，制造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可以说，福建沿海地区的大量青瓷瓷窑，就是在龙泉青瓷的直接影响下兴起和发展的，有人把它们叫做仿龙泉窑，我看也不为过。

明•龙泉窑刻花缠枝莲纹青瓷炉 高15.6、口径23.4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到了明代，龙泉窑在技术上继续探索，于明永乐、宣德时期曾生产过一大批为宫廷和贵族所用的精美青瓷，并有巨制大型瓷盘行销于东南亚一带，成为明代外销瓷中非常有特色的品种。但是，根据文献资料，自明永乐开始，龙泉窑呈加速衰败之势，产品开始呈现粗制滥造现象，窑区萎缩，对外出口急剧减少。分析龙泉窑之所以衰败，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消费观念转化，当时人们已逐渐转向喜爱蒸蒸日上的青白瓷、青花瓷、粉青、甜白等，对龙泉青瓷已经出现“审美疲劳”；二是福建沿海众多仿制龙泉窑的窑口已具规模，在市场上对龙泉窑形成直接竞争，市场份额被抢夺；三是朝鲜、日本等国出现大量仿造越窑、龙泉窑青瓷的窑口，导致中国瓷器出口被取代；四是明朝实施越来越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海上贸易渠道日益阻塞；五是叶宗留起义，导致龙泉窑所在地区陷入战乱。

明•龙泉窑印花宝杵纹青瓷盘 高2.95、口径21cm 南京雨花台区郎家山明永乐十六年宋晟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馆藏

在南宋就已初具规模的景德镇，经过元代的快速发展，到明初发展势头不减，迅速崛起而超过天下所有瓷窑，成为中国的瓷都。景德镇窑当时的主打产品影青、青白瓷、青花瓷等，声誉日趋高涨，逐渐取代龙泉等青瓷而成为人们日常用瓷的首选，并形成消费习惯。人们对龙泉青瓷似乎已经厌倦，龙泉窑走向衰败趋势已不可逆转。

明万历•龙泉窑香炉 高21.5、口径28.2、足距2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元代龙泉青瓷大量外销瓷经由泉州港转运，导致福建沿海地区众多瓷窑仿造龙泉窑，有的规模巨大而形成了自己的窑系，如同安窑系等，业界称为“土龙泉”。这些通过仿龙泉青瓷起家的“土龙泉”们，到明初时已经具有很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抢占了龙泉窑的市场份额，包括出口份额，龙泉窑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同样对龙泉窑乃至整个中国的瓷器出口造成影响的，还有高丽、日本本土制瓷技术的崛起。据北宋徐竞在《宣和奉使髙丽图经》记载，高丽国（朝鲜）在北宋时就已经具有很高的制瓷技术水平。日本的制瓷技术主要由我国和朝鲜国传入，到明初时，已经形成巨大规模，抢占并挤压了中国瓷器在他们国家的市场。

明天启•龙泉窑香炉 高28、口径27.5、足径2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混战。在战争中失败的封建诸侯，组织武士、浪人（即倭寇）、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就已经颁布法令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但并不严格。到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加剧，海禁政策愈加严格，民间贸易、渔船已几乎不能出海，造成龙泉窑等瓷器外销几乎停滞。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英宗本纪”和卷一百六十五中关于叶宗留作乱的记载

龙泉窑在明正统年间呈急速萎缩状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造成丽水地区十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包括龙泉窑业在内的所有手工业、矿业几近被毁。叶宗留是个自诩会武功的矿工领袖，在福建福安采矿谋生，后违反朝廷禁令，在浙西、闽北仙霞岭地区私采金、银矿。明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官府武力禁采、剿捕矿工，叶宗留因此率众起义并称王，附近矿工、农民和其他起义军、土匪纷纷参与，将暴动蔓延到福建、江西、浙江交界地区多个县市，征剿官兵与起义军的作战持续11年之久，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才得以平息。龙泉地区正处于战乱中心，龙泉窑生产自然受到很大影响，起义平息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大伤，景况已大不及从前。还有，明朝中晚期日益严重的苛捐杂税，也加速了龙泉窑的衰落。

明·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二中提到“今龙泉窑世不复重”

明代博物学家、诗人、万历年间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天启年间任广西右布政使的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中记载“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说明龙泉窑此时已无法与景德镇窑相项背。进入明朝晚期的龙泉窑，与之前相比，器物式样减少，纹饰呆板，胎骨转厚，胎面粗糙，釉色灰暗，装烧方法简单粗暴，一片衰败的景况。

清代龙泉窑梅兰纹帽筒 高23、口径12、底径11.5cm

清初 龙泉窑瓶 高21.4、口径10、底径7.2cm

到明末清初，一代名窑——龙泉窑终于彻底陨落，退出了历史舞台。时间不长，龙泉窑的地面遗迹也很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殆尽。

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二十一记载：龙泉窑已废

这次就简单讲到这里。后续请看下一集：（3）龙泉窑的考古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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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