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香港沦陷后日军将港英官兵乘船运往日本，后来怎么样了

1942年9月27日，日军运输船“里斯本丸”号装载着700多名日军调防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自香港开往日本。该船未有任何装载战俘的标志，10月1日途经浙江省定海县东极乡海域时，被美国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10月2日上午沉没。在沉船过程中，日军对英俘非但不加以施救，且封舱闭门，射杀自救落水的英俘。然而附近海岛东极乡渔民，闻讯驾小舟陋船，冒死营救，共计救起落水英俘384人，并接到渔村救助。后来日军上岛搜捕，抓走绝大部分英俘，仅有伊文斯等3人被当地渔民藏匿得以逃生。后来被护送到大陆，辗转抵达重庆，再返回英国。

为酬谢中国人民营救英俘的壮举，1949年2月，港英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向有关人员赠送轮船、钱物和颁发奖状等。对此海难的文献记载，在当时的美国潜艇“鲈鱼”号航海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述，日本“时代周刊”也有报道。抗战结束后，应英国有关方面请求，国民政府也专门予以调查，加之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等，大致形成对该事件的较完整的反映。深入研究“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揭露日本侵略罪证，展示中国人民冒死救援盟军的友谊，于今天仍具有历史研究与现实应用的价值。

“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纪念碑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开始向华南发动进攻，21日占领广州，至29日完全控制广州周围地区。广州失守，不但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运输线，而且也意味着毗邻的香港成了“孤岛”。随着日军“南进”作战意图愈益明显，英国政府决定不保卫香港，指示驻港英军司令莫尔特比少将“尽可能地”坚守待命。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驻港部队仅有6个营的印度和加拿大步兵、新加坡和香港炮兵部队合计有8门野战炮，另有海军陈旧驱逐舰1艘、鱼雷炮艇8艘。尽管香港防御力量薄弱，不足以抗击日军的强力攻击，但莫尔特比少将仍希望坚守九龙半岛以北连接大陆的防线，进行7至10天的迟滞战斗。

1941年12月8日，与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同时，日军也开始从大陆一侧向香港发动进攻，首先出动35架轰炸机空袭九龙，炸毁英军5架飞机以及泛美航空公司的“香港快航”号。14日，日军攻占九龙半岛的大部分，英军被压缩至维多利亚港口附近及香港本岛。24日，日军相继占领发电厂，切断了淡水供应，守军被逼到岛屿的尽头，部队最后溃散，丧失了抵抗能力。25日下午3时30分，英军挂出了白色降旗。当晚在九龙半岛饭店里，英国殖民总督马克．杨爵士向日本第23军司令佐木中将签署了正式投降书，香港至此全部沦陷，1200多名英国人死亡，大批英军包括澳大利亚籍官兵以及眷属被俘。

日军占领香港后，即着手将英军战俘分批转送到日本继续关押。在香港的战俘们当时状况很差，集中营挤满了人，食物不足，缺乏医疗条件，白喉流行蔓延，经常发生非正常死亡情况。有些尝试逃跑的人重新被抓住后，受到极其野蛮的惩罚，以致到后来无人再敢出逃。

1942年9月25日，1816名英军战俘被集合在香港深水步营地的阅兵场上，日军军官通过翻译声称：

“你们将被带离香港”,

“去一个你们将被好好照顾和善待的美丽国家。我将率领队伍照顾你们的健康，记住我的脸。”

战俘们即刻明白了自己将被送往日本国，情绪反映复杂。有些人对此抱有种种幻想，认为日本人不会在自己的国家对战俘不人道，所以寄希望于会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更多的战俘对此心存异议，倾向于留在香港，因为这样日后获救或者脱逃的机会能更多一些。

经过很简单的身体检查后，战俘们每50人为一组，每组由1名军官带领，由深水步营地附近码头乘驳船，换上1艘7152吨级的客货船“里斯本丸”号。该船已经过改装，并且安装了一些军事设备，有别于普通商船或是客轮，有船员77人。既然“里斯本丸”号被用来运载战俘，在战时情况下，理应悬挂相关旗帜或者明显标志，以提醒处于交战状况下的敌方不要伤害它。

遗憾的是，“里斯本丸”未有任何这方面的标志，导致数天后遇袭沉船惨剧发生。整个队伍由英军密特萨拉军团第一大队司令官斯图尔特上校负责，一些军官协助其领导。另有日本海军上尉率领的25人卫队，负责监控全体战俘。登船的英军战俘来自各个战斗单位，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炮兵部队、信号军团、陆军工兵、密特萨拉军团、海军防卫团，以及 R . A . M . C 部队官兵。此外，还有一些英国平民（含眷属）也被驱赶上船。所有战俘及其眷属被安排进三个货舱：由波洛克指挥的皇家海军军人住距船首最近的前舱；斯图尔特指挥的皇家苏格兰队和密特萨拉军团第一大队与其他小队及散兵，入住船桥首部的2号舱内；由彼特上校指挥的皇家炮兵团，则位于船桥尾部的3号舱。

每个船舱内空间狭窄，空气闷热，所有人都是肩并肩地拥挤着坐在一起，根本就不能同时躺下来休息，而且许多人患有痢疾，腹泻严重，使人无法入睡。另有一小部分伤病战俘，有幸被安排在甲板上。26日下午，778名日本军人包括伤兵登船，占据了船前部甲板的大部分好位置。与底层的英军俘虏沮丧的情绪相比，也许是即将回国的缘故，日军官兵显得十分高兴。

“里斯本丸”号

9月27日拂晓，“里斯本丸”启航北上，朝着公海方向驶往日本。在前四天航行中平安无事，天气也很好，但关押战俘的船舱底部却仿佛变成了人间地狱，浑浊的汗臭味和排泄物令人难以忍受，日军不得不允许战俘们轮流上到甲板上透气。值得一提的是，船行次日即发生了疾病的流行，随船的医生们尽力使用仅有的抗生素治疗病人。更困难的是，给战俘的饮用水很少，也未实行配给。由此可见，船上战俘们的命运悲惨程度，以至于多年后生存下来的英军官兵对船上的生活细节仍记忆犹新。

10月1日晨，“里斯本丸”驶入浙江省定海县东部海域。

1942年8月28日，隶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第81分队的“鲈鱼”号，由卡提伦．迪克指挥，离开珍珠港基地执行第二次海上巡逻任务。有关该潜艇的基本参数是：排水量，水面1526吨，水底2424吨；吃水16.10；航速，水面20节，水底9节；船尾装备4个鱼雷管，携带24枚鱼雷；建造时间为1941年，10月27日正式下水，使用电力发动机。

9月30日晚，“鲈鱼”号潜伏在上海南部海域侦察，当夜明月当空，十分便利于观察分辨敌对舰船。10月1日凌晨4时许，“鲈鱼”号发现了“里斯本丸”及9艘小舢板，迅即判明对方为敌国船只。但是潜艇指挥官认为即刻攻击“里斯本丸”，月光实在太亮，恐对己不利，遂决定减慢潜艇速度，锁定目标，与其保持一定距离，监控“里斯本丸”动向。于是，“鲈鱼”号潜入海中，以4000码的低速前行，超过两艘渔船，驶往“里斯本丸”前方预定水域守候，等待天明。

天亮后约在早晨6时多，“里斯本丸”突然转了50°改变航向，“鲈鱼”号潜艇发现情况有变，立即潜入水下准备发起攻击。7时04分，“鲈鱼”号在最近的320°位置近距离发射了3枚鱼雷，但没有一枚击中，“里斯本丸”却减速行驶。“鲈鱼”号紧接着发射出第4枚鱼雷，2分10秒之后，“里斯本丸”上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船体水下的燃料舱被潜艇击中，随即向右转50°停止前进。“鲈鱼”号当即抵近通过潜望镜观察情况，紧接着将正弦转向调整至“里斯本丸”的右舷，准备再次发动攻击。

“里斯本丸”突遭美军潜艇袭击，先是挂出一面类似不要伤害它的旗帜，继之甲板上日军向潜艇开枪发炮射击，虽然对潜艇构不成多大威胁，至少表明日军已从最初的遭受打击下反应过来。上午8时45分，“鲈鱼”号继发射第5枚鱼雷后，做好0°回转、80°轨迹、在1000码之间进攻的准备。正当“鲈鱼”号在水下6英尺处调整好位置，准备发射第6枚鱼雷时，“里斯本丸”恰好向右边轻微地倾斜了一下，躲过“鲈鱼”号鱼雷预定攻击线路。“鲈鱼”号不得不再次调整位置，开到“里斯本丸”的舷窗边，拟向船尾部发射鱼雷。9时38分，“鲈鱼”号在180°回转、80°轨迹、1000码之间的水平面开火，发射出第6枚鱼雷。这时，日本空军一架轻型轰炸机赶到出事地点上空，接连向美国潜艇投掷深水炸弹，迫使“鲈鱼”号立刻潜入海中100英尺躲藏，但未远去。

“里斯本丸”号

由于“里斯本丸”自出事后日军舰和飞机相继赶到事发地点增援，“鲈鱼”号虽一整天待在周围海域观望寻机，苦于日海空军干扰，只能蛰伏不动。直至19时05分，趁海面能见度变差，“鲈鱼”号浮出水面，急速驶离该海域。

“里斯本丸”遇袭之际，船上的人们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战俘们正在船舱里等待早晨点名。当鱼雷击中船体时，船颤抖着慢慢停了下来，日军一面使用枪炮还击，一面将甲板上为数不多的俘虏就近赶进货舱，把守住每一个货舱的入口处，严防舱里的战俘出来。此后，“里斯本丸”与潜艇对峙期间，正是舱内所有战俘饱受煎熬之时，时间越长，战俘们的境况就越差。最难耐的是病员，他们一再提出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的要求，全被日本人拒绝，无一例外。在接下来的漫长等待中，无人能上到甲板，同时停止了饮食与照明电的供应。

此时船舱里既无灯光照明，又隔断了新鲜空气的流通，令人感到异常闷热与窒息，大家只能相互依偎，保持体力和意识。与此同时，三个船舱里的人们想尽各种办法互通情况，甚至于模仿“莫尔斯电码”，通过敲击管道来传递信息。当得知彼此处境一样，战俘们只能寄希望于日军能及早解救他们。情况最糟糕的是3号舱，由于船尾部进水，加之停电，3号舱里的战俘自动组织起来，采用自救的办法，人工操作水泵往外排水。在极度闷热缺氧的环境下，很多人昏厥过去，但在失去意识之前，每个人都尽力去踩六下水泵，以尽可能地维持生命之旅。然而，似乎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船尾在逐渐地下沉，3号舱里的数百名战俘危在旦夕，日军却仍无任何救助措施。

当天下午，日本海军驱逐舰“酷儿”号赶到“里斯本丸”附近。17时许，“里斯本丸”上搭载的778名日本军人，奉命先行转移到驱逐舰上。当时，船上总共有4条救生艇、6条救生筏，船长曾决定，如出海事，则只留给战俘2条救生筏。正当2艘救生艇开始转运日军官兵时，另一艘日本运输船也赶来了，指挥官们齐集“里斯本丸”上开会，决定将剩余的日军官兵转移到运输船上，留下押送俘虏的卫队及船员，计划将“里斯本丸”拖到浅水区。为防范舱内1800余名战俘骚动，日军开始封闭所有舱口，并压上钉条。

英军斯图尔特上校当即提出抗议，请求日军不要封舱，至少拿掉一块木条，使船舱里能有一点空气流通。船长初时还表示了一点同情，并为此事与押运官争吵起来，后者以其25名卫兵很难控制人数众多的战俘为由，坚持要全部关闭舱盖口，声称船长无权妨碍这次军事行动。约在21时左右，船上所有舱口被盖上，并被紧紧压住了钉条，蒙上防水布，并用绳索捆绑住。船舱内顿时漆黑一团，彻底地没有了新鲜空气流通，情况愈来愈恶化。尽管如此，战俘们始终保持镇定与服从，没有引发骚乱。

10月2日拂晓，“里斯本丸”已经遭受鱼雷袭击24小时，船体明显地左右摇晃起来，已不可能到达安全区，沉没不可避免。在危急时刻，斯图尔特上校决定不再继续等待下去，遂组织一小队人员采取行动，豪威尔中校领先持刀奋力向上切割舱盖口的木块和防水布，但因缺氧和体力不支，第一次行动未能成功。上午8时10分，因船体即将下沉，船长遂向运输船打出旗语，要求允许弃船。运输船随即派出救生艇，带走大部分卫兵和船员，留下六七个卫兵仍在甲板上监视舱底战俘，而不管战俘们死活。

“里斯本丸”号沉没

9时许，船体又出现较大幅度摇摆，沉船危险步步逼近。这时，豪威尔中校找到了另一条通往舱口盖上的木梯，竭尽全力打开舱盖，与波特中校等4人爬上甲板，缓步向船桥走过来，要与船长交涉。然而，船上的几个日军竟开枪射击，波特中校当即中弹死亡，迫使其余人逃回船舱，向斯图尔特上校报告外面的情况，特别是注意到该船在海水中的位置已经很低，意味着逃生时间不多了。而最后留置船上的日本卫兵和船员已被接走，拖船也解开了缆绳，彻底放弃了“里斯本丸”。

当“里斯本丸”最后一次晃动时，船尾终于迅即下沉，海水很快便灌进了已被打开的下舱里，最先集体遇难的是被关押在3号舱里的战俘。1号、2号舱的战俘们不顾一切地冲上甲板，纷纷跳入大海逃生。战俘们没有救生圈，自香港上船时只有大约半数的人配备了救生带，周围大小船上的日军非但不出手援救，还使用机枪、步枪射杀落水的英俘，驾船从落礁的俘虏身上开过去。甚至当英军战俘好不容易才爬上日船垂挂的绳索时，又被日军野蛮地踢了下去。许多原本能生还者，却被日军打死在海里，侵略者再次制造了一场人间惨剧。

直到居住在附近海岛上的东极渔民闻迅驾船赶到救援时，日军才开始改变态度，勉强地打捞战俘，却一直不肯放下救生艇。临近中午，“里斯本丸”船头朝上沉入海中，海面上漂浮着众多的死尸、布匹和其他物品。

“里斯本丸”出事的地点，位于浙江省定海县东极乡青浜岛东北海域，今属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管辖。距事发地点最近的青浜、庙子湖两个海岛，地处舟山群岛最东端的中街山列岛。其自然情况是：青浜岛陆地面积1.408平方公里，居民800人；庙子湖岛陆地面积2.638平方公里，居民1000人。两个海岛相距仅约1公里，岛上无农耕地，只生产少量的蕃薯，居民主要以捕鱼为生，生活很困难。当时，定海县本岛及高亭（今岱山县境内）等周围一些重要岛屿虽已沦陷，但远海外岛仍为地方抗日武装所控制，这为营救英俘提供了便利条件。

随着海难发生，大量落水人员和财物顺着潮流就近涌向青浜、庙子湖岛，“在狂风怒吼中挣扎”。贫苦渔民发现海上落难人数众多，当即自发地倾岛出动，驾驶渔船救人。在此期间，也有当地的头面人物组织群众参加营救工作。青浜岛由赵筱如、唐品根、翁阿川、唐如良、许毓嵩等5人发起，以人命关天，通传全岛渔户总动员，出动渔船30艘，救助44船次，营救英俘278人（内有西福山营救的62人）。庙子湖岛由沈万寿、吴其生、吕德仁、沈元兴、沈阿明等5人发起，出动渔船16艘，救助21船次，营救起英俘106人。两岛渔民奋力救助至午夜为止，共计救起英俘384人。

因海面潮急风大，许多体质虚弱的战俘和侨民死于海上。救上青浜岛的英俘大部分被安排在“天后宫”庙宇内暂住，一部分人分散入住渔民家里。庙子湖岛上的英俘，则全部被接至各家中照料。大多数英俘仅着短裤背心，衣着极其单薄，又经历了在海水中苦苦挣扎，体能消耗殆尽。目睹盟军战俘如此凄惨状况，渔民存粮原本就不多，却慷慨大方地拿出全部大米、鱼干制品、蕃薯等食物让给英俘享用。同时还各自取出衣袄，交给英俘穿用，免其饥寒交迫的窘况。当时彼此语言隔膜，不知底细，渔民“只知彼等均系盟国战俘，应速送往内府援助归国”。

“里斯本丸”号英军战俘后人在舟山向当年参与救援的渔民林阿根（已故）老人表示感谢。

中国渔民朴实、热情、友好的举动，使得英俘深受感动，对此真实感人情景，定海县东极乡在调查时曾描述道：

“两山居民目睹被难英人不惟单衣淋湿，甚有赤体者多人惨状，自动分赠衣衫、棉袄，供献滚水饭食，并为之安宿。”

然而两小岛骤增380多名青壮年，粮食供应顿感危机，同时岛民担心日本人再度回来抓捕，英俘危险远未解除。因此，赵筱如、唐如良等连夜紧急会商，拟议既然是盟军战俘遭难，理应迅速送往内地政府助其归国；又恐交通隔绝，万一在海上被日军所知，后果不堪设想。直到次日天明，仍苦无良策。从当时各方面情形来看，也的确不具备安全运送数百名英俘的条件。

3日晨，自定海至沈家门港出动的日军舰艇5艘开抵东极海域，其中3艘驶至青浜岛、2艘驶至庙子湖岛，日军朝天鸣枪示威。正在会商的唐如良、许毓嵩立即提议，先将英俘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3人送至青浜山后的小湾洞隐藏起来。青年渔民翁阿川自告奋勇带领这3人即刻前往避难，并负责照料饮食与安全。很快约200余名日军分路登陆，挨家挨户地搜查，直到下午2时复将两地英俘共计381人清出，尔后重新押解上船离去。4至7日，日舰频繁至青浜、庙子湖附近海面巡弋，8日才罢手。

在这期间，伊文斯患病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翁阿川等人悉心照料3人起居饮食，使其渐渐恢复体力。为将3名英俘及早护送到安全地带，赵筱如等10余人再次会商，决定迅速将他们送给内地政府，以免日久多变。并将此情况告知住在庙子湖岛的第四保保长沈品生，沈品生当即和第五保保长吴其生到葫芦岛，找正在岳父家的定海县国民兵团抗敌自卫第四大队大队副缪凯运帮助。缪凯运闻讯后，立即带领警卫卢瑞元等数人，连夜冒险渡海赶至青浜岛小湾洞，会见了伊文斯等人。

因缪凯运早年在上海生活学习，略通晓英语，与伊文斯等语言沟通颇为顺利，获知了海难详情，随即周密布置偷运英俘事宜。9日夜，3位英俘换上渔民服装，隐藏进一条小舢舨船内，由唐品根、许阿台、李朝洪、郭阿得、任信仓、王祥水等6人驾船，缪凯运另派船武装护航，安全转移至葫芦岛，入住缪凯运的岳父杨福贵家，唐品根等随船返回青浜岛。

伊文斯等3人在家受到妥善安置，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但经过连日折腾，3人都程度不同地患有疾病，其中伊文斯发烧最重。已有准备的杨家从沈家门请来医生李启良帮助诊治，经打针、服药及休息，至10日天明进食热蕃薯稀饭，3人高烧减退。为尽早脱离险区，缪凯运带人护送伊文斯等趁夜色掩护，乘船抵达郭巨甘露庵大队驻地，交给定海县抗敌自卫第4大队大队长王继能。王继能一面“优礼相待，供食添衣，拍照留念”；一面派兵武装护送至象山，交给定海县县长苏本善。继由象山方面送往浙江省政府驻地云和县，再辗转抵达重庆，由英政府驻华使馆接回。

伊文思、法伦斯、詹姆斯顿与中国军民在舟山合影

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全程中，唯有这3名英俘得以逃脱日军之手，顺利到达中国战时后方重庆，与一起蒙难的同胞相比，算是极其幸运的。他们居留重庆期间，曾以亲身经历在广播电台揭露日军暴行，引起国内外强烈公愤。

战后，伊文斯任职英美烟草公司香港烟厂总监，詹姆斯顿供职于英国驻华使馆九龙办事处，法伦斯服役于皇家海军舰队。为答谢中国人民的义举，除伊文斯等个人不断地向参与营救的恩人表示谢意外（包括赠钱、赠物，邀请唐如良和翁阿川等人到沪港晤面），英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与中国政府联系，专门拨款赠给东极两岛居民。英国舰队总司令甚至提议派遣驱逐舰，专程前往“正式授予此项赠款”。等完成任务后，该舰“拟径往上海”。

1948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此事发函浙江省政府，要求尽快查明参与救助英俘事宜。并提出具体办法：

“如此事果如经查明属实，并经贵府同意英方赠款，则应由贵府派员代表居民接受，然后转发岛上居民，而不宜听任英方人员将该项赠款直接授予岛上居民。”

20日，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批示：

“急派要员于明日前赴定海，会同县府亲往东渔人岛（即东极）查勘具报，并先行电复。”

24日，浙江省政府指示定海县县长即刻派员调查，并造名册上报。30日，定海县警察局奉令派员前往东极乡调查。

难能可贵的是，当东极乡乡长沈品生召集有关当年参与救助的群众会议，告知政府接受英国政府赠款的诚意，务请人们据实报名登记时，众人等皆以救助英俘为义务，不图报酬，坚决请辞。沈品生一再以

“此乃盟邦政府爱戴、荣誉赠予。却之，未免不恭；受而无伤大雅、大义”

劝说后，乡民们才开始纷纷报名登记。经东极乡公所查实情况，并附名册，于5月10日上报县政府有关救助英俘经过实情。

值得一提的是，沈品生在报告中提出接受赠款分配办法：

“拟分别以两山发起救护赵筱如、吴其生等十人，及参与动员各船户暨冒险护送三英人至内地之唐品根等六人列为甲等，凡献衣供饭者列为乙等，其各帮同送衣服送饭者列为丙等，用示大公，以励将及义务来兹。再，是案当日，尽最大力以举家衣服、食粮尽数贡献，又为热心发起救护之已故许毓嵩，今其妻、子尚住本乡，可否列于被赠；又，不愿受赠健在之七十有八老人沈万寿，拟求钧府特分别予以追加褒扬”。

6月23日，浙江省政府分别致函外交部、内政部，告知调查结果，并推定省府委员周象贤赴上海英军司令部代表领款，再转发民众。同时国防部在核复英舰拟往舟山一事，认为

“舟山群岛附近为我拟建之海军区域，英舰曾经屡次请求访问该地，均遭我方拒绝。”

“我为保守国防秘密计，对其派舰访问一节，自难予以同意。”

外交部遂复告英国驻华大使馆，婉拒英舰访问舟山。尔后赠款一事几经周折搁置，直到10月25日浙江省转颁内政部褒扬东极居民救助英俘令，共计有198件。

1949年2月17日，香港隆重悼念英军被俘官兵乘“里斯本丸”遇难之惨剧，并赞扬中国渔民勇救落海英俘之殊凡功绩。午后3时，在香港皇后码头举行馈赠典礼，港督葛量洪代表英国政府亲自主持并致词，备感东极渔民义举，“为对此项英勇人道工作表示感谢起见”，特赠送“海安号”机动渔轮1艘，价值港币16000元，以及奖金和由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发的奖状。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极为重视这一事件，中国渔民自发营救英军战俘也演绎成一段历史佳话。

“里斯本丸”战俘在日本集中营服苦役

在青浜、庙子湖两岛上重新被捕的英俘，连同以其他方式生还的幸存者，一起被日军送往上海集中。历经磨难而幸存下来的战俘们，此时衣着单薄，大部分人几乎是赤身裸体，为防寒冷不得不用油涂抹全身，每天的食物仅是4块硬饼干、加水牛奶等，可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10月5日，在上海码头，所有再次被捕的战俘们齐集一处进行早会点验，结果只剩970人，将近半数同胞丧生大海。这些不幸遇难的英军战俘，现已查清名字、年龄、在英国的住所，以及原来隶属部队的番号，分别是：皇家海军陆战队140人，皇家炮兵部队222人，皇家信号军团45人，密特萨拉军团141人，皇家陆军工兵74人， R . A . M . C 部队3人，海军防卫团3人，另有2人不清楚其所在部队番号，合计630人。

不久，除了35名患较重痢疾的人留在上海外，900多名战俘被押上“迅水”号船赴日本。途中，有5人病死在船上。抵达日本后，战俘们被分散到大阪、神户、广岛等地，生活状况更加恶劣，仅在第一个冬天即有约200人死于咽喉病、腹泻、肺炎和营养不良症等。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最终历尽苦难顽强存活下来的官兵才回国。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其中所折射出的历史深思，诸如日军囚禁并虐俘的极不人道暴行、中国抗日军民勇敢营救英俘的义举等问题，于今仍具有现实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