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文/朱云汉*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年4月7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暴发阶段，位于丹佛市联合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就歇业了。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1892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事件，还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等不到顾客上门而不得不关门歇业。

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印度总理莫迪于2020年3月24日突然公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实施为期21天的封锁抗疫措施。在孟买行医的海尔马斯(Dr Jagadish J. Hiremath)在推特上写下一段文字：“能保持社交距离是一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能洗手是特权，说明有自来水。有免洗洗手液也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

这两则新闻凸显了一个共同点：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给全球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它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等空运枢纽机场门可罗雀，它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面临断链危机，它让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至少连续好几个月基本处于休克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的。

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世界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是否能在短期内问世，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种预测，也试图解读这场突发疫情对人类历史发展各方面的长期影响。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其中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是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里宣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今后跨国公司都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

二是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2020年3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的“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评论，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够扮演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美国政府所显露的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能力彻底崩解。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榜样的美国，这是战后70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

三是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民主体制的衰败。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衰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发表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四是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资本拥有者为了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与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生产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产业空洞化，并创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作为公共产品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陷入贫困边缘。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急遽、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许多濒临倒闭的欧美大企业最后都有可能走上国有化一途。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时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说，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一个社会既存的物质生活状态及这个社会所具备的各种结构特征——人口与空间结构、制度与组织、知识与技术、观念与行为、冲突与矛盾，以及其所隶属的国际体系，都会深刻影响这个社会面临大流行病的应对模式与效果，影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后果，以及影响大流行病最终会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烙印。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一些冷静的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大流行病往往是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而不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流行病也很少会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更可能是凸显现存社会结构的本质与特征，更鲜明地暴露已经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与体制缺陷问题，或是激化蓄势待发的冲突与矛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撰文提醒读者，并不是每一次危机都是历史转折点，“后新冠病毒世界”不会是一个无法辨识的世界，这场大流行病更多地将加快世界历史的前进速度，而不太可能改变其方向。他指出，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崩解、大国关系失和，所有这些原本存在的国际环境特征与趋势，在这场疫情之后只会更凸显。

当前的全球疫情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多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移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移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和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多年前。

再次，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环境下。这种走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放大效果。

多数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与个人都没有余裕，没有储备，没有闲置资源，尤其是新自由主义革命走得越深越远的社会，处在社会悬崖边缘的人口就越庞大。多数美国家庭在任何时候都拿不出500美元的应急现金，只要失业就可能失去医疗保险、汽车与房子；美国提供的失业保险给付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单薄。专家估计在美国有高达40%的劳动参与者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论件或按时计酬，经常朝不保夕，而且他们多数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内，也必须自费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

最后，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病毒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动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笼罩而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其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根本来不及火化的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的艰难局面。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远超非西方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体制与文化的自信感与优越感遭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在对抗新冠病毒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病毒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贫富日趋两极化。

第二，美国对华强硬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速构筑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中美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配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西方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控制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开始产生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做出悲观预测，他们认定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助长上述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四是全球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促使各国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福祸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导致特朗普政治路线被扬弃；三是让各国政治精英更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更需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的牢固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明白，本国经济社会常态运作脱离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抱有很高的期待。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这场疫情冲击凸显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跨国企业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将来反复暴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有比较优势。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是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落实起来非常困难。美国产业空洞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很难找到技术工人。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支付美国企业所有搬迁费用，把在中国大陆(或亚洲)的生产线迁回美国，未必会有很多企业响应。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有竞争力。如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少数激进的反华鹰派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索要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都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

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当中国不能成为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因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其实，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并设法在美国退出或阻挠的情况下，如何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持续运作。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大方向上是延续奥巴马路线。他试图重新团结西方盟友来维护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重新确立美国在多边体制内的主导地位，发挥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软实力，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把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移到亚洲，以全力对抗中国崛起与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但拜登在某些领域必然会做出调整，因为他所处的时空背景已经大不相同。

首先，特朗普已经在美国社会全面挑起对“中国威胁”的同仇敌忾，所以拜登的团队必须证明更有办法对付中国带来的挑战；

再者，拜登无法忽视中国的巨大身影。他的团队必须客观看待中国模式的竞争优势，也必须承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世界已经形成潮流，并持续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所以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应措施，甚至在某些领域不排除模仿中国的做法。例如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联邦政府预算来更新美国陈旧的桥梁、道路、铁路、通信以及电网；拜登还推出了美国版产业政策，强化美国的半导体与电信设备产业供应链，以及补助生物科技、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前瞻科技研发。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意识形态极度保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所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也得到新千禧世代的高度支持。

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务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展望未来，这个改革方向，将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得到更强的推动力量。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第二，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导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资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这场新冠病毒危机对西方国家政治与知识精英的优越感与自信心打击太大，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挫折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会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人们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中国从未排除西方国家，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对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开放。

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启示，并非全球化时代的高度相互依存与巨量跨国流动带给各国空前的健康、社会与经济风险，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与共同体意识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解药是让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赶快跟上，深刻体认全体人类命运福祸相依的全球意识。

（编辑 季节）

*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