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剑桥归来的才子，能诗会文，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文化人

作者：李乃清

多少年过去了，在我们偏重左翼的文学坐标轴中，邵洵美一直是个模糊的存在。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身为诗人、翻译家、出版活动家的邵洵美，确是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

当年这位剑桥归来的才子，能诗会文，推崇唯美，与徐志摩、徐悲鸿、郁达夫、沈从文、施蛰存等人都是挚交。他慷慨侠义，乐善好施，家中常高朋满座，人称“文坛孟尝君”。

邵洵美，其人如名，温雅俊秀，许多人说，他是鼻梁笔挺、有着希腊风侧影的美男子。贾植芳回忆：“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曹聚仁也说他“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有如激流边上的浮萍”。

这位邵公子衣袂飘然，气度非凡，且出身名门。祖父邵友濂曾出任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外祖父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洋务大员，嗣外祖父李鸿章更是声名显赫的朝中第一大员。邵洵美妻子盛佩玉，乃盛宣怀的孙女。百年前的上海滩，盛家是名副其实的豪门贵邸，既有奢华生活，又有诗书传统。盛宣怀的葬礼，由百人抬棺，且从故宫请来曾为慈禧抬棺的原班人马，送葬的人从盛公馆一直排到外滩。如此出殡排场，堪称奇景。

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家丧之后偶遇相识，他偷拍了她的照片，又写了情诗，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本名邵云龙的他，见《诗经》中有“佩玉琼琚”，就从“洵美且都”中取二字为名，以示对盛佩玉的爱慕。1927年，邵洵美与盛佩玉在卡尔登饭店举行婚礼，盛况空前。证婚人马相伯，文艺界名流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刘海粟等都来祝贺。两人结婚照刊于《上海画报》封面，“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邵洵美倾心倾力出版事业，写诗、撰文，开书店，印杂志，办印刷厂，先后出版《狮吼》、《金屋》、《新月》、《诗刊》、《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人言周刊》、《万象》等十几种刊物，1938年又积极出版抗日杂志《自由谭》等，前后几十年，万贯家财基本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盛佩玉为了支付丈夫经常入不敷出的出版经费，将自己的巨额陪嫁与份下遗产一次次变卖或典当，却毫无怨言：“每次听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钱，我总会全盘接受。”

据其子邵小罗介绍：“上海沦陷期间，父亲坚决不写辱国汉奸文字，尚在丝丝苦闷中，寄情于小小方寸之间。1943年3月1日到4月30日，短短两个月间写下整整60篇‘中国邮票讲话’，他按历史的沿革、结合中国邮政史，从大清国的第一张邮票讲到民国（战前）最后一张，每日一篇，产量之大，使人惊叹。抗战胜利后，父亲参加‘新光邮票会’，后任荣誉顾问。在邮票展览会上欣然展出他珍藏的‘红印花绿加盖’（即‘绿衣红娘’），引起邮界极大轰动。”因此，在近代集邮家中，也有邵洵美的名位。

1949年后，邵洵美的精力基本花在翻译上，先后译出《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家庭与世界》、《玛丽·巴顿》和《汤姆·莎耶侦探案》等文学作品，其翻译成绩主要体现在对英国浪漫主义诗剧移译方面，他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等人的诗作，“译笔华美而熨帖，才气纵横”。（赵毅衡评价）

早在30年代初，邵洵美为适应《论语》半月刊的幽默特性，还风趣地运用吴侬软语翻译了美国畅销小说《碧眼儿日记》（Gentlemen Prefer Blondes），第一句便是：“巴黎是好得来。陶老三（Dorothy）昨日搭奴一淘到仔巴黎哉，真正好得来。法国人实头好得来。”能够体会苏州话妙趣的上海人读到这篇译文拍案叫绝。翻译家李文俊回忆：“1957、58年我当小编辑时，曾慕名向他约译过几个短篇，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短篇小说与杰克·伦敦写的两段回忆录，也因此曾与邵先生通过几次信。光是那一手钢笔字便很遒劲俊秀，极有个性。从他当时交来的译稿看，他对原文理解准确，文笔优美，完全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洵美先生从中译英亦有佳作。如沈从文《边城》中的精采章节《翠翠》，便曾由他与项美丽合作译出，比开国后所出的英文全译本早了许多年。”

邵洵美曾被鲁迅讥为“富家赘婿”；施蛰存则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

进入新时代后，邵由名门公子脱胎换骨为“编外”翻译人员，昔日唯美轻盈的生活不复存在，且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入牢中，3年饥馑的狱中生活，把他折磨成了另一个人，女儿邵绡红见到他时都快认不出了：“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

据他的老友秦鹤皋回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发动了，王科一（青年翻译家，曾译有《傲慢与偏见》等外国文学作品）和我先后进了牛棚，一切行动都受监督。其后间接听到洵美曾两次病危住进了医院。大约是在1968年年初，洵美家人不知通过怎样的渠道传话告诉我和王科一，洵美渴望我和王去见他一面。王科一冒万难而去了，还带去饼干和水果各一包，我则始终未去，在雪中送炭的友谊方面，我不如王科一多矣。1968年3月，王科一无端被戴上五顶莫须有的大帽子；王于被批斗的当天深夜，在家中厨房里用煤气愤而自杀。洵美于事后闻此凶讯，为之大恸。一个月后，他也追随王科一于地下了，哀哉！

哥哥邵祖承后来向邵绡红透露：父亲走前几天开始服鸦片精，他曾阻止并劝告，但老人只是朝儿子笑笑。1968年5月5日，在那场政治大风暴疾卷全国的日子里，贫病交加的邵洵美带着一腔恨梦睡去了，终年62岁。

“徐志摩的胞弟”，“中国的魏尔伦”

“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注：今译魏尔伦）。”

徐志摩说的，正是他那双胞胎般的挚友邵洵美。

洵美寻美，诗风华丽。沈从文说他“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

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

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

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

徐志摩最欣赏邵洵美的这首《春》，细想想，陈梦家那句点评最贴题：“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文坛美男子，曹聚仁回忆：“邵洵美的样儿，很潇洒；他和志摩都是爱穿长衫的，在舞会中也是如此”；周劭也说他俩“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陈定山描述这对“双胞胎”则生动有趣：“他们都有一番艳遇，他们的风流跌宕同。他们同是留学生，崭新的人物，但都不会跳舞；有时婆娑下场，也似羊公之鹤……他们二人在上海，常聚一处，大有‘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之致。”

邵洵美当年去英国剑桥留学，本是攻读政治经济学，后来全身心倾注译诗、写诗，这和结缘徐志摩大有关系。在剑桥时，摆书摊的老头大卫每见到邵洵美总问他是不是姓徐，因为“3年前有个同样面貌的中国人曾经怀着要翻译《拜伦全集》的欲望回老家去了”。

1925年春，邵洵美第一次去巴黎，谢寿康说他“最像徐志摩，那个一品诗人，江南才子”，后有人甚至说徐志摩是他“哥哥”。没想隔几天，邵徐两人竟遇上了。徐志摩一见邵洵美就亲热地捉住他双手：“弟弟，我找得你好苦！”邵洵美细细端详这位“哥哥”，“（我们）两个都是长脸高鼻子……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一寸，肌肉比我发达，声音比我厚实，我多了些胡须，他多了副眼镜。”初次见面，一个多钟头里徐志摩和他聊了好多，那时他刚离婚，匆匆地来又匆匆乘船回国了，但就是那份诗缘，奠定了邵徐二人一生的友谊。

邵洵美在剑桥读书时醉心于英诗，他读高思（Edmond Gosse）、罗捷梯（D.G.Rossetti，现译罗赛蒂），读莎士比亚，乔治·马蔼（George Moore，现译乔治·摩尔）的散文和诗令他倾倒。马蔼喜欢史文朋和雪莱，称颂雪莱的名字是“水晶”，于是他又去追踪著名的雪莱。那正是19世纪唯美主义在欧洲绽放之时，正值梦幻青春的邵洵美，满脑子诗情画意，假期还萌发了去法国学画的念头，这第二次巴黎之行，他与“天狗会”几位成员义结金兰：“大哥”谢寿康、“二哥”徐悲鸿、“二姐”蒋碧薇、“三哥”张道藩，年纪最幼的他，是为“四弟”。

那段日子，每天散课后，他一定到地铁站旁的“别离”咖啡馆去坐一两小时，那是“天狗会”的“大本营”。“志希（即五四干将罗家伦）说‘古希腊有一群哲学家，他们也自称为狗，我们叫他们做“犬儒派”。他们对于人生采取一种怀疑和讽刺态度，和我们的态度也差不多。’老谢却辩说‘这的确是一种巧合。不过我们虽然也讽刺，但是绝对不怀疑。……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一百二十分的彻底：研究一项学问，学习一种文学，恋爱一个女人，哪怕是犯一个罪，闯一个祸……’。”“天狗会”有许多“切口”，讨厌的人都称“男子”；可爱的女人都称“表妹”；“坐海船”指吃醋……邵洵美也创造了几个：“有次悲鸿回国，碧薇留在巴黎。大家喝足了酒，送他上车。回到寓所便各自找方法来发泄。碧薇会唱京戏，有个人会拉胡琴，于是‘洪羊洞’、‘三娘教子’叫到天亮。当时在中国，‘武家坡’是最流行的曲调……我叫他们拉着西皮，逼尖了喉咙唱青衣花旦，唱到摇板，‘老了，老了，真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老谢发现我完全是在那里欺外行，于是笑得前仰后合。从此以后凡是欺外行的举动便都叫做‘王宝钏’了。”（《儒林新史》）

“大哥”谢寿康还带邵洵美去了“黑猫洞”，那里的服务人员没一个不是诗人，轮到了便上台唱诗；轮不到便做卖票员或茶房。每项表演终了，总有一人跑来和观众开玩笑“毒骂”，那辞句，文雅中夹带粗俗，甚是好玩。自那天起，“大哥”给这个“四弟”介绍的全是诗人。

在巴黎期间，邵洵美每天下午还和好友常玉一起去练习人体写生，虽然没当画家，但这段经历却为他后来办画报打下基础，他曾亲自为报刊勾画插图和题花。回到剑桥旧书铺，他觅到一套英国唯美派杂志Yellow Book（黄面志），高价买下，并萌生了一个抱负：要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版自己写的书，也出版好朋友写的书。

“文坛孟尝君”的“金屋”“时代”

1926年夏，邵洵美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章克标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唯美派的邵洵美与之一拍即合，年轻的他对文学充满热情，又肯拿出家产支持社务，很快成为社里干将。他出资出力，先后推出“狮吼社丛书”和《狮吼》月刊、《狮吼》复活号半月刊，出版诗集《天堂与五月》，发表小说《搬家》，撰写汪洋恣肆的书评、译文，一路释放他的美学追求，也开启了他以后的创作之路。

邵洵美初试牛刀的小说，受到郁达夫和叶秋原的好评。郁达夫认为：“《搬家》大有乔治·马蔼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叶秋原给邵写信：“不是我恭维你，你的《搬家》的确为我国小说界上开一新纪元——至少发现了一条新光。……我倒欢喜你多做小说少做诗。我以为你的小说更能尽量表出你的天才；你的小说，实在足以见露了你，认识了你。”

值得一提的是，《狮吼》月刊第1期1927年5月出版，第2期却迟至1928年3月现身，期间，文学青年邵洵美“脱岗”去了南京。当时国民政府成立南京特别市，刚上任的市长刘纪文特邀邵洵美去当秘书，他被好友说动，欣然赴任。1927年8月，国民党宁汉分裂，政局似有变动。蒋介石下令：任何官员不准擅离南京，违者就地枪决。邵洵美认真地在车站把关。刘市长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命他携款4万到上海添置军火。邵洵美马上回上海找门路接洽，但他万万没想到，一见自己动身，刘纪文很快乘第二班火车来了上海，气得他一反平日温文尔雅之态，破口大骂，把装着4万元的箱子掷还给刘，忿而弃职。

仅仅几个月，邵洵美那片热诚因官场的丑陋大失所望，他认识到自己不是“官材”，重新返回文艺天地。在张景秋的鼓励下，1928年初，邵洵美在住宅对面创办金屋书店，虽只一开间门面，却布置得富丽堂皇。仿效那本心爱的Yellow Book，邵还出版了用黄面纸作封面的杂志《金屋月刊》。据章克标晚年回忆：“‘金屋’这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诗句，而是由于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 d’or’的声音悦耳动听，照字义翻译过来便成了‘金屋’。”

邵洵美的“金屋”也是文人雅集的场所。据郁达夫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欧洲归来的邵洵美，无形中酝酿了海派文化沙龙的气候。“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他的慷慨豪爽人尽皆知，不管茶室小酌还是餐厅聚会，只要在座有邵洵美，最后付账的就一定是他，因而人称“文坛孟尝君”。虽说他出身富家子弟经济实力雄厚，但这恐怕和他天性率真、生就一副侠义心肠也有关。不必讳言，他与左翼文坛有过磨擦，受过鲁迅的批评，但他也帮助过一些左翼文人。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介绍给“金屋”，邵洵美热诚相待，安排出版，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解决其燃眉之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也是邵洵美在经济上施以援手，资助其路费才得以成行的。

邵洵美拿出家产倾力文化事业，自己读书、写诗、著文、编辑、会友，忙得不亦乐乎，经济上只出不进，但那段时间却是最惬意的。1929年，他在其编译出版的《琵亚词侣诗画集》扉页上印了句话：“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这也是他赔钱出版书刊的心声。

1930年，张光宇等人找到邵洵美，恳请他接下《时代》画报续办下去，他毅然关闭金屋书店，开始铺展心中的出版宏图。经过一番筹划，1932年初，他将出卖房产所得5万美金巨款，向德国订购了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这套机器，包括两层楼高的印刷机，另有照相、镀铜等一系列设备。为了运输安装的方便，邵洵美在靠近码头的杨树浦地区租了一排房子，成立时代印刷厂，后来索性把家也从市中心搬到了远离市区、但和印刷厂仅隔一条马路的杨树浦麦克利克路。买进这套设备后邵洵美非常自豪，刊发广告：“上海时代印刷厂是中国唯一以影写版印刷为主要营业，技术较任何印刷厂为专门，交货较任何印刷厂为迅速。”

自接受《时代》画报，办起印刷厂，邵洵美对出版的兴趣也愈来愈浓。他创办出版社出版各种丛书，名下印发《时代》画报、《论语》、《十日谈》、《时代漫画》、《人言周刊》、《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等九大刊物。据邵绡红叙述：“洵美办刊物是兴之所至，突然来个念头，或是朋友里有人出个点子，他就会办份新的杂志。……每一份他都要关心，尤其在刊物创办之初，他更是费神，从制定编辑方针到挑选编辑，从组织撰稿阵容到分头约稿，乃至具体的编务、出版，他都事必躬亲，有时连封面设计、广告词都参与意见。编辑们常常到他家里来跟他讨论到深夜。”

关于那台传奇的德国进口机器，还有不少后话。解放初，邵洵美的印刷厂业务困难，他作价5万元将印刷机让给了政府，和好友叶灵凤叙述此事时他还是喜滋滋的：“我拿到了那一笔大钱，二年之中，就把它花完了，这是我的‘杰作’。”

那二年中，他先后试办了几种化学厂，后来都失败了。

卞之琳说，邵洵美让他这“喜爱而无力玩印书花招的‘小巫’”见识了“‘衣带渐宽终不悔’玩印刷技术赔光家业而给新中国留下印《人民画报》的第一台影写版印刷机的‘大巫’”。

遇见“项美丽”，创办《自由谭》

邵洵美如日中天大办出版之际，正值日寇侵华的铁蹄自东北到华北渐渐逼近。国难当头，诗人义愤填膺，“一·二八”事件爆发时，他自发印刷以图片为主的《时事日报》，把事件真相和前线消息传递给市民，整份报纸由他一人编写，让助理王永禄奔走发行，共出了16期。

在复刊的《时代》里，邵洵美首次署名发表政论文《容忍的罪恶》，敦促政府不可再容忍日军蚕食国土，必须起来抵抗。他还特地出版“给青年人有所泄愤场所”的《十日谈》旬刊（该刊在多个省份被查禁，后被迫停刊），又亲任主编出版“不说鬼话”的《人言周刊》，以“郭明”为笔名一连发表几十篇时评，揭露国联的不公，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又抨击政府抗日不力，放任外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也批评政府压制民主、钳制新闻自由等等。

“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高贵的诗人邵洵美，后期他所主办的刊物的主旨，无一不是向上是抗争的；向下是温抚的。”（谢其章评语）

时季一变阵图改，/军装全换老布衫；/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几十年侮辱今天翻本，/几十年羞耻今天洗净；/从前骂我的今天我剥他的皮，/从前打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从前杀人不怕血腥气，/今朝自己做肉片；……从前强奸真开心，/今朝他们的国里只剩女人……

邵洵美以“逸名”发表的长诗《游击歌》，从内容到文风与他过去的诗迥然不同，其实，这是他面对外国友人用英文临时诌的，曾是抗战时期文坛的一件趣事。

1938年6月，英国名作家、记者奥登和后来成为英国桂冠诗人的奚雪腕来华采集中国抗日新闻资料，和邵洵美对谈时，奥登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一篇像样的有关抗日的中国诗。邵听后不以为然，随口道：“怎么没有？据我知道有一首很好的。”奥登追问“写些什么？”邵答：“我忘了，只记得诗里有……敌人钻进了一口空棺材。”

其实当时根本没有这首诗。不料奥登却大感兴趣，定要邵找到这首诗译给他。邵回家后便用英文写下送给奥登。奥登和奚雪腕回英后写了本《战地行》，在书中写道：“我在此插入另一首诗歌，那是我们在上海听到的。那首诗是关于敌后游击队的，系邵洵美先生所译……”

邵把那首即兴英文诗给奥登后，又兴致勃勃把诗译回中文，刊在《自由谭》创刊号上，新刊当时得到香港《大公报》的赞誉：“……最满意的是《游击歌》。这是一首出色的‘民歌’，也是新诗。可是那种运用民歌的手法的娴熟，不是许多学文学大众化的人们所能及的。”

抗日杂志《自由谭》及其英文版姊妹刊物《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都是邵洵美以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名义出版的，实际编辑即邵洵美本人，刊中大半稿件都出自他的手笔。邵洵美以各种笔名发表文章，控诉日军在华暴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首次英译就刊载于《直言评论》，其翻译任务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时年仅二十多岁的杨刚。经友人介绍，杨刚住进项美丽的家，得以在安全环境下埋头翻译这篇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据项美丽回忆：“洵美自然常来。杨刚在翻译中不时和洵美字斟句酌，我也曾过目，不过只是提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洵美则为之润色。”

当时，为了出英译单行本，毛泽东还特地写了篇序言，项美丽后来告诉邵绡红，这篇序文是邵洵美翻译的。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也郑重托付给了邵洵美。历时两个月，500册《论持久战》英译本藏在项美丽的自备轿车里，由王永禄押送，邵洵美亲自驾车运送。这些书，一部分由杨刚通过地下渠道发出；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秘密发给在沪外籍人士。邵驾了项美丽的汽车，夜间到霞飞路一带洋人寓所门口停下，王永禄迅速下车，把书投进信箱返回，汽车立即驶走。两人用了几个清晨和深夜，一共发行出去了四五十本书。为此，邵洵美还买了支小手枪用来防身。

1995年，项美丽90岁生日，邵绡红赴美与她见过面，“我到纽约，第一次到她办公室，她就跟杂志社记者说这是little red（小红），她是洵美的女儿，他是我的Chinese lover。她不避讳的，其实我们家也没怎么样，都知道她是个lover，但不是小妾，小妾要养着，她一个人住一栋房，有自己的收入和朋友，介绍时就说她叫项美丽，但他们是lover大家都知道。”

项美丽本名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1935年从美国来到上海，时任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通讯记者。那个年代，涉足洋人生活圈的中国人很少，才貌俱佳、温文尔雅的邵洵美，讲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还能用英文写诗，对其深具吸引力。她的中文名项美丽就是邵洵美给她取的，相熟后，大家都称她“密姬”。据盛佩玉的回忆文字：“她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头发，面孔五官都好，但不是蓝眼睛。静静地不大声讲话。她不瘦不胖，在曲线美上差一些，就是臀部庞大。”

当时，项美丽的寓所和邵家在同一个弄堂。邵洵美经常前往项美丽的寓所，而她和邵家上下相处得也很融洽。邵绡红向本刊记者回忆：“小时候我看到她次数不多，接触不多，就看到她搞一个猴子，把猴子放到衣服里。有次我和我姐姐在一个盆里洗澡，那猴子就大模大样走了进来，抓了一下我姐姐的背，后来她就赶快招待我们吃蛋糕了。”

“项美丽是我们的朋友，她对我们帮助很多。‘八一三’事变，我们家从杨树浦逃难逃到租界来。东西都在原来家里，她竟一个人弄了车子去禁区帮我们搬家产，特别是那个印刷机，有两层楼高，要拆下来，再用汽车运过来，多少次来回，而且那时候天很冷，她感冒了，因为她带了很多日文书，还把她堵在外白渡桥。后来再去领事馆找人帮忙，花了她很多精力，就凭这个，她对我们友谊也是很深的了。还有很多抗日杂志都是她出的面，她对于我们是一种友谊，对这个国家也是一种国际友谊。我妈妈不是个小家子气的人，她的胸襟是很大的。”

抗战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在事业上相辅相成，项能写就成名作《宋氏姊妹》，依靠了邵的牵线，介绍其认识曾是他五姨妈英文老师的宋霭龄，进而接触宋美龄。《宋氏姊妹》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此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自传《我所知的中国》，畅销行世。项美丽1939年离开上海，结束了她在邵洵美身边的日子。

“富家赘婿”与“周老头儿”

邵洵美的名字，在高中语文课本里已存在多年，但从没给学生留下“洵美”之印象。鲁迅的《拿来主义》写道，“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底下有注：“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追溯上世纪30年代这段文坛纠葛，有研究者认为，邵洵美在一篇小文章里对贫穷文人的嘲讽先惹恼了鲁迅（指邵洵美1933年8月在《十日谈》上发表的《文人无行》，但也有一说这是他对鲁迅此前5月《自由谈》上发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回应），鲁迅随即以《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等文还击这“富家儿”，“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其后，邵洵美、章克标在其所编《人言周刊》上刊载鲁迅在日本《改造》月刊上发表的《谈监狱》中译文，并加编者案语：“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例。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鲁迅1934年致信郑振铎：“章颇恶劣，因我在国外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由于邵洵美当时和章克标“同党”，鲁迅日后著文总不忘给邵一顿批评。

专访中提起这些往事，邵绡红很为父亲鸣不平：“我觉得鲁迅先生根本不了解邵洵美，他既不了解他的家庭，也不了解他的为人，更不了解他的文章。《文人无行》是邵洵美写的，但很多得罪鲁迅的文章是章克标写的，他们两人都是日本留学生，而邵洵美哪有空和鲁迅斗来斗去？鲁迅和新月派本来矛盾就深，所以后来常批评邵洵美。章克标当了汉奸后我父亲和他就断绝往来了，只是鲁迅先生死得太早，邵洵美抗日时期的政论、时评他可能都没看过，而我们后人单凭鲁迅的文章来评论邵洵美，这不公平。”

其实，在那篇《文人无行》发表前几个月，同在上海的邵洵美和鲁迅还在2月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活动上见过一面。据盛佩玉回忆，邵洵美回家后曾把经过讲给她听，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活动结束后下起了雨，天很冷，他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冻得脸都发青了，还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鲁迅在当时《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也提到这位“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当时的表述比较中性，并无批评之意，谁料后来两人隔阂越来越深……

“他知道这周老头儿骂人的艺术，他会捉住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地方做文章，叫人家惊奇他笔法的神妙：这老头儿的有趣，就在这种地方。”1935年，邵洵美在挚友徐志摩死后开始续写小说《珰女士》下篇，在这部以左翼作家丁玲为蓝本的小说中，他特意写了个“周老头儿”：“他脾气的古怪，你是知道的；你只能听他自然，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人说绍兴人就会唱高调，一点也不错。”借小说主人公之口，邵洵美毫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影射，“市面上有本鲁迅写的《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

邵绡红补充道，“1938年邵洵美写过10篇‘访华外国作家系列’，其中有篇《一部活动的西行漫记——斯诺夫人印象》，斯诺夫人当时非要问他对鲁迅先生怎么看，我爸爸就不回答她，哼哼哈哈，后来她就再盯着他问，‘对我说对我说，为什么鲁迅不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呢？’有时她一连四五句要他立刻给出回答，他就说，鲁迅的确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力量，可是不能算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成就并不在于小说。”

上世纪50年代末，邵洵美曾与贾植芳同囚一室，据贾老在《狱友邵洵美》中的回忆，邵洵美当时怕自己来日无多，曾郑重其事托付他将来澄清两件事：一，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由他出面宴请并花费46块银元，出席者有鲁迅、林语堂、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但在公开报道中，他的名字未被提及；二，他的文章均由自己亲自执笔，而非鲁迅所批评的请人捉刀代笔。“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即使穷困潦倒身陷囫囵，邵洵美耿耿于怀的两件事还都与这“周老头儿”有关，可见这场争论一直是他的心结，而彼时，鲁迅已去世二十多年；等到贾植芳出狱后撰文回述此事，邵洵美去世也已近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