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革命活动

东北青年救亡会，是由留日的东北籍青年自发建立起来的秘密反日组织，1938年2月成立于东京，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在隐蔽斗争中，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不畏艰险，深入虎穴，机智勇敢，忘我工作，为争取东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东北青年救亡会是在3个秘密反日组织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的:

一是东京反帝大同盟。创建者张维先、丁宜等。张维先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其父张惠霖是东北著名富豪，曾担任过奉天商会会长、志诚银行经理。1928年，张维先自费留学英国，在此期间经同学何松亭介绍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遣，到东北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但因未能接通组织关系，于1935年转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丁宜是张维先在奉天省立第一高中读书时的同学，接到张维先的信后，他也来到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深造。张、丁二人秘密开展反满抗日活动，筹建反日组织。1936年8月成立了东京反帝大同盟，该盟章程规定:凡东北籍学生，只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纲领，不管家庭出身如何，均可入盟;在盟内，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由于当时日本标榜言论自由，允许出版、销售国内外进步书籍，因此，在东京的书店里很容易买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鲁迅、艾思奇等人的作品。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主张，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理解，这对他们树立爱国主义精神，亲身参加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组织是由早稻田大学的东北籍学生侯洛、田琛、高亮等人于1937年8月自发成立的。其宗旨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拥护新民主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回东北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该会要求会员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同年秋，社会科学研究会改称新知识研究会。

三是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创建者赵冬日、夏航等人也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利用当时日本标榜的言论、信仰自由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回国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8年2月，经3个组织成员共同讨论决定，将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合并为一个组织，定名为“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会”，推举赵家宾、侯洛、田琛为领导成员。到1939年年底，共发展会员60多人。

为了尽快找到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其领导，早在1937年6月，张维先就返回国内寻找党组织。他在北平经共产党员何松亭介绍，与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副局长南汉辰接上组织关系。南汉辰听取张维先的汇报后，明确指出:你们都是东北人，对东北情况熟，掩护条件好，能做好东北的工作，但不要太露骨，要抓紧找到职业作掩护，先站住脚，要做到长期隐蔽。你们今后的任务就是专门搞情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还必须建立一个组织。根据南汉辰的指示，张维先与此时已回国的丁宜在奉天建立了党的情报组织“觉社”，其成员还有巩天民、谢博生、何松亭等，联络地点设在奉天志诚银行，他们以银行职员身份为掩护，在奉天、“新京”等地从事情报工作。从此，东北青年救亡会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8年7月到1940年春，东北青年救亡会的主要成员赵家宾、高亮、田琛、侯洛等人相继回国，聚集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领导机关也随之迁到“新京”。1940年4月，该会总部迁至奉天，与张维先、丁宜领导的“觉社”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东北青年救亡会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情报组织，隶属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除奉天总部外，该会在“新京”、哈尔滨设有分站。“新京”分站有21人，由田琛、夏航、高亮等主持工作。哈尔滨分站有5人，由丁非负责。此外，还在天津、山海关、北平等地设有交通站。

对于这样一个处在敌伪统治中心的地下情报组织，党中央非常重视，经常派干部到东北指导该会的工作。1940年春，中共晋察冀边区北方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受毛泽东指派，带领苏毅然等19人来到社会部驻地河北赵家庄，听取了何松亭关于东北青年救亡会开展情报工作的汇报。1942年初，中共中央又派晋察冀边区北方局社会部情报科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到东北，指导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工作。李振远、周梅影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在延安受过专门训练。许建国指示他们，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整顿好这个组织，首先要停止组织发展，割断纵横联系，实行单线管理;要做好长期隐蔽工作，努力把在延安情报部训练班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他们。为了明确领导关系，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名称改为“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总会”。

1943年夏，张友恒受许建国派遣，代表社会部到东北视察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工作情况。张友恒此行的任务主要有4项:一是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情况;二是了解他们的人数、素质及发挥的作用;三是考察党的发展对象;四是帮助他们安排今后的工作。张友恒于1943年冬到达奉天，详细了解了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情况，同负责奉天和“新京”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分别谈话。张友恒还专门会见了张绍纪、张绍维，赞扬他们摆脱家庭束缚、积极参加反满抗日斗争的爱国精神，鼓励他们继续为抗日斗争作出更大贡献。毛泽东在收到张友恒的视察报告后，高兴地说:“看来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国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此后，晋察冀社会部更加重视对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领导工作。1943年，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在奉天成立了党支部，共有党员15人，李振远任支部书记，张维先任组织委员，丁宜、周梅影为宣传委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共发展了70多名骨干会员入党。当时的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已形成了以“新京”、奉天、哈尔滨为中心，延伸到多个县市，几乎遍布东北的情报工作网。

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入伪满上层机关和要害部门，建立阵地，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系统搜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警特方面的情报，以掌握日伪上层动向为重点，不参与集会、撒传单等具体的抗日反满活动。对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来说，这是有便利条件的:

一是会员们大多数出身于官僚、地主、资本家家庭，有的会员甚至是伪满汉奸的子弟，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维，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宪东，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的儿子佟志杉等，都是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会员。

二是会员多数是留日学生，同学之间的交往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如高亮与张绍维、张绍纪经常以会友和研究学术问题为由，频繁出入张府，把一些进步书籍和重要情报存放在张绍纪的书房，甚至有时还在张绍纪的掩护下，在他家里召开秘密会议。曾经担任伪满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的岛村三郎在他的回忆录《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深感惊叹地说:“当时我们都拼命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出去是多么容易!”

三是这些人都接受过日本的高等教育，既能熟练地掌握日语，又有很高的专业才干，比较容易进入日伪首脑机关和重要的军事、经济、新闻等部门，用合法的职业做掩护，去搜集重要的情报。如1938年回国的高亮等人被分配到伪满洲国通讯社当记者后，借采访之便经常进出伪满国务院、总理府、军事部、经济部、交通部等。1940年春回国的一批会员，有很多人在伪满国务院八大部大臣秘书室、总务厅弘报处、协和会中央本部、伪满中央银行、伪满军校、伪满警察厅等重要单位任职。张绍纪还当上了奉天丸山制纸株式会社的社长，既能同工商界名流接触，又能通过做生意筹集到一些活动经费。

正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不仅成功地打入了日伪的军政要害部门，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情报工作任务，而且还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很好地隐蔽了组织，保护了个人，成为我党抗战时期在东北沦陷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情报组织。

从1938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搜集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关于东北公路分布及铁矿、金矿开采情况;关于日本关东军的战略部署和调动情况;伪满陆海空军编制、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及作战能力等情况;伪满汉奸警宪特名单及其欺压百姓情况;伪都“新京”和奉天等重要城市要图;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情况;“满铁”在东北国境线增建铁路情况;关于“铁石部队”作战行动的情报等。

1943年1月，伪满军事部次长真井主持制定了一份“铁石部队”开往热河，攻打八路军李运昌部队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刚出炉，担任“铁石部队”中校参谋的于清淮和伪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关克就把消息传送出来。就在“铁石部队”信心十足地开往前线时，途中被八路军伏击，毫无防备的“铁石部队”被打得仓皇败退。

1941年7月，日本高层进行了一场南进与北进之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都对这场争论的结果很关心。因为苏联西线告急，担心日本北进，不敢动用远东的兵力。张绍维接受了这一紧急任务，要在一周内摸清日本山下奉文中将是否来东北，因为日方已决定，不论南进还是北进，前线总指挥都定为山下奉文。他出现在哪里，战争就可能发生在哪里。张景惠与山下奉文关系密切，如果他来东北，即使行动绝密，张景惠也能知道。张绍维在叔叔张景惠及其他伪满高级官员中秘密刺探，经过一周的奔忙，终于弄清了山下奉文未来东北的确切消息。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山下奉文在新加坡出现，这表明张绍维的情报是准确的。此外，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还获得了日本空军“神风队”在太平洋战场遭到失败的情报。

重要的情报需要有畅通的传递渠道来支撑，才能真正体现价值。“新京”分会的“交通”一直很通畅。当时搜集到的许多情报都通过晋察冀设在山海关的交通站传递到根据地，再电告延安。1938年以前，中共中央很难了解到伪满洲国的情况。当上述重要情报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的情报工作突破了伪满的‘钢铁国防线’，是我党对东北工作的先锋。”1945年8月东北光复后，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当时有会员1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