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人人紧盯佩洛西，却不知拜登一招“空洞化”策略已暗渡陈仓

✪ 叶晓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近日，一边是美国众议长佩洛西频频炒作访台计划，一边是美国总统拜登在电话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公众疑问的是：这令人看不懂的“两面派”操作，究竟有何玄机？

本文认为，拜登政府涉台政策出现一个新变化，即“同盟联动”现象。“同盟联动”指的是美国利用其在不对称同盟中的优势地位，改变传统“美国-台湾当局”的单边模式，而是以“排他性多边主义”为核心理念、“价值观外交”为政策工具，辅之以渲染对华意识形态偏见，诱导欧亚盟友介入台海局势，最终对我国台湾问题形成“美国+盟友-台湾当局”的多边干涉模式。

在“同盟联动”中，盟友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支持强度与其对中国意识形态偏见的强度，是两大关键因素。拜登以此设置一系列同盟议题：（1）以“两面派”的手法不断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即对中国政府宣称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对台湾当局继续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强化美台关系；（2）在价值观上有意塑造台湾地区“民主”伙伴的身份角色，给原属台湾问题打上意识形态烙印，增强盟友对台湾问题的共鸣感；（3）将台湾地区纳入美国“排他性多边主义”体系，增强涉台议题联动的效果。受此影响，日本和欧洲的涉台政策出现同步变化。

作者认为，“同盟联动”造成三重负面影响：（1）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空洞化，从国内层面上升至国际层面；（2）扩大“台独”国际化空间；（3）使我国反“台独”斗争从单一焦点变为“散点”，难度增加。作者建议：我国应准确区分美国盟友干涉台海局势的战略需求、意志和介入程度，采取差异化对策；以“精准打击”为核心作出迅速反制，对其他蠢蠢欲动的欧洲国家形成警示效应；重点围堵“台独”国际化的各类途径，切断和削弱“台独”势力与美国盟友的联动及效果。

本文原载《闽台关系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为《拜登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机制、举证与影响》。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拜登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机制、举证与影响

▍前言

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为配合遏制导向的对华战略，明显修正其涉台政策，从传统“战略模糊”快速转向“战略清晰”的轨道，采取“法律化”“同盟化”以及“官方化”等多种途径变相提升美台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台湾问题不仅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抓手，更是诱发中美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敏感因素。进入拜登时期后，美国提出“对抗、竞争、合作”三位一体的对华战略框架，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将与中国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但台湾问题显然不在其合作清单中，而依旧作为“战略牌”服务于对华的竞争与对抗。同时，为了强化“台湾牌”的战略效果，拜登尝试改变特朗普单边极限施压的做法，联合欧亚主要盟友共同介入和干涉台湾问题，由此形成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如何理解这一时期的“同盟联动”现象？“同盟联动”现象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拜登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是美国利用其在不对称同盟中的优势地位，对传统“美国-台湾当局”单边模式的改造，以“排他性多边主义”为核心理念、“价值观外交”为政策工具，辅之以渲染对华意识形态偏见，诱导欧亚盟友共同关注台海局势，最终对我国台湾问题形成“美国+盟友-台湾当局”的联合介入与多边干涉模式。在“同盟联动”中，盟友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支持强度与其对中国意识形态偏见的强度，是影响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拜登的涉台政策、共同介入台湾问题的两大关键因素。为更好地解释拜登涉台政策的新现象，本文提出“同盟联动”的内在运作机制，援引近期美国及其盟友共同介入台海局势作为案例举证，说明本文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并评估其影响，最后从理论和政策层面进行总结。

▍拜登涉台政策“同盟联动”机制

本文将美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议题设置设定为前置条件，选取盟友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支持度与盟友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度两个关键因素，构建一个理解“同盟联动”现象出现与变化的理论机制。下文先对前置条件和两个关键因素作出定义，并说明其选取依据，进而提出“同盟联动”现象的内在运作机制。

（一）前置条件：美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议题设置

冷战结束以后，联盟体系成为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基于超强的国力，美国与盟友之间建立了典型的“不对称同盟”体系。在这个联盟体系中，美国作为主导国管理着联盟体系的运行，通过议题设置引导或改变盟友的外交政策。詹姆斯·莫罗（James D.Morrow）认为，不对称同盟中的主导国与追随国之间形成了一种“自主性—安全利益”交换模式（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即主导国作为安全提供者要求追随国让渡部分自主性以换取相应的安全保障。凭借追随国对其安全保障的依赖，主导国以此为同盟管理的工具，要求追随国配合议题设置。车维德（Victor Cha）也指出，美国利用盟友对其的安全依赖形成“高压攻势”（powerplay）的同盟管理模式。这种高压攻势使美国一方面能够以安全压力诱使盟友在议题设置上保持一致的步调，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被卷入盟友不必要的冲突中。

简言之，不对称同盟中的优势地位使美国获得议程设置的能力，美国通过施加安全压力的方式使盟友产生被抛弃的焦虑，最终调整其外交政策，以符合美国的战略偏好。这种议题设置能力在特朗普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下，特朗普要求韩国和日本提高5倍驻地美军的军费分摊，否则就降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同样地，特朗普也以减少安全承诺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比例。最终，日本、韩国和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安全压力下，纷纷调整各自的政策以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实力差距没有出现本质变化的前提下，这种议题设置的逻辑仍会在拜登时期生效，继续成为美国重整同盟关系的有效工具。

（二）关键因素1：“盟友对美国价值观外交支持强度”的选取依据

盟友支持程度的现实依据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即拜登外交导向与盟友对美国的需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自拜登执政以来更倾向于以西式价值观为基础，联合更多的盟友和伙伴，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价值观外交”的推进无法脱离共享相似/相同意识形态盟友的支持。为了增强“价值观外交”的吸引力，拜登采取了以下几种主要方式：

第一，构建小团体式的“排他性多边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对抗性，并试图将小团体的规则通则化为全球适用的秩序和规范；

第二，以价值观为纽带，打造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联盟体系，尝试将联盟的功能拓展到军事安全以外的经济、科技、卫生和供应链领域；

第三，以价值观为手段对竞争对手实施打压和污名化。在客观效果上，拜登重举意识形态的大旗、以“排他性多边主义”为手段、修复盟友关系共同应对对手的方式，使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熟悉的美国回来了”。

从盟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欧洲地区还是亚太地区，美国盟友们的利益大都在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路线中受到明显损害，造成后冷战时期以来盟友与美国之间最大程度的间隙与疏离。在不对称联盟体系中，美国对盟友具有强大的管理能力，而盟友对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存在单边依赖，这造成盟友在“威逼利诱”下不得不作出妥协。自二战结束以来，推行自由开放的多边主义一直是美国构建国际秩序的战略主轴，美国以提供公共产品换取盟友的政治支持，盟友也从中获取相应经济和安全利益，形成了一种利益交换的固定模式。因此，多边主义即便是“排他性多边主义”，也是盟友与美国互动的舒适模式。

综合而言，拜登推行“价值观外交”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盟友相契合，并且回应了盟友对“熟悉的美国”的战略期待，这成为经历了“特朗普之伤”的盟友对美国产生支持的动机诱因。

（三）关键因素2：“盟友对中国意识形态偏见度”的选取依据

就本质而言，美国盟友对中国意识形态偏见与其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支持是一体两面的，受到历史根源与美国主观判定两大因素的影响。

从历史因素看，美国与现有的盟友关系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单方延续。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凭借其战后获益成为当时体系内的两个超级大国，并各自秉承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将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为了抵御苏联意识形态的扩张，美国先是联同西欧传统强国组建了北约，而后在东亚地区对战败国日本进行政治改造，使其成为所谓“美式民主国家”，以此为“桥头堡”，与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共同组成“第一岛链”，从东西两个方向全面围堵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在冷战两极体系下，不同国家对美苏两国的“一边倒”政策不仅是军事与安全上的依附，更是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与支持。因此，加入美国的联盟体系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对其代表的“西式民主”的拥护，这一要点在后冷战时期获得了延续，也成为美国盟友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偏见的历史根源。

从美国主观判定来看，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某个国家的主观判定将影响盟友对该国的偏见程度。例如，美国并不认为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已经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轨道”，这在欧洲盟友中具有指导性的作用，直接表现为欧洲盟友基于俄罗斯产生的威胁感，配合美国实现多次的北约东扩。同样地，意识形态本就是中美关系中最固化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当美国放弃“接触”战略，转向强调两者价值观分歧时，其盟友对华的偏见程度也将随着美国的需求而出现明显的提升。

（四）“同盟联动”的内在运作机制

美国一直在“美台关系”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并且根据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补充、调整和修正涉台政策，从而形成一种“美国-台湾当局”的单边输出互动模式。尽管在此过程中，美国有意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台海，但总体上美国与盟友在台湾问题上的联动效应并不明显。即便在特朗普时期，美国通过极限施压方式不断地迫近中国的战略底线，但并未利用同盟体系的优势地位进行涉台议题设置，因此未能诱发盟友介入台海局势的动机。然而，在拜登将台湾问题设置为同盟议题后，不论是欧洲还是亚太地区，美国盟友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意愿出现明显上升，呈现出欧亚盟友的联动现象，这使传统美国涉台政策的单边输出模式开始转变为“美国+盟友-台湾当局”的多边互动模式。基于此，本文将“同盟联动”定义为：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为了回应美国的议题设置而在干涉我国台湾问题上出现的相互效仿、相互影响、同步变化的现象。

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一个理解拜登涉台政策中“同盟联动”的内在运作机制（图1）。在“同盟联动”机制中，美国与盟友之间构成典型的不对称同盟关系，使美国拥有设置同盟议题的权力。在此前提条件下，拜登将涉台议题设定为此阶段的核心同盟议题之一。两个关键因素（盟友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支持度和盟友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度）会影响盟友对该同盟议题的共识程度，从而形成高度一致、部分分歧和高度分歧三种类型，最终决定了“同盟联动”的程度高低。

图1 “同盟联动”的内在运作机制

▍案例举证：美台、日台、欧台关系的联动现象

为进一步说明拜登涉台政策“同盟联动”运作机制的有效性，本文尝试以拜登近期联合其主要盟友共同介入台海局势为例，通过分析美国如何以台湾问题为抓手，诱使日本和欧洲盟友与其相配合共同介入台海局势，从而产生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

（一）议题设置：以台湾问题为战略抓手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重塑同盟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是以价值观为媒介恢复和强化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

早在拜登正式执政前，民主党在2020年发布的新党纲中就指出：如果美国不代表“民主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就将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主导世界的发展模式；美国需要重拾“价值观”，与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伙伴强化合作，以占据全球经济总量50%～60%的体量形成所谓的规则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拜登在竞选期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发表题为《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的文章，强调应对中国崛起最有效的方法是针对所谓的“人权”和“民主”议题与盟友和伙伴形成“反华统一阵线”。美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也将更新民主体系和重振同盟体系列为拜登的外交优先选项。

在上述战略构想指导下，拜登需要以价值观为基础，寻找能够引发“民主同盟”共鸣的切入点，因而涉疆、涉藏、涉港和涉台议题进入价值观外交“工具箱”，其中又以台湾问题最能牵制中国的战略注意力，发挥最强的遏制效果。为此，拜登选择将台湾问题作为战略抓手，并以此设置同盟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两面派”的手法不断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即对中国大陆宣称继续坚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而对台湾当局继续以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强化美台关系。这在盟友中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诱使盟友争相效仿，从而在台湾问题上形成议题联动的效果。例如：拜登在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通话和视频会面中不断重申美国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此过程中，其他各级官员却继续推动美台关系的升级。2021年1月20日，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自1979年以来首次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并与东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金成（Sung Kim）见面。4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称“一如既往地考虑高官互访华盛顿与台北的机会”，促进美台非官方关系的升级。4月9日，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对台交往准则”，进一步松绑美台官员的互动限制。更为明显的是，在中美元首会晤结束不到10天的时间内，5名美国国会议员在11月25日晚间抵达台湾地区，并与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负责人和蔡英文见面。这种“两面派”的做法给美国的盟友传递了一种政治信号，即只要对大陆宣称维持“一中政策”，就可以以“非官方”的名义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拓展盟友介入台海局势的议题空间。

第二，在价值观上有意塑造台湾地区“民主”伙伴的身份角色，给原本属于中美政治问题的台湾问题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进一步增强盟友对台湾问题的共鸣感。作为“价值观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从执政初期就格外重视台湾地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2021年3月10日，布林肯在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拜登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听证会上指出，台湾地区具有“强健的民主”，能够成为世界民主体制的贡献力量，并承诺将邀请台湾地区参加所谓的“民主峰会”。为了诱发盟友在涉台议题上的联动效应，拜登先在2021年4月与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的会晤中成功拉拢日本共同介入台海局势。6月11日至13日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中，七国领袖在公报中再度提及台海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这显示拜登成功将美日在涉台议题上的共识延展至七国集团。6月14日，拜登邀请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参加北约峰会，会后公然声明对“台海安全表示关切”，继续拓展盟友的共识。12月9日至10日，拜登兑现其竞选时期的外交承诺，主持召开“民主峰会”，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领袖参与线上讨论。台湾当局派出行政机构官员唐凤和“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并在多个小组讨论场合传递所谓的“台湾民主经验”，进一步拓展盟友对涉台议题的共鸣感。

第三，拜登试图将台湾地区纳入美国推行的“排他性多边主义”体系，多元化盟友介入台海局势的途径，增强涉台议题联动的效果。在多边组织方面，2021年2月1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要求国务卿拟定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的法案；7月28日，这份法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8月6日在参议院获得“一致同意”。2021年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以布林肯的名义发表题为“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声明。在此份声明中，布林肯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与美国一道，“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布林肯还宣称，这一举动“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实际问题”。布林肯试图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弱化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敏感性，增强联合国会员特别是美国盟友介入台海局势的意愿。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与日本基于“2+2”框架起草了“关于台湾紧急事态的合作协议”，在日本离台湾较近的几个岛屿设立军事基地，以便快速应对台海局势的变化。这一举措意在落实美日同盟介入我国台湾问题的具体途径。此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专访时，拜登还口头将对台湾地区的防卫纳入北约创立条约的第5条，承诺如果台湾地区遭到“入侵”美国将采取行动。

综合而言，拜登试图利用不对称同盟的优势，以价值观为媒介修复美国的同盟体系，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效果。为达此目的，拜登将台湾问题作为主要的战略抓手，通过诱使盟友效仿美国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塑造台湾地区“民主”伙伴角色增强盟友对其共鸣感，以及纳入美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等方式进行议题设置。联系前文的理论框架，美国的议题设置作为一种前置条件，将决定盟友对其“价值观外交”的支持度和盟友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度两个关键因素的变化，而只有当两个关键因素的支持度和偏见度达到“高”时，“同盟联动”的效果才最强，也最符合拜登的政策预期。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援引近期日本和欧洲国家涉台政策的变化予以验证。

（二）盟友配合1：日本涉台政策的变化

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同盟体系的“北锚”，长期在美国的区域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特朗普所奉行的“美国优先”理念对日本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明显的损害，致使这段时期美日同盟关系出现了短暂的漂移，而中日关系则在同一时期获得转圜。随着拜登重申盟友体系的重要性，并在外交政策上回归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日本对迎回“熟悉的美国”具有高度的战略需求。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构想一直是日本外交的重点，旨在推动印太区域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合作。这一战略构想与拜登提倡的“价值观外交”高度契合，使美日的外交政策出现明显的协调性。2021年1月28日，正式上任的拜登与菅义伟进行元首通话，双方确认了美日同盟“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的重要性。3月，美日印澳领导人举行四方会谈（QUAD），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一直希望共同推进自由、开放、弹性和包容的印太秩序”。9月23日，美日印澳四国再度举行线下领导人峰会，会后菅义伟与拜登进行会谈，重申日本将支持“开放自由民主的印太秩序”，并积极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外交。12月7日，拜登通过白宫新闻秘书宣布，美国将不派遣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仪式。日本随之跟进，宣布不派遣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加入美英等西方国家阵营，外交抵制本次体育赛事。

在对华意识形态的偏见上，日本在对华涉及意识形态的议题上一贯倾向于保持低调。在西方反华势力炒作所谓“新疆棉”议题时，日本也是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未实施“制裁”的国家。然而，随着拜登“价值观外交”的推进，日本对华意识形态的偏见度正在升高。2021年2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外交部会成立了“人权外交专案小组”，讨论涉港、涉疆等问题。4月6日，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称日本政府正在不断评估制定制裁法的必要性。同时，日本5个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还成立联络协议会，介入我国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内政事务。11月8日，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内阁设立新职位，启用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担任“首相辅佐官”，专门处理涉华“人权问题”。这一举措使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凸显。

在日本对美国“价值观外交”高度支持和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度升高的影响下，日本对拜登将台湾问题设定为同盟议题表现出高度的共识。这直接导致日本最近的涉台政策出现明显的调整与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战略层面，日本频频释放威慑与吓阻的战略信号，配合拜登将台湾地区纳入“排他性多边主义”体系，增强美日在涉台议题上的联动效果。2021年3月16日，日本与美国举行拜登执政以来的首次外长、防长“2+2”会谈，双方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将中国视为区域稳定的“破坏者”，并共同关切台海局势的变化，这显示日本传统的涉台政策开始松动。4月4日，菅义伟在接受富士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日美携手维持威慑力的背景下，创造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的环境很重要，这为使日本的涉台政策与美国相配合作出前期铺垫。4月17日，菅义伟与拜登完成美日元首会谈，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自1969年以来首次提及台湾问题，宣称“我们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标志着日本在涉台问题上采取与美国“步调一致”政策。同一时间，日本发布新版的《外交蓝皮书》称“台湾是日本重要的伙伴”。6月，新任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力诺（John Aquilino）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会谈，双方就应对中国大陆对台海的军事压力进行磋商。7月13日，日本政府公布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表明“台湾局势的稳定对日本的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而言很重要”；白皮书还首次将台湾从中国的章节中抽离，放入新增的“美中关系”章节，再次体现出日本涉台政策与拜登的议题设置相配合。

第二，在政府层面，日本通过“挺台”和“友台”的政要宣示不断强化干涉台海局势的意愿和决心，效仿拜登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的“两面派”手法，增强对台湾地区作为所谓“民主伙伴”的支持。2021年6月3日，日本自民党内务调查会牵头组建了“台湾政策检讨项目小组”。该小组在第一次谏言中提出：“需与台湾共同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明确台海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6月28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宣称“台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朋友，而是兄弟和家人”。7月7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将两岸的统一形容为对日本的安全威胁，关乎日本的存在，需要采取集体自卫权予以应对。8月，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金融时报》的访谈中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台湾的生存问题。10月11日，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接受在野党首次质询时表示，日本与台湾之间具有共同价值观，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12月，岸田文雄再度表示，基于美日共享的价值观，日本支持和欢迎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台湾智库线上演讲时也公然强调，“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美日同盟有事”的观点。2022年，正值中日建交50周年，安倍晋三在接任自民党“细田派”会长后表示，今年他有“访问台湾”的计划。

（三）盟友配合2：欧洲涉台政策的变化

与日本在印太同盟体系中的遭遇相似，欧洲国家（主要是欧盟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时期也遭到一定程度损害，致使美欧关系在一段时期内跌入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对于习惯美国推行多边主义的欧洲来说，特朗普时期的单边路线使其陷入战略不适感。为此，欧洲强烈希望拜登重回多边主义，这使欧洲国家与美国“价值观外交”产生明显的协调性。2020年拜登胜选的消息宣布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4天内3次向拜登表示祝贺。当拜登表示要以价值观为基础重塑跨大西洋关系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伯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欧洲需要抓住此机会修复美欧关系，为美欧关系的回暖作出贡献。在欧盟领导人与当选总统拜登的对话中，欧盟领导人认为拜登的就职将是美欧重启全球伙伴关系的新开端，双方可以重新致力于塑造全球议程、秉承多边主义以及保持团结坚守共同价值观。在拜登推行“价值观外交”后，欧洲国家也以“捍卫西方价值观”和推行“人权外交”予以配合回应。例如，2021年1月，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利内（Alexei Nalvany）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后被捕，欧盟即刻启用2020年通过的《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对俄罗斯相关人士进行制裁。3月，美国配合欧洲对俄罗斯多人和多个实体实施制裁，是拜登正式执政后美国对俄罗斯的首次制裁。5月，白俄罗斯迫降瑞恩航空客机逮捕持反对意见的记者后，欧洲与美国协商后对白俄罗斯进行人权制裁。欧洲国家的上述行为体现了其对拜登“价值观外交”的高度支持，并试图以此为媒介，重修美欧破损的同盟关系。

近期欧洲国家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度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主要体现在涉港、涉疆以及北京冬奥会等敏感议题上。在涉港议题上，欧洲议会在2021年7月通过一项涉港决议案，呼吁欧盟以所谓“侵犯人权”为由，制裁中国官员和香港特区官员，以此作为对《香港国安法》的不满与抵制。在涉疆议题上，美国发起对“新疆棉事件”的炒作后，欧盟理事会不顾中国的反对，强行对4名中国官员和1个实体进行制裁。这是近30年来欧盟首个对华制裁举措，其所引发的中国对欧盟相关人员的反制裁，直接导致2020年底谈判完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冻结。在北京冬奥议题上，2021年7月8日，欧洲议会在通过涉港决议案的同时，以578票赞成、29票反对、73票弃权，再次通过了希望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限制欧盟成员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决议，实施“外交抵制”。“脱欧”的英国率先决定不派出高级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与美国的“外交抵制”形成配合。尽管德国和法国及多数欧盟成员国没有作出明确表态，但奥地利和比利时以“防疫要求过高”为由宣布不出席北京冬奥会。可见，欧洲国家总体对华意识形态的偏见度在拜登“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下出现明显强化的趋势。

在欧洲国家对拜登“价值观外交”高度支持与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明显升高的影响下，欧洲国家的涉台政策也随之出现相应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在战略层面，欧洲国家试图以“印太战略”为依托，通过介入台海局势，将台湾地区纳入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多边主义”体系。

2021年9月16日，欧盟在《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中表示，将寻求与台湾地区发展更紧密的贸易投资关系，为解决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战略依赖，还将与台湾地区强化伙伴合作。2019年以来，为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欧洲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相继发布了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报告”，不同程度介入台海局势，以此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相互配合。

例如，2021年3月16日，英国在《竞争时代中的全球英国》的战略报告中认为，印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英国希望能在安全、经济和价值观方面深度参与印太地区事务，成为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为此，英国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印太地区。2021年9月27日，隶属于“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护卫舰“里士满号”穿越台湾海峡，并大肆炒作，加大英国对台海局势干涉的力度。

德国外交部在2020年发布的《德国政府对印太地区采纳政策准备》中强调，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印太地区的重要性都显著增强，德国正在为该地区的未来政策制定路线。2021年12月20日，德国布兰登堡级护卫舰“巴伐利亚号”抵达新加坡港口，实现德国军舰20年来的首次南海之行。同时，德国时任海军司令舍恩巴赫在登舰演讲中表示，德国将继续强化“印太战略”部署，未来不排除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可能性。

第二，在政府层面，欧洲国家相继效仿美国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的“两面派”做法，出台相关涉台报告并派出政府官员/议员访问台湾地区，显示对所谓“民主伙伴”台湾地区的支持。

在涉台法案/报告方面，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在2021年9月1日以60票赞成、4票反对和6票弃权通过了首份名为“欧洲-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涉台报告草案，内容包括建议驻台办事处改名、加强欧盟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关注大陆对台的“军事威胁”等；10月21日欧洲议会正式采纳了这份报告。9月21日，欧洲议会再次以高票数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强调欧盟的对华政策要捍卫西方价值观和利益，并以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其中包括推动欧台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升级。

在议员访台上，美国作出的负面示范效应被多个国家所效仿。2021年10月7日，法国参议院“台湾友好小组”主席阿兰·理查（Alain Richard）率领4名跨党派参议员访问台湾地区，表明法国参议院支持台湾地区的立场。在这之前，法国参议院于5月全票通过了《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案》。11月3日，欧洲议会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地区。率团出访的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格鲁克斯曼（Raphael Glucksmann）还将台湾地区描述为“一个捍卫民主的实验室和枢纽”。11月28日，继欧洲议会之后，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议员也加入访台行列。12月5日，斯洛伐克经济部政务次长率团访台，这是自2003年斯洛伐克在台设处以来，首度派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官员访台。12月15日，法国时隔两个月再次派出国民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地区。

▍拜登涉台政策“同盟联动”现象的负面影响与中国大陆因应之策

基于上述案例的讨论，不难发现在拜登将台湾问题设置为同盟议题的驱动下，加之以欧日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支持与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度上升的共同影响，日本和欧洲的涉台政策出现了同步变化：第一，在战略层面，各国通过对“印太战略”的谋划，利用介入台海局势提升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配合美国将台湾地区纳入其“排他性多边主义”体系中，协助拜登将“美国-台湾当局”的单边干涉模式改造为“美国+盟友-台湾当局”的多边干涉模式。第二，在政府层面，效仿美国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的“两面手法”，派出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访台，以强化与台湾地区的非官方关系。第三，以价值观为导向，充分塑造台湾地区“民主伙伴”的角色，强化各自介入台海局势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可见，上述举证的案例有效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同盟联动”运作机制的有效性。

“同盟联动”现象将在以下几个层面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第一，“同盟联动”现象使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空洞化从国内层面上升至国际层面。相较于特朗普仅从美国角度侵蚀“一个中国政策”，拜登的“同盟联动”现象使美国的盟友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思考各自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和使用方法，这在欧日等国效仿拜登的“两面手法”中获得充分体现。更严重的是，倘若“同盟联动”现象不断扩散，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将被大幅削弱，这无疑更进一步拓宽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台湾问题的政策空间。

第二，扩大“台独”国际化的空间，使“台独”势力获得与美国欧亚盟友的交流机会。相较于传统“美国-台湾当局”的单边模式，以“同盟联动”为核心特征的“美国+盟友-台湾当局”的多边模式给予蔡英文当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升级的契机。事实上，除了上述举证的案例以外，澳大利亚与印度也在不同程度和维度上强化了与台湾当局的联系。同样地，相较于失去尼加拉瓜这一“邦交国”，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的事件对于蔡英文当局拓展“台独”国际化空间而言更具有象征意义。这不仅显示了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台湾当局的重视，还能在诸如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家产生示范效应，诱使这些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变化。

第三，增大中国大陆反“台独”难度，制造不利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外部环境。拜登时期的涉台政策，使大陆反“独”斗争从原本的单一焦点转变为“散点”，这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反“独”的政治成本，分散了外交战略的注意力。台湾问题与“台独”的双重国际化趋势无疑对两岸和平统一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阻碍。

鉴于拜登在外交战略上的“排他性多边主义”倾向，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将大概率贯穿拜登执政的整个任期，这将对我们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造成明显的战略阻碍。为此，大陆应从以下几个层面应对美国涉台“同盟联动”现象：

第一，准确区分美国盟友干涉台海局势的战略需求、战略意志和介入程度，针对不同对华倾向和态度的盟友采取差异化政策，或通过强硬反制提高盟友介入台海局势的代价，或通过政治沟通降低盟友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意愿，尽可能切断和弱化“同盟联动”的战略效果。

第二，针对美国诱使欧洲国家测试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底线的举措，需要以“精准打击”为核心作出迅速反制，对其他蠢蠢欲动的欧洲国家，如斯洛文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形成警示效应。中国对立陶宛干涉我国台湾问题采取外交降级和经济制裁就是精准打击的典型表现。

第三，面对反“独”的散点态势，应该重点围堵“台独”国际化的各类途径，比如“倚美谋独”“借疫谋独”“侨务谋独”等，切断和削弱“台独”势力与美国盟友的联动及效果。

本文原载《闽台关系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为《拜登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机制、举证与影响》，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