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儿童还有可能像40多年前那样在美国齐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吗？

来源：朝阳少侠

1979年1月的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为到访的邓小平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最后的节目是约100名不同肤色的美国儿童用中文齐唱红歌《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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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当今美国反华反共的“麦卡锡主义”阴霾之下，美国政坛还会允许出现这样的场面吗？这让人不禁心生困惑，40多年斗转星移，美国到底是变得更自信开放了，还是更敏感封闭了？

不久前，王毅国务委员在中美天津会晤期间强调，美国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归根到底在于美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手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一语点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所在：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美国政府都已经给自身打上了恐华反华的“思想钢印”，深陷在对中国的“三大错误认知”之中。

一是以意识形态偏见看待中国治国理念。

历史上，美国政府曾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二战后先后两次制造“红色恐慌”，极尽妖魔化共产主义。

今天，美国仍在不断渲染意识形态对抗，污蔑中国试图“摧毁”西方思想、西方民主和西方价值观，以价值观为纽带拉帮结派遏制中国，放言要抵御“威权”国家威胁挑战。

固守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偏见，就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抗。

就在几天前，白宫宣布拜登将于12月召开线上“全球民主峰会”，围绕“抵抗威权主义、打击腐败、促进尊重人权”三大主题提出承诺与倡议，俨然一副摆开阵仗要发起“十字军东征”的架势。这再次证明，美国仍未走出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宗教战争狂热。

美国总是强调自身“包容、多元、开放”，却有意回避人类文明的参差多态。事实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不一而足，民主的实践形式更从来没有一定之规。

美国知名民主理论家达尔曾论述，个人权利是社会分裂的产物。当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成为常态，个人就需要强调相关权利进行自我保护。

而根据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观点，中国的社会体系淡化个体的对立。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相辅相成，形成中国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美国一样，都根植于本国历史政治文化。东西方各取己长，百花齐放，并无谁威胁谁之说。

“冷战”的教训历历在目，意识形态对立只会把大国推向对抗的死胡同。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所说，意识形态竞争本质上是零和游戏。美国应认真反思自己在政治操弄下形成的狭隘民主观，认识美式自由民主的局限和落后，正确看待其他国家探索不同发展模式的努力。

二是以偏狭西方视角解读中国实力增长。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噪一时的概念。但“修昔底德陷阱”用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国际关系视角审视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其自身逻辑就存在根本缺陷，从诞生之初就是“伪命题”。

“修昔底德陷阱”本不存在，美国亲手制造“修昔底德陷阱”并试图拉中国下水，才会让“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漫画 ｜ 马雪晶）

当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已经将“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作为解释世界的教条，例如权力政治理论将国家利益差异视为冲突的原因，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分别将不同的文明、制度体制当作冲突的原因。

如果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官们都师从这种理论，认定差异就是冲突和失序的根源，那么显而易见，美国眼里的威胁将无处不在、永无止尽。

而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认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中国的世界观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根深蒂固的“二极管思维”存在根本区别，在理论上对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了突破性贡献。

在实际行动上，中国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国际体系，没有理由砸自己的“饭碗”。另一方面，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过去40年里唯一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大国，军费开支占GDP比重远低于北约2%的标准。中国还积极在全球发展、抗疫等领域为世界贡献公共产品，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正能量。

中国崛起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答案还是取决于美国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认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世袭罔替”，那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壮大都将威胁到美国独霸全球的幻想。但如果认为国际秩序应当基于《联合国宪章》，那么中美完全可以在同一个体系内实现和平共存。

可惜，从美国的表现来看，美国人还是选择了前一种世界观。

三是以扭曲的利益观和安全观审视中美关系。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在基辛格现实主义理念影响下，对美对外战略进行重新审视。其中重要一点是纠正了前任政府的利益观和安全观，理顺了界定利益与威胁的逻辑关系，即美国应以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为独立标准来界定国家利益，从利益出发研判当前面临的威胁。

而前任约翰逊政府错误地以威胁界定利益，“遏制共产主义”本身被视为利益所在，贸然干涉越南内战。树立理性的利益观和安全观，为尼克松政府开启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对苏缓和、从越战抽身等更灵活的对外政策在思想上铺平了道路。

美国驴象两党相争不下，却让中国成为了“替罪熊猫”。（漫画 ｜ 罗杰）

当前的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认为，美国现在对中国存在两点误解：一是中国会和苏联一样“输出革命”，二是中国会和美国一样输出“中国模式”。因此，疑华反华成为了“政治正确”，美国又犯了60年前的老毛病，偏执地把遏制中国当成自身利益所在。

拜登曾强调“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反映的正是美国政界此种畸形心态——“发展美国”成了“打压中国”的手段，“打压中国”反倒成了“发展美国”的目的。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美国战略界对此已有不少反思，认为当前阶段美国最大的利益应是专注于自身的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在新书《更强大》中表示，美国把中国视为对手将影响美国国内投资，加大美国外交决策压力，破坏盟友与伙伴关系，损害全球经济结构。因此，美国需尽快纠正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一个健康的中美关系符合美国乃至世界的利益。

来到十字路口的美国，是否还要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最后，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克服面对大变局的信心危机，才是美国破除焦虑心态，制定正确对华战略的必经之路。

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美国不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理性看待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对自身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合理关切，就有可能把世界推回到一个大国协调合作缺失、对抗博弈加剧的时代。

美国需要真正做到开放包容自信，克服对中国发展的焦虑，树立健康的“利益观”，才能避免将自身和国际社会拖入对抗的“泥潭”，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