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何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下）

我们在7月2号和7月22号曾陆续推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何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和《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何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中） 》 ，这是这篇长文的最后一部分。

文献来源：Matthew Lange，James Mahoney and Matthias vom Hau,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nish and British Colon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1,No.5,2006, pp.1412-1462.

作者简介：Matthew Lange，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与政治学系双聘教授，研究兴趣为比较历史分析、定性研究方法、政治发展和拉丁美洲研究；Matthias vom Hau，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撰写此文时为布朗大学博士生），研究兴趣为身份政治、制度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对拉丁美洲的比较历史分析为重点。

左起依次为本文作者：Matthew Lange、James Mahoney和Matthias vom Hau

四、殖民制度的影响

既有的文献表明在被殖民之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都有所下降，而那些被殖民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则提升了它们的相对地位（Acemoglu et al. 2002）。本文的研究表明，就经济发展而言，这种逆转大约发生在1750年至1850年的西属美洲殖民地、英国定居殖民地和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英国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殖民地则在1850年至1950年出现了经济逆转。对此，作者根据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所遗留下来的制度，特别管理商业和市场以及形塑了政府和社会行为体实施发展项目的能力的法律-行政制度来进行解释。

虽然既有的文献没有承认，但社会发展实际上没有出现大的逆转，因为在被殖民前政治上最复杂和经济上最繁荣的地区，其社会并不是最发达的。在整个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经济和政治上发达的前殖民社会通常仍然没有表现出好的社会绩效，经济和政治上不发达的前殖民社会则相反。在此，作者展示了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制度——尤其是那些控制种族和民族的制度——是如何使这些社会发展轨迹得以持续存在。

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和经济发展

在18世纪，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君主在西属美洲实施现代化改革，帮助触发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逆转（Andrien 2001;Cotler 1978; Guardino and Walker 1992）。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3年）之后，波旁王朝的统治者开始允许欧洲盟国断断续续地与新大陆进行贸易往来。到18世纪末，西班牙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引入了自由贸易，并降低了阻碍殖民地和西班牙本土之间贸易往来的关税和费用。波旁王朝的改革和航运技术的进步刺激了殖民地内出口生产的急剧增长。然而，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商殖民主义程度的差异，使它们在利用新的贸易机会时有所不同。在16和17世纪时经历了高度殖民主义的地区无法有效应对。在这些殖民地，贸易被强大的商业行会所垄断。控制这些行会的个人利用他们的地位，向生产者支付低工资，向消费者高要价，并扼杀市场竞争（Brading 1971;Kicza 1983）。这几乎没有为刺激18世纪和19世纪初竞争更激烈的市场所需的那种投资提供基础。同样，对贸易和货物运输的限制是专门为了帮助矿产丰富和人口稠密的殖民地中心而牺牲帝国的外围地区所设计的。一旦波旁王朝放松了贸易限制，允许更多的商品流通，以前受保护的、居于殖民帝国中心区的经济精英们就无法在开放的市场上竞争。

当时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徽章

更糟糕的是，西班牙在这些地区设立了政府机构，主要目的是监督经济开采，而不是促进移民团体在当地的发展。其结果是，随着财富越来越依赖于促进出口生产和刺激当地工业，国家无法轻易地从榨取转向资本主义。虽然波旁王朝的改革改善了殖民地政府组织的官僚化运作，但从长期来看，位于帝国中心的殖民地国家仍然缺乏明确的管理规则以及惩罚官员和殖民定居者滥用权力的执法体系。其结果是，政府官员往往仅通过寻租来追求个人利益，这进一步阻碍了法治的建立。

重商主义制度导致经济衰退的具体方式各不相同，但经济精英和政府组织在西班牙帝国外围的发展比在其中心更加自由（Mahoney 2003）。在很多情况下，只有随着波旁王朝改革的开始和帝国新行政单位的建立，外围地区才出现了连贯的政府组织。但是必须指出，这些新的政府机构缺乏有效的内部结构和与社会团体的紧密联系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实现发展（Evans 1995）。因此，在西属美洲，没有一个地区为跻身到世界发展水平的顶端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不过，在19世纪西属美洲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昔日处于帝国外围的殖民地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这并不是因为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重商主义制度，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在外围地区基本上不存在。

西班牙的殖民主义与社会发展

旨在剥削和压迫土著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制度强烈地塑造了西属美洲殖民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社会发展的轨迹。一方面，这些制度确保土著人民本身将经历低水平的社会发展，对土著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管理土著人民的制度影响到殖民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追求社会福利发展的倾向和能力。特别是土著人口非常少的、位于西班牙帝国外围的殖民地（如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政府当局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建立基础设施和创造惠及所有公民的公共产品。

西班牙及西属美洲殖民地

西班牙的各种制度几乎都对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的具体性质因殖民主义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殖民帝国的最中心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制度的设立从根本上是为了剥削土著劳动力，从而提高西班牙人自己的物质福利。在中心地区之外，西班牙人也建立了压榨的制度,但这里的前殖民社会通常没有正式的进贡制度，因此更难剥削。结果，外围地区许多最重要的殖民制度演变成了压迫土著居民的工具，要么是试图把他们变成温顺的基督教臣民，要么是越来越多地直接消灭他们(关于剥削和压迫的区别，见Wright[1997])。

不同程度的殖民剥削和土著人口的数量差异也影响到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和促进人类福利方面的倾向。位于西班牙帝国中心的殖民地有着极其不平等的社会，贫穷的土著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而较为富裕的西班牙人和混血儿则居住在城市。殖民晚期，在富裕城市的西班牙人有机会去医院、学校，有时甚至是上大学(Haring 1947;Castaneda 1990)。然而，占据总人口绝大多数且生活在农村的的土著人民却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Socolow 1996)。事实上，土著和非土著群体之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文化边界根植于剥削性的殖民制度中。此外，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广泛的种族主义，确保了后殖民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在农村资助教育投资或提供社会服务。

相比之下，在西班牙殖民帝国外围的殖民地，其社会发展逐渐改善。在这些地区，种族差别变得不那么普遍，欧洲人和混血儿占据了总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社会流动更加普遍(Zulawski 1990;Lockhart and Schwartz 1983)。随着波旁王朝改革的开始和外围地区经济的增长，这些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政府对供水系统和医疗卫生进行了投资。同样，来自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移民的持续流入对社会的总体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Morner 1976)。

因此，帝国殖民的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不同社会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班牙控制土著人民的模式。在土著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殖民时期密集的剥削和明显的种族界线，确保了长期以来土著人民的低水平社会发展，减少了后殖民时期国家精英对创造公共产品的承诺。相比之下，在比较外围的殖民地，土著居民虽数量少且受到严厉的压迫，但受到的系统性剥削更少，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将面临更少的体制障碍，

英国的殖民主义与经济发展

当英国人在一个地区大量定居时，他们往往会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别是协调市场和官僚机构的法规。相比之下，当英国人没有在某一地区大量定居时，他们倾向于强加一些制度来管理经济和政府，而他们强加的那些制度往往会对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一些前英国殖民地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另一些则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的殖民留下了一个能够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的法律体系，为它们未来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所有定居殖民地，普通法制度保护殖民地居民免遭政府的专断举措，并阻碍殖民地政府被精英阶层所利用。英国王室的土地政策也反映了殖民地政府对精英的权威。在定居殖民地，殖民政府的地方机构被认为是土地的主要所有者。政府小心地控制着土地分配和定居的速度，包括通过调控最小和最大的土地面积，以及制定土地价格。土地政策反过来加强了小农的普遍存在，阻止了土地精英的形成，这些土地精英有能力建立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垄断结构。此外，英国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促进了农民和种植园主之间的经济交易（Adelman 1994;Coatsworth 1993;Solberg 1987）。

英属美洲

英国在几个被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留下了积极的遗产，比如在中国香港和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殖民地建立了大量的法律制度(Heussler 1981;Ngo 1999;Ryan 1976)。此外，这些殖民地是作为自由港建立的，因此有恰当的税收和劳动力制度，帮助每个自由港利用其战略贸易位置成为全球经济中心(Huff 1994; Meyer 2000)。

然而，在有种植园制度的殖民地，英国通过其直接统治所留下的遗产就不那么明确了，因为存在着有权有势的精英可能俘获政府并阻碍自由市场。尽管英国在种植园殖民地建立了普通法制度和代议机构，但拥有大量土地的欧洲精英们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能够对这些机构施加相当大的控制，从而牺牲他人以保护种植园的利益。

虽然英国的定居殖民主义和直接殖民主义建立了有利于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制度，但英国的间接殖民主义明确地展示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许多非洲殖民地，英国既没有建立有效的法治，也没有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此外，间接统治的实施增强了土著精英利用殖民地税收体系和习惯法来壮大自身的实力。结果，整个英属非洲诞生出了世袭和分裂的国家（Mamdani 1996; Boone 1994;Migdal 1988;Lange 2004）。英国在印度的混合殖民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相似，但与间接殖民主义又有所不同。特别是，殖民时期印度的中央政府比被英国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央政府的规模更大、官僚化程度更高（Kohli 2004）。因此，在后殖民时代的印度，中央政府有时可以在执行政策时更加团结和有效，特别是在政府行动不需要与社会团体建立复杂联系的情况下。

总而言之，经历了最大程度制度移植的英国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新加坡——建立了法治和有效的市场，而受大英帝国殖民影响最小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殖民地——则展示出了阻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的制度。另外，经历了中等程度殖民影响的殖民地——主要是英国以混合殖民主义形式统治的地区——则被留下了好坏不一的混合经济遗产。

英国殖民主义与社会发展

在殖民主义程度高的殖民地，市场制度不仅保证了未来的经济繁荣，也为社会绩效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例如，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促进了对初等教育的投资，并通过基本医疗保健提高了社会福利。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也实现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动员和对社会设施的大量投资相吻合（Denoon and Mein-Smith 2000年;Pike 1970）。相比之下，英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的前殖民地并没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也没有经历长期经济繁荣对社会发展的有益的溢出效应。

此外，英国殖民地的法律-行政制度直接影响了政府提供教育、医疗保健、环境卫生和扶贫等公共产品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相互的溢出效应。在美国，这些能力在独立战争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在大多数其他殖民地，政府在殖民时期开始提供公共产品，通常是为了回应土著群体的政治动员。然而，社会发展的实际实现程度取决于可用的国家基础设施（Lange 2004）。在直接殖民主义的情况下，庞大且官僚化的国家机构使大量公共物品的提供成为可能。另一种情况是，在被间接统治的地区，殖民统治给它们遗留下来的是无效的行政管理，进而阻碍了它们在战后的社会发展，这使得几个英国殖民地的受教育率和预期寿命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种族歧视和剥削的殖民遗产对各种类型的英国殖民地的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英国殖民者建立的社会分层制度和强制劳动制度助长了持久的种族分化。特别是，它们阻碍了庞大群体参与经济生产，阻碍了劳工协会的形成，并常常加剧种族冲突（Beckford 1983;Marx 1998）。事实上，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根深蒂固的种族分裂也使得各国几乎不可能实现高水平的识字率、预期寿命和教育（Alesina, Baqir, and Easterly,1999;Filmer and Pritchett 1999;McGuire 2001）。

因此，前英属殖民地的社会发展是由其殖民遗产通过以下三种主要方式塑造的:经济绩效、促进社会福利发展的政府和社会能力、种族分化。前两项与英国殖民主义的程度呈正相关，而第三项则影响了很多英国殖民地，无论其遭受的殖民程度如何。尽管殖民者推动的种族分化往往助长了殖民地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暴力，最终对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英国的殖民主义越深入，总体上对（殖民地的）社会发展越有利。

后殖民时期的发展轨迹

最后，回到整体的比较上，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用来说明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主义程度对（殖民地）长期发展的不同影响。在表4中，作者比较了他们对殖民主义程度和前殖民时期发展水平的估测与后殖民时期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这些指标来源于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 HDI）。人类发展指数通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小学的毛入学率和人均GDP等综合数据来衡量国家的发展情况（United Nations 2002）。为了说明的目的，作者只聚焦于1975年和2000年两个时间点，尽管他们认为他们的发现适用于任何两个有人类发展指数的时期。

作者首先评估殖民主义的程度和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对西班牙殖民地而言,殖民主义程度和1975年及200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9和-0.48。出现异常的是在西班牙帝国外围区的殖民地，它们没有经历实质性的发展，特别是尼加拉瓜和巴拉圭。此外，尽管墨西哥位于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中心区，但它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尽管这些异常案例导致相关关系并不完美，但即使将它们包括在内，殖民主义的程度仍然明显地与后殖民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反，对于英国殖民地而言，殖民主义的程度与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而且相关性很强：与1975年和200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和0.88。

接下来，作者将前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和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与殖民主义给所有地区带来巨大逆转的论点相一致的是，作者对前殖民时期发展水平的估计与HDI指数呈负相关。对西班牙殖民地而言,前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与1975年及2000年人类发展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3和-0.58；对英国殖民地而言，这两个相关系数则分别为-0.61和-0.41。虽然这些数据本身很难证明作者在本文中提出的殖民主义理论，但它们确实为对特定案例的比较历史分析提供了额外的帮助。

表4

续表4

五、结论

本文的分析涉及到宏观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解释非欧洲世界发展水平的差异? 作者认为必须同时关注前殖民地区的条件和殖民者的身份，以充分理解殖民主义是如何形塑（殖民地）的长期发展。

本文的论点明确表明，对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主义而言，植入殖民制度和形塑殖民地后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见图2）。西班牙殖民程度最高的是那些在被殖民前最繁荣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为重商主义经济模式下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最好的基础。相比之下，英国殖民程度最高的是那些在前殖民时期不那么复杂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西班牙在其高度殖民的地区引入了大量的重商主义制度，而这些制度成为（殖民地）在后殖民时期发展的重要障碍。英国则在其高度殖民的地区引入了大量的自由主义制度，而这些制度与发展呈正相关。因此，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主义都扭转了前殖民地区的命运，但方式却截然不同。

图2

与上述论点相关的殖民主义理论——植根于重商主义殖民者和自由主义殖民者之间的区别——为有关殖民主义的辩论提供了新的见解。关于殖民主义的开端，这个理论阐明了三种国内条件的相对重要性:人口规模、疾病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就人口规模而言，作者发现重商主义的殖民者更愿意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定居，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劳动力，而自由主义的殖民者则避免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定居，因为他们认为彻底取代土著人口的成本太高。这一发现与阿西莫格鲁等人（Acemoglu et al. 2001,2002）的研究不同，他们假定人口规模与所有欧洲殖民者的定居规模呈负相关。

就疾病环境而言，作者的证据并没有挑战这一基本观点，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有殖民国家都倾向于居住在低死亡率的环境中。然而，作者的研究表明，这一基本偏好很容易被其他战略考量所超越。重商主义的西班牙定居在高死亡率地区，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甚至英国人最初也被吸引到新大陆上死亡率高的种植园殖民地（Engerman and Sokoloff 2002，p.51）。因此，作者告诫大家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被完全确立之前，不要断言疾病环境是影响定居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相反，在重商主义的殖民时代，疾病环境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考虑。

至于自然资源，贵金属的存在对吸引重商主义殖民起了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在气候和土壤条件允许专门生产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的地区，例如盛产糖的加勒比地区，也发现了较高程度的西班牙殖民主义。同样地，英国殖民主义者也对这些地区表现出某种偏爱。然而，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的土壤和气候并不适合出口农业，而是适合小型独立农场。这些条件正是奉行重商主义的西班牙所避免的。因此，Engerman和Sokoloff强调气候和土壤对定居模式的重要性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对重商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定居模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也为殖民制度对促进发展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既有文献很大程度上将这些制度视为一个"黑匣子"，尽管它们有力地推测了财产权的重要性（Acemoglu et al. 2002; Acemoglu 2002）。作者在本文中的分析重点则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更重视殖民地的政府制度，特别是那些在英属殖民地促进法治的制度。他们要强调的是，将英国殖民主义与发展联系起来的核心机制是政府（国家），而不是市场。至于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不在于财产权的建立程度，而在于殖民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阻碍后殖民时期资本主义财产权的行为体和制度。在某些情况下西班牙的殖民存在是微不足道的，以致于后殖民时期的行为体能够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必克服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障碍。

当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确定不同殖民制度对（殖民地）长期发展的具体作用和相对权重。然而，在进行这项研究时，研究者应密切关注殖民者的身份，因为不同的殖民列强所追求建立的制度模式不同，这对殖民地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编译：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