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0年荷兰人屠杀1万华侨向大清“请罪”，乾隆竟说华侨被杀活该

“巴城如果没有华侨，几乎不可能存在。但这些开发雅加达的华侨，却在1740年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某位历史学家

这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巴城即巴达维亚，也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的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茫茫大海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找到了一块理想的香料种植基地——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当时，还没有“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如同如今的印度一样，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印尼”被各个岛屿的酋长和封建王公所控制。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的群岛国，它横贯赤道,领土有19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1400万。论面积，居亚洲第4位，论人口.居亚洲第5位，可是,它的岛屿数却名列世界前茅，达13667个，素有“千岛之国”的称号。实际上，它是名符其实的“万岛之国”！仅国内的千岛县，一个县就有岛屿1千多个。廖内县则更多，达2500个。

1511年，葡萄牙人开始对印尼实现殖民统治，除了香料贸易，还将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农作物引入到印尼，印尼逐渐有了许多香料、玉米、烟草、甘薯、可可、甘蔗等种植园。15世纪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明朝正德年间，也就是明孝宗朱厚照在位期间，西方的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还未开始，种植园的劳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后来，西班牙人也来到了东南亚，再后来，大约是在1641年（明朝1644年灭亡），崛起的荷兰人也来到了东南亚，这几个早期崛起的海权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最终荷兰人胜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海峡，建起了巴达维亚城，还赶跑了西班牙人，在印尼确立了殖民霸权。

无论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荷兰人，想要经营种植园经济，都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劳动力。西方人也曾用过多种办法解决，比如，从本土抓捕土著奴隶，但是印尼是岛国，人烟稀少，加上文明落后，民智未开，实在是难以满足需求；另外，西方人鼓励本国人移民东南亚，共同开发东南亚，一起发财，然而，很多西方普通人根本不愿意不远万里冒险发财，况且，到种植园打工又不是“白领”，毫无吸引力。

无奈之下，西方人，尤其是荷兰人（荷兰人确立殖民霸权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渐衰，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将目光瞄准了中国人。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朴实，距离东南亚又很近，于是，荷兰人制定了“优厚”的待遇和政策，甚至采取绑架、坑蒙拐骗的手段“引诱”大量的中国人到东南亚从事苦劳力。

公元1682年的时候，巴达维亚城的华人有3101人，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第一代华人初到东南亚的时候，过着比东南亚土著还要悲惨的生活，主要从事工匠、饮食、制糖、酿酒零售、甘蔗种植等行业的底层工作。

但是，华人们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不甘平庸，奋斗不止！他们从苦力或者街头小贩做起，一点点熬起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财富，获得地位。一名荷兰作家曾在作品中这样描述巴达维亚的华人。

这里街头有几毛钱一碗的华侨扁担小食，不卫生，食后容易消化不良及腹泻。当然，多少年来，华人就是靠这些廉价食物填饱肚子的。

到了18世纪初期，巴达维亚城发展成拥有十几万人的大城市，华人约有2万人，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华人们在各行各业的经济实力逐渐开始超越荷兰人。这些让荷兰人深感恐慌，害怕再发展下去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于是，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限制华人在当地的发展。从1690年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开始限制华人移民印尼，1727年，荷兰殖民当局干脆出台法律条文：

“凡是10年到12年内居住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没有申请到当局颁发的居留许可证的，一概遣送出境。”

中国人也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这样不公正的法律条文，华人们也忍了，大多数华人按照规定去办理了居留许可证。荷兰人见华人们“逆来顺受”，也就得寸进尺，1736年，荷兰人制定了更加苛刻的政策：“只有被当局认为有用的华人才能留下，其他人都要被遣返。”

这就比较扯淡了，“有用没用”不都是荷兰人说了算，荷兰人其实是比较奸诈的，是想采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逐渐消除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

当时华人在巴达维亚城通过多年的努力，华人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不太在乎居留问题。荷兰人即使如此无耻，华人们还是认了，他们开始离开巴达维亚，返回国内。

荷兰人看到华人们携带着大量的财物离开，荷兰人极为不满，他们开始使用流氓手段对付华人。荷兰人利用极少数华人“盗匪”做文章，将打击面扩展到所有华人，当时的华人大多数都穿着黑衣黑裤，荷兰殖民当局下达了一个粗暴的命令：凡是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抓捕。

1740年7月25日，荷兰殖民当局通过一项决议：“凡是可疑的华侨，一律逮捕审定，即使有居留许可证也不例外……”随后，针对华人的逮捕开始了，大量的华人被捕，财产被没收，青壮年被押赴斯里兰的种植园、矿场等地做苦力，运输的途中，不少华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活着扔进大海，葬身鱼腹。

一时间，巴达维亚城的监狱人满为患，关押着大量的华人，等待着不可知的未来！士可杀不可辱，这纯粹就是侮辱人！一部分华人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逃离巴达维亚城，联合起来，准备起义，推举黄班为首领，用武力解救城内的同胞。

然而，起义队伍里出现了一个叫林楚的内奸，林楚向荷兰殖民当局报告了大家的起义计划。荷兰殖民当局害怕城内的华人会和起义队伍里应外合，于是谋划了一场大屠杀行动。

他们在10月8日向城内的华人下令：“夜间一律闭门静坐，不准点灯，不准外出，交出包括小刀、剪刀、菜刀等一切利器。”华人们不知是计，按照规定交出利器，静坐家中等待。9日晚，荷兰殖民当局派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职员及武装力量，全副武装挨家挨户进行盘查，侦查情况，做好标记！

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建立的具有国家职能、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荷文原文为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中文全文应译为联合东印度公司。其公司的标帜以V串连O和C，上方的A为阿姆斯特丹的缩写。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也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

10月10日，荷兰殖民当局下达屠杀令：“城内华人不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荷兰人联合土著居民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手持各式武器进入华人家里，见人就杀，手段残忍——枪杀、斧劈、断肢、火烧、活埋、凌迟、溺毙等各种虐杀。屋内华人赶尽杀绝后，暴徒们焚烧房屋，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屠杀持续了整整4天，华侨们的鲜血将流经巴达维亚城的一条小溪的溪水染红，史称“红溪惨案”。

荷兰殖民当局（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Adriaan Valckenier还不放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医馆和医院内的伤病华人全部拖到街上，用棍棒打死，并处决了监狱里关押的全部华人，这又持续了3天，仅仅焚烧华侨房屋的大火就烧了整整3天。

一周的时间，1万多名华侨被屠杀。城外的华人起义者却不知情，依然按照原计划攻击巴达维亚城，偷袭变成了硬攻，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红溪惨案”的惨烈程度震惊世人，遭到全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荷兰更是惶恐不安。1661年，郑成功亲率两万五千人东征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政权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荷兰人对那场失败记忆犹新，更何况当时清朝号称“天朝上国”，综合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他们害怕大清王朝采取报复行为，彻底动摇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于是，荷兰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派使者带着众多礼物以及一封国王亲笔信赶赴中国，当面“赔礼请罪”。二是将“红溪惨案”的罪魁祸首荷兰殖民当局（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Adriaan Valckenier逮捕下狱，等候发落。

没想到，全世界人民，尤其是荷兰人想多了。“红溪惨案”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荷兰使者的步伐，清朝朝廷早就知道了消息。福建总督策楞第一时间将惨案情况告知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勃然大骂，破口大骂，不过骂得不是荷兰人，而是华侨。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

“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的人，朝廷概不闻问。”

“内陆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总结起来，乾隆皇帝的观点就是：“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华侨）与番民无异，朝廷概不闻问。”这话竟然能从一国之君的嘴中说出来，实在是令人费解。我觉得大概是以下四个原因导致的：

一是清朝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严令禁止百姓出海，以防滋事生乱。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封建王朝中王权最大的朝代，皇帝绝对是说一不二的。有百姓违抗朝廷法令跑到海外“谋生”，有损皇帝尊严，乾隆皇帝自然是心生反感。

二是华侨在海外经商损害皇家利益，清朝闭关锁国，不准百姓出海从事贸易，但是清朝海贸并不是完全禁止的，主要由皇家和几大红顶商人垄断，当时大清的海外贸易中，南洋占了90%。乾隆皇帝为了显示恩泽洋溢四海之意，能与荷兰人继续贸易，干脆牺牲华侨的利益，一举两得。

三是清朝是满汉有别，满清权贵居于统治者的核心，即使是平民，也是满族人比汉族人优越。下南洋的华侨基本上都是汉族的底层百姓，穷苦人。乾隆皇帝怎么可能会为这些人劳师兴众，大动干戈呢？试想，如果被屠杀的是1万名满族人，乾隆皇帝的态度绝对是截然相反。

四是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那个时代，对待海外侨民被屠杀这种事件，各国对于没有好处又要承担额外风险或成本来替海外商民复仇这种事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基本都是采取“严厉谴责，没有行动”的办法。如安汶的英国商站被VOC屠杀之后，英国也是“忍耐”的怂包样。

《红溪惨案》绘画

但是，纵有一万个理由，乾隆皇帝也不应该说出“孽由自作，朝廷概不闻问”的屁话，就差点直接说“杀得好”了！乾隆的态度令荷兰使者瞠目结舌，荷兰人一度以为乾隆是故作姿态，并非真实态度，一直没敢释放“红溪惨案”的罪魁祸首Adriaan Valckenier，最后，Adriaan Valckenier惨死于狱中。更过分的是，乾隆皇帝对“红溪惨案”幸存者的处理更是狠绝，据《清高宗实录》记载：

“红溪惨案的幸存者陈怡老，1749年5月带着财物和子女潜回福建，回乡伺候母亲。结果被地方官当即逮捕，乾隆高度重视，让刑部审理，罪行和处罚是：“应照结交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例，发边远充军，番妾子女俭遣，银货追入官。”

乾隆的态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之后，荷兰等西方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对东南亚华侨展开打压，剥削和屠杀，1740成为巴达维亚由盛到衰的转折点，1年后，在爪哇中部城市Semarang爆发了华人和荷兰的战争，战争持续1年多，华人战败，VOC治下爪哇的海外华人被迫大量向外迁徙，这场人口大迁徙间接导致了日后英属东印度，特别是新加坡的疯狂崛起。

1799年，横行全球一个多世纪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一夜灰飞烟灭，原因是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对荷兰发起了灭国之战，荷兰被灭国，荷属东印度公司再牛逼，也只能衰落。但法国灭了荷兰，却导致英国飞速崛起。

英国在18世纪末到1816年这段时间里疯狂吞食占据荷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荷兰人丢掉了马六甲海峡，甚至是他们的大本营爪哇和巴达维亚，却保住了对加里曼丹岛的大部分控制。

英荷两国斗了很多年，终于在1814年达成和解，签订了《英荷条约》，荷兰政府依据和约规定在1816年直接以“政府直管”的形式再次入住东南亚，1851年，西婆罗洲（今天的西加里曼丹岛）东万律数个联邦性质的华人金矿公司（名为和顺总厅）近万人与荷属东印度约4000名士兵之间爆发战争，史称“公司战争”。

没有强大祖国力量支持的华人一败涂地，多年打拼的商业帝国瞬间化为乌有，荷兰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开进东万律，强迫东万律所有的华人跪在道路两旁迎接，之后，荷兰殖民当局解散了东万律所有的华人公司，并禁止华人不得再以任何形式组成类似公司这样具有独立性质的组织。

每一场战败，都伴随着屠杀和屈辱！自始至终，大清王朝都是旁观者，1840年，英国直接打上门，从此，大清王朝滑向了无药可救的深渊，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