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印一盖五千载

朱文灿 朱 帆

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老的有商代的甲骨文，周朝的钟鼎文，秦朝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印,在古时是权力象征，行使权力皆须用印，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皆然。不仅在中国，影响所及，过去受儒教熏陶的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无不使用印。

秦朝统一中国后，对文书用印进行统一规定，皇帝的印章称为“玺”。皇帝有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不同的公文加盖不同的印玺。百官之印统称为“印”。将侯最高仅能使用金印，唯有帝王才能玉玺。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名相苏秦佩戴过六国相印。

史书记载，秦相李斯奉秦始皇之命，使用和氏璧所镌刻“传国玉玺”，后来为中国历代皇帝相传之印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印文上可谓极尽“文字之美”,开创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以上等白玉治印和精密的白玉器皿，彰显皇家气派的千年风尚。

秦朝之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传国玉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史书记载：秦子婴元年（前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从此之后的王权更迭都以此作为自己名正言顺登基的证据。历代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2000余年，忽隐忽现，终于销声匿迹。

一、 博物馆展出的印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而当时的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其它在战国时代的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现存于陕西博物馆的“皇后之玺”，是1968年9月，在陕西咸阳韩家湾渠边发现。这是一枚玉质精美，造型生动，文字体规整大气，雕琢技法娴熟的玉印。其上是一只螭虎，雕刻着“皇后之玺”四个篆体字。专家们查阅许多古代文献，发现《汉官旧仪》上记载有：“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而“皇后之玺”的发现之地，在吕后与刘邦合葬的封土朝西约一公里的陵园之内。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及字数均与文献所载相符，经推测为吕后之印玺。

新疆博物馆展示的一枚铜印，正方形，通高3.5厘米，边长2.3厘米，纽与印座之间有一个小孔，用于系绶带。印纽为一只绵羊，其头部平视，温顺地蹲卧在铜印上，造型生动逼真。印文文字端庄古朴，字迹清晰，篆文“汉归义羌长”。方印上的前三个字不难理解，“归义”是汉朝政府给予归附部落首领的封号。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新疆南部一带，汉晋时为古代羌族活动的地区，此印是当时汉朝政府颁发给新疆南部地区古代羌族首领的印章，所以方印的名字中就有 “羌”字。1953年在新疆沙雅县玉奇喀特古城出土的铜印，不仅可以证明塔里木盆地周缘一些绿洲，确实曾有羌人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原内地的官印制度，同样在西域执行过。 官印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西域传》记载：凡五十国，自译长、城长、郡、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侯、王，皆配汉印绶，凡376人。并根据官爵的高低，有金印紫绶和紫印墨绶之别，均由西域都护统领。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仍然维持这一赐绶制度。“汉归义羌长”印，就是汉朝在西域推行官印制度的例证。

图（1、2）玉印底部阴刻古蜀文字

我国首次发掘出土的唯一的实用帝印。为西汉南越王 “文帝行玺”金印。重148.5克，龙钮，印文阴刻小纂。金印铸造成型，阴刻白文篆书，盘龙形印钮。印文为“文帝行玺”四字，字形平正，以田字格加以分隔，更显端方古朴，匀称严谨，笔划坚挺，有肃穆之气。龙钮作盘旋状，龙首稍许突出在金印一角之外，似在潜伏中正积蓄全身的力量，意欲腾飞出击，龙体雕刻刚健。印主人赵昧，是南越第二代皇帝。此件金印是目前发现的西汉金印中最大的一件，也是唯一一件南越皇帝印玺。巴和蜀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两个古老的部族和王国。巴蜀就其地域范围而言，主要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巴位于重庆一带，蜀位于成都一带。1954年，巴县冬笋坝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船棺墓，出土了许圆形铜印、长方形铜印、半圆形铜印。1955年，巴县冬笋坝船棺墓再次出土圆形和长方形铜印各l件。1954年以后，在因陕西宝鸡至成都铁路建设所作沿线考古调查中，四川地区接连有印章出土，这些印章上面雕刻着文字一样的符号，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印章”。巴蜀印章至今发现有200余枚，分布在四川盆地周边。1983年，成都天回土门大队砖厂在取土时发现了巴蜀印章一枚。这枚战国时代的铜质印章直径外3.3厘米、内2.6厘米、厚0.6厘米、重40克。印章为圆形，背面为桥形钮， 钮正中有一小孔。正面纹饰：上为四指形，左右各有一竖，中部为一横，下部中间似山字形，左下侧有一小点，其纹饰内容至今未被破译，是研究巴蜀文化发展史珍贵的实物史料。

巴蜀印章所用材质，目前已知以青铜为主，极少数为石质、骨质和琉璃质。青铜巴蜀印章是青铜器中的小不点，大似铜钱，小如纽扣，轻的一两克，重者十余克。巴蜀印章器形精巧，有圆形、方形、矩形、半圆形、山月形等，形态不一。印纽有鼻纽、鋬纽、觹纽、鸟首纽等，趣味生动。印台多扁薄圆形，还有覆斗方形、亭台形、圆柱形等。少数墓葬出土铜印带印套。1983年，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将这些古蜀印章资料集中加以公布，是为最早面世的古蜀印章文献。

二、古蜀印章研究

首次系统编纂古蜀印章资料者，当推高文先生1998年出版的《巴蜀铜印》一书。书中共收入古蜀文化印章122件。之后，在四川考古发掘中，这种印章屡有出土，此外，散见于民间的古蜀文化玉印、铜印也不少。这一系列古蜀文化印章，是研究古蜀文字的绝好材料。随着古蜀文化玉印、铜印的不断出现，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一部分研究者的看法是，根据《周礼·地官·司市》“见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官方规定推断，将古蜀印章视为商业通行证。有些私印，或相当于商人的名片。凡商人持有“王”字印章者，大概就获得了出口贸易的特许。

另一种看法是，在古蜀地域内，曾经分布着无数酋邦和城邦，蚕丛等王是众多小邦中的酋长，或属众邦联盟领袖。杜宇使蜀国空前强大，可能借鉴周朝政权实行分封诸侯制度，让那些小邦部族甘心臣服，配发印章。古蜀印章既然多为随身佩带之物，则应作钤盖之用，而带“王”字的印，则必然是官印。形制大些的印章，印主官阶大概也高。那些特定的印文图案，可能用以表明各种官阶。

图（3）玉印底部阴刻4个古蜀文字

还一种看法是，依据古蜀文化印章与一些汉字吉语印、格言印并存的情况，认为古蜀文化印文可能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或者有氏族徽号的意义，是古蜀王分发给各部族的信物。大量文字印章的出现，说明古蜀国时期地方管理机制和官吏阶层已经生成。

美国学者罗伯特·琼斯，把收集到的45件古蜀文化印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中原式，一般无饰纽，多方印和长方印，数量约占26%。另一种为古蜀式，有饰纽，既大又圆，多为阴刻，数量约占67%。它们代表着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原式印文大都含有吉语和警句的内容，推测某些古蜀式印文可能也是吉语和警句。它们的用途，大概是护身符、饰物和随葬品。

上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将古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针对甲类文字有人怀疑是不是文字，他即根据巴县冬笋坝50号墓所出3件长方形铜印来作证。由于其中两件印文皆为汉字“中仁”，而另一件则是两个古蜀文字(甲)。同一墓内的同一形制印文，显然只能同样理解为文字。此后，罗开玉在整理战国时期古蜀墓葬及器物时，对古蜀文字作了一些开拓性的分期断代工作。他认为时代较早的印章，有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大方印、银锭文圆印、大邑五龙椭圆形石印、蒲江县东北方形铜印，大约是战国早中期的产物。大邑五龙方印、犍为五联圆印、绵竹清道鞋钉形印则时代最晚，为秦代至西汉。说明古蜀印章主要是开明王朝中的文化产物。 一部古蜀文明史，同样是一部战争史，它向我们展示的是古蜀文明最初、最真实的人性的状态，反映了人性的弱点。人性发展的成果表现为人类的造物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体现为有形的艺术，后者体现为无形的思想，艺术与思想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艺术体现为具体的物质，而内核是思想，思想体现为抽象的观念，却无不附着在具体的物质之上。精美的古蜀文物，艺术地再现了古蜀先民所具有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和精神，诸如玉石书、印章铭文、王宫建筑与宗教建筑、雕塑与浮雕、象牙雕刻、玉石版画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而古蜀文化印章不仅镌刻着古蜀人的心迹、尊严，还书写着他们所生活时代的盛衰、时局的沧桑，更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精、气、神。

三，民间收藏的古蜀玉印文字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成都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印、青铜印约80枚。古蜀文化玉印，形状、大小、印文、纽式也有差异。印章代表权力，以区别官阶和显示爵秩。官印一般谨严稳重，多四方形，有古蜀人头为纽，显得平衡、大方、端正。

古蜀文化玉印之一，高18厘米、宽10厘米，四周饰兽面纹等雕刻图案，风格鲜明，刻画精致。古蜀文化玉印之二，高17.5厘米、宽9厘米白玉琢造，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古蜀文字。此印玉色青白，光泽素淡雅致，材质温润细腻，琢造工整。底部以线隔断的方形空间里，刻有4个古蜀文字。细观单独的印文，工整紧凑。印面宽阔的边框与纤细的阳文相配，而阴文则多增加复栏。古蜀文化玉印之三，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底部以线隔断的方形空间里，刻有3个古蜀文字。玉印文字笔画多为每一笔的中部较宽，字口亦深，两端尖锐，字口略浅。印身色泽温润而暗，似光亮含而不露。此印印台较高，厚实敦稳，其形体较大。

图（4）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印

民间收藏的一个古蜀文化铜方印，分上下两层，上层中心是一个甲胄形字符。左右两边，各有一牙璋形文。印文下层有左右二人携手，所携的两手，形状像是一种土圭类的测天仪器。它与上面甲胄形字符。下面中间的空处刻有一罍，是装酒的祭祀礼器。民间收藏的另一个古蜀文化铜方印，印文以十字格划分成4个部分。右上方刻有一鱼和一条吐丝的蚕；右下方则有带尖月牙形的字以及一个类似汉字“亍”的字；左上方刻有一条竖立的船和三瓣花；左下方则是中间围着带齿弧环的蝌蚪文，又像是个铃铎。

古蜀文化玉印、青铜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画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印章的本来面目。

在研究古蜀文化印章文字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古蜀文字是否是先用笔写在玉石上，然后进行雕刻？如果用笔写，是不是用毛笔所写?

图（5）玉印底部阳刻太阳轮及文字

据晋朝《古今注》记载：“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宋朝《太平御览》引《博物志》曰：“蒙恬造笔。”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蒙恬造笔的历史被颠覆了。1954年，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左家公山5号战国楚墓，出土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有铜削、竹片、小竹筒，更有一支完整的毛笔。出土时，毛笔套在一枝小竹管内，笔管长18.5厘米，口径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选用的是上好的兔箭毫。作法是将毫围在杆的一端，用麻丝缠住，外加髹漆。其实，结合史料和考古来看，商人早已使用毛笔。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从考古物证来看，蒙恬如蔡伦改良造纸术等一样，属于毛笔的改良者。古蜀印章上的方块字，不排除系用笔先写在玉石上，然后雕刻。

1991年，四川学者对古蜀文化印章方块字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从文字的结构来考察，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而且还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是一种相当进步的表意文字。其在字形笔画构成的总体水平上，基本达到直笔化和线条化。古蜀文化印章方块字的行款，为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与古汉语行款大体一致。结论是，古蜀文化印章方块字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与西亚早期文字相比，毫不逊色。它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晚期甚至更早，无疑是古蜀人发明创造的成果。古蜀文化印章的意义已不止于简单的公文使用，据罗福颐《古信玺概论》考证：职官迁、死必解印绶，文献记载以西汉前后为多，谈到罢官常连言“解印绶”，甚至以“收玺”、“夺玺”作为罢官的代词。在古蜀文化印章的大小尺寸上，官阶越大，印章也随之越大。

古蜀文化印章到底是古蜀文字还是装饰性的符号？古蜀印章有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由于其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一开始并没有被看作文字。当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这就是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种未破译的公元前的古汉字。

图（6）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印

有考古学家认为，古蜀文化印章发源于蜀，后来传播到川东地区，成为巴蜀地区通用的文字。据推断其产生的年代大概是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图语超过200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年间，延续800年之久。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战国墓里出土的巴蜀印章中，不少除了巴蜀图语，还有汉字。这表明从殷周到战国时代，蜀地在使用自己文字的同时，也在使用中原文字。有专家认为，秦灭蜀之后，巴蜀文字仍然继续流传，直至汉初，巴蜀文字仍屡屡见到。到了汉朝中叶以后，巴蜀文字作为一个文字系统，才逐渐归于寂灭。

结束语

《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为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说明蜀是一个发端于上古的民族。有自己的悠久的文化，并长期有自己的特色。与巴蜀印章、巴蜀图语印章相似的印章，在国外也广泛使用。如德国古代近东博物馆的展出的神圣印章、“祭祀场景”印章。大英博物馆有再现竞赛场景的圆筒式印章、哈什哈美尔圆筒式印章等珍贵文物。在埃及苏美尔人的遗址中，发现大量圆柱形的印章。苏美尔人的圆柱形印章，大多由贵重的金属或玉石制成，上面刻有精美的图案和文字。证明了蜀地的高山大川，险峰峻岭，并没有阻挡蜀人走出盆地，与外界的交流，表明古蜀文明与埃及文明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