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郁飞的坎坷人生与旧日藏书（八）

作者 | 究究谢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这篇介绍郁飞生平的文章，已经写得够长，远远超出了我动笔开写时的预期。我有意尽快结束全文，以免读者朋友看得烦腻，当然也因为郁飞晚年（尤其是去美国后）的生活我了解很少，收集的资料已用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边角材料七零八落，全部塞进一篇文章，不容易组织，可是真要舍弃掉部分资料，我又有些不舍得。于是整个春节期间，我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架构接下来的文字，连年都过得有点心不在焉了。

郁沙安慰我说：“书话不是传记，有些事情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不必有压力。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父亲从平反到去世这三十多年的情况，你就按自己掌握的资料写即可。”可我总有些不甘心，不希望这篇文章写得虎头蛇尾。这一次，“急用现学”的策略似乎再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我偶尔翻看春节前从孔网买回的《郁黎民文存》，发现里面有两篇写到郁飞的文章，对我撰写后面的内容非常有启发作用。后来又从孔网买回一本郁黎民签赠给堂妹郁静民的《我这一生》，也在里面找到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真可谓是人弃我取，变废为宝了。

郁黎民签赠本两种

郁黎民生于1925年，是郁达夫和原配夫人孙荃的长女。她长期在湖南省桂阳一中当老师，还担任过省政协委员，2020年去世。她与父亲相处的日子并不多，由母亲一手培育成人。抗战爆发，达夫先生送王映霞和郁飞兄弟回富阳避难，与她见最后一面时，父女竟“相逢如陌路”。郁黎民认为其中有父亲重男轻女思想的因素。1942年，17岁的郁黎民在金华的《东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找爸爸郁达夫》的文章。她在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您旧时的妻儿啊！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等着您的归帆呢！”当时的《东南日报》与郁达夫渊源颇深，他早年所写的很多诗文，都是在这份报纸上首度发表的。郁黎民觉得，向《东南日报》投稿，父亲看到的几率应该比较大。结果却杳无音信。

关于郁达夫没有在新加坡沦陷前回国的原因，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作过交代：“英国当局因力量不足，宣布只有老弱妇孺可优先撤离。即使无此限制，父亲也不愿去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原因早在一年多前给林语堂的信里就有所透露：‘弟平时为人，主张行动，似有不为当局所谅察处；旧同事如雪艇（即王世杰）、骝先（即朱家骅）等，“白首相知犹按剑”，至如立夫先生辈，更不必说矣。’何况开战后重庆当局派到新加坡担任联络的文（叶公超）武（郑介民）大员早已示意英方，南来的文化界人士任其陷入敌手。情形同香港九龙沦陷前如出一辙，但身陷港九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因东江纵队奉党中央命英勇机智地抢救，几乎全部脱险，星岛则无此条件。”郁黎民在1985年参加郁达夫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大会时，听到了多位白发苍苍的老前辈慷慨陈词，得知了更多翔实的历史真相。她说：“我感动得真想哭。回忆几十年来我对父亲的怨恨，真有种说不出的后悔，只有在心里默默祷告：‘爸爸，原谅我！’……”

当年跟随郁达夫出国的郁飞，在新加坡沦陷前夕离开星洲，辗转回到重庆后，在报章上看到转载的这篇《寻找爸爸郁达夫》，才知道父亲早就有一家人留在了富春江边。而此时，他母亲王映霞已改嫁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他们直到1946年读到胡愈之写给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报告《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才知道父亲已被日寇杀害于印尼的苏门答腊，早已不在人世。孙荃后来常对黎民、正民和天民姐弟三人说：“你们虽然失去了父亲，但还有我这个母亲，不至流离失所，比起他们父死母嫁，你们就要幸福得多了。”可以说，郁达夫为国殉难后，孙荃对他的感情已由怨恨转为谅解，进而产生了同情。对于王映霞，她却因不认同其处置风雨茅庐的方式以及舍下三个未成年儿子另嫁他人的举动，而更加怨恨，不予原谅。

郁达夫与王映霞生育的三个儿子，郁飞为长，后面还有郁云和郁荀。有文章说，郁飞兄弟三人对母亲也不无怨意，王映霞的做法让他们早年尝遍世态炎凉、人间冷暖。郁飞在1955年的《自传》中是这样写王映霞的：“一九五二年年底，上海公安局将她逮捕。当时她丈夫和在上海的郁云都很害怕，写信告诉我。我回信说，人民政府对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一向分别处理。据我所知，她是历史问题，交代清楚即能释放。后来果然在一个月以后交代完毕释放。她因对自己过去的经历和新社会本质认识不清，加上解放后生活较以前不如，牢骚直到现在还常发。不过释放后她担任里弄工作，也有些进步。我跟她不在一起已十多年。她思想之落后性一向看得很清，故在思想上没有受她影响。过去读书时她常给我钱用，现在她比较困难，有时我也寄点钱给她。我对她过去是痛恨的，现在觉得她的错误思想也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只想尽我的力量来影响她为新社会尽一分力量（至少带好两个孩子，管好家）。所以待她比较好。”郁飞当时大概想不到，自己后来在劳改农场遇到很大的困难时，会得到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子女钟嘉陵、钟嘉莉的救济。郁沙告诉我：钟嘉陵北大中文系毕业，从上海调到深圳电视台，在台长任上退休。钟嘉莉复旦数学系毕业赶上文革没分配，暂时下放到浙江江山峡口水库当技术员，曾从水库指挥部给郁飞寄过粮票、衣物。她后来在杭州一所高校任教，如今早已退休。

王映霞和郁飞郁云兄弟俩（1956年）

解放后，王映霞的生活旅程也不平坦。1956年，她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想起1938年，她和郁达夫在武昌请周恩来夫妇吃过饭，有一面之缘，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周恩来，要求参加工作。过了半个月，国务院招聘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等学校师资训练班”请她去学习，学了一年，她被分配到上海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当教师。1966年“文革”期间，红卫兵对王映霞连续进行了三次抄家，把家中的藏书、字画、相册都作为“四旧”抄走。在里弄批判会上，王映霞被抓到台上，当着那些连“作家”为何物都不懂的大妈、大姐，批判“郁达夫的罪行”。接着又被命令一日两次到里弄去扫地、洗晒棉被、当油漆工。改革开放后，年逾古稀的王映霞，依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铄，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眉宇之间，依稀可见当年风韵。1986年11月，上海市长江泽民聘王映霞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自己和郁达夫在一起时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研究参考。那几年，她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陆续在新加坡华文报副刊上，发表了《和郁达夫在最后的五年中》、《半生杂忆》、《阔别星洲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等一系列回忆文章。她后来还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半生自述》、《达夫书简》、《我与郁达夫》和《王映霞自传》等书。

1938年台儿庄劳军（右三为郁达夫）

1990年，83岁高龄的王映霞应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在台逗留了3个月，会见了陈立夫等多位亲朋故旧。时年92岁高龄的陈立夫谈到50多年前，跟郁达夫夫妇在杭州“楼外楼”相聚的往事。当时面对桂子飘香的西湖，品尝着远近知名的醋鱼，大家谈诗论道，尽欢而散。陈立夫还兴致勃勃地忆起台儿庄大捷与武汉会战期间，两次与郁达夫见面长谈的往事，对郁达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访台归来后，一直在上海独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伤骨，搬到杭州与女儿钟嘉莉一家同住。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她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引得游人回顾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葬在杭州南山公墓，和1980年去世的钟贤道合葬。

八十年代中期的王映霞

经历过牢狱之灾后，尤其是在再婚后，郁飞和王映霞的关系有了更大的改善，不过他对母亲晚年写的一些文章有些不以为然。陈子善先生前两天在微信上告诉我：“王不该乱写，我曾专门跟郁飞先生讨论过，他也不赞成母亲乱写。”陈老师一直认为：王在文中单谈自己的是，认为错都在郁达夫，对逝去的无法辩白的郁达夫十分不公平。她丝毫不念及与郁达夫的旧情，只借助郁之光芒达到扬名目的。对此，郁沙的看法是：“身为晚辈，不好评价奶奶，我只能说她有她的问题，可她又觉得自己很冤枉。她在自传最后说，郁达夫让她有了名气，但不幸福；钟贤道没有名气，但给了她后半生的幸福安定的生活，这也是事实。”

*郁沙和父亲、奶奶唯一的合影（1984）

王映霞签赠给郁沙的自传

郁飞随父母去新加坡时，两个弟弟都交给王映霞母亲金氏照管，留在浙江。父母离婚后，郁云和郁荀由郁达夫在福建的好友廖元善教授收养。郁荀一直在廖家生活，由廖教授抚养长大，后来考入南京的华东水利专科学校，毕业后在昆明工作。郁云则被堂姐郁静民接回，住在二伯父郁浩（养吾先生）家里。孙荃对郁云特别怜爱，有意接他回家一起抚养。在老家悬壶济世的养吾先生说：“你一个妇道人家，亏你养活三个孩子，已很不容易。我家反正孩子多，每人少吃一口就能养活他。”孙荃既感动于二伯的大义，又为自己的无能而不安。她告诉郁黎民说，有次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让她好好保管。她觉得这是先夫托梦要她把遗下来的所有儿女带好，她也愿为此尽心竭力。1957年，中共中央向孙荃颁发了烈属证，她为这个光荣称号感到骄傲，仿佛过去所付出的千辛万苦和夜雨无眠的孤苦生涯都得到了补偿。

烈属证

郁云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愿谈及有关王映霞的事情，因为他们母子已多年不曾往来了。郁云这样说更多地是表明他本人的一种态度。郁沙也说：“其实云叔在五十年代谈恋爱结婚都得到过奶奶的祝福，有母子三人合影为证。后来不来往了也是事实。1973年元月，我第一次到上海，住在云叔家。他还把我领到了奶奶家门口让我去看奶奶，自己不进门。”当时，郁沙中学毕业只身一人南下旅行。他还到了杭州，住舅爷爷家，并与他家人一起租了条小船，在西湖上划了三小时。回西安后，王映霞给他写过信。郁沙说：“可惜1973年奶奶的来信没保留，我那时尚小，没有这个意识。”

孙荃梦见韭菜时大概还不知道，郁达夫在化名赵廉流亡苏门答腊期间，又与印尼华侨何丽有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大亚（后改名大雅），得名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讽刺。女儿叫美兰（后改名梅兰），是郁达夫失踪数小时后出生的遗腹女。何丽有原本就姓何，后跟养父姓陈，名莲有。达夫先生以其相貌平平，开玩笑说她“何丽之有”，遂改现名。何丽有是个没有文化、只会说印尼话的女子，这也是郁达夫当年担心身份暴露作出的抉择，因为知书断字的配偶有可能不小心泄露他的秘密。郁达夫失踪之后，何丽有才获知他的真实身份。出于类似的考虑，他身为“赵豫记酒厂”老板，却一改平生嗜酒习惯，滴酒不沾，并坚持将纯度最高的烧酒卖给日本宪兵，让他们“慢性中毒”。郁达夫在被迫充当日本宪兵的翻译时，曾对王任叔说过：“现在最苦的事，我要制止自己说梦话。我是爱说梦话的。谁知道梦话里漏出什么来。每晚睡在宪兵部，有一个日本宪兵同房，他会听去我梦话的。我担心这件事，老叫自己不要睡得太死了。可是还好，那宪兵跟我挺要好，我关照他，如果我睡后有咿唔的声音，请他立刻叫我醒。我说我常要做恶梦的。”可惜他的种种谨慎预防措施，最终还是未能避免身份暴露。郁达夫遇害后，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华侨朋友都来到他家里看望孤儿寡母，并送钱送物。何丽有改嫁后，郁美兰兄妹到雅加达上学，读华文学校，住在侨领蔡清竹先生家里。1957年蔡回国，定居厦门，又把郁美兰兄妹托付给他的二女儿接着照管。

怀抱大亚的郁达夫、何丽有

1960年7月1日，在胡愈之等人的亲自关照下，大亚、美兰兄妹被政府由南洋接回国内。他们先是被安排在厦门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不久又进入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大亚后来去了香港，在烧腊店做工，当司机。他成家后，帮岳父家经营杂货店。在华侨补习学校学习的五年中，美兰的生活费大部分由国家负担。1965年，她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第二年，“文革”开始，她还趁着大串联的机会，跑到海南的“加来”华侨农场，去看望了在那里定居的母亲。后来美兰和胡愈之侄儿胡序建在愈老家中相识相爱。胡序建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独山子炼油厂。美兰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新疆与胡序建生活在一起。七十年代末，他们双双调回南京栖霞山炼油厂。两口子后来都从政，美兰曾任江苏省侨联主席，胡序建曾任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5年9月，北京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美兰受总政治部邀请，以烈士子女身份前往北京观礼。

郁达夫的八个子女，天各一方，历经磨难，到1985年才在北京第一次大团聚。他们中有些人只相互通过信，而从没见过面；有的小时候见过，几十年来天各一方，再见面已是白发银首的老人。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笙有感于此，口占一绝：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今日同叙天伦乐，思亲忆旧各潸然。

郁黎民在书中写到，八个兄弟姐妹各有各的悲苦，那次相聚终于让他们有机会倾诉各自那一肚皮的苦水。郁黎民因丈夫地下工作的历史而长期背负“历史反革命家属”的罪名。郁天民是错划的右派，在文革中还顶着“三十年代资产阶级作家孝子贤孙”的大帽挨过批斗。郁正民是党员，和丈夫都是河南师大的教授，文革中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尽凌辱。郁黎民对郁飞的经历写得最多：“郁飞从新加坡回国后由陈仪收养，一直到浙大外语系毕业，一路由贵人帮扶，但在1957年，也逃不掉右派的帽子。又因为去看一个印尼大使馆参赞的同学，得了‘企图投敌叛国’的罪名，被判刑二十年。二十年啊！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年啊！于是为了解放他的妻子，他提出了离婚，只要求女方把两个孩子带大。这又是一个妻离子散的家庭！等到‘四人帮’被打倒了，他也服刑期满了。虽然他在狱中也曾翻译了林语堂的《瞬息京华》，但二十年的青春就这样白白损失了！”我们由前文的记述可知，郁黎民这段话大体不错，但里面也有好些细节并不准确，可见回忆文章是不可照单全收的。

促成1985年这次团聚的契机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于这年8月29日在北京联合举行“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由鬓发皓白精神矍铄的夏衍主持。九十高龄的胡愈之是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发言人。洪丝丝、汪金丁、楼适夷等人都深情地追忆了郁达夫的往事和功绩。最后，郁天民代表家属致谢词，并介绍郁达夫的八个子女与大家见面。总之，这是一次庄严地为郁达夫正名的大会。郁沙告诉我：当时《人民日报》也发了报道。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在报道中说，郁达夫第一次被冠以烈士称号。后来他给郭写信告诉她，1952年就授予了烈士称号了。郭女士还回信表示了歉意。

郁达夫子女1985年齐聚杭州 郁天民、王永庆、郁嘉玲、郁美兰、郁大亚、郁飞、郁黎民、郁荀、郁正民、郁云

随后在9月17日至22日，浙江省文联、作协、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等十个单位，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县联合召开了“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由浙江省文联主席黄源主持。到会的有从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赶来的郁达夫生前好友和全国各大专院校来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学者和新加坡华侨学者等共二百五十人。楼适夷、柯灵、许杰、杨纤如等人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对郁达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学创作成就予以高度肯定。老诗人汪静之在会上出示了浙江省委批示他的报告，把“风雨茅庐”收回作“郁达夫烈士纪念馆”的文件。郁飞代因故未能出席大会的郑子瑜教授宣读了论文《鲁迅和郁达夫》。后来议定，每十年搞一次大型纪念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郁达夫小说奖颁奖，还成立了郁达夫研究学会。

郁沙告诉我：“在郁达夫研究方面，郁黎民、郁天民、郁云都有著作，父亲除了译作，只零散写过一些文字。爷爷八个子女现在只剩郁荀还有大亚兄妹健在了。”其实，郁飞出于对父亲的热爱，在自己获得平反后，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围绕郁达夫展开的——他参与编辑出版了郁达夫文集和全集，翻译了《瞬息京华》，多次参加郁达夫纪念活动，并撰写了回忆郁达夫的长篇文章。这样一些工作大大有功于郁达夫研究，在其兄弟姐妹中首屈一指，他最终却没有著作传世，实在太可惜了。

从姜德明先生《雨声集》中的记述来看，郁飞在1981年时就对他父亲杭州那段生活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他以为郁达夫表面上逃到杭州，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实际是在迷惑敌人，逃避迫害。那时郁达夫在杭州生活并不愉快，也没有自由。他告诉姜先生：“前些年我在狱中读鲁迅的全集，在一九三五年的日记后面发现有一份‘居账’，即友朋通信录，其中杭州大学路官街六十三号王守如，便是我外祖母的名字和地址。那时我父亲同鲁迅先生通信都不敢写自己的地址，怕国民党特务监视和检查，来往信件都由我外婆家代转。你看，我父亲不是连通信的自由都没有吗？”郁飞以为达夫先生之所以应陈仪之召，离开杭州去福建，并不是为了追求宦途，也不是为了解决在杭州因建风雨茅庐而欠下的一笔债，实际上他是想摆脱在杭州的那些国民党的党棍。郁达夫在福建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不久便赴日本旅行。表面上是给福建省采购印刷机器设备，或考察日本文艺界的现状，实际上是受托交涉郭沫若来归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形势，这些事都不好明说。其中的苦衷，不仅王映霞难以体会，连姜先生也表示很失悔过去对达夫先生在杭州的生活看得太单纯了。郁飞提出这些观点时可是在1981年啊！可惜他后来没有继续系统深入地研究下去，至少是未将这些见解整理成论文或专著发表，这对郁达夫研究界无疑是一大损失。（未完待续……）

【说明：郁氏三兄弟后人众多，分散各地，经常分不清谁是谁家的。因此，郁云次子郁刚先生领衔编制了一个《中国富阳郁家家谱》。此项工作基本完工后，又收集自1915年以来的郁家照片，制作了一个《中国富阳郁家影集》。这两份资料是郁刚等人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编制的，而且还在不断丰富更新（我本人前几天就借花献佛，向他们提供了郁飞浙大学籍证明书以及郁达夫烈士证书和烈属证的图片），对郁达夫研究意义重大。郁沙先生慷慨地将这两个文件分享给我时，也希望我能尊重有关版权。本文中说明文字前面带“*”号的照片，均取自该影集，特此说明并深表谢意！另外，因为这部分涉及的郁氏亲友特别多，郁沙和我在校对修改方面费了不少时间，但难免还有事实错误或表述不妥之处，请大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