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之声 | 巴曙松等：促进SWIFT公平地“为我所用”

专家之声

■作者：巴曙松、闫昕、董月英等

短期看SWIFT难被替代的三大优势

长期看SWIFT面临三重潜在挑战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和欧盟宣布将7家俄罗斯银行和3家白俄罗斯银行排除出SWIFT；据报道，近日，欧盟已同意将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排除出SWIFT。2022年5月，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已对被移出SWIFT等情形做好预案。万事达卡CEO近日表示，鉴于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SWIFT在五年内可能将不复存在。中国也应尽早思考如何处理与被“武器化”的SWIFT的关系。

SWIFT是由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以下简称SWIFT协会）运营的全球共享的金融报文传送系统。SWIFT协会注册地位于比利时，是一家强调自身国际性和中立色彩的全球同业合作组织，遵从比利时和欧盟相关法规。

作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SWIFT连接了全球200多个国际和地区的超过11,000家银行、证券机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企业用户。截至2020年末，全球92家中央证券托管机构、87个大额支付系统、28个小额支付系统已接入SWIFT系统[1]。作为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信息传递网络，SWIFT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信息流”，最终的资金清算由其连接的各国支付清算系统（例如：美元的CHIPS、人民币的CIPS）来完成。

SWIFT报文传送在专用通讯网络中闭环进行，核心报文传送平台采用分层安全模式；所有报文在传输和储存过程都严格加密，实施严格的安全性、保密性及完整性保护；设置并不断加强客户接入网络安全性的要求。此外，SWIFT网络可靠性和恢复能力强，在美国、荷兰、瑞士维持有三个运营中心(OPC)，提供全站冗余；报文数据在传送前始终储存在两个地理位置上相互独立的运营中心，拥有极端情况下恢复报文传送的能力。

根据SWIFT协会章程（By-Laws）和公司准则（Corporate Rules），SWIFT协会由全体股东拥有和控制，股东为经董事会审核批准的部分用户，现有股东约3500家机构。股东的持股比例由其每年向SWIFT协会支付的服务费用等财务贡献占比决定。

董事会是SWIFT的日常管理、战略制定与执行机构。董事候选人由各国股东提名，按照各国股东合计持股对国家或地区进行由高到低排名。SWIFT协会希望通过国家集中度较低的董事会成员结构确保其国际影响力和中立性。截至2022年4月末，SWIFT协会官网显示的24位[2]董事中，北美洲占3席、欧洲占15席、亚洲占4席（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各占1席）、大洋洲和非洲各占1席。

综上，SWIFT作为全球共享的金融报文传送系统，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业务类型丰富，业务体量庞大，在技术上具有高度安全性，并希望尽力保持自身的国际性和中立性，以维持其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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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看SWIFT难被替代的三大优势

优势一：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

网络外部性是指接入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当一种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随着其他使用者数量增加而增加时，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现阶段，SWIFT是全球主流金融机构通用的金融报文传送系统，具有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优势。SWIFT的使用者越多，每位使用者通过接入SWIFT可以与更多地区的机构便利地交换信息，从而获得更大的效用和价值，同时，分担的使用成本会降低。据SWIFT披露的信息，2011年至2018年期间，SWIFT FIN报文价格下降约60%[3]。

相反，若抛弃SWIFT而“另起炉灶”，建造者需花费大量成本来建设网络；由于接入新网络需要进行系统改造，金融机构若想加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新网络需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实现规模经济，起始阶段必然会经历高成本阶段，难以吸引金融机构接入。

因此，基于SWIFT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对于使用者来说，继续使用SWIFT比建造或切换到其他系统更加经济便利。

优势二：安全性

作为金融信息传递的基础设施，SWIFT在网络和用户层面都具有较强安全性。目前，发生过的少量入侵和诈骗案件均由用户接入安全问题造成，SWIFT网络安全性良好。在用户层面上，SWIFT提供“支付控制”服务，可通过用户设置的条件过滤一些支付信息，或及时终止交易，防止诈骗交易的发生。

优势三：信息优势

SWIFT集合了全球大量实时支付、证券交易等方面的资金流数据，具有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比拟和挑战的信息优势。以2022年4月为例，SWIFT日均传输4620万条FIN报文，每天可获取大量全球支付和交易信息，这些商业情报对于用户及时分析全球宏观经济活动情况和货币使用情况很有价值。SWIFT目前已提供的宏观数据分析服务包括：为央行提供跨境交易数据分析，包括趋势和突发流入流出等；为银行提供符合巴塞尔委员会要求的日间流动性监测报告；人民币国际化季度报告；短期GDP预测等。此外，SWIFT可为客户提供透明、即时的支付信息，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对其支付数据进行分析。SWIFT的信息优势可为用户带来巨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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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看SWIFT面临三重潜在挑战

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2020年发布的《加强跨境支付：构建全球路线图的基础》指出，当前跨境支付模式存在成本高、速度慢、透明度低等痛点，应当探索新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和安排。因此，不少国家和公司已开始新的探索和尝试，SWIFT正面临不断涌现的潜在挑战。

（一）区域性金融通讯系统

为确保本国金融信息交换的连续性，俄罗斯自2014年底启用本国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SPFS）。2020年月均信息传输量达到200万条，达到俄罗斯国内SWIFT信息传输量的20%以上，并计划在2023年达到30%[4]。此外，据报道，中国、俄罗斯、印度正就对接跨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进行探讨。

为避开美国对伊朗的制裁，2019年1月，德国、法国、英国创建名为“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INSTEX）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主要用于与伊朗进行石油与商品贸易，不使用美元交易。2019年11月，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挪威和瑞典加入这一机制。该机制实质是一种“易货交易”模式，欧盟与伊朗进行贸易时，货款不汇往伊朗的银行，而是汇往给伊朗供应商品的欧盟公司，双方只有货物往来，资金的流转都在各国境内进行。该机制最初是为人道主义物资交易设计。2020年3月，德、法、英三国首次使用INSTEX向伊朗出口医疗用品。总体上，“INSTEX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象征性姿态，而非真正的经济举措。”[5]

（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探索

随着加密数字货币的兴起，全球绝大多数央行已开始积极探索CBDC的研发和应用。根据IMF的分类，央行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政府担保）、具有交易结算性质的、有固定价值的数字形态货币。虽然现在各国CBDC的应用主要侧重于零售型，但已有不少国家对批发型CBDC用于金融机构之间大额结算和跨境支付进行试点。

目前，加拿大央行的Jasper项目和新加坡金管局的Ubin项目成功实现系统连接，完成了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跨境、跨币种的支付试验，使跨境支付更加简单、高效、安全。2019年，香港金管局与泰国央行进行的LionRock-Inthanon项目基于本地分布式账本技术，开发了港币—泰铢跨境走廊网络原型，使参与银行可以实现点对点跨境交易，减少经过的中介数量，提高效率和透明度并降低成本。

2021年，在BIS创新中心支持下，中国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阿联酋央行合作开展mCBDC-Bridge 试点项目，多种央行数字货币通过通用原型平台可在几秒内完成跨境支付和结算操作，可降低约50%的操作成本。mCBDC-Bridge就像分布式账本结构下的数字货币“SWIFT”，但与SWIFT不同的是，其具有去中心化特点，不仅是信息传输渠道，还能直接实现点对点交易，可以大大提高支付效率，降低支付成本。mCBDC-Bridge的探索有可能在将来解决现有跨境支付痛点，“在以更加安全和高效的方式连接和规范支付体系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这也是万事达CEO认为SWIFT会在五年内不复存在的主要原因。

面对数字货币的潜在挑战，SWIFT自2021年已开始试验将CBDC平台与现有支付系统连接。2022年5月，SWIFT宣布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尝试连接不同的CBDC平台。SWIFT正在积极准备与CBDC在跨境支付领域开展合作。

（三）科技公司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

针对目前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痛点，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尝试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这些问题，推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如Ripple、JP摩根的Liink等。科技公司推出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解决方案正逐渐被了解和使用，但从目前来看，尚未形成能与SWIFT竞争的规模与效率。

综上，长期来看，区域性金融通讯系统、CBDC、科技公司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等均可能对SWIFT和现有清算体系构成挑战，“碎片化”（Fragmentation）趋势显现。但上述方案目前还存在应用范围有限、尚未实现广泛跨系统连接、业务规模小等问题，难以与SWIFT的规模和业务量相提并论。同时，基于SWIFT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安全性和信息优势等内在优势，在短期内，仅仅依靠一个国家可能很难以较低的成本替换掉SWIF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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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化合作入手，促进SWIFT公平地“为我所用”

SWIFT作为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金融通讯系统，从短期来看，SWIFT的地位依然难以被撼动。中国当前应继续强化与SWIFT的合作，积极促进SWIFT公平地“为我所用”。

（一）巩固贸易大国地位

贸易合作是跨境支付结算的重要基石，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将巩固中国在国际支付清算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奠定中国与SWIFT合作的坚实基础。

2021年，中国稳居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进出口总额突破6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3.51%，其中，东盟、欧盟、美国位列中国贸易伙伴前三名，中国对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为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5%、13.7%、12.5%[6]。中国应继续加强与欧盟的经贸往来，采用“搂抱（body lock）”战略，增强欧盟对中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联系，尽可能扩大利益共同化，从而降低欧盟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SWIFT制裁的动机。同时，中国应把握和利用好RCEP区域贸易合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新机遇，发展与RCEP成员国贸易。中国只有不断加强与欧美、东盟等国家的贸易往来联系，才能在客观上增大西方国家实施制裁的成本，保障中国在国际清算体系中的地位不被动摇，从而确保中国与SWIFT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二）积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作为国际清算体系的信息传递系统，SWIFT需要与各国主导的货币清算系统共同合作完成支付清算。一国在SWIFT的话语权基本由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来决定，美国对SWIFT的控制力根源也是在此。

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22年3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美元、欧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两大支付货币，分别占比41.07%和35.36%；人民币占比2.2%，排名第五，虽然较2020年3月上升了0.35个百分点[7]，但与美元、欧元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22年5月15日，IMF执董会完成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

人民币国际化需由市场驱动，中国应当利用买方优势或卖方优势来推进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范围的扩大；可依托“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加大政策性银行通过资本输出对外提供人民币的力度，再通过政策鼓励引导境外主体采用人民币从中国进行采购和结算；应注重建立和丰富以香港为枢纽的离岸人民币回流的资产渠道，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作用，在香港发展丰富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创造条件；进一步完善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等。总之，中国应当通过继续积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助于提高中国在SWIFT协会的话语权。

（三）提升公司治理话语权

从SWIFT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看，目前西方国家在SWIFT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共占据2席，话语权较弱。考虑到SWIFT协会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席位均与使用SWIFT服务的程度正相关，一国在SWIFT的业务规模越大，则有望获得更多董事席位。未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应当注重加强自身话语权，并同东盟国家等在SWIFT董事会中占少数的国家一道，争取在SWIFT董事会中获得更多席位和话语权。

（四）争取监管核心地位

目前，中国作为SWIFT监管论坛（SOF）成员，可共享监管信息，但并未进入到监管核心工作组，在许多时候难以参与核心决策。本质上，这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未来，在促进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基础上，中国央行也应更加重视参与对SWIFT的监管，积极关注并争取参与SWIFT监管核心决策，提升中国在SWIFT监管层面的话语权。

（五）加强数据国际间立法及公约制定

目前，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并未覆盖SWIFT提供分析报告所用的数据。SWIFT提供的分析报告的数据归属，在法律层面尚属空白。中国应加强国际间数据立法合作，尤其是针对有商业价值的国际组织间的数据，可以采用号召共同制定国际公约的方式，增强对SWIFT数据顶层制度设计的话语权，促进SWIFT公平地“为我所用”。

执笔人：巴曙松、闫昕、董月英、蔡政元、林宇灵、丁宇、陈焕燃、张舒萌[8]

注释：

[1]SWIFT 2020 Annual Review

[2]SWIFT官网显示董事会成员不足25位。原因为：根据SWIFT协会章程，若董事会成员在任期内因退休、辞职或其他原因失去担任董事的资格，则由该董事所在国另行提名一位董事，需经当年6月的股东大会确认后方可成为董事会成员并完成剩余任期。

[3]SWIFT 2018 Annual Review

[4]俄罗斯央行National Payment System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21-2023

[5]引自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2002/20200202933583.shtml

[6]海关总署

[7]SWIFT《人民币追踪-月度报告和数据统计》

[8]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闫昕，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客户部。董月英，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蔡政元，海尔资本CEO。林宇灵，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计划财务处副处长。丁宇，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研究生。陈焕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张舒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1]Bank of Russia. National Payment System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21-2023. 2021.

[2]National Bank of Belgium.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and Payment Services Report 2021.

[3]SWIFT & Accenture. Exploring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How they could work for international payments. Discussion paper, 2020

[4]V. Pop, S. Fleming, J. Politi. Weaponization of finance: How the West unleashed ‘shock and awe’ on Russia[N]. Financial Times, 2022-04-11.

[5]罗刚. 人民币跨境清算模式及银行对策研究[J]. 时代金融, 2020(03):82-86.

[6]单科举. Ripple与SWIFT比较分析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6(10):105-107.

[7]宛洁茹,吴优.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问题研究[J]. 新金融, 2022(1):58-64.

[8]香港金融发展局. 发展人民币资产市场，提升香港人民币枢纽地位. 2020.

[9]余永定. 金融“武器化”的启示[J]. 中国经济周刊, 2022(09):98-101.

[10]周小川. 关于数字货币的几点问题及回应. 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2022

[11]周有容. 国际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进展综述[J]. 西南金融, 2022(2):3-15.

内容来源： 复旦金融评论

编辑：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