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4日 星期二

曾经叱诧风云的大哥大,走了!

曾经叱诧风云的大哥大,走了!

曾经叱诧风云的大哥大,走了!

岛 君 说

1985年,在印尼辉煌腾达的林文镜,站在阔别几十年的故土上,止不住的落泪了:

魂牵梦萦的家乡啊,道路依然泥泞,孩子读不起书,老人看不起病,有人吃不起饭,连饮水都带着一股腥臭味。国家已经改革开放几年了,父老乡亲怎么还是这种苦日子……

“孩子(华侨)有钱了,再看着母亲(祖国)受穷,做孩子的能睡得着,吃得香吗?”

林文镜的回答是:不能!

然后,他留了下来,扎根故乡,造福桑梓,直到去世。

作 者:王又新

来 源:华商韬略

曾经叱诧风云的大哥大,走了!

操市长的心

林文镜出生在福建福清溪头村,8岁就下了南洋,等再回来时,已经56岁。

秘书告诉他,到1985年返乡时,他们已向该村累计捐赠了三四百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也让他更想不通,那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带来一点变化。

一位远房伯伯告诉了他真相,“村里耕种条件太差,又常遇河涝之灾,好多人都窝在家里没活干,连年轻人都这样。你虽然寄钱不少,但坐吃山空,就是金山也吃不了几天啊。”

林文镜追问,“年轻人为什么不进工厂?”伯伯苦笑着回答:“全县就两个工厂,一个是罐头厂,都要倒闭了;还有一个是自来水厂,能用几个工人?”

“输血”式的扶贫解决不了问题,要让家乡发展,得让家乡有自己“造血”的功能,得让家乡成为一座创业的城。

这要解决三个问题:资金、技术和市场,当时的福清几乎一样没有。

林文镜决定留下来,解决这些问题。

没有资金,他就是资金,而且他还决定到外面引入更多的资金。没有技术,他决定去引进技术。没有市场,他决定把全世界当成福清的市场。

1987年,经过两年多的考察,林文镜形成了一个通过兴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办工业的发展规划,然后主动请缨,参加了一次福清全市干部扩大会议。

会上,他向当地领导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决心:“我不但要办工业,还要办工业区,要让福清在5年内工业产值达到5亿美元,要让福清成为工业城市,让福清的经济实力进入全省前10名!”

而且,他还要和市里签下合同,立下军令状。

福清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4.3亿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也就是1亿美元左右,而且大多数来自工业之外,5年内把工业总产值做到5亿美元,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说林文镜是夸海口,吹大牛,不正常,简直是疯了。

这些人认为林文镜夸海口,是因为只知道林文镜有钱,不知道林文镜是那么的有钱,而且有赚钱的本领。

1960年代末,林文镜就已是名震东南亚的超级富豪,他与友人合作经营的企业是印尼首屈一指的大财团,拥有全亚洲最大的水泥厂、全世界最大的面粉厂以及专用码头和矿山。最鼎盛时,有人估计他的财富至少有50亿美金。

即便知道林文镜财富实力和本事的,也劝林文镜别给自己找事儿:多捐一些钱就行了,到福清搞什么工业,还搞工业区,就算搞工业区,还签什么合同,万一失败,岂不是晚节不保。

亲人们也是忧心忡忡,担心他一旦投入到这份不靠谱的苦差事,林氏庞大的海外产业就将因其无暇打理而萎缩甚至败落。

但这些都没能改变林文镜的决心。

2005年接受记者专访时,他曾捶着桌子说:

“说我‘不正常’的人是对的。他们是正常的人,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我就是要用一种不正常的思想和手段去改变我的家乡,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去实现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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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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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式”对台招商引资

主动挑起担子后,林文镜迫不及待地把构想变成现实。

他一边紧锣密鼓地投资建立福清市融侨工业区,发展和完善各种招商引资必需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一边马不停蹄地到全世界招商引资,说服争取企业家朋友们到福清跟他干。

1980年代后期,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很多资本在自身经济体内已没有很好的出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因此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虽然很多人都因对政策持续性的担忧而保持观望,但中国已成为大家心目中可能是最有空间的未来。

林文镜洞悉了这一切,他决定把自己的未来和这些海外企业家的未来紧密关联,把自己改变家乡的梦想和这些企业家希望在中国发展的梦想变成同一个梦。

基于福清本身的优势,也是自己多年海外经营的优势,林文镜首先把橄榄枝伸向了台湾。

与香港和新加坡不同,台湾地域较广,产业齐备,制造业发达,有转移产业的强烈需求。同时,台湾的传统居民多为福建移民,企业界人士又多为因内战而迁过去的“外省人”后裔,而林文镜自己也在台湾有产业,人脉广泛,能与企业界人士搭上话。

不过,台湾企业界最初并不买林文镜的账,答复一般都是:“等等,再等等。”

这些人担心会遇到政治上的巨大风险。一是他们依然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持观望态度,二是当时的台湾领导人李登辉,不断制造和激化与大陆的矛盾。

另外,即使他们愿意冒险而来,为什么放着在地理位置和经商基础上更具优势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不选,而非要选一个听都没太听过的县级市——福清呢?

林文镜理解大家的忧虑,他转身改变自己的政策,给出无法拒绝的新理由。

他的政策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赌,赌输了,他倾家荡产,其他人洒洒水走人。赌赢了,则有钱大家一起赚。

具体而言,就是三大办法:“垫资”、“入股”和“担保”。

“垫资”是台商只需提供技术、市场和最低限度的资金,大头资金由林文镜垫付。

如此一来,林文镜就承担起了商业银行的角色,而且比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更高、呆坏账率更低。因为万一投资失败,林文镜本人要承担主要损失,而非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由政府兜底。这也使得由他招来的企业都是有潜力的优质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了福清腾飞的基础。

所谓“入股”和“担保”,就是林文镜向台商承诺,“我出一半钱,亏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如此,林文镜又承担起投资银行的角色,成为广大台商的“天使投资人”。

但与今天的天使投资人不同,林文镜所承受的投资风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他所引进的主要是当时台湾的成熟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成功的概率都比较大。

林文镜敢于下这个赌注的底气,是对大陆改革开放会持续向好的信心,是对党和国家,对福建省,对福州市以及福清市各级政府与各级领导的信心和信任。

事实证明,他相信对了。

冠捷电子(AOC)就是林文镜在这一时期招来的典型台资企业。

成立于1990年底的冠捷电子,生产基地位于林文镜兴建的福清市融侨工业区,投产时只有2000多万美元,运转起来时已经接近1亿美元,后来做到全球液晶显示的第一。

这些投资里,相当一部分都是林文镜“垫资”和“入股”的。

依靠这种亏了主要算我的,赚了大家一起赚的人为优势,林文镜把福清市融侨工业区搞了起来,也让福清的工业上到一个台阶,更改变福清在外界尤其是台湾企业界的形象,一个贫穷的小城开始成为一些企业家眼中可以投资兴业发大财的地方。

而林文镜也乘胜扩大战果,除融侨工业区之外,他还推动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华侨投资工业集中区——元洪工业集中区,以及全国第一个侨资创办的台湾中小企业投资区——洪宽工业区。“洪宽”是林文镜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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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工业分布图

这些工业区,最终都成了福清的造血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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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挟”出来的出口港

在林文镜出钱出力又出血的努力下,1992年,福清市的工业总产值真的突破5亿美元,林文镜也实现了他1987年许下的“天方夜谭”。

5年来战胜的困难和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激发了林文镜的雄心壮志,让他给自己定下“第二个五年计划”——推动福清实现工业总产值50亿美元。

就在一切看似顺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发生了:融侨工业区内,有一家台商要撤资。

那位台商是林文镜的朋友,他来福清投资就是林文镜引荐的,平时也尊称林文镜为“大哥”。要从“大哥”这里撤资,是因为他在生意上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他来福清建厂,是因为有利可图,投资得到了“大哥”的担保,福清的政策和营商环境也比较优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邓小平发表“92南巡讲话”,台商已不担心中国大陆会走回头路,各沿海城市都在搞招商引资竞赛,融资环境也在持续改善,福清先前的投资优势被拉平了,投资劣势却日益凸显出来,其中最核心也最急迫的是物流问题。

“运费太高,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撤出福清,将企业移往有大港口的城市,要么你每箱补贴我350美元运费。大哥,在商言商,这里是你的老家,你可以做奉献,我来是要赚钱。”那位台商以近乎要挟的口吻与林文镜及福州市政府摊牌。

要不要答应对方提出的“条件”呢?

如果不答应,让对方撤走,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撤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招来的台商和建起来的工业区可能前功尽弃。而若要答应,就得付补贴对方运费,这种剜肉补疮的办法也不可持续。

两难之下,林文镜想出了第三个办法:我先给你补贴,但我马上想办法解决你物流的高成本,等成本降下来,再取消补贴。

林文镜解决物流高成本的办法说出来,也吓了知情者一大跳。

他要干自己的港口,而且铁了心地要干,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提升福清的竞争力。为今日计,为子孙计,福清都应该立足优势建立自己的港口。

这项工作若单由福清市政府来做,在财政上将很难支持。现实要求福清市政府与林文镜携起手来,共克难关。

经过商议,他们最终决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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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林文镜建成了福清历史上第一座港口——下垄港。

下垄港的诞生不但稳住了台商的已有投资,而且坚定了他们继续投资福清的决心,这就进一步增强了福清的产能,因此也就需要兴建更大规模的港口。

于是,林文镜又投建了福清历史上第一座万吨级码头——元洪港。

这两座港口为他推动福清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提供了硬件保障。

更大的手笔还在后面。

在攀登50亿美元工业总产值梦想的过程中,林文镜认为,福清将来必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这将让已有的共计13000吨的两个小港根本不够用。

福清需要更大吞吐量的港口,而他林文镜对在什么地方建这个港已胸有成竹。

1992年,林文镜曾沿着福清的海岸线徒步考察,当走至福清正南方向的江阴半岛时,他觉得那里有可能是一座天然良港,于是赞助数百万美金,找政府提议进行联合勘测。

勘测结果令人喜出望外,整个半岛可以建设30个1万至30万吨的深水泊位,成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进出口大港。之后,林文镜又持续重金聘请海内外顶级港口、临港工业运营专家,进一步规划与勘测江阴半岛。

专家们提出,可以将江阴半岛与邻近的龙高半岛连成一体,这样,江阴港就不但拥有了众多1万至30万吨的深水码头,而且拥有了500平方公里的工业腹地,可用以发展堆场和临港工业。

如此以来,整个福清地区就连为了一体,以融侨工业区为中心的中北部地区负责制造,江阴半岛负责物流,龙高半岛负责协调、配合,以及吸纳海峡对岸消化不了的临港工业。

2002年,林文镜开始将以上想法付诸行动。

他与新加坡港务集团、福州市港务局和福清市政府联合创办了福州江阴国际集装箱港务公司,并于当年12月18日建成江阴港的第一个5万吨级集装箱深水码头。

期间,他曾在北京累倒,被医院发出病危通知。

当情况稍微好转,医生允许他见人时,他第一个想见的,不是夫人,也不是儿子,竟然是时任福州市市长练知轩。当练知轩走近病床,林文镜没有谈其他的,而是用尽气力急急地说:

“如果我身体不行了,你一定要把江阴港建成。中国经济越发展,一定会越发现江阴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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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林文镜又接连兴建了同样是5万吨级的二号、三号集装箱深水码头,并与美国、澳大利亚的企业合作,在江阴半岛建立澳洲矿石亚洲运转中心和美国粮食东亚物流中心,并为此配套兴建了20万吨级和5万吨级的散货码头。

在林文镜的努力下,2010年,江阴港进入全国十大集装箱港口之列。国家级保税物流园区,国家级进出口加工区也都相继落户江阴。2010年5月,国务院还正式批准在江阴工业集中区设立福州保税港,成为发展“海西经济区”和“福建自贸区”的重要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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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巷

回想所发生的一切,林文镜对那位连续两年每年都从他手中支走350万美元的台商颇为感激,并礼遇有加。

那位“撤资”台商提出的困局,既是一个商人的困局,也是一座城市的困局。

林文镜后来称,他用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将一个天大的发展机遇,送给了福清。

也正是因为这位台商人“认钱不认人”,才使福清的发展具备了坚实的商业基础,从而成为一种广泛参与、热火朝天、争先恐后的创业竞赛。

到2013年,仅林文镜旗下的融侨工业区,工业总产值就已高达71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50.5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36.9亿美元,约占福清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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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思进奔大康

家乡富起来了,但林文镜的操心并没有结束。

之前,他为家乡的贫穷操心。现在,他又为家乡的富有操心起来。

福清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作为福清华侨的精神领袖,林文镜对华侨群体的命运尤其关心。他称自己是老华侨,而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则为“新侨”。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省有新侨300万人,其中福州100万人,福清30万人。

这些新侨每人每年均赚约2万美元。由于他们在海外没有相应的创业支持系统,也没有理想的投资渠道,同时还拿不到永久居留权,因此只能将存款一股脑地寄回老家。

“每人每年至少寄回1万美元,30万福清新侨一年寄回至少30亿美元。新侨按每年1万美元这样的平均额度至少连续寄了10年,10年就是300亿美元。照此推算,福州就被寄回了1000亿美元,福建全省更高达3000亿美元。这笔钱到哪去了?”

林文镜在调查研究后给出了答案,“有一半以上被扔进水里了。”

这笔被他称为“新侨余资”的钱,大多被新侨的家人挥霍了,方式则各有不同。

能忍受海外孤苦打工生活的人大多来自底层,以农民子弟为主。

他们的亲人没有温州人那种经商意识,于是,好不容易赚到的血汗钱变成了一座座豪华墓地或洋房豪宅,不少家庭只有两口人,却盖起了1000多平米的别墅。

还有人大手大脚地吃喝嫖赌,一些侨嫂由于经年累月见不到丈夫竟在家中蓄养起了“小白脸”,个别包养费高达几十万。有些人甚至好上了“抽”,许多地方沦为了吸毒的重灾区。

一些自己去做投资的,也是问题多多。

比如,当地普遍存在一种叫“标会”的融资行为。

简单讲,就是法律之外的群众集资行为,由当地的“能人”以“会头”为名义主持,以高息为诱饵,类似于前几年备受关注的“吴英案”。

这种集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以亲情和乡谊为联络纽带和信用基础,其高息承诺得不到保障,整个体系极为脆弱,涉案者大都血本无归。不少新侨余资也这样被骗光了。

还有一些新侨家属自己做生意,有的开洗脚屋,有的开火锅店,有的入股某些“科研成果”项目。他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连眼光都没有,往往在热热闹闹一场后,黯然关张,花钱买了个教训。

几十万福清新侨辛辛苦苦地打拼,为家人换来的,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和追悔莫及的剁手经历。

“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新侨余资被浪费了?”林文镜进一步质问。

一边是越来越多新侨赚到越来越多的钱,一边是新侨的钱迟迟找不到保值增值的途径;一边是越来越多新侨寄回国内的钱在流失,一边是国家建设急需的资金尚没有筹措到……

爱操大心的林文镜于是又想做一点什么,将这些钱引导到既能保值增值,又能服务祖国建设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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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聚侨资,建设祖国和家乡

他的办法简单而粗暴,让大家把钱交给他来打理。

他大量刊印宣传资料,一有时间就一家一户地做思想工作,还在春节、清明、中秋等新侨回乡省亲时,邀请这些“当家人”参加由他举办的新侨余资投资洽谈会。

甚至,他还自费100多万元,邀请50个国家和地区的福清同乡会会长齐聚福清,共商大计。

通过一系列操作,林文镜成功将“开发新侨余资”变成了一个福清上上下下都关心和思考的公共话题,并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小额投资人(新侨及其家属)及各社区领袖(传统节日中结识的乡绅耆老,以及海外福清同乡会会长)建立了社交网络和信任关系,筑起一张福清人互通有无、守望相助的生意和资金大网。

林文镜为新侨余资设定的投资方向是做实业。

他首先向新侨开放了江阴港部分码头项目,吸引了近千名新侨的50多亿元资金。这些新侨赚到钱后,成为新侨余资开发事业最天然也最具说服力的宣传队。

在获得福清新侨信任后,林文镜又将目光投向了整个福建省新侨群体,这就又反过来要求他必须寻找更为广阔且可靠的投资项目。

2001年起,他开始尝试带领福清新侨组团到外省投资,第一站是重庆。

为保证个人信用,他自己先去试点,投资了房地产等项目,并成为当地著名的开发商。在获得成功、投资风险被证实极低后,才面向整个福建省新侨群体推介。

随后,他又于2005年带领福建省新侨奔赴云南、广西、江西、安徽、贵州等地投资,投资项目多达400余个,投资金额超过100亿美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新侨的余资实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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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成功学

通过这些努力,融聚华侨力量改变家乡的林文镜,创造了“福清模式”和“福清速度”,写下了传奇。这也是他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

林文镜特别强调,有了钱以后,要把钱用好,特别强调扶贫一定要造血,而不是捐款。他说,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到2005年,他的企业每年给国家交税5亿以上,每年在跟他集团有关的企业体系工作的人多达50万。

他说:如果是捐款,我要捐多少才能养活50万人,又有几个华侨能做到每年捐5个亿。因此,他认为,无论企业,还是政府,捐钱或者拨款,都不如让钱变成会下蛋的老母鸡。

2005年,记者采访他时,他一度谈到自己对企业家的定义。

他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造富不了,就是失职,是人生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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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激情狂热的他中途还以某位著名大富豪跟自己比喻,虽然我的财富不如他多,但在我心中,他没有我的人生成功有意义,因为他都是给自己赚钱,他没能造福他的家乡。

结束访问大约半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来更正,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不合适,他是成功的,我只是觉得,一个企业家应该要对他的家乡,他的故里做多一些事。

而且,回到祖国的这几十年,林文镜自己的事业也发展得不差,钱也赚得不少,并且以超过300亿人民币的身价跻身过福建首富的地位。

如今,由林文镜创办的融侨集团已经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涉及商业、教育、酒店、物业、医疗、农业、港口开发、工业村等产业领域的综合性产业集团,其房地产业务的经营绩效在中国房企中一直位列前茅,投资区域囊括福州、上海、南京、武汉、合肥、天津、重庆、成都、苏州、广州、深圳、郑州、无锡、淮安、厦门、福清、龙岩、莆田等城市。

除通过造血造富家乡,融侨集团还累计捐款10多亿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并于2016年成立了林文镜慈善基金会。

8岁就下南洋,然后再也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林文镜,自称是没有文化的人,但却在印尼与林绍良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将近60岁回国又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再创一个经营的辉煌。2005年接受访问时,他已经快80了,但依然全世界地跑,不辞辛劳地工作。

他说,“我快80了,但我的思想和开明程度不比年轻人差。因为我天天在运用我的头脑,训练我的头脑,我天天在解决问题,天天在操心。如果不思考,不操心,不解决问题,你的脑袋就会走下坡,就会腐朽掉,就会跟不上时代。”

当时,林文镜还有个愿望,希望自己至少活到88岁,如果活到100岁,就100岁退休。对于谁接班,他当时的说法说是,自己有3个孩子,不但可以从3个人中选择,更可以从千千万万热爱中国,报效中国的中国人中选择。

我选择的人,一定要按照我的思路,继续完成我的报效家乡,报效国家的事业的人。

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为什么可以在国内外都获得这样的成就,林文镜的回答是:多向社会学习,多在工作中学习,另外,做人要讲信用,不光要信用,还要讲义气,良心。

至于怎么样做成那么大的事业,甚至把很多自己都不懂的业务做好,他的回答是:你懂人就行了。懂得识人,用人,相信人,给予人和成就他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是,林文镜因为回到家乡发展,算是成功避过了1997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如果他依然留在印尼,恐怕是“在劫难逃”。

那个时期,很多在苏哈托时代崛起的财团,尤其是华人财团都遭受了灭顶之灾,很久很久也没有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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