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有欧盟，非洲有非盟，亚洲为何没有亚盟

欧盟和非盟尽管各自包含了欧洲和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但事实上都没包含完本洲所有国家。欧洲一共有48个国家，然而欧盟只有27个成员国，在此之前曾加入过欧盟的英国还脱欧了。非洲有60个国家，非盟有55个成员国。如果单纯看成员国数量占本洲国家数量的比例，那么非盟成员国数量占非洲国家总数的比例远大于欧盟成员国占欧洲国家数量的比例。然而如果要从合作的深度着眼，那么欧盟的合作程度其实大大强于非盟：欧盟设立了欧洲央行乃至欧洲议会等一系列准联盟机构，甚至绝大多数欧盟国家还使用着共同的欧元货币。

欧洲国家为什么能形成欧盟这一国际区域化合作的典型呢？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欧洲国家之间相对较小的差异性。欧洲国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或采用总统制，或采用议会共和制，或采用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大体相近，除了东南欧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外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欧洲各国在历史文化方面也是较为接近的：欧洲国家普遍信奉基督教，其文化最初都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尽管各国具体信奉的教派存在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分，但这些教派都属于广义上的基督教。

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字尽管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大体上其实基本可以归入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等几个较大的支系。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互动性本就很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历史事件都对欧洲各国产生过共同的影响。相比之下非洲各国之间的联系性没这么强，但非洲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其实比起亚洲各国还是相对较小的：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之外其他非洲国家大多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所以非洲国家之间也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如果要和欧洲、非洲比起来，那么亚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其实是最大的。

亚洲其实可以明显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亚六大板块。这其中的北亚是俄罗斯的亚洲部分，俄罗斯尽管大部分国土位于亚洲，然而俄罗斯的人文历史是偏欧式的，所以北亚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之内。剩下的五大板块彼此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东亚主要是受古代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地区，南亚主要是受古印度文明影响较深的地区，西亚是伊斯兰文明地区，中亚主要是突厥语族文化地区，东南亚则是同时受到中华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影响的地区。亚洲这种多元文明起源的状态和欧洲文明几乎都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构成了鲜明对比。

亚洲各国不仅在传统文化的起源上千差万别，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层面也是全球差异性最大的一个洲：亚洲有中国、朝鲜、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日本、泰国、柬埔寨这样的君主立宪国家，有像韩国、菲律宾这样的总统制国家，有像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这样的议会共和制国家，甚至还有像沙特这样的君主专制国家。政治体制上差异巨大，经济水平上也是参差不齐：既有日本、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还有缅甸、老挝、柬埔寨这样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另外西亚产油国尽管靠石油收入跻身富裕国家行列，但其产业体系却并不发达。

亚洲各大区域板块之间巨大的差异性注定亚洲难以形成像欧盟、非盟这样的面向全大洲的区域化组织，但各区域板块内部还是存在区域化合作关系的：西亚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中亚国家联盟，南亚国家之间形成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疑惑：东亚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是什么呢？事实上东亚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区域合作早就提出来了，然而日、韩均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所以只要不排除美国的干扰就难以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目标。

除了美国的干扰之外东亚一体化还存在两个症结：一个是日本的历史问题，一个是朝韩的统一问题。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东亚各国之间很难达成政治互信。2019年12月24日在我国成都举行的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在这次会议上中、日、韩三方一致决定要建立共同的东亚经济架构，从而加速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随后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东亚三国展开过卓有成效的抗疫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一体化进程重新创造了契机，与此同时东亚一体化进程也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变数。

疫情爆发之初日本国内各界累计向我国捐赠防护口罩633.8万余个、手套104.7万余副、防护服及隔离衣17.9万余套、护目镜及镜框7.8万余个、防护帽1000个、鞋套1000个、防护靴30双，大型CT检测设备1台（值300万元人民币）、体温计1.6万余个，消毒水1.15吨、消毒粉1吨、消毒用品2400余件，累计捐款约合3060.2万人民币。韩国外交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为我国提供了500万美元的物资，之后政府又提供了300万只口罩、10万副护目镜、十万件防护服。这还只是韩国中央政府提供的援助，事实上韩国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也向我国提供了各种援助物资。

日韩疫情爆发后我国也及时投桃报李：日本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就向日本捐赠了5000套防护服、10万只口罩、20000个试剂盒。韩国疫情爆发后中国中央政府向韩国捐赠了1.5万个试剂盒，上海市政府向韩国捐赠了50万只口罩，中国驻韩大使馆捐助了2.5万个医用口罩。2月份韩国仁川市支援了作为友好城市的山东威海2万只口罩，到了3月份韩国疫情大爆发后仁川出现口罩紧缺的现象，于是山东威海捐赠了20万个口罩给仁川。中国疫情严峻之时日本丰川市曾支援中国无锡市5000个口罩，日本疫情爆发后无锡市组织了5万个口罩送到丰川市。

当然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的抗疫合作也不只反映在互相援助物资方面，同样也表现在分享抗疫经验方面。4月10日15：00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邀请钟南山院士与韩国防疫专家李钟求教授在线交流分享各自的防疫经验。中、日、韩三国的抗疫合作的确为将来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打开了新局面，然而东亚一体化进程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日、韩两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毕竟日、韩受美国控制的现实政治格局并没出现本质性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还很难说在未来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能排除美国干扰的因素。不过美国的干扰因素在未来可能会有所下降。

如今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是有所削弱的：4月28日韩国拒绝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军费分担方案。就在同一天日本要求驻日美军向日方汇报信息，同时禁止驻日美军与日本人接触。还是在这天印度冻结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印度的资产，同时禁止该机构人士入境印度。两天后加拿大《国家邮报》要求美国就美国疫情传入加拿大一事进行道歉赔偿。这一切无不反映出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呈下降趋势，但对此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事实上美国对日、韩的控制力、影响力只是被削弱，但还不能说日、韩已摆脱美国的控制。

在日、韩仍受到美国高度制约的现实格局下中、日、韩三国形成稳定的区域合作关系也许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在最大可能的状态下深化合作。毕竟东亚三国在疫情期间有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在美国影响力被削弱的状态下进一步加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在合作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提醒日、韩两国：合作的基础是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日、韩三国均信奉东方传统的“君子和而不同”理念：我们可以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但包容的基本前提是互相尊重。我们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其实完全可以做到求同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