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飘落在老街的梦

沈扬

2018年的一个夏日，笔者和老伴在厦门中山路漫步，或左右张望，或停步凝视旧物。

与老街交叉的小街有好多条，霞溪路，局口街，水仙路，海后街……兜过来，经过卖花生汤的百年老店“黄则和”，便是泰山路了，这条小街的路口几家仍是餐饮店，一家的店名就叫“泰山”。在门口站定，细看餐目板上的食品名字：蠔煎，油葱棵，沙茶面，炒米粉……当年因供职的报社就在近处，这家餐店是常来的（店名不同），偶尔三两人一伙也喝点小酒，用炸五香、土笋冻、卤豆干佐食。此刻睹物忆往，竟是他乡遇故交的感觉。

老伴的心情也是一样的，过去家里待客，她的一只“蠔煎”点心是“保留节目”，而这道以新鲜海蛎、鸡蛋和蒜末为食材的闽南点心，她当年正是在这家小店学会的。店家男子迎出来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我说半世纪前我是这里的常客，来看看觉得很亲切。男子说进来坐坐吧！我说要赶时间去看老房子呢！

老屋是一座五层楼宇，顶层有个钟座，我们过街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志物。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经过粉刷装饰不见“老态”，底层是一个洋气的商厦，“海澜之家”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我留意门牌号码，当看到“中山路67号”几个字的时候，又是一阵浅浅的激动。将近一个甲子前的1960年，刚刚离开军营的笔者第一次踏进67号门堂的时候，内心里有一点兴奋也有一点惆怅，兴奋的是对新环境新岗位的好奇和期待，惆怅的是从此要做远离故园亲人的异乡人。好在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有一种天然的适应性，何况这个城市有我钟爱的凤凰树、三角梅……

那天进门后看到厅堂深处的墙壁上有永安堂几个大字的痕迹，便觉得大楼本身的故事应当也不少。后来很快便知道，这座楼宇与闽西永定籍实业家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早期创业有关系。老辈人都知道的民间小药虎标万金油，就是胡氏永安堂药业的招牌商品。虎、豹之父胡子钦在缅甸开药店，将一款中成药玉树神散改良成为万金油，获得成功，便先后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开设永安堂总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陆续成立，其中厦门店就开在闹市中山路。虎、豹兄弟非等闲之人，从“小民生”开步的万金油系列产品大获利市，便向“大民生”的新闻业进军，后来在海内外做得风生水起的星系报业，厦门的《星光日报》便是早期创办的“星报”第三家（继新加坡《星洲日报》和香港《星岛日报》之后）。当年这座楼宇底层是永安堂卖万金油，楼上就是《星光日报》的编辑部。听报馆老人说“星光”之后这里也办过《江声报》等媒体，1949年《厦门日报》在这里创刊时，吸收了《江声报》的一些老人员。

上班的感觉是不错的。那几年我在这家报纸的《海燕》副刊陆续发表作品，如今身份转换，由作者而成为编者了。这是一座不大的城市，却是闽南地区的文化重镇，稿源是不愁的。火红年代，副刊版面表现新人新事新时代的文字不可少，本土文人的作品也受重视，比如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以1930年厦门大劫狱为背景）在读者中热传，副刊也作介绍。主流文化中“跟中心”的作品相对来说“硬”一些，所以闽籍作家郭风以自然风物、日常生活为题材且文辞优美的抒情散文，就给人以新鲜感（其《散文五篇》和《叶笛集》等经同乡大作家冰心等人的推介名声大振），偶尔也有蔡其矫的情感诗传播，读写空间渐次丰富起来。当时的笔者也是喜欢郭风散文的，从中感受那种山涧小溪细水长流的美和力量。作为散文编辑，情感抒发类的文稿入选率也明显多起来。有意思的是过了二三十年，笔者在上海编副刊，与郭风先生有了更多的联系，晚年郭风对当年一段时间“抒情散文几乎一统天下”的现象有自己的回顾和反思，他在《朝花》副刊开了个“散文漫思录”专栏，联系历史经验探讨散文创作的内在规律，其中有篇文章就具体议论此话题，归结的一点是：多样的世界，多元的文学，任何偏于一尊的倾向未必都可取，还是百花争妍最合乎情理。

《海燕》编辑室常有来访客，在这里初识者后来卓然成名的也不是很个别，比如陈佐洱（在福建求学和工作，以“左耳”笔名发表作品），刘登翰（从厦门日报调三明市工作，每次回厦门老家总会来编辑部小坐）等，我一直记着他们年轻的面影和各具个性的早期笔迹。两岸对垒年代厦门港以远的大片海洋是绝无任何船只踪影的“死海”，而离港不远的闹市中心则依然保持了都市生活的忙碌和平静。六十年代前期，厦门广播电台早晨的开始曲是古老的南音名曲《梅花操》，当舒缓悠扬的旋律从窗外飘来便要准备起床了。到了夜晚，老街上空除了飘荡红色音乐、民歌、戏曲的旋律，有时也会出现“异类”。总记得有天深夜与一位厦门籍朋友丁君在老街漫步，晚风中飘来一阵轻盈悦耳的乐声，在风的作用下时远时近，时断时续，侧耳辨听，竟是《何日君再来》。乐声是从金门岛国民党驻军的广播喇叭中发出来的。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泾渭分明，《何日君再来》岂止是“黄”，还“黑”着呢！不过好奇的年轻人每每能够把握个人的“自由空间”，作为不设防的好友，我们不但听了乐曲，还我一句你一句地轻声哼起来，把歌词唱全了。若干年后两人回忆此事，都说“我们那时真大胆”。

那个年代的老街可“热闹”了，各派游行队伍，高音喇叭，你方唱罢我登场。局口街那边则有一位面容姣好的青年女子低头站立，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大破鞋”三个字。67号门口也闹腾起来，一茬又一茬的大字报中，有“厦门日报揪出专写黑文章的三人反党小集团”的“爆炸消息”。到了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报社门口和各层楼道里齐刷刷地堆满了大盐包（从厂里调来的工业用盐），这是一派构筑的“工事”，以应对占据对面高地的另一派可能发动的抢夺舆论要地的武装攻击。“永安堂”不再平安，“星光”故乡战云密布……

在那个“很革命”的年代，个人要做到独善其身“不跌跟斗”并非易事，比如上面说到的报社“反党小集团”，三个人中，鄙人因一篇咏赞南国白兰树的稚拙散文被批为“大毒草”而忝列末座，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就刊登在自己曾经辛勤耕耘的《海燕》版面上，“园地”变“坟场”，我为此沮丧不已，最可叹的是“三人集团”中的王丁先生（政文部副主任、我的上司），首场批判会后在55号宿舍楼跳楼身亡，尸体就落在凌晨的老街上。从漩涡里跳出来的当事者的感受自然最深切，整个社会都被“左”风裹挟，“此心安处”只是善类们的一种奢求，良梦变恶梦，常在一夜间。鹭岛清晨《梅花操》的音律是不复有的了，我的心里则念叨着老街那一头中山公园里的三角梅是否仍灿烂！

我在这家报馆工作十年，其间也做过军事记者，主持过另一副刊《前线》，由此认识军中作者刘希涛、石瀛潮、赵竹鸣等人，编发他们最早的作品，二十几年后在上海报社大楼再相逢，他们已是沪上活跃的诗人或画家，真是有点“戏剧性”的了。《厦门日报》于六十年代末迁址离开中山路，我则于1970年调榕城《福建日报》任职。

始建于1925年的厦门中山路，如今是一条集购物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步行街，也是这座美丽特区城市的名片街、窗口街，闽商、台商店肆林立，有闽台“风情第一街”的誉称。街头行人神态安闲，几位外来游客被具有南洋风格的骑楼景观吸引，不停地拍着照，然后转入小街，街角那片三角梅也红得诱人啊！我们从67号往前走，经过55号时，决定上楼看看。熟悉的日式建筑格局未变，但已十分陈旧。爬上四楼，看了当年居住的斗室，在楼面遇到一位老太太，竟是如今楼中仅存的报馆老人，互通姓名后都认出来了。我们在这位许姓老人家中小坐，一番叙旧，感慨良多。说话间，老人从桌上玻璃板下找出一张有点发黄的照片，竟是半个世纪前我在这里结婚时拍的两人照（当时我夫人送她的）。自然很是感动啊！

老街的尽头连着滨海横街鹭江道，视线越过旧轮渡码头，便是一水之隔的鼓浪屿了。站在街角的鹭江大厦前，觉得这里绝对是一个可以驰骋回忆和想象的所在——1926年鲁迅先生的鼓浪屿之行，1930-1933年巴金先生的三次游览鼓岛，都是经过老街中山路，从这个街角走向轮渡前往小岛的。日光岩下的“万国旗”、“公共地界”洋人傲慢的目光败了鲁迅的游兴，回到执教的厦门大学，在致友人的信中写下了“鼓浪屿也毫不鼓浪”的忧愤之语。巴金与友人是登上了日光岩顶的，“听着海水击岸的轻微声音，我们畅谈着南国的梦”（巴金《南国的梦》）。比起“愤怒者”鲁迅，青年巴金的南国梦似乎多了些希望的色彩（那些年巴金关心着闽粤两地的平民教育，在泉州、新会的民办学校观察调查，结交多位民办教师)，当然这也是个并不轻松的话题。多难之邦，即便在这条中山老街上，各色人等的“梦”是做得何等的曲折迷离啊！是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梦想照亮现实”机缘频现，这座南国都会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活力。老街展新颜，鼓浪屿“复又鼓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