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虞乡罗村程泰民老师：村里“耍”电影，飘逝的家戏

昨天，惊闻程泰民老师不幸于4月14日病逝，享年73岁。

他的老家在罗村，与我的家乡离得很近，但我不认识他。2021年8月，成为《虞乡》一书主编，我到处寻找虞乡籍喜欢写作者，在永济“平常人生ABC”微信平台总编的帮助下，才联系上了程老师。18日在虞乡开会，第一次看见了程老师，当时他的作品“村里来了电影队”在《河东文学》杂志上发表。当天，我用U盘收录了他的三篇文章，属于乡愁类。

后来，我想让他写写他的家乡罗村，但他说：已经很久不在村里停了，都不了解村的情况。说归说，他还是写了：最初的母校，故乡那片羽子园，幸福泉水唱新歌，咏虞乡八景诗词等。最后一次通电话是3月10日，说他去本村老人家了解罗村情况，可惜不如意。

真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就听到了他病逝的消息，只能感叹人生无常。如今，谨在头条上发文悼念程老先生，愿天堂安好！

罗村戏台

村里“耍”电影

程泰民

童年最大的乐事，就是村里来了电影队，“耍”电影。

在童年的记忆里，我们罗村这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庄，一年到底的娱乐形式，除了正月里“民间艺术家”唱家戏以外，就是盼望村里能来电影队了。一年也就是两三次吧，还得在农闲时候，村里派马车去拉放映队。耍电影的日子，简直就是全村人的节日。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就连干活也有劲儿干得快，比如我们这半大小子下午去地里割猪草，不到天黑准割满一筐，因为有了晚上看电影的高兴和动力。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没有电，放映队除了带放映机，还得带大机器。正像乡亲们把放映电影叫“耍”电影一样，大伙不会说“发电机”，而把那大机器叫“磨电机”。

场地往往是在村里老舞台下面的戏园子或者是哪个生产队的打麦场，银幕一绷，再搬张桌子放上放映机。

电影开始了，场子里安静了许多。故事片，而且是黑白片。那时候觉得黑白片就美着哩。至于为什么片子放映到银幕上人就会动起来，村里人当然不会去想那些在当时来说是属于神秘的尖端科学技术之类的问题。我们娃儿们只爱看打仗片，打鬼子的，只想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总巴（巴，方言，盼望）好人胜。于是，《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双枪打鬼子”和“老洪飞车搞机枪”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还有《黎明的河边》中的小陈和《鸡毛信》中的海娃以及《红孩子》中的主角事迹，等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尤其是电影《刘胡兰》，这个发生在我们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的真实故事，使我铭心刻骨，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刘胡兰为革命壮烈牺牲时不足十五岁，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谁说女子不如男！毛主席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整整激励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是的，我们的童年看的是那样的电影，受的是那样的教育，英雄形象、英雄精神早已渗透了我们的血液，植入了我们的骨髓，铸就了我们的灵魂，教会了我们在学校教育以外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思想和能力，也就是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十几岁时，农村用上了电，看上了彩色电影，生活场景以色彩的本来面目，形象生动。印象最深的电影是由我们山西作家马烽编剧的、长影拍摄的、特别是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配唱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下集，它把那个热情洋溢、激情燃烧的时代，把正在积极建设新生活的农民、农村搬上了银幕。整个故事情节和画面中所洋溢的质朴清新、纯洁透亮以及无私奉献、热爱集体、互相协作、不计报酬、风格高尚、心地善良、着想他人、助人为乐等等的美好气息扑面而来，再加上文学的语言、艺术的表演、优美的画面、动听的音乐，全部影片简直就是一首完美无瑕的、给人以感人至深的高雅享受和强大的青春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抒情诗！影片中的农村虽然贫穷，甚至落后，人们的生活存在着缺水的巨大困难，但是那里的人情太美啦，人物太美啦，爱情太美啦，青春太美啦！——何出此言？著名词作家乔羽应邀为影片写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其中有两句歌词云：“杏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谁听了这样的主题曲能不心潮激荡精神焕发？

正像当年著名的纪录片《军垦战歌》中一首少数民族地方风味浓厚的深情的女声独唱《边疆处处赛江南》把多少年轻人由内地唱（吸引）到了新疆一样，年轻人看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想到村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高占武、孔淑贞，都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爱情和人生幸福。文革前的好影片不胜枚举，不是现在某些影视片所能比拟的。那时还有一部蜚声国内外的、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歌剧故事片《刘三姐》也值得一提（在新加坡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连演几十天场场爆满），那是“里程碑”式的影片，那风景是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那扮演刘三姐的演员是万里挑一、年仅17岁即一举成名的黄婉秋，好得没法说，直到现在电视上还经常播放。

那年月乡亲们看电影还有一种现象是等“跑片”，就是两个放映点同一晚上放同一部影片，那里放完一卷，再用人力骑自行车跑几里或者几十里驮到这里放，谓之“跑片”。有时候跑不及时，观众就得像等晚点火车那样等，但大家有热情、有兴趣、有耐心、有精神，甚至不怕热不怕冷，等就等，只要能看上。有时候一晚上放映两部片子，那就更得“跑片”，更得等。但大家谈笑风生为了一饱眼福，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得到精神享受，甘愿等个大半夜。看来，乡亲们对清新健康的文化生活、对崇高美好的精神享受的需求是多么强烈、迫切而又持久！

到1966年，我高一刚上完，升级试还没来得及考，“文革”就从天而降了，我也永远告别了童年，所看的电影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喝故乡的水长大的，是那片土地上的五谷杂粮养育的一介书生，我最了解乡亲们心中的苦辣酸甜。大伙儿难免失望的是，多年来电影队不知为啥都销声匿迹了，没电影可看。虽然说现在间或有市里文化部门联合其他单位组织的“送戏下乡，戏曲惠民”活动，但所谓“惠”，不是没条件的，我们那里好像总是不够被“惠”的有关条件（比如说信用社送戏，我们村因为有极个别的贷款户不能如期还款，就不是“信用村”，所以不送），就只好“春风不度玉门关”了。那么，还有其它的戏可看吗？——这样问就是俗话说的“哪壶不滚提哪壶”，问谁谁摇头。古老的舞台门可罗雀，已经几十年不唱大戏了，倒是舞台前边两根柱子上的楹联颇耐人寻味，会带给人遥远的美好记忆：

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

唱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

即使偶尔大戏想来，说实话，村里也唱不起；来个不像样的以某某名义宣传队之类的草台班子还得向群众集资。再说家戏班子的老艺人先后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加之农业社化整为零实行了责任制，即使新一代有人想唱，因无工分可记报酬解决不了，于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偶尔饭后茶余乡亲们谝闲，还是十分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村里的电影队，因为大伙儿在一起看电影热闹、亲切，根本不是自己在家里看电视所能比拟的，于是，迫切希望“似曾相识燕归来”。

飘逝的“家戏”

记忆中，村里的“家戏”在前几十年是很像一回事的。

这是五老峰下一个古朴又有文化底蕴的村子。

那时的村子，就像一座小城池，村墙虽是土夯的，但高大结实。东南西北四面，都箍有拱形大门。坚固的防范设施，增加了村子的安全性。村墙之内，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狭窄土路把村子划成四块，通过四座大门与外界连接。村北头，是一片茂密碧绿的芦苇园，与村南头古色古香的戏台遥相呼应，成为村民眼中最美的风景。

一辈辈庄稼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那个时候，村民们不仅渴望温饱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而且需要排遣空虚寂寞的精神生活。由于偏远和封闭，专业剧团很少来我们村子演出。因而，村民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就是看“家戏”，看本村的民间艺术家自己演的戏。

无论干什么事，都要以人为本。追溯村里的上两代人，爱好文艺的真是群星灿烂。数十年来，闹“家戏”演职人员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依旧闪现在村民们的记忆中。

先说演员。小生，首推增提，面子、个头都好。他曾拜师于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阎逢春，由于其他原因中途跑了回来，之后就在村里闹家戏当演员。虽说如此，但他的名声像镀了层金，人们看他一副羡慕的眼光，都说：人家可是见过正经师傅的。

男扮女装的反串旦角演员，有安德、常娃，老旦有守臣，尤其是演小旦兼青衣的灵芝、扭蔓、社香、淑英，不但模样一个比一个俊，而且演技好，被誉为四大台柱子；大花脸叫双全；丑角演员俗称三花脸的叫泰和，是我本家的哥哥。还有个特殊的丑角叫当娃，为村民留下了常谝常新的话题，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有了这些主要演员，再加上“蹭柱角皮的”（即跑龙套的配角演员），一个闹家戏的村级剧团就红红火火地成立起来了。

再说职员。职员主要指乐队。这方面的人才比演员要多：拴娃胡胡雨亭板，梨娃吹笛不捏眼，安安梆子打在点，把演员伺候得没弹嫌。这几句顺口溜，把乐队的“四大硬件”——板鼓、板胡、梆子、笛子都表扬了。再加上辅助乐器，拉二胡不缺人，三弦有人弹；唢呐呢，拉板胡的师傅就捎带上了。那时，虽然没有扬琴和电子琴，但那些文武场面乐器一起敲打吹奏起来，场面也是相当热闹火爆的。

好听不好听，要看谁来听。民间俗语——蒲剧家伙真“家伙”！这里连用了两个“家伙”，头一个是名词，第二个是形容词，意为乐器声音很响很大，如果没有字幕，即使当地人也听不清唱的是啥。但是，村里人现场听着乐队演奏，都说好听、爱听。

那时没有电，演戏点的是气灯。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没见过，也难以想象。其实，气灯的光芒也是非常明亮的。缺陷是吊的位置固定在台前的两边上空，不能变换角度及时服务演员，更谈不上灯光设计。那时的布景也和现在不能比，得由美术师先画在布上，再钉到木架子上，体积大，搬动难，不像现在的“投影布景”，用机械设备放映到底幕上就妥了。村里的家戏，多数是没有布景的。

那时候都演些什么戏呢？村里人用两句话来概括：不是奸贼害忠良，便是相公招姑娘。此说，一般来讲还是中肯而精辟的。像眉户戏《屠夫状元》，则是二者合一的产物。有一出折子戏叫《杀狗》，是以反面教材宣传孝道的，村里人耳熟能详，都爱看，爱谝。村里家戏要演这出戏，曹庄的扮演者是增提，灵芝演焦氏，守臣反串演曹母。这里有一个角色大家不可忽视，就是曹庄要杀的那只狗。

——这就要说到上文点到的那个叫当娃的特殊丑角了。

话说某年正月十五那天，村中心十字路口的墙上贴出了海报，向村民预告当晚演出蒲剧《杀狗》等折子戏。丑角演员当娃半后晌就催着他妈快做饭，说是吃了就得走，晚上还有他的角儿呢！他妈是个利洒人，见儿子煞有介事那么迫切，就立马生火做饭赶紧让吃了。

晚上刹了戏，他妈回到家里还沉浸在剧情中，生怕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家里出了焦氏怎么办？毫无睡意的等儿子回来。当娃一进屋，他妈就问：“你说有你的角儿，我咋没见？”当娃说：“你没见？”他妈答：“没见。”当娃一脸神气的说：“哎呀，妈！那个演狗的就是我呀！”他妈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只是摇头叹气。当娃演戏很认真，对他妈的态度不以为然，对艺术的崇拜之心一天比一天热。每次家戏上演《杀狗》，演狗非他莫属。

后来，好像在什么戏里还顶过驴呢！再后来，母子二人的对话不知怎么给传了出去，为当娃的“知名度”提高了不少。有时候，当娃自己还有意的问别人：“昨晚看戏没见我？”被问的人故意瞪眼摇头，说：“没见呀！”于是，他就很失望，照样向那人解释一番，那人就故作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状，一改奚落之态，肃然地说：“这一角总得有人演啊！”

我们村的家戏，笑话远不止这些。有上台忘词的，眼睛老往边幕后看，等人给递词；有的在后台唱得美美的，但一出场就发晕，竟忘了走步，打板师傅急得催他：“你往前走哩么！”他才如梦方醒；有的出场还没开口，却又操心伴奏，连声向乐队师傅招呼：“家伙，家伙跟上！”打板师傅气得说：“这是你操心的事么？”引得台下一阵笑声……

家戏的洋相不一而足。但，那年月确给村民带来了欢乐。记得解放初期，村里的家戏眉户《梁秋燕》唱得很红，剧情提倡婚姻自主，唱腔委婉优美，大家都喜闻乐见。其次，增提和社香、淑英同台演出的《刘三做饭》，说男人主内不行，离了老婆不会做饭，洋相百出，以诙谐的剧情提高妇女地位。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十二把镰刀》，至今我仍记得戏台上的道具——风箱和炉子。到了70年代初期，村里的家戏还移植演出过“样板戏”《红灯记》，一点都不逊色专业剧团。

排戏的场所，是村民们消遣的好去处。演家戏的日子，满村都洋溢着喜气。一遍遍的前奏锣鼓敲打着，人们扶老携幼搬凳子结伴走向戏园子。开戏前，台下满是嘈杂声，卖麻糖、烧饼、油糕、炒粉、醪糟以及卖小孩玩具的，支摊子抓商机，生意格外的好。有的好像就不是为看戏，而是专门去看热闹的。夜幕下，台上的气灯照得亮堂，演员卖力演唱，悠扬的乐声传得很远。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家戏团的后勤人员每逢正月十五，就会挨家挨户地去收元宵，给闹家戏的演员吃，也算是一份报酬。每每他们上门，村里人都会笑脸相迎很是慷慨。

岁月如梭，时过境迁，改革开放让村里人经济上都翻了身。曾经的家戏带给人们的欢乐，早已被多元的文化娱乐所代替。但家戏的时代，永远是存留在村里人心中的一份记忆和怀念。

作者简介：

程泰民，永济罗村人。退休教师。从事散文、诗词、楹联、小说、戏剧创作。作品见诸于《运城日报》《黄河晨报》《山西日报》《蒲州文学》《舜都》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