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

原创： 每人记者 每日人物

香港从来不缺“疯女人”。

除了吴绮莉、吴卓林母女，香港全港最爱群嘲、香港媒体最爱直播的还有两个“疯女人”——蓝洁瑛和关淑怡。

这座国际自由贸易港、世界金融中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上空，一间四面通透的阁楼长久地悬垂着。在这间透明的阁楼里，常年展演和直播着香港“疯女人”们的奇异行状。几十年过去，阁楼里的女人面孔各异，生死疲劳之间，人选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阁楼外的看客依旧兴奋而热烈。

“问题少女”与“疯狂母亲”

“小龙女”吴卓林又上热搜了。

据港媒报道，前几日有网友连续两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偶遇吴卓林及其女友。该网友爆料，吴卓林在附近垃圾站拾荒，将居民丢弃的物品循环再用，疑似靠捡垃圾为生。

“捡垃圾”加上成龙非婚生女的身份，再一次让这个18岁的女孩成为外界观看的焦点。

这已经不是吴卓林第一次上热搜。2015年，她以“遭受母亲虐待”为由第一次“报警抓母”，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又因“自杀自残”“出柜”“离家出走”“二度报警抓母”“失踪加拿大”等缘由，和频频失控的母亲吴绮莉一起成为TVB式八卦连续剧的主角。

2015年7月29日，香港，吴绮莉与女儿吴卓林一同接受采访。

在吴卓林18岁生命的大多数光阴里，她几乎是一个没有自己名字，而只拥有血缘所有格的父权社会孤女——她随母亲姓吴，但天下所有人都叫她“小龙女”。每被叫一次这个名字，都在提醒她非婚生女和不被父亲承认的身份。

在过去的18年里，“父亲”这个角色看上去缺位，却又在吴卓林的世界里无所不在——所有的电影、广告、新闻，乃至每一次照镜子，都在提醒她那位“父”的存在——而命运的最残忍处又在于，她长了一张和生父、同父异母哥哥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和窦靖童、马思纯、关晓彤这些“根红苗正”的“星二代”相比，吴卓林似乎自出生起，就因父母的矛盾和选择而带有“原罪”。她曾经因为缺少父亲的陪伴而痛苦，也曾在十几岁时表示“已经习惯没有爸爸的生活，没有生对方的气，但也不想见到对方…假如有朝一日撞见了，就当普通人一样打个招呼”。

但就在今年4月，有网友曝光离家出走的吴卓林和外籍女友出现在加拿大某便利店的监控视频。在视频里，她说出生父成龙的名字以求店家帮助。之后两人又录制了一段求助视频发布在脸书上，开头第一句便是“大家好，我是Jackie Chan（成龙）的女儿。”

这大概是因身份认同矛盾而痛苦了18年的吴卓林，最想对包括生父成龙在内的所有人公开喊出的一句话。

同样的沉重和痛苦也存在于吴绮莉过去的18年。正像她的一位好朋友曾公开写道的：“吴绮莉和女儿的故事不是真人秀，只是失控的生活。因为真人秀不管再怎么真，都是可控的，都是有幕后的操作者和导演者的，而在真实的生活里，并没有谁在导演这场戏。她们母女被裹挟进宿命的洪流里，被某种无情又神秘的力量所左右，而这力量来自传媒、来自大众、来自她们所遇到的关键人物、来自她们冥冥中做出的那些决定。”

那些“冥冥中做出的决定”，至少从目前来说，已经让母女两人的命运进入失控的境地。在被女儿报警抓进警察局后，吴绮莉曾在节目里讲述过对女儿的溺爱和体罚。

她回忆，在“报警抓母”之前，母女关系都很好。女儿“9岁前，每天早上上厕所，都是我抱着她去的，15岁前她还没醒我已经开始帮她换衣服…”但同时，吴卓林“不乖，她抓过去就打，打完以后就拿那个《辞海》，让她顶头上两个小时，不能放下来，否则就挨打”，还“试过用皮带抽女儿的大腿和屁股”。还有一次，过了晚上11点，催了好几遍，吴卓林都不睡觉，吴绮莉就“拿了很厚的纸，让她在那写‘我不睡’，停下来就打……写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多。”

就这样，单亲母女之间混合着爱与控制的关系，加上那个从不在场却又无所不在的巨大阴影覆盖，让吴绮莉和吴卓林的生活在香港传媒长久以来的观看、监视和直播中一步步畸变。

在一个接一个的热搜和头条里，在一次接一次的出走和逃离里，吴卓林从过去沉默懂事的乖乖女，逐渐成了八卦八点档里的“叛逆问题少女”。而一直独力抚养女儿的吴绮莉，则在一次次的母女冲突中，从过去忍辱负重的单身母亲形象，逐渐转变为新闻里的失败母亲和频频失控的“疯女人”形象。

香港不缺“疯女人”

现下，除了吴绮莉母女，香港全港最爱群嘲、香港媒体最爱直播的还有两个“疯女人”——蓝洁瑛和关淑怡。

就在吴卓林因“捡垃圾”上热搜前几天，香港歌手、演员关淑怡也因评论一桩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胡兵嫌弃酒店拖鞋”事件而上了热搜，并宣布因气愤而永久退出微博。

这不是素来特立独行的关淑怡第一次被大众关注。

2016年10月，港媒报道50岁的关淑怡因情绪不稳在香港大屿山愉景湾“坠海自杀”，其时“关淑怡和朋友在散步时，突然跳进海里游泳，友人呼叫却不回头，只得选择报警”。

在坠海两年前，和吴绮莉一样同为单身母亲的她，“自曝2002年未婚所产子之生父是一位不丹活佛”，并“埋怨对方12年来对儿子不闻不问。”此后不久又被港媒形容生活落魄，无法支付看牙费用，“只得去给后辈歌手关心妍的演唱会担任嘉宾，一将8万块的酬劳拿到手就转身去诊所看牙医”。

香港媒体镜头中的关淑怡母子

阶层跌落，生活困顿，未婚产子，不丹活佛，“跳海自杀”……这些元素已经足够劲爆和耸动到让嗜血的香港媒体常年紧跟。于是，自2002年未婚生育起，关淑怡就和吴绮莉一样，成为香港狗仔镜头下另一出失控的单身母亲和落魄艺人的真人秀。

而在关淑怡、吴绮莉晋身香港“疯女人”序列之前，演员蓝洁瑛在过去20年，一直被迫在狗仔镜头前，直播着自己痛苦跌宕的人生。曾经的春风得意和“靓绝五台山”，都成了日后失控和落魄后半生的残酷对照。

如今的蓝洁瑛，常被香港媒体拍到生活落魄的画面

90年代两任男友先后自杀，1998年车祸受伤累及脑部，此后精神状况不佳，2000年“大闹温哥华机场”，2004年“大年初三致电警方寻死”，2005年“向法院申请破产”，罹患子宫肌瘤，2007年“身穿浴袍拖鞋街头游荡”，2009年“被曝满街向路人要钱”，2012年“头发斑白在赤柱酒吧抽烟叫骂，声称有人偷了刘德华给她的十万块”，2018年初亲口承认20多年前在新加坡被两位“影坛大哥”性侵……

1979年，美国两位女性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出版了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在这本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里，两位作者通过对此前西方文学的爬梳和细读，从文学史中打捞出了“疯女人”这一十分典型且重要的意象和母题。

“阁楼”和“疯女人”的直接来源是小说《简爱》。两位研究者认为，罗切斯特客厅的家庭教师简爱和阁楼房间里关着的疯狂前妻伯莎，看上去是天使和疯妇般的二元对立，但事实上，简爱和伯莎，“其中一个代表的是能够被社会或者传统所接受的人格，另一个则是自由、不受约束、经常具有毁灭倾向的自我外化。”而 “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疯女人”的意象被打捞上来之后，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性别平权运动。

我们发现，“她们”不仅存在于西方文学，也广泛存在于中文世界，譬如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在戴锦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两位作者认为“曹七巧的变态和疯狂也是父权社会隐秘而持久的虐待与压抑行为的产物”，是“文化和社会压力的产物”，“一个东方阁楼上的疯女人”。

这座“东方阁楼”的集大成者，便是香港。

蓝洁瑛的故事，根本是一个不断被侮辱和损害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但在势利残忍的港媒那里，这却是一个绝佳的香港名利场“警世恒言”——因为本质上，贫穷和疯狂，就是对香港父权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双重冒犯。

香港需要“疯女人”

作为20世纪最伟大哲学家之一的福柯，曾经在著作《疯癫与文明》中考古了人类“疯癫”的历史。他还在史料中发现，“展示疯子，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比如，在德国的某些疯人塔上，装有栅窗，可以让人们看到锁在疯人塔里的疯人。“这些疯人成为城关的一景”。

之后，这种风俗继续发展，几乎成为巴黎和伦敦的一种特色景观。福柯发现，“迟至1815年，据一份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报告说，伯利恒医院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士。展览收入每年高达近四百磅。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九万六千人次。”而“在法国，迄大革命为止，游览比赛特尔、参观疯子一直是巴黎波西米亚区资产阶级的周末娱乐项目之一。”

“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现及其境遇引起观众的嘲笑和侮辱性的怜悯。疯癫变成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收容院因此具有一种囚笼的形象和一种动物园的外观。

然而，可悲又荒诞的是，距离史料中的记载已经过去200多年了，在被称为“东方之珠”和世界一线城市的香港，这种以展览“疯人”为乐趣的风俗，依旧顽强坚固地在21世纪的香港“阁楼”里乐此不疲地上演着。

如今已经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香港除了“四大天王”之外，还有港媒所封的“四大癫王”。蓝洁瑛就是“四大癫王”里唯一一位还在被狗仔不间断骚扰的“癫佬”。除去蓝洁瑛，“四大癫王”还包括香港娱乐圈三位明星：洪朝丰、蔡枫华和2002年跳楼自杀的陈宝莲。

其中，洪朝丰曾是香港当红男主持，因与富婆、富商刘銮雄前妻宝咏琴的一段恋爱纠纷备受压力，最终精神受损、生活窘迫，被封“癫王”。而当年曾与张国荣、谭咏麟齐名的歌手蔡枫华，则因为与张国荣竞争奖项时说的一句气话——“刹那的光辉不等于永恒”而得罪行业高层，此后事业艰难，之后陷入吸毒服药和依靠社会福利金度日的窘境，被称“蔡疯华”。

2006年5月19日，早前曾因为躁狂症被送入精神病院的洪朝丰，接受民间电台的访问。

四人中，曾被称为“癫王之首”的是女星陈宝莲，则是一出更加极致和彻底的惨烈传奇。

1973年，陈宝莲出生在上海一个单亲家庭，4岁丧父，12岁时跟随母亲前往香港讨生活。18岁，母亲瞒着她给她签了一份一年八部三级片的合约。她边哭边拍，拍完第一部就红了。但幼年经历和拍摄三级片带来的巨大压力，并没有因为名利而得到缓解，反而因为名利场生活中频繁而巨大的各种戏剧化刺激，逐渐开始出现精神问题。

从1998年开始，陈宝莲“被爆”养小鬼、电影首映礼割腕、和警员发生冲突、被日本海关拒入境、在台湾买珠宝不给钱还打人、在伦敦与人打架被判监十日、在住所称见鬼而点火引起火灾、神志不清被拒登机、药物上瘾、多次大闹前男友黄任中的家等。

在多次自残和自杀后，2002年7月31日傍晚五点半，刚生下一个满月婴儿的陈宝莲从上海静安区一高层寓所跳楼自杀身亡，终年29岁。

曾红极一时的陈宝莲，去世时年仅29岁。

陈宝莲走后，蓝洁瑛顶着“四大癫王”的封号，与后来的“疯女人”们——吴绮莉、吴卓林、关淑怡一起，以肉身的磨蚀和精神的苦痛，源源不断地给香港社会供应着日常运转所需的“疯癫”样本。

事实上，在港媒竭力塑造的“疯狂”和落魄之外，作为歌手和演员的关淑怡长期以来都在华语世界拥有稳定而长情的歌迷和影迷。

上世纪80年代末，关淑怡几乎与王菲同期出道。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前，在国外学习服装设计的她，不用因背负家庭经济压力出道，因此全然自我，热衷音乐实验，曲风都市而迷幻，一口独特的粤语发音和咬字至今无人能敌。出道一年，已经将当时香港乐坛所有重磅音乐奖项的最佳新人奖拿遍。

在当时的香港乐坛，同为新人的关淑怡和王菲如同两生花。两人不仅一度英文名相同，而且嗓音都十分独特，还曾前后脚剃过板寸头。出道即高峰的关淑怡因与唱片公司在事业规划上存在矛盾，于90年代中期淡出歌坛。

1994年和1996年，王菲、关淑怡分别出演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和《春光乍泄》。王菲是电影三位女主演之一，而关淑怡是《春光乍泄》唯一女主演。

她的1996年，几乎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拍摄电影中等待和度过。然而1997年电影上映时，王家卫在成片里将关淑怡的故事线全部剪掉。而王菲则通过《重庆森林》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留下了清新经典的光影。

直到1999年，《春光乍泄》的纪录片《摄氏零度·春光再现》面世，王家卫的影迷们才发现，原来《堕落天使》里贯穿始终的音乐《忘掉他》，是关淑怡翻唱的，而纪录片里关淑怡的画面和她的歌声一样迷幻和充满情绪细节。30岁的关淑怡，就这样把最美的自己留在了一堆已经不可能公开的菲林里。

那以后的关淑怡，就像她歌里唱的，在个人选择和命运的起落里，渐渐“将方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成为一个充满省略号的传奇。

但在华人世界，依旧有许多乐迷在深夜一遍遍听着她的老歌。网络上，她还有着“翻唱逼死原唱第一人”和“深夜莫听关淑怡”的称号。在音乐评论人耳帝和节目制作人洪涛的微博下面，常年有大量网友推荐关淑怡参加《歌手》，但《歌手》已经结束了。关淑怡的传奇又一次停留在一个令人叹息的省略号里。

但香港不欢迎这样的“传奇”。

比起“传奇”，他们更热衷狗血和疯癫，尤其是那些从原有高阶层跌落折堕的“疯女人”的故事，因为这不仅能够满足世人猎奇的心态，还能最大程度地警示所有的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女人——在这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这个顶级消费社会，贫穷是可耻的，阶层坠落更是不可饶恕的。

因此，香港需要“疯女人”。

于是，一间四面通透的阁楼，长久地悬垂在国际自由贸易港、世界金融中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香港的上空。在这间透明的阁楼里，常年展演和直播着香港社会“疯女人”们的奇异行状。几十年过去了，阁楼里的女人面孔各异，生死疲劳之间，人选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阁楼外的看客依旧兴奋而热烈。

在生前的一次访问中，陈宝莲曾谈到童年，她说，“童年的时辰，心脏欠好，去病院做治疗，要把管子从鼻子插入再直到心脏，应该是很痛的，记得当时8岁，但我仍旧不流一滴泪，护士们都说，这女孩真是‘硬颈’。长大后，才明白，那种痛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规训、惩罚与奖励

在《疯癫与文明》诞生十四年后，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事实上，这两本书之间存在的一些关联，同样适用于理解香港这个父权社会对待女性、处理婚恋关系时的流程和逻辑——首先需要区分听话者和不配合者，归类正常者与不受控者，然后再分类对其进行规训、惩罚和奖励。

如果要简单粗暴地概括吴绮莉、成龙、林凤娇、吴卓林、房祖名20年来的故事，这大概是一个一意孤行不受控制的第三者、一个多年隐忍包容一切的大房、一个“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的”大哥、一个始终希望获得父亲认同的非婚生女和一个孤独长大、始终希望摆脱父亲、但又始终来回于父亲阴影之下的嫡子。

故事的开始，是虽然已婚已育但“野狼”名声在外的大哥，遇到了年轻时髦的亚洲小姐。为了追求她，他用金钱和地位发动强大攻势：

“吴小姐不到，所有人都不准吃饭，整桌的菜没人敢动一筷子，吴小姐到了，大哥先一样一样夹给她。

“吴小姐拍电视剧拍到晚上两三点，一代功夫巨星就在旁边坐在车里等着，他不是叫手下人送来，是亲自打包了吴小姐爱吃的宵夜等她收工，给完夜宵就走人，早上又亲自将热腾腾的早餐送过来。

“一帮朋友到吴小姐家里吃饭，别人都只顾着吃，他会在她家里兜上一圈，隔天，他便打电话过来说，你家里的柜子坏了，我让助理帮你换个新的，沙发有些旧了，也该换换……他不是每周如此，是每天如此。他虽有家室，却是一匹被放养的野狼，几乎从来不用回家，圣诞节、中秋节几乎大大小小节日在吴小姐家里和她一起度过。”

另一边的林凤娇那里，宛如苏童小说《妻妾成群》里那个神秘而又隐忍的“大房太太”，以泪水和隐忍换来儿子的体贴和丈夫的家用。一年仅有的几次相聚，儿子“永远都是半夜2点才见到”父亲。

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是，房祖名抱怨父亲成龙从来没去学校接过他放学，等有天成龙终于有空了，跑去学校门口等，却没有等到儿子，回家才知道儿子已经升中学了，而他去的是小学门口。

和后来的非婚生女吴卓林一样，房祖名也是林凤娇突然发现怀孕后，听从成龙的安排，秘密前往美国生下的。那时林凤娇正当红，但她很听话地推掉所有戏，飞到美国。

但那时的成龙听到林凤娇怀孕后的直觉却是“她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从心理上就有点防着她…每个月给她固定的家用，但是从来不会把所有钱都交给她，总是想尽办法转移财产。有时还很幼稚地想找理由跟她离婚。”

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林凤娇和儿子两人过着不能公开的“地下妻子”和“地下太子”的生活。直到19年后，两人才被公开承认身份。

在成龙眼里，“林凤娇性格温和，不喜欢奢华的衣服，打扮得朴素，总是顺着我的方式来，让我觉得很舒服，不管我讲什么话她都笑。”

在儿子房祖名看来，“能忍，是妈妈最大的美德。”而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就像哥哥和弟弟一样，妈妈就是我俩的妈妈。”成龙的自传名叫《还没长大就老了》。正好林凤娇也曾说过，“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现在大儿子大了，也懂事了。”

“大儿子懂事”的时刻，却正是吴绮莉命运的转折。

1999年，吴绮莉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没有躲到被人拍不到的地方，也没有主动提出不要这个孩子，反而让事件发酵成全香港最大的新闻。吴绮莉被港媒围追堵截，全香港都想从她嘴里知道孩子的父亲是不是成龙，两人关系迅速从胶着到断裂。

而另一边，隐忍且善解人意的“大房”林凤娇，接到了成龙的电话，林凤娇没有要解释，反而告诉成龙，“你不需要解释。你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人家伤害到我们。现在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我，需要儿子站出来，我们马上可以站出来。我知道你现在很烦。你不要管我，我没事，你先去忙你的事。”

挂了电话之后，成龙对自己说，“这么多年来，你这样子去防人家，人家却是这么真心为你。”在那之后，他马上找律师改遗嘱，把所有财产所有东西都给林凤娇。”

他还告诉媒体，“现在林凤娇常常跟别人讲，她投资的这个股票是最好的。”

在后来的采访中，成龙曾经表示，“今天如果一个女人怀了我的孩子，又为了我着想而一个人偷偷跑去柬埔寨这种地方躲起来，我会对这个女人感到愧疚，也会为了她的顾全大局而竖起大拇指！在一个躲起来的女人跟一个威胁你的女人中，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知道我对不起这个女儿，可是她的妈妈是这样的人，我真的不晓得我要怎么对这个女儿。”

就这样，潜意识里认为男人三妻四妾、在外广泛撒种并无不妥的成龙，用对林凤娇的金钱和身份承认的奖赏，和对吴绮莉及女儿进行关系切割的惩罚，维护了自己父权代言者的秩序和尊严。

不听话、不配合、不隐忍的吴绮莉，只能带着孩子去上海和母亲一起生活。三代单身女性共处一室，经济不独立的吴绮莉每次问母亲拿钱，母亲都“把人民币扔在地上”，叫她跪着一张张捡起来，“女儿就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那我没办法，我只能捡，因为我要付很多小孩子的费用。我家里地上都是大理石，真的是让我从厅里跪到房间。我那几年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摩登都市的最大反讽

“请大家记住，迄今为止，这天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性的文化……历史就是his-tory，没有her-tory。这是基本的议题，这是基本的现实，而且今天整个资本主义是参照着父权制基本结构建立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是父权制的最新版本和最新形式。”在两年前参加的一次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译本有关的对谈里，文化研究学者、女性主义者戴锦华曾如是描述当代女性的生存境况。

事实上，在这座由男权和资本建造的婚恋生育猎场里，没有一个女人是赢家——林凤娇、吴绮莉、吴卓林，都是父权社会的猎物。

和吴绮莉一样，同是婚恋关系里的第三者，香港城中富豪刘銮雄的新任太太、曾经的女狗仔甘比，则因为在关系中乖巧、隐忍、沉默、听话的优异表现，和生育两子一女的争气子宫，而被大病初愈后的刘銮雄奖赏婚约和500亿港币的身价，成为香港最年轻女首富。

这位香港女首富高中未毕业，曾以狗仔身份报道过梁咏琪、周星驰、刘銮雄的诸多新闻八卦。而刘銮雄在有妻儿家庭的同时，还曾是李嘉欣、关之琳、蔡少芬、洪欣等女星的金主和男友。

但等到甘比作为“灰姑娘”被刘銮雄点中时，她的对手已经不是美艳的女明星，而是博士出身的吕丽君。

2002年至2008年，甘比与吕丽君共侍一夫。2008年，甘比生下女儿后，竞争对手吕丽君未经刘銮雄允许，发了一封“逼宫声明”，暗示甘比所生女的生父不是刘銮雄。结果，吕丽君“搞事不成”，反被震怒的刘銮雄公开反击，“不高兴大不了随时离开，造成的伤害就算道歉100次也无法弥补。”。

为了惩罚不听话的吕丽君，刘銮雄还停了她的信用卡。之后两女共侍一夫到2014年，直至刘銮雄发表声明与吕分手。

对在病榻前端屎端尿、多年乖乖听话、不叫不闹的甘比，刘銮雄做出高度评价，“无论中间我的脾气多么不好，找她发脾气也好，她都迁就我……不像有些人，早已虎视眈眈，我一倒下，她就会出招。”

据称甘比拥有数百只铂金包。对听话的女人给钱、买包、分财产，对不听话的女人，断绝关系、分文不给。这套严格的规训和奖惩系统，不论在大哥成龙那里，还是富豪刘銮雄那里，都运行得高效而利落。

而在常年热衷于“展示疯癫”和“围观疯癫”的背后，隐藏的不仅是香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对贫穷的集体焦虑和阶层下跌的群体恐惧，还有长久以来香港坚固的父权和男权社会系统性物化、侵害、剥削和消费女性的积习。

从成龙、刘銮雄、洗米华到赌王，从豪门媳妇徐子淇、李嘉欣、甘比到梁洛施。雄性只要资本雄厚，便能将生活方式凌驾于文明与公序良俗之上。雌性只要衣食无忧，并且听老公的话、听公公的话、听金主的话、顺从富豪前男友安排的人生，就能姿态优雅地在香港生存，而不会因贫穷和疯癫，而被全社会置于空中的透明阁楼里示众和展演。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谈论香港社会的特质时曾感叹，“生活在香港其中最大的一个嘲讽是什么呢？本地所有的居民都了解的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看起来超级摩登的大都会，其实仍然有某种地方农村的一种感觉，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恰恰相反，香港在保守起来的时候，它这个保守农村面目比大陆保守得多，而这些人又非常地内向，非常地自闭、非常地向心”，“保留了一个前民族主义时代的华南华人的生活状况。”

出生于香港的梁文道，曾因公开批评香港而在香港被称为“港奸”。

这正是这个摩登大都市的怪异和极端矛盾。

1841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代表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宣布香港成为自由贸易港。此后近200年间，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的港口和大都市。

1971年，香港废除《大清律》，1972颁布《婚姻改革条例》，“一夫多妻”早在40年前就已不合法，但律法虽废除，男尊女卑、妻妾成群的幽灵却从未从港岛上空离开——与外在的自由和开放相比，740万香港人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种接近岭南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保守婚恋和两性观中——由金钱打造秩序，由父权笼罩一切，崇拜异性恋的一夫多妻，宽容性别交易和剥削，长年公开羞辱、踩踏和鄙视穷人、“疯女人”、不听话的女人。

如果用文学评论家李欧梵所写的那本关于香港的书来概括，那便是City between Worlds。

2016年3月，北大中文系博士薛静发表《一位博士生的妇女节：我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一文，引发广泛讨论。文中有一段写道：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年轻、不再貌美、不再有钱，我们是不是就不配再做女性？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能成为供男权社会和商品经济觊觎的猎物，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成为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可以悲观地说，在香港，甚至是在近几年消费社会统摄一切的大陆，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将是肯定的——香港社会审判和直播“疯女人”的风俗依旧会长久地进行下去。毕竟在2018年，城中著名杂志的封面依然是“如何嫁个有钱人”。

疯癫从来不只是一种单纯自然的生理疾病和功能现象，福柯认为，“疯子不是病人，而是被主流排挤的异类”，而疯癫是一种文明产物，是文化历史生成的“症候现象”，是“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罗兰巴特）。”

观看者们通常认为自己是“正常的”，而“疯女人”们是不正常的。然而，据“癫王”蓝洁瑛的朋友讲述，蓝洁瑛最常说一句话是——“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每个人都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