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消亡史

作者 | 野七 牛皮明明

始终觉得，香港电影不止是电影，而是一个时代。

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起香港电影，回忆里尽是这八个字：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那些最奇诡的想象、最洒脱的演绎、最出格的走向、最辛辣的讽刺，最终都成了零落的诗行：

他在灿烂中死去

像一个失语者说出的黑色春天

而我们却怀着身体里理想的毒素

在下一个春天里活着

01

香港一开始，是被遗忘的地方。1842年，英国人提出割让时，清政府甚至不知道香港在哪。

到1927年，鲁迅去香港演讲时，很多人抱怨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鲁迅觉得颓唐，于是回敬这些人：沙漠也是可以改变的。

香港的改变，是从战争开始的。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局势不稳，大批精英南下，陆续逃到香港避难。

这其中，就有25岁的邵逸夫和他大哥邵醉翁，兄弟两人带着在上海“天一影业”的全部家当，坐了七天七夜的船逃到香港后，拍出中国第一部卖座的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时。

1936年的一场大火，将邵氏兄弟在香港经营了四年的电影公司“天一港厂”化为灰烬，邵逸夫又坐船去了新加坡，投奔三哥邵仁枚。

1945年，内战爆发，移民涌入，香港很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亚洲的最佳庇护所。”

到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回港时，香港人口已接近300万，比20年前邵逸夫离开时，翻了整整3倍。香港《光明报》大胆预言：“今后中国的文化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

邵逸夫回香港时，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是“电懋”，电懋的董事长陆运涛出身豪门，父亲是马来西亚的“锡业大王”，电懋的编剧队伍里有张爱玲、宋淇，他们合力捧出了当时香港最红的女星林黛。

林黛同样是出身名门，父亲是李宗仁的亲信秘书长程思远。“云南王”龙云的第五子龙绳勋是她的追求者，张大千也曾被林黛美貌打动，去香港时，专门画了一幅“林黛小姐造像”，亲手送与林黛。

1958年，邵逸夫开出了“电懋”两倍的片酬，把林黛挖到邵氏。林黛也没有让邵逸夫失望，一部《千娇百媚》，歌舞齐飞，港人为之疯狂。

随后几年，林黛拍《貂蝉》、《倾国倾城》，接连四次拿下亚洲影后，记录至今都无人打破，引得西方媒体交口称赞:

“林黛太迷人了，简直是玛丽莲·梦露和伊丽莎白·泰勒合体的东方性感皇后”。

林黛（右）

然而，红颜薄命，1964年夏天，不到30岁的林黛，因婚姻变故，留下一纸薄薄的遗书后，吞安眠药在家中自杀。

57岁的邵逸夫忍不住老泪纵横，叹着气连说三次“太可惜了”。

林黛被葬在皇后大道东不远处的墓园，下葬当天，香港万人空巷，交通瘫痪了5小时，为了维持秩序，警局出动了400多名警察。

林黛去世这一年，电懋董事长陆运涛也因飞机失事遇难，公司随之倒闭。不久之后，大陆爆发“文革”，香港又一批电影公司在政治风暴中消失。

香港电影的大梁，从此由邵氏挑起。

邵逸夫回香港前，去过一趟好莱坞，他被好莱坞电影的工业体系震撼。一到香港，邵逸夫就买下了九龙清水湾的一大片荒地，决心建一座亚洲最大的影城。这座“邵氏影城”，建了整整7年后，终于在1965年竣工。

影城占地100万平方英尺，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有250多套单元房，1500多员工，还有一个专门为拍电影准备的小型颐和园。影城内，摄影、录音、道具、服装，所有与电影相关的部门，一应俱全。

亚洲最大的“东方好莱坞”从此诞生。一个个故事，香艳的、传奇的、喧闹的、遗憾的，从这里不断涌向银幕，成为一代代人的回忆。

邵逸夫（中）

02

让“邵氏”纵横香港影坛的，除了无法撼动的工业体系，还有才华横溢的四大导演——李翰祥、张彻、胡金铨和楚原。

李翰祥是东北人，曾在徐悲鸿任校长的北平艺专学画画，初到香港时以画电影海报为生，加入邵氏后，李翰祥一步步成为导演，让林黛蝉联“亚洲影后”的《貂蝉》《江山美人》，都是出自他之手。

张彻的经历颇为传奇，早年从上海去台湾时，张彻跟蒋经国成了好友，23岁军阶至上校，25岁就拍出了《阿里山风云》，他写的插曲《高山青》，被邓丽君唱到了大江南北。

张彻与李翰祥是一对冤家。1962年，38岁的张彻刚加入邵氏时，邵氏最倚重的导演是李翰祥，张彻很不服气，在报纸上写影评，骂李翰祥的电影里全是算计。

李翰祥因此记恨，到晚年写回忆录，还借妻子之口暗讽“难怪张彻要在报上写你不会穿衣服了，我宁愿你穿得跟他一样的老阿飞似的”。

1966年，因不满邵氏片酬，李翰祥离开香港去了台湾。被李翰祥一同带走的邵氏导演，还有他的结拜兄弟胡金铨。脱离邵氏后，胡金铨拍了《侠女》，送到戛纳电影节后引起轰动，拿下了技术大奖，还被提名金棕榈。

邵逸夫将此视为一场背叛，并开始重用李翰祥的死对头张彻。

1967年，张彻拍武侠片《独臂刀》，上映仅一周，票房就破了百万，成为香港第一部票房破百万的电影，张彻因此被称为“张百万”。

《独臂刀》的编剧是倪匡，倪匡这个人有意思，年轻时在内地做公安，到内蒙垦荒时，被派去运煤，遇到大雪，倪匡把路边一座木桥拆下来当柴烧了，结果被当成“反革命”隔离调查，逃到香港后，倪匡到处做杂工，后来自学成才，受到金庸的鼓励写起了武侠小说。

选择拍武侠，也是邵氏的无奈之举。这时候的邵氏，每年要出品三四十部电影，主打的歌舞片已经拍无可拍，邵逸夫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武侠。

《独臂刀》大获成功后，武侠开始成为香港电影主流，张彻一部接一部拍，王羽、狄龙、姜大卫这些武打明星便迅速走红。王羽上过体院，狄龙学过咏春，姜大卫是黄飞鸿的徒孙，都是练家子。

拍电影的同时，张彻也带出了一众徒弟，其中有刘家良、吴宇森、午马、李修贤，吴宇森后来成就了周润发，李修贤后来发掘了周星驰，对香港电影贡献巨大。

张彻拍电影极其喜欢暴力，有次在油麻地一个村子取景，由于场面太过血腥，触及当地忌讳，竟然被村民扛着锄头赶了出去。

张彻之后，邵氏又有楚原。楚原主攻古龙，一年内票房累计过千万，于是邵氏又有了“楚千万”。

狄龙（左）和张彻（右）

03

六十年代香港影坛，“邵氏”一家独大，在每部电影结尾，邵氏都会自信地打出字幕“邵氏出品，必属精品”。进入七十年代后，新生的“嘉禾”开始以挑战者的身份崛起。

“嘉禾”老板邹文怀，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跟张爱玲是校友，本是邵氏二当家，全力负责邵氏电影海内外的宣发。但邵氏是家族企业，埋头苦干半辈子都还是个外人，邹文怀觉得心寒，于是退出邵氏自立门户。

1970年，在美国生活了11年的李小龙，开武馆、拍电影都不顺利，打算回香港发展。

消息传到香港，一众电影公司开始疯抢，李小龙开出条件：每部片酬一万美元，拍摄时间不能超过60天；只拍自己满意的剧本，否则不干。

一些财力薄弱的小公司纷纷被吓退，最后只剩下邵氏跟嘉禾竞争。

这时候的邵氏，已经在香港和东南亚拥有几百家电影院，财力雄厚，平均每年制作几十部电影，不但在香港卖座，也远销欧美和东南亚，而嘉禾只是一个注册资金只有40万港币、成立不到一年的小公司。

李小龙自然选择了邵氏，但邵逸夫却觉得李小龙开的条件过于苛刻，不肯点头，李小龙只好做出让步，让邵氏寄来剧本，片酬还可以商量。邵逸夫却派头十足，让李小龙到香港再说。遭到轻视的李小龙气愤难当，决定不再跟邵氏合作。

嘉禾趁机而出，赶紧派人到美国，许以丰厚报酬，将李小龙拉入旗下。

李小龙到嘉禾后，邹文怀请来倪匡，为李小龙量身写了《唐山大兄》，电影上映不到三周，就以380万港币打破了香港票房记录。

李小龙在银幕上踢出的“李三脚”，被美国影评人盛赞：“这是人类出现在胶卷上最卓越的一次。”

拒绝了李小龙的邵氏，等于把下一个电影时代拱手送给了嘉禾。

在美国时，李小龙曾自信地写下：

“我的明确目标是，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东方巨星。从1970年开始，我将会赢得世界性声誉。到1980年，我将会拥有1500万美元的财富，那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一次见邹文怀时，李小龙又说，他会成为全世界最伟大是中国明星，当时两个人都笑了。

1972年，《精武门》上映四个月后，打破了亚洲票房记录，李小龙一家也般进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的私人别墅，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但仅仅一年后，李小龙就在女友家中离奇去世，年仅32岁，让人扼腕。在美国下葬时，李小龙生前最爱的那首《当我死去时》响彻葬礼：去他妈的这破体制，我才是那个改变法律，改变规则的人……

关于李小龙去世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最为可靠的一种，应该是李小龙摘除汗腺、与电流搏斗的极端训练方式，导致了这场始料未及的死亡。

1973年7月，李小龙去世5天后，《龙争虎斗》上映，全球票房2.3亿美元，轰动世界影坛，可惜斯人已逝，无法目睹传奇。

这一年的香港，同样也遭遇了重创，急速升温的香港股市突然崩盘，恒生指数从高位1700多点一夜之间狂跌过千点，很多人倾家荡产，跳楼自杀。有人从铜锣湾一路敲门至西环，连一份送外卖的工作也找不到，愁云惨雾笼罩着香江。

李小龙和邹文怀

04

失去了李小龙后，“邵氏”又错过了许冠文。

许冠文本是电视主持人，拍电影后成为香港“头号谐星”，他拿着自己写的剧本找到邵逸夫，想跟他合作，条件是五五分成。结果邵逸夫看不上剧本，一口回绝了。

消息灵通的邹文怀，又趁机将许冠文拉入嘉禾，还扶植他创办了许氏兄弟公司，从此两家合作，票房一起分红。

1974年，许冠文自导自演《鬼马双星》，以625万港币刷新了香港票房纪录，邵逸夫懊悔不已——这部让嘉禾赚得盆满钵满的电影，正是那个让邵逸夫拒绝的剧本。

邵逸夫之所以拒绝李小龙和许冠文，与邵氏电影制度不无关系。邵氏是制片厂模式，流水线作业，无论导演、编剧、演员，都是员工，只有工资，没有分红。这种制度在过去十多年间，给邵逸夫带来巨大成功，几乎垄断了整个香港电影业。

但时代终究会往前走，一套制度不可能适应所有时代，而邹文怀恰好是走在时代前面的那个。

1976年，一个曾给李小龙做过替身、名叫陈港生的年轻演员，为了成为下一个李小龙，给自己改名叫成龙。

成龙拍电影以玩命著称，去南斯拉夫拍《龙兄虎弟》，一个跳树的镜头拍了两遍，他不满意，又跳一次，结果踩断了树枝，头砸在石头上，血直接从耳朵喷出来。送到医院后，做了7天手术，成龙才活了过来。

1979年2月，年仅25岁的成龙自导自演功夫喜剧《笑拳怪招》，拿下了当年的票房冠军，一跃成为百万富翁。

拿到分红后，年少轻狂的成龙用袋子装了50万现金，带着20个小弟，大摇大摆到杨受成的“英皇”表铺，买了7块最贵的表，一个星期每天一块换着戴。

两个月后，成龙加入嘉禾，邹文怀帮他创立了“威禾”电影公司。

在世界电影中，“武术指导”这一工种为香港首创，后来为《黑客帝国》设计武打的袁和平，也在成龙之后被嘉禾收编。

70年代香港这场电影角逐中，嘉禾围追堵截，步步紧逼，邵氏只能拍小成本电影，靠数量维持票房，但最终，邵氏还是败给了时代——人才不断流失、票房一路走低，嘉禾反而后来居上，逐渐取代“邵氏兄弟”。

到80年代初，嘉禾周围已经有许冠文的“许氏”，成龙的“威禾”，洪金宝的“宝禾”，袁和平的“和平影业”等许多家子公司，一个个如同卫星环绕，共同组建出一个庞大的香港电影宇宙。

洪金宝、成龙、邹文怀

05

在嘉禾不断壮大队伍、接连刷新票房记录的时候，香港有一拨年轻电影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1983年，刚成立不久的香港电影金像奖，请来日本导演大岛渚做嘉宾，由日语极好的蔡澜担任翻译。

到香港第二天，年过半百的大岛渚忍不住赞叹：你看香港的电影人多年轻，我很嫉妒。

这时候的香港电影，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掀起浪潮的这帮年轻人里，许鞍华拍《疯劫》时不过31岁，徐克拍《蝶变》时才28岁。

这帮“新浪潮”导演，许鞍华是港大毕业的文学硕士，后又到英国最好的伦敦电影学院深造，徐克曾环游美国，又在美国专门学习电影，与早期香港大多数半路出家的导演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

但香港电影从来都是商业为王，另辟蹊径的“新浪潮”电影以文艺和悬疑居多，口碑很好却没有票房，很快就被市场淘汰。

嘉禾之后，一个叫“新艺城”的电影公司又悄然崛起。

新艺城有七个主创，号称“新艺城七怪”。这“七怪”中，有曾留学纽约电影学院的麦嘉，有擅长编剧的黄百鸣，有熟悉香港底层的曾志伟，还有在合作中渐生情愫，后来成为夫妻的徐克和施南生。

新艺城“七怪”

新艺城人才济济，几乎与嘉禾平分秋色，80年代香港最卖座的电影，两家基本各占一半。但由于分账不公，“新艺城七怪”很快解体。

1984年，徐克跟施南生退出新艺城，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工作室，一年后的一次聚会上，徐克遇见了失落的吴宇森。

吴宇森起初在邵氏做张彻的副导演，为人仗义，手里没什么钱，却经常带剧组兄弟一起喝大酒。后来流落到嘉禾、新艺城，吴宇森拍一部失败一部，被嘲讽为“票房毒药”，有人说他“可以退休了”。尽管如此，徐克还是决定跟吴宇森合作。

1986年秋天，由徐克监制，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在香港上映，以“田园诗般的暴力”，打败成龙的《警察故事》，拿下票房冠军，后来又在金马奖上斩获四项大奖，一时风头无两。

这次票房胜利，让吴宇森对徐克充满感激，他说：“在我最需要肯定、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徐克大力支持我拍《英雄本色》，让我在电影中找回了尊严。”

1987年，勉力维持的邵氏电影彻底停产。邵逸夫卖掉了他在香港、台湾的所有院线，开始将精力投注到电视上，他开办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源源不断为香港电影输送人才。《英雄本色》走红的“小马哥”周润发，即将喷薄而出的周星驰，还有后来的杜琪峰，都曾是训练班学员。

不久之后，“新艺城”也宣布解散。香港的电影巨头里，只剩嘉禾一家独自坚挺。

1989年，嘉禾投资拍《黄飞鸿》，徐克是导演，他看中了李连杰做主演，嘉禾高层却不同意，认为李连杰既没名气，形象也不够高大，演不了黄飞鸿。李连杰早年出演的《少林寺》，在内地以1毛钱的票价卖出1.6亿元的惊天票房，被邵氏发掘到香港后，一直默默无闻。

但徐克认准了李连杰，一再坚持，终于为李连杰争取到机会。后来李连杰陷入与嘉禾的官司，嘉禾又提出撤换李连杰时，徐克仍旧说：“黄飞鸿的角色，只有李连杰能演，无人能够取代。”

李连杰《黄飞鸿》剧照

06

九十年代初，从欧洲、美国，到亚洲，世界电影井喷式爆发，香港也不例外。

1992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组委会把最佳女演员的奖项，颁给了张曼玉，这个曾经只有美貌的“香港小姐”，一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位欧洲国际电影节影后。

香港从不缺美人，但大多薄命，像张曼玉一样成为国际影后的并不多见。

自七十年代起，TVB每年都评选“香港小姐”，选出了张曼玉、李嘉欣、袁咏仪等一众美女；到八十年代，香港又开始评选“亚洲小姐”。后来成为李连杰妻子的利智，就曾是“亚洲小姐”冠军，当时担任评委的倪匡非常激动：

“我今年50岁，利智是我50年来见过最美的美女，如果比赛不给她冠军，我就把电视台烧了。”

让张曼玉拿下柏林大奖的电影，叫《阮玲玉》，导演关锦鹏是“新浪潮”导演许鞍华的关门弟子。即便已经被国际电影节承认，《阮玲玉》在香港上映后，票房仍旧惨败，只有冷冷清清的750万。这也是文艺片在香港的一贯命运，一直坚持拍文艺片的许鞍华，年过半百连房子都买不起。

但1992年的香港电影市场，却一点也不冷清，甚至火热的发烫。

这一年，香港电影总票房奇迹般地达到15.5亿港币，成为有史以来最高。在这个几乎相当于大洋洲一个小国全年GDP的数据中，有将近百分之二十都来自同一个人，这个人是周星驰。

周星驰的奇迹始于《赌圣》，从1990年开始，周星驰每年都刷新一次香港票房记录，为了寻找灵感，他经常跟吴孟达假装成情侣，到公园偷听情侣的对话，于是有了电影中的“无厘头”。

1992年仅一年时间，周星驰就主演了7部电影，并且全部进入票房前十。香港影坛直接将这一年命名为“周星驰年”。

但这一年，也是香港黑帮插足电影空前猖獗的一年。

1992年4月，成为李连杰经纪人不久的蔡子明，在公司不远的地方，被两个扮成保安的杀手枪杀。不久后，一帮突然闯入冲印厂的蒙面人，持枪绑了剪接师，抢走了《家有喜事》的毛片。香港影坛人心惶惶，邹文怀担心成龙会遭遇不测，急忙打电话给当时嘉禾的监制蔡澜：“你快带成龙离开香港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香港黑帮由来已久，以内战后逃至香港的国民党败兵为背景的“14K”和“新义安”，为祸香港多年，虽然为香港电影贡献了黑帮题材，却也搅得香港影坛浑浊不堪。

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在香港影坛引起巨大震动，忍无可忍的香港电影人，终于不再沉默，他们走上街头，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抗暴反黑大游行”。

接下来的1993年，香港拍出了200多部电影，这个数量，在当时排名世界第三——这座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产出电影的数量，竟仅次于美国和拥有近十亿人口的印度。

多年后荣获“烂片之王”称号的导演王晶，在这一年总共拍了十二部电影，平均每月一部，速度惊人。

但没人知道，这竟是香港电影落幕前最后的辉煌。

周星驰、王晶

07

就在王晶每月拍一部电影，周星驰接连创造票房奇迹的时候，一家叫“泽东电影”的公司在香港北角悄悄成立，开始以两三年一部的速度，慢慢打磨电影。

“泽东电影”的老板王家卫，曾在新艺城做编剧，因为拖稿时间太长被开除，后来拍《阿飞正传》，4000万的投资，最后只收回900万票房，使得投资公司破产倒闭，投资人邓光荣也被气到住院。

1994年，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王晶取笑王家卫：”不但饿死剪辑师，还想饿死老板。”

但王家卫有自己的节奏，拍电影没票房他就去拍广告，用拍广告的钱养活电影。

周星驰的滑铁卢在1995年到来，两部《大话西游》票房接连惨败，他成立不久的电影公司“彩星”随之倒闭，《大话西游》导演刘镇伟也在不久后退出影坛，远走加拿大。

1995年前后，离开的香港电影人不止刘镇伟一个。

先是吴宇森，《英雄本色》后，作为工作室老板的徐克看到商机，要求马上拍续集，吴宇森却不想急功近利，但徐克态度非常强硬，直接找别人来改剧本，两人因此决裂。

跟徐克闹翻后，吴宇森只身去了美国，每天带着英语词典，在好莱坞名流云集的比利弗山上等待机会。

然后是成龙、周润发、李连杰，都开始从头学英语，到好莱坞寻找出路。还有年近70的邵氏导演李翰祥，在去北京筹拍《火烧阿房宫》的会议上，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1995年前后的香港，惶恐与焦虑，围困了每一个电影人。

吴宇森在好莱坞

08

就在香港电影人一个个出走、离开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东侧，立起了白底红字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历史来到了1997年。

这一年的法国，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票房上屡屡受挫的王家卫，因为拍《春光乍泄》，拿下了最佳导演，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个获此奖项的华人导演。但吊诡的是，这一年的香港电影产量，却锐减至86部，不及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

1997年，整个香港电影经历了一场一边升起，却又一边落幕的魔幻。徐克失落不已：

现在做电影再不是讲赚钱，而是看大家能坚持多久。

香港导演工会会长吴思远忧心忡忡，为了稳定人心，他亲自率代表团进京，拜会相关部门。座谈会上，顾忌内地审查制度的香港电影人们，直截了当地发问：“香港还能不能拍三级片？”

相关领导答道：“不光三级片可以拍，四级片也可以拍嘛！”

领导的幽默让在场的人都笑了，但香港电影落幕的狂澜，终究不是仅靠三级片就可以挽回的。

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明报日刊》第11号封面上，赫然出现了“香港电影之死”的血红色标题。导演陈果在《香港制造》里感叹：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当你还来不及改变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2002年7月，曾写“沧海一声笑”的黄霑，连夜写了一副挽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

挽联是写给张彻的，自从邵氏电影停产后，张彻便慢慢淡出影坛。2002年，已经79岁的张彻，因为肺积水在香港将军澳医院去世。

张彻一生没有子女，葬礼上，他的一众徒弟，吴宇森、狄龙、姜大卫等人纷纷到场。一向“硬汉”的姜大卫，在读悼文时，仰着头泣不成声，随后，年过半百的黄霑和吴宇森也都哭了。

一时之间，整个葬礼哭声一片。这些哭声，是对张彻去世的悲痛，又仿佛是香港电影人们对香港电影辉煌不再的集体哀悼。

张彻晚年（中）

09

香港电影类型向来繁杂，但总结起来，无非功夫武侠、搞笑喜剧、黑帮警匪和文艺片几大类。

新世纪后，武侠片基本消亡，喜剧只剩周星驰一人在撑，而且几年才出一部，文艺片虽有许鞍华、王家卫、关锦鹏，但产量惨淡，气若游丝。只有警匪片，还有一丝复苏香港电影的希望。

2002年12月，《无间道》横空出世，上映仅两周，票房就突破3000万港币，最后以5500万港币成为当年香港的票房冠军，随后，美国五家电影公司争相买版权要翻拍这部电影。人们兴奋不已，都以为香港电影又回来了。

但接下来的2003年，非典肆虐，张彻葬礼的哭声未绝，香港又传来张国荣和梅艳芳双双去世的消息。

年仅46岁的张国荣，因为抑郁症，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二十四楼一跃而下，下葬当天，五万多人不顾“非典”危险，冒雨聚集在殡仪馆周围，占据了几条街道，场面感人。几个月后，身患癌症的梅艳芳也紧随张国荣而去。

这一年，香港经济持续低迷，又加上非典爆发，使得许多电影院空无一人，整个香港的电影制作停顿了整整四个月，香港影坛陷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年。人们这才反应过来，《无间道》不过是回光返照。

这一年只有周星驰，因为拍《少林足球》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亚洲英雄”，登上了杂志封面。《时代周刊》说：

“现在，香港面临着严峻挑战。周星驰的喜剧影片似乎能够让人们暂时摆脱忧虑和痛苦。如果说香港有查理·卓别林的话，那就是周星驰。”

王家卫依旧很慢，筹备了多年的《一代宗师》迟迟未开拍，已经45岁的梁朝伟不停催他：“你再不拍，我就老了，打不动了。”

拍了《甜蜜蜜》的陈可辛也逃离香港，北上内地寻找出路，为了接地气，他紧随张艺谋《英雄》的脚步，筹了3亿投资拍了部“大片”《投名状》，结果输给冯小刚只有800万投资的《集结号》，票房惨败。

2007年，纵横香港影坛近40年的“嘉禾”，因为后继无人，被橙天娱乐收购，邹文怀半个世纪的电影传奇就此终结。

2010年前后，吴宇森从好莱坞返回内地，聚集了港台和大陆最火的演员，拍《赤壁》和《太平轮》，上映之后，票房、口碑，一无所获。而这时候的香港电影，票房总数已不及内地的零头。

几年后，91岁的邹文怀撒手离去。临去世前，看着香港电影一年年凋零，年至耄耋的邹文怀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年轻二十岁，我一定能重振香港电影。”

王家卫《一代宗师》

10

80年前，张爱玲在她的小说《沉香屑》中说香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港人建立身份认同，可谓艰难。80年前，上百万人逃到香港避难，只觉得这是一座临时落脚的城，到后来却发现：

“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有了“香港人”的香港，电影里都是香港味道，那是东西方两种文明在一座城市相撞的味道，那是自由的味道，是人情的味道。

2018年，内地重拍《英雄本色》，制片方想找狄龙继续出演，狄龙伤感地问道：“你上哪里再去给我找一个张国荣？”

逝去的香港电影，不止是电影，它是一个时代，而随同电影一起落幕的，还有香港这座城市。

刚刚过去的2019年，疫情阻隔下的2020，香港经济出现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这座城市的命运让人担忧。谁也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将会走向何方。

但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起港片，回忆里都会是这八个字：尽皆过火，尽是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