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3日 星期六

王安忆:谈莫言、贾平凹、迟子建

王安忆:谈莫言、贾平凹、迟子建

谈莫言、贾平凹、迟子建

张新颖:你和 莫言认识应该是比较晚的吧。好像《小鲍庄》和《透明的红萝卜》是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

王安忆:对的。呵呵,当时说到红萝卜,我就说,红山芋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红萝卜。因为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嘛。这句话传到他耳朵里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和莫言开始的时候也不协调的。我觉得莫言开始对我是有偏见的,因为我样样东西都和他不一样。上海,女性,在他眼里我好像是一个娇小姐。我记得我们一九八七年组团去德国,他就当众讥诮我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我就和他变得越来越融洽了,我觉得这个人感情蛮深厚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华人文学评奖,然后又一同到马来西亚,讲演了一圈,大概相处了有十几天吧,相处得非常好,没有发生任何的不开心,并且我们两个人的讲演也配合得非常好,我就觉得我和他之间本来的什么一下子解决掉了,究竟怎么解决的我也不清楚。总之,自然而然。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觉得我也蛮朴素的,他会问我,王安忆你怎么吃那么多,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的,吃得多吃得少这个怎么说,我觉得我只是正常而已的嘛。所以他发现我挺平实的。等到他把这个成见放下来了,就开始正常地和我交往了。

张新颖:呵呵,因为你成名比较早啊,人家有压迫感。

王安忆:那个时候他们都在读我的《新来的教练》啊什么的。我觉得 莫言是个元气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来的。莫言我觉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农民里生长出来的。

张新颖:而且他这个农民的立场他一点不掩饰。

王安忆:他不是说替农民代言那种意义的,而是他坚持在农民中的立场,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空间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人道的,审美上则是浪漫的。

张新颖:你刚才说莫言的小说泥沙俱下,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很少有作家这样大气,因为泥沙俱下是需要一个巨大的流量的,流量不大你带动不了这些泥沙,好的坏的都带动起来;我还有种感觉就是,莫言有的时候写得很差,有的时候写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不敢写差,他写着写着如果写得很差,那就完了,从此就不会写好了,莫言他有种非常大的能力,他写得很差这个根本没关系,他今天写得很差,他下一本还能写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一旦滑落了,那他就没希望了。莫言他写得差对他就没有伤害的。也应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王安忆:对。你看他这么粗壮的一个汉子吧,忽然之间能写出这么灵巧的东西,真的就是神来之笔。他谈到他们村庄,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看过他和父母亲的一张照片,两边是他的父亲母亲,他坐在中间,我看到就觉得,哎哟,这真是能生出天才的父母,他父亲哦,就像树根一样的,布满生活的痕迹,却如此安静,就那样的一个父亲和母亲。他父亲很有意思的,他大哥是华师大的,假期回到家乡,和同学介绍说,这是我父亲,然后他父亲就给了他大哥一个嘴巴,说什么父亲,我是你的爹。

和莫言在一起就是特别松弛,那次我们俩从瑞典的南部,一直到斯德哥尔摩,坐火车。你知道北欧的风景很单调的,看外面的树林,一溜都是树。我们一路认着树过去。我后来和莫言相处,就是那种轻松状态。 莫言还有一点蛮好的,就是至少在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很刻薄的什么话,他不攻击人的。汪曾祺也不攻击人的。他恨也就是恨,骂也就是骂,不像有些人挺阴毒的,会攻击人,莫言就不会的。

王安忆:谈莫言、贾平凹、迟子建

张新颖:那莫言的作品里,你觉得好的有哪些呢?

王安忆:最好的是中篇,中篇是最适合他的写作的体积。中篇里面他一方面会有所节制,不可能那么泥沙俱下,另外一方面他的才华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

张新颖:长篇有的时候太浪费了,不节制,有的时候太繁复了。

王安忆:短篇又太拘束了。他的自由度就是到中篇最好,真的很好。他蛮有力量的,我这个力量不是说气魄啊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蛮有后劲的,蛮有力道的一个人。他也是很像农民的,农民的精明他都有。

张新颖:就不太像一般的农民,一般的农民也不会像他这样的。他们家我猜想在那个农村里是很特别的。

王安忆:很特别的,有受过教育的,有跑码头做生意的,有拉壮丁拉到台湾去,又在台湾发达的。我觉得他们家的人都是很奇怪的,都有点奇异。我觉得好的作家都有一些魅气,我觉得他也有点魅,他真有点魅的,他讲他们村的鬼故事,听听也都很奇怪的。

张新颖:他家那里的鬼故事是很多的啊,因为他那个家跟蒲松龄那个家,已经不远了。我们齐国人,都是听鬼故事长大的。讲鬼故事也是乡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大家凑在一块儿干吗呢?说说鬼故事和我们的文学阅读没什么区别。

王安忆:我不知道你说的那地方在哪里。我插队的地方在安徽淮北,我就觉得我们那边的人特别古板,正统,他们不爱谈鬼的。你如果说,你有没有鬼故事讲,老人就不高兴了,觉得你这个人老邪的,不可以讲鬼的。子不语怪、力、乱、神。

张新颖:我看莫言的小说,就觉得,怎么回事,这家伙把我们小时候听的东西都写出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莫言的很多小说,是有当地传说的影子的。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看了《红高粱》,我就想,这个小说的故事,我十年以前都听说过了,谁谁都讲过,好像是那一带流传很广的故事。当然了,不能说莫言就是照搬了民间的故事和传说,小说里面有这些的影子。

王安忆:说到《红高粱》,其实, 每一个作家都是有一个庄稼做底的。莫言的高粱,张炜特别喜欢红薯和玉米,苏童很喜欢棉花,我很喜欢麦子的。庄稼真的很美,没看到庄稼的人不知道它怎么美,你想象不到一块土地里面,一个种子,它最后会长成这么样的形状,这么丰富的形态。这种形态根本不是人能够制作的。

张新颖:你插队的时候种过麦子?

王安忆:我们种麦子。我现在回想,我那地方没什么可爱的,就麦子可爱。而且我们的麦子是套种的,它为了增加产量嘛,里面套什么呢?豌豆。等到豌豆挂角,麦子还没有熟透,我们在麦田里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摘嫩豌豆吃。嫩豌豆是我第一次吃到,真好吃,而且可以这么敞开着随便吃。我们农村有一种规定,你吃多少都没关系,但你不能带走。即便是这么贫瘠的土地上,依然保留着这么一种慷慨的风度。

张新颖:那我们是小时候掐麦穗吃,麦穗快熟了,但还有点绿的时候,就搓一搓吃了。那个味道很特别的。

王安忆:现在,农村在我脑子里面有亮光的,就是麦田。然后我们把麦子和豌豆一起打下来,麦面里面掺了豌豆粉,绿莹莹的,很有情调的。

王安忆:谈莫言、贾平凹、迟子建

张新颖: 贾平凹呢?你和他有没有什么交往?

王安忆:贾平凹呢我和他联络不太多,但也蛮友好的,相处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我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苦恼,为什么我的话你会听不懂,所以我们在一起交流需要翻译。那一次我到西安去,和我的一个记者朋友,他请我们在他家门口吃那个羊肉泡馍,那是我第一次吃羊肉泡馍。那次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我们做了一个游戏,所谓心理测试。我是从香港学来的,就这个游戏的顺序是说,你想一个动物,这个动物的所有形容词,你再想第二个动物,然后这个动物的所有形容词,然后再想第三个。最后给你解释,第一个动物是代表你所认为的你自己,第二个动物就是说人家认为的你,第三个动物,就是实际上的你。我还记得路遥想的第一个动物是熊,第二个我想不起来了,第三个动物是牛,而且第一个动物的形容词他说得非常酷烈,就是把人一掌拍死头也不回的,这个是路遥。贾平凹的特别好玩,我记得他的第一个动物是狐狸,第二个我忘了,第三个动物是乌龟。他知道答案就笑得不得了,我就觉得他像个孩子,他个子也比较矮嘛,就在街上,就趴在墙上笑,他说,你看我自己以为是个狐狸,其实是个乌龟。特别可爱。他是陕西南部的语言,很难懂的。我比较喜欢的他的小说是《鸡窝洼人家》。

张新颖:这个作品是比较早的。

王安忆:我觉得 他这个小说写了一种特别朴素的农家小康生活理想,他也没有用先进与落后的观念去评价这两对人,只是让他们各落各的窝,各得所归。他这个小说特别像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有一种质朴的结构。我蛮喜欢这部小说的。很多作家,如果他们能够遵从内心地去写农民的生活,会写得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整个意识形态都好像在告诉人们,农民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这很可怕。

张新颖:如果是一个好的作家的话,他慢慢会摸索到,慢慢会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这个东西,那就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障了。

王安忆:这真是一个很反常的情况。这又要谈到那个劳动的问题啦。农民实在是太贫困了。我记得我最喜欢的阎连科的小说就是“瑶沟系列”,我觉得他写出了农民的困苦,不只是农民,而是普世的悲怆。也因为现实是太困苦了,所以人们会鄙夷劳动,鄙夷自然。你看前几年在《中国作家》里面有一个青年作家的中篇,这个作家完全没有名气的,题目叫《夭折》,奇怪的是,他写过这个小说以后遇到车祸死掉了。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有些像汉姆生的《垦荒记》,他就写一对年轻男女,怎么样结婚,怎么样盖房子,怎么样慢慢过日子,然后生了个孩子,孩子死了,再生一个,又死了,又再生一个。这篇小说特别好,写的是生活,可惜一点也没有受到什么重视,而且这个作者的命运又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古怪,就好像天谴的一样,因为他把一个天机给泄露了,这就是生活的天机啊。我蛮喜欢挪威的汉姆生的。这种写作已经不大受重视了。山西的葛水平,我喜欢她的也就是这个状态,她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岁了,三十岁以上的作家,这个年龄会相对稳定一点。我特别不希望他们这些人受到什么损害。我觉得他们多宝贵啊,就这么点硕果仅存的东西。

王安忆:谈莫言、贾平凹、迟子建

张新颖:比你略小一些的作家,你有些什么印象?

王安忆:现在小一辈当中我蛮喜欢 迟子建。我觉得我和她挺有缘分一样的,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这真是叫 勃勃的生气。

张新颖:迟子建身上的生气,以及她自然地带到小说中的生气,和她那个地方是有关系的。

王安忆:可是有很多人都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边。

张新颖:不一样,同样生活在一个地方,我可能不爱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没有感情,但是你看看她写写雪啊,树林啊,河流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你就感受得到这个人对这些东西、这个环境真的是有感情, 她随便怎么写写,就是对这些事物有内在的感情。

王安忆:这就是特别的禀性,对周遭的存在有反应,甚至是超验的。我跟迟子建说,你们那个地方肯定有魅。他们那边人烟稀少,都是树林。像挪威有那么多山鬼的传说,都是和它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你要叫莫言来讲,他们那地方老是有鬼的事情发生,他那些鬼故事多得要命。但胶东的鬼都是在人群里面,熙攘中的魅。我是相信这种神鬼之说的,但科学一定要把它解释得非常合理化。像 迟子建生活的地方,人还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敬畏其实是神灵产生的根源,然后就由上天选择有特殊能力的手,编织传统。

张新颖:这个人生长的地方,对天性的养成有很大作用。我倒也不是地方决定论者,但迟子建的好,好在她没有用一些后来的东西,掩盖她身上自然的东西。

王安忆:这也是她天性特别好的一方面,她的天性不太容易受覆盖。迟子建这个作家,她和我有点像,我们都是属于一类的作家,写作很旺盛的,尤其在某一个阶段,比较初期的时候,会不顾所以,哗哗哗地写,写了再说。迟子建的东西就特别多,多了以后,你当然会感到庞杂,她的短篇相对比较完整,大多都有些问题,这都是和结构的匠心有关系的,她不大用匠心的。但是,她的宝贵就在于, 她有美好的意境,这很重要。她意境特别美好,这种美好,我就觉得是先天生成,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我们现在,还是农村出来的作家比城市出来的多。那毕竟离自然近一些,人性质朴一些。而迟子建的特异在于,我相信,那边也会有很严酷的现实,权力的斗争,生存上的不平等,等等。但是,她好像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写小说的。这点她和我也很像,比如我们都不大会去写办公室里面的勾心斗角。这种事情也不能说人家写就不好,但是在我们眼睛看,就觉得不能进入审美的领域。

来源:《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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