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密码分析员不可能破译出一封不存在的情报

戴维·卡恩（David Kahn）是美国历史学家、军事情报史专家、世界知名密码学家。他的《破译者：人类密码史》自1967年出版后重印过七次。作者深入研究大量一手资料，在这本书中概述了从人类文明发端至互联网时代的密码编制和破译历史，是密码学史的通俗大百科，被誉为“密码学圣经”。

1941年12月7日凌晨1点28分，西雅图附近班布里奇岛（Bainbridge Island）海军电台的巨大天线在空中颤动。一封电报正通过东京—华盛顿线路发往日本大使馆，信号掠过班布里奇电台上空时被一把抓住。电报很短，传送只持续了9分钟，1点37分，班布里奇电台抄下电报全文。

电台人员随即把截收电报敲入一条电传打字带，拨了电传电报交换机上一个号码，接通后，把纸带喂入一台机械传送器，后者以每分钟60字的速度吞下纸带。

这份截收电报再次出现在华盛顿宪法路海军部（Navy Department）大楼1649室的页式电传打印机上。出于安全考虑，这个房间位于大楼底层第六附楼末端。这里的活动都在美国政府的掩盖下进行，因为此处是美国破译潜在敌人密报的地方，借此窥探他们最隐秘的动机和计划。同样的行动也在隔壁军需大楼内的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一间与此类似的房间里进行着。

海军密码机构密码分析科就设在1649室。页式电传打字机就在密码分析科值班军官办公桌边，像一台地方新闻通讯社自动收报机一样，它嗒嗒嗒嗒地在黄色和粉红电传打字纸上吐出一份原件和一份副本。值班军官是美国海军预备役部队中尉弗朗西斯·布拉泽胡德（Francis M.Brotherhood），他有一头卷发，棕色眼睛，身高6英尺（约183厘米）。从电报上用于指示日本译电员操作的指标看，他立即认出这封电报是用日本最高级密码系统加密的。

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机器密码，美国密码分析人员称之为“紫色”（PURPLE）。在陆军通信兵部队（Signal Corps［SC］）主任密码分析员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Friedman）领导下，一个密码破译小组成功破解了日本加密电报，推出密码字母变换的机械原理，并苦心研制出一个同日本密码机对口的装置。随后通信兵部队用各种现成零件生产出另外几台“紫色”机器，给了海军一台。现在，机器的三个部分放在1649房间的一张桌子上：一台电传打字机，用于输入；密码总成，由一个接线板、四个电子密码圆环及相连的导线和开关组成，安在一个木框架内；一个打印部件，用于输出。布拉泽胡德把截收电报交给这台价值连城的机器处理。

他把开关转到12月7日密钥。根据几个月前弄明白的一个模式，这是密码分析科还原的12月1日密钥的重新排列。布拉泽胡德打出密报，电脉冲穿过导线迷宫，还原出加密程序。几分钟后，他得到明文。

明文是日文。为帮助密码分析员，海军部门开设了这种复杂语言的入门课程，布拉泽胡德曾学过一些。但他远达不到译员水平，隔壁翻译科也没有译员值班，但他知道通信保密科的陆军同行通信情报处（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IS］）有个译员在值夜班。他给解密电报贴上红色“优先”标签，拿过去后，将电报留下并沿路返回。此时已经过了华盛顿时间凌晨5点——电报经过3个时区穿越北美大陆已经损失了3个小时。

通信情报处译员译出日文：“请大使于当地时间7日下午1点将我方致合众国之答复提交合众国政府（如有可能，交国务卿）。”报文中提到的“答复”已经在刚过去18个半小时内分成14个部分由东京传来，布拉泽胡德刚刚在“紫色”机器上破译出第14部分。东京当局以英文草就电文，最后是这样一句不祥的话：“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此遗憾地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只能认为，通过进一步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布拉泽胡德收好这封电报，准备一早分发。

布拉泽胡德早上7点交班时，陆军通信情报处尚未送回那份指示下午1点提交答复的电报译文，他把情况告诉了接班的阿尔弗雷德·佩林（Alfred V.Pering）海军中尉。半小时后，领导翻译科及发送截收情报的日语专家艾尔文·克雷默（Alwin D.Kramer）海军少校来了。他立即发现，昨晚分发那份长长的日本外交照会前13部分后，最要紧的结论部分已到。他把潦草的破译电文整理成一份通顺的副本，让文书H.L.布赖恩特（H.L.Bryant）军士长照常打印14份，其中12份由克雷默及其陆军通信情报处同行分送总统、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及几位陆海军高层，其余副本存档。这封破译电报是截收的全部日本系列电报的一部分，很久以前，部分出于保密，部分为指称方便，前海军情报主任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S.Anderson）海军少将给这些情报起了个总代号——“魔术”（MAGIC）。他的灵感无疑来自它每天神秘产生的大量情报、它的魔术氛围及包裹在密码学外面的神秘外衣。

布赖恩特打印好电文后，克雷默给陆军通信情报处送去7份。早上8点，他给他的上司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ONI］）远东科（Far Eastern Section）主任阿瑟·麦科勒姆（Arthur H.McCollum）海军上校送去一份。

“魔术”破译的关于1点钟提交照会的日本电报

克雷默接着埋头工作，处理截收电报到9点30分，然后离开办公室，分送日本答复第14部分给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F.Stark）海军上将、白宫和海军部长（Secretary of the Navy）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这天周日，上午10点，诺克斯在国务院与陆军部长（Secretary of War）亨利·史汀生（Henry L.Stimson）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开会讨论美日谈判的紧急形势，从电报前13部分看出，谈判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约10点20分，克雷默回到办公室。在他出门送文件时，有关1点递交照会的电报译文已经从陆军通信情报处送来。

他马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要求日本与美国的谈判在一个确定的期限之前破裂！给日本大使规定的递交照会时间——周日下午1点——极不寻常。克雷默画出一张领航员时差表，很快查出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即夏威夷上午7点30分，而一直受到日本军舰和部队威胁，局势紧张的远东马来亚一带还要几个小时才到黎明。

克雷默立即指示布赖恩特把那份1点钟的电报塞进夹有“魔术”电报的红棕色活页纸板文件夹内。他放进几份其他电报，最后一刻又加进一份，随后把文件夹塞进皮包，拉上拉链，合上锁，走出门，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他首先到达斯塔克海军上将办公室，里面正开会，克雷默向麦科勒姆示意，将电报交给他，告诉他电报的性质和电报上时间的重大意义。麦科勒姆立即领会，匆忙走进斯塔克办公室。克雷默转身快步走过过道，走出海军部大楼，右转进入宪法路，走向4个街区外正在开会的国务院。形势紧张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他迅速加快脚步。

当克雷默带着关键截收电报匆匆走在空荡荡的华盛顿街头时，离日本大使馆睡眼惺忪的密码员解开它还有一小时，离日本战机怒吼着离开航母飞行甲板，执行背信弃义的行动也还有一小时，这一刻也许是密码史上最美妙的时刻。克雷默奔走时，一个无忧无虑的民族在酣睡，他们忽视了虎视眈眈的敌人，怀着敌人会离开的希望，乞求空洞的孤立主义能带来和平，拒绝相信（开玩笑除外）黄种小日本胆敢侵犯强大的美国。美国密码分析机构一扫这片冷漠的迷瘴，发出厉声警告，攀上成就的顶峰；在那个灰暗的日子里，这个成就是美国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这是它最伟大的成就和荣耀，克雷默的奔跑是它的象征。

那么，为什么“魔术”没有阻止珍珠港灾难呢？因为日本从未发出过任何类似“我军将攻击珍珠港”这样的电报，密码分析员不可能破译出一封不存在的电报。美国拦截和解读大量与日本对军舰进出珍珠港的兴趣有关的电报，但它们与美国其他港口和巴拿马海峡（Panama Canal）的军舰有关的电报混杂在一起，由对应情报军官一体评估。珍珠港灾难的原因繁多而复杂，但没人把任何责任归在海军通信保密科和陆军通信情报处头上。相反，调查珍珠港袭击的国会委员会赞扬他们以“无愧最高奖赏”的方式履行了职责。

珍珠港袭击现场

随着战争高潮逼近，这两个机构成为史上最高效、最成功的密码破译组织，登上密码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在追究珍珠港灾难责任的过程中，国会委员会揭开了两个机构几乎每分钟所从事的活动。这也是史上第一次，它清晰详细地录下了一个现代密码破译组织在危机时刻的运行状况。这就是那部影片，它以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事件为序曲，描绘了海军通信保密科和陆军通信情报处在珍珠港袭击前24小时的活动。这就是“魔术”一日的故事。

与出自宙斯眉间的雅典娜不同，这两个美国密码分析机构生来并非羽翼丰满。自20世纪20年代起，“楼”上的1649和2646房间就是海军秘密活动场所，他们在这里破解了简单的日本外交和海军密码。分配执行密码分析任务的人员中，有50余名来自海军部的语言官，他们在日本服役过3年，学习生涩难懂的日语。其中一个副官叫埃利斯·撒迦利亚（Ellis M.Zacharias），他后来成为对日心理战方面的一个专家。埃利斯1926年在华盛顿训练了7个月后，负责美国上海领事馆四楼的海军接收站工作，在那里，他拦截并分析了日本海军秘密通信。直到1940年10月，他才卸下这一职位，升到行政首长。但在很久前，无线电情报单位就在夏威夷和菲律宾设立，并受华盛顿总部统一管辖。

一战期间，赫伯特·雅德利（Herbert O.Yardley）组织了所谓“美国黑室”（American Black Chamber）作为军事情报密码部门。20年代的陆军密码分析工作就以雅德利领导的黑室为中心。黑室位于纽约，由陆军部和国务院一起秘密维持，它最伟大的成就也许就是1920年对日本外交代码的破译。同一时期，陆军密码研究和密码编制职责由威廉·弗里德曼承担，他是后来通信兵部队的文职雇员。1929年，出于道德考虑，时任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停止国务院对黑室的支持，并解散了它。陆军决定加强和扩张密码编制和破译活动，与此对应建立了通信情报处，弗里德曼任主任。1930年，情报处雇用了三名低级密码分析员、两名办事员。

1931年，一个日本将军突然发动进攻，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岛国政府则落入军国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对权力的渴望，使国家脱贫致富的愿望，以及对白人西方文明的仇恨，都是他们走上长期侵略征途的幕后推手。他们退出国际联盟，开始扩张陆军。他们撕毁海军裁军条约，开始近乎疯狂的造舰竞赛。他们也没有忽视密码的作用，而把它当作开战资本的一部分。1934年，日本海军采购一台名为“恩尼格玛”的德国商用密码机；同年，外务省采用这种机器，使之发展成日本最机密的密码系统。除此之外，日本还拥有各种各样的密码系统。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间互相通信用高级加密数字代码“鸠”（HATO）。各省还有自己不同等级的代码，如外务省采用4种主要系统，每种用于一个特定保密等级，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额外代码。

与此同时，现代幕府将军入侵孱弱的中国，击沉美国炮艇“班乃”号（Panay），在南京大屠杀，侵犯美国在华医院和教堂，憎恨美国对日石油和钢条禁运。形势日益明朗，日本侵略行径势必挑起与美国的冲突。美国密码分析机构不断取得成果，对眼下加剧的紧张形势十分洞悉。1936年，“魔术”仅为“一股细流”；而1940年，它已成长为“一条小溪”。这主要归功于1937年10月出任主任通信官（Chief Signal Officer）的约瑟夫·莫博涅（Joseph O.Mauborgne）少将。

莫博涅一直对密码学感兴趣。1914年，他还是个年轻中尉，却成为有纪录以来第一个解开一种“普莱费尔密码”（Playfair's Cipher）的人，当时英国用它作为战地密码。他把他的技术写成一本19页的小册子，成为美国政府发行的第一本密码学出版物。一战期间，他整合几项密码要素，创立了唯一一种理论上不可破的密码，推广了第一个与不可破密码相关的自动密码机。他是率先在飞机上收发无线电报的人之一。作为通信主任，他保持着相当高的密码分析水平，曾破开一个短而难的悬赏密码。他多才多艺：小提琴拉得很好，还是功成名就的画家，在芝加哥美术馆等地举办过画展。

出任通信兵部队首长后，他立即着手扩大重要的密码分析活动。他建立了陆军通信情报处，作为直接向他汇报的独立部门，并扩大其职能，建立分支机构，开设通信课程，增加截收设备，提高预算，投入更多人员。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时，通信情报处是陆军部内首个得到更多资金、人员、办公场所的机构。最重要的也许是，莫博涅的强烈兴趣也不断激励手下取得更多杰出成就。越来越多密码被破译，并且趋紧的国际形势急需更多截收情报，“魔术”情报由此迎来了汹涌的洪峰。

1941年9月，莫博涅退休，留下了一个高效运行的庞大组织。此时日本已经完成了晨袭珍珠港计划的基本轮廓，策划者是狡黠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Combined Fleet）司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同年早期，他下令研究这次行动，论断“如与美国交战，只有摧毁夏威夷水域美国舰队，我们才有获胜希望”。直到1941年5月，研究表明了空中奇袭的可行性，统计资料已经收集，作战计划正在拟定。

5月中旬，美国海军在无线电情报领域迈出了重大一步，把一位43岁的海军少校从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Indianapolis）的情报岗位上调出，命他重组和加强珍珠港的无线电情报部队。这个军官就是约瑟夫·约翰·罗彻福特（Joseph John Rochefort），海军里唯一一位在三个密切联系且急需人员领域中的专家：密码分析、无线电、日语。罗彻福特职业生涯始于入伍当兵，并于1925—1927年间领导海军密码部门。两年后，他结了婚，有一个孩子。因为才能出众，他作为语言学习生被派往日本。通常只有单身军官被委任这一苦差。游学三年后他为海军情报工作了半年，余下八年时间大部分在海上度过。

1941年6月，罗彻福特最终接手当时称为夏威夷第14海军军区（14th Naval Distric） 的无线电小队（Radio Unit）。他给它更名为作战情报小队（Combat Intelligence Unit），以掩盖它的真实性质。他的任务是通过通信情报尽可能多地弄清日本海军的部署和行动，因此，他将分析日本海军所有次要密码系统和两个主要密码系统中的一个。

他的主要目标是日本海军司令官系统，其无比难解、裹藏无数机密信息。1926年前后到1940年11月末期间，该系统的几个早期版本为美国海军提供了大量日本海军信息。但最新版本——一个移位高级加密的四码文字代码，顽强地抵抗着美国海军最强分析员的最大进攻，海军敦促罗彻福特全力攻击它。另一个广泛使用的主要系统——主力舰队密码系统，由一个五码数字代码组成，还加上了一个其他数字构成的密钥，更加复杂难解。海军称之为“五码数字系统”，更正式的名称是“JN25b”，其中“JN”表示“日本海军”（Japanese Navy），“25”是识别代码，“b”表示第二版（现行版）。华盛顿和驻菲律宾的海军密码分析单位正在破译这个代码。罗彻福特的小队没有专注该代码，他们在破译8—10个次要密码，有关人事、工程、行政、天气、舰队演习等事项。

密码分析只是该小队工作之一。小队100名官兵中，绝大多数从事无线电情报其他方面的工作：测向和报务分析。

测向可定位无线电发射台。因为接收天线指向发射台时，接收到的无线电信号最强，灵敏天线转到接收信号最强位置时，即可确定信号来自哪个方向。两个测向台记下一个信号的两个来向，控制中心在地图上画出方向线，两线交点标出发射台位置。这种定位可相当准确地确定诸如舰位之类的位置信息。连续定位可标出舰船的航线和航速。

为有效利用这一信息来源，1937年美国海军建立了中太平洋战略测向网，到1941年，从菲律宾甲米地，经关岛、萨摩亚群岛、中途岛和夏威夷直到阿拉斯加州荷兰港，密布的高频测向电台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60—70名驻外测向台官兵把他们测到的方向报告夏威夷，罗彻福特的小队把方向转换成位置。举个例子，10月16日，呼号为“KUNA 1”的军舰被确定位于北纬10.7度、东经166.7度，属日本管辖的岛屿范围内。

这些发现并不仅仅为了对日本军舰位置保持日常观测，它们也构成获取更丰富的报务分析的技术基础。通过确定电台间的交流，报务分析推导出陆军或海军指挥链。而且因为军事行动通常总是伴随着通信增加，通过观察报务量，报务分析可推断迫近的军事行动。与测向结合，报务分析通常能得出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的大致时间地点。

就这样，无线电情报维持着对舰队行动和组织的长距离、看不见的连续监视，以低成本产出大量信息。当然它也有局限。改变电台呼号可妨碍它，发假报可迷惑它，无线电静默可让它失聪。但是，除非对方采取无法接收的通信限制措施，否则不能完全防止对手获取无线电情报。因此1941年间，日本加强了保密措施，美国海军越来越依赖无线电情报来获取日本海军活动信息；并且7月过后，因美国总统一纸贸易禁令，美国海军再也不能观测中国沿海海域之外的日本舰只，失去了这个情报来源，他们只能几乎完全依赖于无线电情报。

就在7月，日本采取了一项策略，建立了一种后来骗过作战情报小队的无线电类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决定乘法国战败之机，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大型行动前通常经历的三个阶段，从报务中可清晰看出日本的侵占准备计划。首先是电报的大量涌现。联合舰队司令官忙于发出电报，与南方众多指挥部交谈，表明他的可能进军方向。接着是部队的重新部署。按报务分析员的行话，即某些“小鸡”（舰队单位）离开原来的“母鸡”（舰队指挥官）。呼号NOTA 4通常与OYO 8通信，现在则主要与ORU 6通信。与此相伴的是通信路线的大混乱，重新集结带来频繁重发报：Z海军上将不在这里，试试第二舰队。接下来是第三阶段：无线电静默。行动部队已经出发，电报会发给他们，但不会有来自行动部队的电报。

在这期间，不仅没有电报从航母发出，也没有电报发给航母。这种报务空白超出了无线电静默的范围。无线电静默只限制发自移动部队的单向电报，不是双向限制。美军情报部门推断，日本航母作为掩护反击的防备力量，正在国内水域待命。收听不到往来通信，是因为这些电报通过短程低功率电台发出，到达美军接收机前就已经消失。2月的一个相似战术形势下也探测到这种报务空白，当时美军情报部门得出同样结论，并且证明该结论是正确的。事实也很快确认了7月的正确估计。因此有两次，航母通信的完全空白与向南强力推进的指标结合意味着航母出现在日本水域。但2月和7月发生的事情，12月不一定还会发生。

1941年夏秋，形势变化迫使美国两个密码分析机构不断调整，最终以12月7日的形式出现。日军偷袭珍珠港袭这天，通信情报处在华盛顿有官兵和文职人员181人，驻外截收站有150人。自3月起，他们由情报部队职业军官雷克斯·明克勒（Rex W.Minckler）中校领导，弗里德曼为首席情报助理。陆军通信情报处下辖为常规军和后备役军官提供密码学培训的通信情报学校（Signal Intelligence School），以及为截收站配备人员的第二通信勤务连（2nd Signal Service Company）。华盛顿本部有四个部门：A科为行政科，它也运作制表机；B科是密码分析科；C科是编码科，编制美国陆军新密码系统，研究现行系统的保密性，监测陆军报务有无违反保密规定；D科是实验室，配制密写墨水和测试可疑文件。

B科由西点军校毕业生哈罗德·杜德（Harold S.Doud）少校领导，它的任务是破译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和外交密码。在这方面，它至少还算成功，虽然到12月7日，由于报务不足，尚未读懂一个日本军事密码系统——主要是其中一个使用四码数字的代码。杜德的文职技术助理弗兰克·罗利特（Frank Byron Rowlett）是1930年首批雇用的三个初级分析员之一。负责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军人是埃里克·斯文森（Eric Svensson）少校。

海军通信保密科的正式番号“OP-20-G”表明该机构是美国海军指挥机关海军作战部第20分部G科；第20分部即海军通信处，G科即通信保密科。这个精心选择的名字掩盖了它的密码分析活动，虽然它的职责还包括美国海军密码编制。

科长劳伦斯·萨福德（Laurence F.Safford）海军中校，48岁，高个，一头金发，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是美国海军首席密码专家。1924年1月，他成为美国海军密码与通信科（Code and Signal Section）新设立的研究组负责军官，还创建了美国海军通信情报组织。1926—1929年，他在海上服役，后回到密码工作岗位。三年后，根据相关法律要求，他又得回到海上值勤；法律要求欲获得提拔的陆海军军官须在军队或海上服役。1936年，他接手指挥通信处。他在二战爆发前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中太平洋战略测向网和大西洋的一个与此类似网络。后一网络将在对付德国潜艇的大西洋海战（Battle of the Atlantic）中发挥巨大作用。

萨福德组织承担了广泛的密码职能：印制、分发新版代码和密码，向制造商订购密码机，为海军开发了新密码系统。保密科还有一些分部门，如“GI”科根据来自战地部队的无线电情报撰写报告；“GL”科是一个档案保管和历史研究团体。但保密科的主要兴趣还是以密码分析为中心。

密码分析由华盛顿、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单位共同承担。只有华盛顿单位攻击外国外交密码系统和大西洋战场使用的海军密码（主要是德国密码）。罗彻福特主要负责日本海军系统。菲律宾单位曾破解JN25密码，还用华盛顿提供的密钥破译过一些外交密码。菲律宾单位建在科雷希多岛（Corregidor）要塞的一条坑道中，它也和罗彻福特的单位一样，出于管理目的，隶属当地海军军区（16海军军区）。它装备26台无线电接收机、截收高速和低速信号的设备、1台测向仪和一些制表机。33岁的鲁道夫·费边（Rudolph J.Fabian）海军上尉领导这个单位，他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拥有3年华盛顿和菲律宾单位的无线电情报分析资历。他负责的密码分析组织有7名军官和19名士兵，与华盛顿和新加坡的一个英国组联络，交换JN25b代码组的初步还原结果。各组都有一个与其他组联络的联络员。

整个海军无线电情报部门约700名官兵，其中三分之二从事情报截收和测向活动，另外三分之一（包括80名军官中的大部分）负责密码分析和翻译。萨福德这样评价手下3个单位的人员：珍珠港最好的军官，大部分有3到4年无线电情报经验；科雷希多岛人员一般仅有2到3年资历，“年轻、热情、能干”；华盛顿——负责总指导和训练——拥有一些经验最丰富的人员，资历超过10年，还有许多新手：该单位90%人员的经验不到1年。

3个分部门中，萨福德手下与密码分析关系密切的是截收测向科的乔治·韦尔克（George W.Welker）海军少校、密码分析科的李·派克（Lee W.Parke）少校、翻译分发科的克雷默。分析科负责攻击新系统，还原已破解系统（如“紫色”）的密钥。但是，当分析科完成破译密码的最初突破后，代码组的详细恢复（与更多属于数学问题的密码破译不同，这主要是语言问题）留给翻译分发科。分析科4名军官在几个士官长协助下24小时轮流值班。高级值班军官是乔治·林恩（George W.Lynn）海军中尉，以及海军中尉布拉泽胡德、佩林和艾伦·穆里（Allan A.Murray）等。分析科还有些其他人员，如女打字员，在值班军官和其他分析员发现密钥后，她们也破译一些简单的外交电报。

克雷默位置特殊，他虽然在翻译分发科工作，却正式隶属于“OP-16-F2”——海军情报局远东科。这样安排的部分目的是防止日本人起疑，因为如果克雷默这样的日语军官分在通信部，日本人可能推断出他们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另外，安排一个拥有广泛情报背景的军官来分配“魔术”情报，还可以解答接收者的问题。克雷默那时38岁，1931—1934年在日本学习，1940年6月分配到翻译分发科做全职工作，此前曾两度在海军情报局任职。他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是棋迷、神枪手；在他的世界里，做每件事都有正确的方法。他的遣词用句准确到近乎挑剔（他最喜欢的一个词是“严谨”）；小八字胡总是修剪得一丝不苟；归档文件井井有条；发送“魔术”截报前，他常会看上几遍。恪尽职守也是他的原则之一，他以极强的责任心、悟性和奉献精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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