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效应：“艺术”正在成为香港新的关键词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落地香港已有7年，它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以艺术为媒的活跃的商业市场，更是滋养出新一代的本土艺术生态，年轻、丰富。

记者/薛芃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KAWS：HOLIDAY”户外艺术展，长37米，是KAWS至今最大的卧姿作品

加拿大作者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写过一本讲述艺术行业日常运转的畅销书，叫《艺术世界中的7天》。她把艺术界中的各个环节的故事浓缩在一起，虽然有些内容也遭到业内人士的诟病，但她能像个导游一样，带着普通读者进入艺术界，去看佳士得拍卖行上的明争暗斗，透纳奖的评选过程，艺术家村上隆的画作是如何诞生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各个角色是如何在表面的和平下相互博弈的，媒体又是如何让艺术家和艺术品在历史中留下印记的。她试图在一本书中去呈现艺术世界的每一个环节，但都点到为止。这些事好像真的只发生在一周之内似的，但怎么可能呢？

3月的香港也给人同样感受，眼花缭乱。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分量最重的，总被比作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与此同时，画廊、独立艺术空间拿出最重要的艺术家作品展览，拍卖行的“春拍”周而复始。艺术媒体、艺术家、收藏家、社会名流、普通游客都汇聚于此，也许在逼仄的楼梯间内，刚刚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上一秒才掷下千万，在艺博会买了一件抢手的艺术品。

但无论是谁，都可以在这短短的几天内，去亲临每一个艺术现场，感受艺术链条中各个环节的运作状态，艺术不再是单纯的一幅画、一个雕塑，而是一个立体的、多面的、庞杂的生态系统，被创作、展览、评论、交易，成为网红拍照背景，在人与人的关系网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艺里坊的街头壁画

7年，巴塞尔给香港带来什么？

香港本就堵车，出租车一靠近位于湾仔的会展中心，更是寸步难行。我们索性下车，步行到会场。

每年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Art Basel HK），都会有数据上的新纪录——单幅作品的成交额或是前来参观的游客数量。与7年前刚入香港时相比，那时展会在大众范围的影响力还不算大，仍是圈内人的聚会，这几年影响力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赶在3月底来香港，正是因为巴塞尔的吸引力。这也是巴塞尔艺术展亚洲总监黄雅君期待看到的，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她表示：“来看巴塞尔和来香港旅游，对很多人来说，二者是相互牵引、相互作用的。”那么，巴塞尔究竟给香港带来了什么呢？

瑞士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是世界最重要的艺术博览会之一，从早年的现代艺术沙龙展，到20世纪80年代起纳入当代艺术，成为现在人们判断当年艺术趋势的重要依据。香港巴塞尔是继瑞士本土、美国迈阿密之后第三个巴塞尔艺博会，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虽然每年参加香港展的画廊数量略低于瑞士巴塞尔和迈阿密，但覆盖到的国家数则高于后两者。

今年，共有来自36个国家的242家画廊参加展会，除了每年都备受瞩目的一线老牌画廊之外，亚洲和亚太地区的画廊也格外抢眼，所有这些画廊中，就有25家在香港设有展览空间。

一走进展厅，一个长达10米的齐柏林飞艇形状的装置迅速占据了所有视线，这是韩国艺术家李昢的装置作品《甘愿脆弱》，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的作品《我们要去哪里？》也高高地悬挂在空中。这样的大型装置共有12组，分布在会场各个醒目的位置，像是会场中的地标，区隔开每个区域。

黄雅君说，今年巴塞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千禧一代”的消费力正在成为主流，这也是近几年的趋势，但今年尤为明显。所谓“千禧一代”，是指“80后”到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最新的《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新加坡46%的收藏家是这个群体，而香港也有39%。这些年轻的收藏家大多家世殷实，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和艺术品位熏陶，购买艺术品也更感性，尊崇自己的喜好，会选择价位相对低的作品。与收藏家相对应的是，年轻艺术家也在逐渐露出锋芒。展会中专门有一个板块“艺术探新”，就是为新晋艺术家和画廊提供国际化展示平台的。

“策展角落”是2017年新增的板块，画廊需提供一个小型展览的方案给主办方，通过审核后，可以在一小块场地内呈现出更富策展思路的展览，而不仅是像画廊主展区那样，单纯地罗列作品。

老牌画廊佩斯带来了一场玛丽·阔思（Mary Corse）的小型个展。阔思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光与空间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她在不断探索材料、色彩、形式的同时，传达出对空间、光线的敏锐感受力。她的作品抽象而克制，在嘈杂的艺博会现场，想要静下来观看一件作品，显然不太容易。不过在位于中环H Queen's大楼内的香港佩斯画廊，更完整的阔思个展正在上演。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现场

去年巴塞尔期间，H Queen's正式开放，像老牌画廊聚集的大厦毕打行一样，H Queen's内汇集了卓纳、佩斯、白石、豪瑟·沃斯、方由等全球一线画廊。这个垂直的艺术地标由香港本土建筑事务所CL3设计，创始人林伟（William Lam）主张“建筑的高级定制”。在中环这片土地，盖一栋新楼本就奢侈，这里原本要打造一栋办公大楼，后来改为画廊大厦，因此在建筑设计上有别于其他大楼，比如每层的内部挑高达4.65米，地板载重高于普通数值，更重要的一点是，大楼通体采用可以开合的大块玻璃幕墙做外饰，大型作品在不通过直梯运达时，会采用特制的高空吊臂运输装置送抵画廊。

参观H Queen's的画廊，最好的方式是先坐直梯到15、16层的豪瑟·沃斯，再一层一层地步行逛下来，每一两层都有一家画廊或拍卖行，直至下到2层的Keia餐厅，享用一顿地道的希腊大餐，之后离开H Queen's营造的艺术氛围，回到街头。

在香港大大小小的艺术空间中，M+展亭名声最大，与戏曲中心、艺术公园等共同组成西九文化区，与维多利亚港隔海相望。与商业性画廊不同，M+更侧重收藏与学术研究，其藏品以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Uli Sigg）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为基础。我们赶上了日本已故雕塑家野口勇和丹麦越南裔当红艺术家傅丹的双人展，在现有展亭的不远处，新的M+大楼仍在建设中。

在巴塞尔的辐射下，“艺术”正在成为香港新的关键词，香港艺术品交易的全球化局面正在被打开，外国画廊纷纷在香港开设空间，本地的独立艺术空间也在慢慢生根，艺术家找到了自己生存的土壤，这都是非常乐观的一面。而作为艺术本身来说，过度的商业驱使是否会让创作初衷变了味？香港艺术家还能找到一个相对纯粹的创作氛围吗？也许每一个看完香港巴塞尔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在后来的几天中，我们更加意识到，巴塞尔是当下香港艺术的一面旗帜，但不等同于本土艺术的状态，甚至是两个世界，在这面大旗的吸聚下，本土的艺术机构、艺术家更能找到自洽的方式，来追寻自己的艺术世界。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现场

老建筑“活化”，能否借艺术重生？

在巴塞尔度过了觥筹交错的一日后，我期待着能看到香港更平实的艺术日常。

第一站是此行最远的目的地——位于荃湾区的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荃湾在香港的北边，再往北是大帽山，翻过山不远就是深圳了。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这里曾经是香港的工厂集中地，又以纺织厂居多。1961年，荃湾一带有205间工厂，工人总数占全港棉纺业劳动人口的六成。到了1986年，很多工厂迁到东南亚地区，甚至非洲，香港的纺织业不再繁盛，要么关张倒闭，要么另寻出路，每一家工厂都面临着抉择。

南丰纱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鼎盛，一度是香港最大的棉纺生产商，但随着纺织业退潮也逐渐陨落了。六厂是南丰纱厂诸多厂房中的一座，想象中的六厂与很多地区的老厂房改造项目类似，利用工厂旧址的优势，挑高的车间内室、空间很大的货运电梯、旧工业遗存带来的历史感，为改造艺术区提供了最好的客观条件。从建筑改造上来说，六厂在保留这些优势的基础上，采用大量玻璃立面，藏起了工厂的原貌，而从艺术馆的内核来说，六厂延续了纺织文化这个核心元素，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纺织”都是这里的主角，没有断过。

改造南丰纱厂起初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纱厂创办家族的想法，现任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总监的高桥端木告诉我：“做这个活化项目，不仅是重新利用工厂建筑，更是希望为纺织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力。一方面梳理香港纺织业的历史，另一方面也重新审视纺织艺术的方向，在当代艺术中，它的特殊性只在于材料吗？是否会有更多的诠释，来讲述更复杂的社会生态呢？”

我们到的这天，正好赶上一场服装表演秀，这个秀又是展览“掀起生命的布局”的一部分。展览呈现了17位（组）艺术家的作品，每一件作品都与纺织有所关联。比如越南艺术家武陈珠出生于传统刺绣家庭，手艺很好，她用二手布料，创作了4件大幅马赛克布本作品。画面是南丰纱厂的历史照片，用二手布料是因为在1986年之前，越南物资匮乏，从发达国家接收了大量二手衣物，她希望借此记录下历史的一个切片。香港本地艺术家陈丽云将南丰纱厂的废弃档案用碎纸机碎成条状，再像织毛线一样编织成一条手卷似的“布”，她自己也参与整理了旧时南丰纱厂纺织工人的口述历史。

位于中环的大馆——当代艺术馆

高桥端木也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她解释道：“在这个展览中，或者说在现在这个重生的六厂，织物不再是一种材料、一个物品，而是有所隐喻，成为一个符号。”她想让人们看到织物背后的社会变迁和个体故事。

但织物终究只是一种形态，有自身的局限性，如何又能让这个艺术馆的内容不趋于单调，一直维持新鲜度呢？端木对此并不太焦虑，她认为纺织物具有多变的物理性，适合各种表现，比如一条长布在公共空间可以是宣扬理念的横幅，在家居环境中则是一块台布，包裹、折叠、遮盖、悬挂、保护都是它的使用方式，它出现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其隐喻含义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我们只是从织物这个实体出发，那就太狭隘了”。

就像端木对织物的理解一样，香港这座城市同样为旧建筑赋予了更多可能性。走在中环的街道上，高低错落，稍不留神就会错过要拐弯的街口，而一旦认准了某个地标，会发现兜兜转转，总是能看见它。

大馆就是这样一个重生的中环新地标。大馆原本是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法治中心，由一个建筑群落组成，包括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监狱，已有170多年的历史。2008年，大馆的“活化计划”开始，核心区域被改建成了旅游项目，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当年监狱的严酷气氛，建筑也基本保留原来的维多利亚式、爱德华式殖民地建筑风格：红色砖墙、花岗石雕和台阶、铁锻阳台。

沿着阶梯走上一块空旷的场地——曾经犯人放风的操场，右手边是一栋现代风格建筑，完全不同于红砖石台的面貌，是大馆当代美术馆。将当代美术馆和热门旅游景点捆绑在一起，两者看似格格不入，但结合得又很巧妙——当人们逛完旧时监狱后，再去美术馆看一圈，前卫的实验艺术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更多人的旅行中。

在H Queen's大楼地下入口处，香港艺术家曾建华作品《I LOVE YOU》正在展出

大馆艺术总监托比亚斯·伯格（Tobias Berger）曾表示：“作为一家香港艺术机构，大馆当代美术馆首先会强调香港本地艺术家，进而再推广到珠江三角洲和整个东亚地区。”

开馆一年以来，他们做了不少国际艺术家与香港本土艺术家合作的展览，我们正好赶上了最近的大展“表演社会：性别的暴力”。从标题来看，就很大胆，策展人希望讨论基于文化、定式思维、生理区别所产生的性别暴力，一些作品可能会引起感官的不适，但不适感往往会迫使人们反思，从而达到艺术家的目的。

从大馆出来步行，沿路的墙壁上有不少涂鸦作品，中环的人们总是行色匆匆，偶尔停下脚步看到这些涂鸦，心情或许会放松不少。不到十分钟，就能走到PMQ元创方，和大馆同在著名的荷里活道上。走进元创方的院子，一个巨大的KAWS雕塑立在中间，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也漂浮着一只大型KAWS充气软雕塑。在艺术季的香港，散落在各处的公共艺术给整座城市添了几分童趣。

PMQ元创方里的阶梯涂鸦

所谓“PMQ”，是Police Married Quarters的缩写，即已婚警察宿舍，1951年建成，时间不算太长。建筑的形制类似筒子楼，每户一间屋，大家可以在走廊的公共区域做饭，并公用卫生间。2011年，改造后的PMQ正式开放，成为一个设计商店和创意工作室的集合地。

在这几个活化的城市项目中，元创方相对比较早，六厂和大馆都是这两年才面向公众开放的，类似的地方也不止这几处。因为地方小，香港很难再有新的土地来盖新的建筑，每一寸土地的使用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改造和活化是最好的方式。

艺术家空间，能否成为新一代表达的“据点”？

十五六年前，香港戏剧导演林奕华写香港人的特质时说，这里是百分百的现实，所谓“现实”，是不做无谓的行动与妄想。“在香港人的字典里，数艺术是最无谓的。”娱乐产业如此发达，也会把其中艺术的部分硬生生地剔除干净，娱乐就要越纯粹越好，即使被诟病为没有内涵、缺乏深度也无妨，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动脑筋地感到开心、快感和刺激。艺术的追求与曾经的这一套“港式逻辑”完全相反，抛开商业动因，大多数人做艺术都是些无意义的行动与妄想，是有别于纯粹娱乐的另一种纯粹。

在探访的这些香港当代艺术新地标中，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有别于拍卖会、博览会、画廊、美术馆这些公众空间，它是一个生产艺术的场所，对于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艺术家而言，它是相对私密的，也是艺术界链条中回归创作更本质更纯粹的一个环节。

正因如此，即使同是老建筑的活化项目，这里更质朴一些。从深水埗地铁站出来，经过老旧的街区和街心公园，长椅上坐满了老人，晒着太阳打发时间，抬眼一看，街心四周好几家老人院，跟电影《桃姐》里的画面一样，桃姐住的老人院也在深水埗一带。很多介绍都说，深水埗是香港的“贫民窟”，也是老龄化严重的一个区域，又深在九龙半岛腹地，没什么游客光顾，这里的本地人虽然没有住在中环的人生活那么光鲜，但好在清静些。

穿过老人院，沿着坡道向北不远，到了香港浸会大学和城市大学的地界，赛马会创意中心就在路边，归浸会大学管理。与“JCCAC”的标识相比，“石硖尾工厂大厦”几个大字嵌在石绿色墙体上，更醒目。所谓“工厂大厦”，是一栋曾经集合了若干小生产作坊的大楼，建于1977年，在手工制造业兴盛的年代，这样聚集家庭式作坊的大楼有不少，后来轻工业逐渐式微，2000年左右，工厂大厦慢慢都成了废弃建筑。

200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会的赞助下，石硖尾工厂大厦被改建成一个“艺术村”，曾经的生产作坊现在成了艺术家工作室，9层高的大楼里聚集了140个工作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道，这里是目前香港唯一一处独栋全部出租给艺术家的大厦，艺术家可以享受到低于市场价的租金。中心针对刚毕业的艺术生和成熟艺术家也有价格不同的政策，比如30平方米的工作室，毕业两年内的艺术生花2000多港元就能租到，成熟艺术家则是3000多港元，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个价格已是无法想象的低廉了。

实验艺术团体“据点”由19位艺术家组成，他们的工作室在3楼一个把角处，但平日里并不在这进行创作，而是把这个小空间当作展览和聚会的地方，有时也会对外开放。老何是艺团的大管家，他说自己不懂艺术，只负责租场地、办活动以及其他日常琐事的打理。而艺团中真正进行创作的人也都并非全职艺术家，白天各自有工作，在大学教书，或在公司做设计师，休息时间才是留给艺术的。在高消费的香港，做全职艺术家几乎是奢望，很难养活自己，做纯粹的艺术创作更像是耕种一片自留地，是对现实世界的短暂出逃。

3月开放的位于荃湾区的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

在“据点”的空间里，摆放着几个小型装置作品和影像作品，看惯了美术馆展览中大型的、复杂的装置，再看这几个，的确显得简陋，更像是还在未完成阶段的小机关，稚嫩但很有趣。他们不定期更换作品展示，像记日记一样，记录创作过程中的每一点想法。

位于湾仔的富德楼也是一个类似的艺术家聚集区，和很多破旧的香港“大厦”相比，富德楼没什么特殊，也不是有独特故事的活化项目。香港青年艺术家李继忠的工作室就在这里，他以香港历史档案的研究为基础，整理创作了一系列讲述历史变迁的作品。5年前，香港最重要的独立艺术空间Parasite就带着李继忠的作品来到了巴塞尔，殖民统治给香港留下了很多阴暗角落，他希望以艺术的方式来将这些散落的碎片拼凑起来。

同样是关注香港，来自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马海蛟则提供了不同视角。2015年，还在读书的马海蛟在香港驻留了几个月，让他产生了以这座城市为母体的创作动机。他邀请到5位有香港生活经验的人，不同肤色和文化背景，让他们对一个视频中艺术家拍摄的香港人物进行描述，马海蛟称这种方式为“伪记录”。在影像中，交错的生活经验勾勒出一些亦真亦幻的香港面貌，这很有意思，观看的过程中，要时刻提醒自己，这是“伪记录”。

在今年的巴塞尔展上，马海蛟和Tabula Rasa画廊在“艺术探新”板块带来了这件作品，他还重新创作了几件与香港城市相关的新作品，摆满了一小间展厅。我好奇他是否会一直以香港为主题进行创作，他的答案是不会。在他看来，香港是一个万花筒，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远，至少在目前阶段，他对香港的理解大概止于作品呈现的内容，很难再有新的感受了。

在李继忠和马海蛟的作品里，我看到了不同的香港，本土的和“他者”的。真正基于香港本地的艺术很难以他者的视角呈现透彻，本土艺术家也在不断为之努力，他们希望通过艺术发声，来剖析这个复杂的社会现状。随着巴塞尔、M+、六厂、大馆、Parasite的发展，这样的作品和艺术家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视野，讲述真实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