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辜鸿铭的“祖籍”及其槟榔屿祖先考

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常务副主编

家谱：“嫡系”与“庶出”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Tan Kim Heng, The Chinese in Penang: A Pictorial History, Penang:Areca Books,2007,p.29），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 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台湾知书房出版社，2001年，第37页）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辜鸿铭

不过“三说”所指地名及其行政区划古今有异，如厦门民国前一直隶属于同安县（1928年《同安县志》：“民国二三年，析厦门为思明县，金门为金门县，而以马巷仍辖于同安。”)，强古以就今容易产生混淆。清初承明制，泉州府辖晋江、惠安、南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县。雍正十二年（1734）升永春为福建省直隶州，德化归其所辖，乾隆四十年（1775），又从同安析置马巷厅。至此，泉州府所辖县区大大缩减，仅余晋江、惠安、南安、同安、安溪五县。厦门（嘉禾岛）属同安县绥德乡嘉禾里。

由于原籍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的台湾辜振甫先生认定辜鸿铭为其“堂伯父”并于2004年遣妻严倬云来惠安寻祖，“辜鸿铭原籍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之说似乎已尘埃落定。不过，辜氏一姓散布于福建泉州各县，不能仅从“堂伯父”就认定“辜鸿铭原籍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而且辜振甫此说也缺乏考证材料的支撑。另外，有清一代，厦门岛（中左所），就没有叫“辜厝”或者“辜宅”的村子，因而尽管辜鸿铭使用过“Tomson Amoy”这个名字，却不能由此推断他的祖籍是厦门岛，这就像不能从他中文笔名“汉滨读易者”推断他是武昌人，这两个名字只不过表示他与这两个待过一段时间的地方的一种特殊感情而已。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 Seang 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 Seang 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并于1869年在槟榔屿城区修建了富丽堂皇的豪宅，竣工之时因访问槟榔屿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子爱丁堡公爵下榻于此，而被命名为“Edinburgh House”（爱丁堡厦），那里不仅居住着作为“族长”的辜尚达的一大家人，还是槟榔屿辜氏家族的“宗祠”所在，供奉着辜家的列祖列宗的牌位。H.C.罗宾逊感叹道：“槟榔屿的华人家庭很少能够将自己的来源追溯到十八世纪末弗兰西斯·怀特船长的时代，即华人家庭的移民祖先到达海峡殖民地的时候，但作为这一代的族长的辜尚达所属的那个家族却是例外。”

据《英属马来亚志》提供的这份详细的家谱，并综合其他资料，可以得知，槟榔屿第一代华人移民辜礼欢（Koh Lay Hwan，辜鸿铭的曾祖父）曾官至当地“华人甲必丹”（Captain China，为槟英国殖民政府任命的当地华人头领），先是娶了槟榔屿马来女子Saw It Neoh（苏忆娘）为妻（育有六子二女），形成“槟榔屿家支”，后又娶吉打马来女子Guan Boey Neoh（颜梅娘）为妾（育有二子一女），形成“吉打家支”。辜礼欢与“正室”苏忆娘所生长子Koh Kok Chye（辜国材）娶了CheahTheo Neoh为妻，育有七子三女，其长子Koh Teng Choon（辜登春）经营农场，自38岁开始任槟榔屿高等法院中文翻译，并娶Uhoo Sim Neoh为妻，育有五子三女，死于1874年（享年61岁），而其妻则活至1901年（享年87岁）。其长子为Koh Seang Tat（辜尚达），在槟城义学受教育，后经商，娶了印度德里“华人甲必丹”Oon Gan Thay 的女儿Oon Geok Teah Neoh为妻（育有六子四女，1903年5月9日庆祝金婚）。

尽管辜礼欢后来将整个家族从吉打迁到了槟榔屿，但“槟榔屿家支”属于“正室”即“嫡系”，而“吉打家支”属于“偏房”即“庶出”。显然，辜氏家族“嫡系”与“庶出”之间隔阂较深，来往不多。“吉打家支”到第四代时，辜鸿德、辜鸿铭兄弟先后离开槟榔屿并回到中国，与槟榔屿脱离了关系，而“槟榔屿家支”在尊祖父辜礼欢之后三代继续根深叶茂。当H.C.罗宾逊到“爱丁堡厦”访求辜氏家谱时，作为辜氏家族“嫡系”，他们只向他出示了“槟榔屿家支”长男谱系（辜国材—辜登春—辜尚达），而“庶出”的“吉打家支”长男谱系（辜龙池—辜紫云—辜鸿德）则无一字提及，尽管无论如何1908年的辜鸿铭已是大可光耀槟榔屿辜氏家族门楣的人物。

祖籍：古宅村

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Arnold Wright and H.A.Cartw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of British Malacc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755.原文：“……formthe Village of Koh-Choo,Tang-on-Kwan, in Chuan-Chiew-Fu, in the Hokien Provinceof China”)。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在清代“闽粤官道”修建之前，经过小盈岭同民安关隘的宋代古驿道（又称“官道”“大道”）为南安与同安之间唯一通道，而离同民安关隘不远的辜厝村位于这条在群山之间蜿蜒的古驿道上（古驿道在该村后壁山上尚存一段，即“十八弯”）。“辜厝”为古村名，不知何时改为“辜宅”，元代属永丰乡长兴都，明清属永丰乡长兴里，后又一度改名为“后田保”（乾隆《马巷厅志·都里》：“辜宅保，即后田保”）。民国十七年（1928）《同安县志》卷六列出“清及民国都里沿革表”：“长兴里统永丰乡一、二、三都，在县东十里，共领十七保”，其中包括“辜宅保”。

清代泉州府同安县永丰乡长兴里辜宅保，即今日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辜”之为“古”，或因同音而误写，并流传下来。至今，该村尚有一处废地称为“辜厝头”，那里不久前掘出一块墓志铭（《辜仅娘矿志铭》），上刻：“仅娘，本邑辜文兴之女，赍志早逝，今卜佳城于十八弯下，名邦坪埔。”（何丙仲、吴鹤立编纂《厦门墓志铭汇粹》）。该墓志铭为元朝大德九年(1305)之物，足见早在元代，辜姓就已定居于此。或许辜文兴即为槟榔屿辜氏家族始祖辜礼欢四百年前的祖先。

槟榔屿辜氏始祖辜礼欢

那么，辜礼欢何时离开同安前往南洋？1821年9月，时在印度的英国人克劳福德受英印总督黑斯廷斯派遣率领一小队人马前往暹罗和交趾支那的宫廷，12月中旬抵达槟榔屿。当时对岸马来半岛上的吉打国王因北部暹罗人入侵而流亡到了槟榔屿。暹罗人对吉打国王紧追不舍，可能入侵槟榔屿，一时槟榔屿人心恐慌。克劳福德得到来自英印政府的指令，解决吉打与暹罗之间的争端，并向吉打国王重申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槟榔屿的主权。但这就需要一个既与吉打政权和英国殖民当局关系密切又能说英语和当地多种语言的人居间斡旋，于是，克劳福德求助于牛汝莪种植园的主人大卫·布朗（David Brown）。克劳福德在12月29日日记中记载道：

我们再次去牛汝莪种植园拜访布朗先生。他给我们引见了一位名叫‘Che-wan’的年老的槟榔屿中国居民，他是少数还在世的本岛最早居民之一。Che-wan 二十三岁时离开了他的故乡福建省，从此就未曾回去过。他现在60岁了，正按照中国风俗，用粗糙的花岗岩为自己准备一方上好的墓地，墓地选在一处既漂亮又浪漫的地方。墓石上用中英文刻了字。这个朴素的墓地将因其舒适或实用而能保留很久，并安然度过欧洲人在本地带来的一次次墓葬形式革命。在交谈中，Che-wan活跃，健谈，敏感，在细节上有欧洲人的那种精确和判断力。除了在他的同胞中能发现这种才能，在东方你就罕能找到这种才能了。他在马来半岛的纵深以及暹罗的几个省及其首府周游过。他对暹罗宫廷评价极差，认为那个政府甚至不及他曾游历过的交趾支那的政府，或者，就像他用马来语表述的那样，‘它对它的人民更缺乏热情’。（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vol.I, London:Henry Colburn andRichard Bentley, 1830, pp.23-24）

“Che-wan”即Koh Lay Huan，又被称为“Cheko”、“Che Kay”，也即辜礼欢。从这则日记所列几个数字可推算出，辜礼欢1761年生于福建，1784年离开福建和中国，1786年——也就是莱特船长抵达槟榔屿时——他随即也从吉打渡海峡到了槟榔屿。作为吉打的拿督，他与到吉打迎娶吉打公主的莱特船长十分熟悉。辜礼欢在槟榔屿很快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并与1800年从苏格兰移民到槟榔屿的大卫·布朗成了朋友。

60岁时，辜礼欢开始为自己建造墓穴、刻制墓碑，并一直亲临现场监工。活着时便为自己营建墓地，这对初到槟榔屿的欧洲人来说十分不可理喻，因此，凡在此时见过辜礼欢的欧洲人都会谈到他的墓地，例如1869年3月伦敦《闲暇杂志》上的一篇回忆文章就是如此：

在我数次去中国的东方之旅中，当在槟榔屿中途落脚时，我便对别人带我去看的一处坟墓的外观产生了兴趣，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有人给我引见了将成为这座坟墓的主人的那个著名人物。他一直在监督这个将在他的‘生命的断断续续的高热’平息之后安置他的骨骸的地方的建造过程。

Che Wan如同他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下层同胞一样，早年就移民了，为的是在分布在南海与孟加拉湾东岸之间的那些国家中找到一个条件允许、能够谋生的地方。他在苏门答腊岛交上了好运，渐渐坐上了亚齐王的枢机大臣的高位。在这个职位上，他积累了巨大财富。他很精明，深知只有保持国王对自己的宠信，他自己以及自己的财富才安然无恙，而国王则依赖于这个国家的酋长们的善意以及一致的拥戴。因而，一见到混乱的迹象，人民之中扩散着一种与日俱增的不满，Che Wan就带着他的全部世俗所有物——他的财产和他的家人——迁到了槟榔屿，将自己置于英国统治的保护之下。在这里，年老的他准备告别人世，为自己建造一座坟墓——实际上，是在建造一座祭坛，好让他的后裔根据先人的风俗定期聚在家族坟墓前，在举行充满宗教氛围的祭坟仪式上向他的灵魂献上一些祭品——这一仪式，各处的中国人如今依然一丝不苟地举行着。

为寻求这一决定的落实，他首先将自己的财产在孩子们中间进行分配，只留下一笔足够的钱来实现如今已萦绕着他的心头的那个计划——在自己去世之前见证自己的坟墓的完工。他预计整个工程需要花费一千镑（以英镑算）左右，整个工期从开始到结束需要两年时间。

他在这偏远安静的乡间选择了这么一处美丽的地方，四周是遮荫的大树。他第一个计划是修建一座结实的小木屋，这样，他在监督他的安息地的工程进度时，可以在那里躲避雨季的暴雨。尽管四周交错的可可树在风中发出相互摩擦的窸窣声，但这座小木屋却很安静，在它的入口处，他摆着两条磨光的巨大花岗岩石料，一当桌子，一当凳子，他晚上就在上面睡觉，白天在上面监督工人干活。在间歇时，可以看到这位前枢机大臣也与不时走上前来的他家族里的不同成员聊上几句，或者带着坚定不懈的神情，回答任何一个访客的问题，这些访客听闻他的奇怪的决心，急切地不仅想看一看这座正在建筑中的辉煌坟墓，而且，出于一种更深的好奇心，想与这位有着这么奇怪的性格以及如此坚定不移实现自己计划的意志的怪人攀谈几句。

Che Wan是一个仪表堂堂的高个子，大约六十岁。他如此彻底地从世界及其种种利益牵挂中摆脱出来，以致尽管他在找到他的人面前显得恭恭有礼，却从不主动邀请人来拜访他。他对当代的新闻已不感兴趣，宁可沉醉在过去，只去那些他过去生活过的地方，去看那些早已熟悉的人，对这些留在他的记忆中的人或事件，他了如指掌。他谈到了许多英国人，他在亚齐王国主持政务时曾与这些人颇有交往，有时是孟买政府派到亚齐王国的特使，有时则是印度海军基地的海军元帅，或者一个法军指挥官——这个法国人因为向Che Wan聊起了伟大的拿破仑皇帝而引起了他的崇敬之情。他有时会陷入对世界各国的前途的沉思，但无意去听与当今息息相关的那些消息。

当被问及他的健康时，他就用手指着正在墓地干活的工人，仅仅回答道：‘在安息之床造好前，不会有问题。’

奇迹是，他恰恰是在坟墓造好后的那一天死的，而整个工程的费用也没有超过他当初从财产中留出的那部分钱。他的名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名字，以及他去世的日子，均被镌刻在墓石的正面，墓石象征着一个半开的通向墓穴的门，上面是一个覆有草皮的穹顶。

从这块墓地四望，风景尤美，它俯瞰着槟榔屿港，远处是对岸的高山，近处构成背景的是槟榔屿覆盖着葱绿而优美的森林的群山。我为这片风景以及这座墓画了幅速写，保存在我之前的旅行的纪念物一起。

至于Che Wan对死后的存在状态持什么看法，或有何种感觉，我就说不上来了。倘若他不同于他的大部分愚昧的同胞，那么我对此或能知道一二。无动于衷地面对自己的死亡，既可能出自愚昧，也可能出自智慧。尽管如此，当我们从哲人般的Che wan的坟墓转身离开时，我们还是感到了一种哀凄。尽管头顶是明亮的天空，四周风景优美，我们还是不能不想到英国国内那些阴暗的毫无浪漫气息的墓地，它们被坟墓顶部的灯照着，对满怀希望的基督徒耳语着天国的话语：‘我是生命的再生。’”（“The Recluse ofPulo-Penang”, The Leisure Hour:A Family Journal of Instruction and Recreation, London:Paternoster Row, 1869,pp.151-152）

辜礼欢1824年卒于槟榔屿，享年62岁，葬在家族农场峇都兰章。

辜家与布朗家

辜鸿铭的祖父辜龙池为辜礼欢“偏房”颜梅娘所生，长期任职于吉打宫廷，后娶Goh Kooi Neoh为妻（1858年去世）。他的名字几乎不见于海峡殖民地报刊和文献，但他的堂兄辜国彩则常见于报刊，例如长期生活在槟榔屿的英国摄影师J.T.汤逊就在著作《远东生活管窥》中单列一节描写辜国彩：

这幅速写的主题是一个槟榔屿本地人，但他是华裔。他的父亲是本地早期的头号商人。他从父亲那里分得了一大笔财产，但其中大部分此时已耗光了。盲人旅行家霍尔曼在环球旅行中曾访问过他父亲的坟墓。辜国彩是一个颇有事业心的人，他摊子铺得很大，各行各业都插上一手，但似乎并没有让他致富。作为暹罗政府在六坤的代理人，他对吉打马来人和暹罗人都很有影响力。实际上，暹罗人的下层从四面八方来找他。辜国彩在乔治城拥有他的大宅，在他的肉豆蔻种植园则有几处乡下小屋。正是在这些乡村小屋中的一座中，我把他介绍给我的读者。这个乡村小屋由廉价的脆弱材料建成，但地处风景旖旎之处，为棕榈树的阴影所遮盖。我与辜国彩相识已数年，但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妻子或孩子。让他的白人朋友见到他们，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耻。要求引见他们，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侮辱。这其中的原因对盎格鲁-萨克森人来说也许不可理喻，但对东方家庭来说却实属平常。在印度支那的所有主要部族中，一夫多妻制以及纳妾颇为流行，他们的道德规则基于松弛的基础。

说到这里这足够了，至于这些规则的起源、原因和后果则留待日后详说。基于以上所说的情形，我只见过辜国彩和他的几个儿子。他的家庭内部情况我却一无所知。甚至本地的欧洲人后裔也学会了让他们的女眷不见男客，而所有友好的聚会也是男女分开。男人们在客厅和阳台，女人们则在内室。

辜国彩此时大约四十五岁。他坐在那里，坐在一把大扶手椅里，身着中式常服，双脚搁在前面的座位上，嘴里嚼着薷叶和蒌叶，喝着清茶。见到朋友到来，他就让盘着的辫子垂下来，微笑着过来与我握手，一边吩咐他的马夫去照看我的马。然后他会向我打听‘Khabar’或者说新闻，肯定与端古·穆罕默德·萨阿德的失败以及从现在被暹罗人占领的吉打逃走相关的新闻。谈完这些，我们会把种植肉豆蔻、丁香树、糖料作物、木蓝植物、稻谷、槟榔以及椰子树的技术聊上一遍，辜国彩在所有这些方面是个行家。这种讨论对我很有启发——实用、有趣、科学。种植业的小小秘诀、培育的时节以及利润，这个聪明的印度支那人几乎无所不知。

谈腻了这个话题之后，我们会谈起本地政治。为此，辜国彩会问起欧洲的相关政府体系。对他来说，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谜，因为东方帝国——波斯、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则是皇帝或者苏丹。怎么商人们组成的一个公司却在东方拥有最大的一个帝国？‘另外，’他接着说，‘看看我们槟榔屿的总督们，我认为他们简直就是一群野孩子，他们指挥军舰和印度兵团，吊死叛乱者和海盗，随心所欲。见不到比他们更伟大的人，但这不应该是他们的权力，权力应该来自别处……

我们又谈到了宗教。我向他尽力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但我担心我新学会的语言有点力不从心。但他很礼貌，说：‘我们也信仰上帝，一切事物的创造者。我们的这个上帝一定也就是你们的那个上帝。但我的中国同胞有很多迷信，许多无知的男男女女深信不疑。例如明天是扫墓日，我和我的全家必须全都到场。我们带着猪肉、蜜饯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食物，摆在我父亲的坟前。然后我们向坟墓鞠躬，但一完事，我们就把食物撤走，带到草坪上吃个精光。现在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荒谬的，我看不出这些食物有何不同，但女人和孩子却深信不疑，而我不得不迁就他们，否则就会有人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这就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人的情感吐露。自那以后，情形有了多大的变化啊！他以及我所熟悉的其他中国人对一种更好、更纯洁的宗教的态度变得成熟了。他们的迷信是粗俗的,他们的传道是无知的,堕落的，令人鄙视的。他们信仰一种变了形的佛教，而他们智慧的头脑对此质疑，但那时他们还对一种如今他们或许有所了解的更高的信仰一无所知。（J.T.Thomson, Some Glimpses into Life in the Far East, London:Richardson &Company, 1865, pp.61-65）

辜国彩是华人秘密帮派的成员，曾带着200人坐船去霹雳州为暹罗人收债。辜国彩与大卫·布朗的儿子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wn）生意上颇有交集，1840年代他们在峇都兰章山共同投资了一个农场，即峇都兰章农场。由于辜国彩和布朗各有多处产业，该农场的打理就交给了辜国彩的堂弟辜紫云(辜鸿铭的父亲)。槟榔屿土层较薄，但鸟粪丰富。1835年左右，本地华人开始试验用鸟粪施肥，布朗也随即在他的牛汝莪种植园进行试验，但不太成功，随后他把峇都兰章农场的“华人经理”请到牛汝莪种植园。他在1844年11月25日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了此事：

鸟粪,作为肉豆蔻的肥料，一直有多种施用方法，而施用的方式以及施用的量在不同的种植园差别很大。1838年我开始在牛汝莪种植园试用这种肥料，对十年树龄的树进行施肥，不与土混合，每棵树施大约12伽特（garton），撒在树根处。效果却令人不满意，用于试验的这些树或多或少受损了，有些甚至死掉了。这之后，我中断了试验若干年，但我持有一半股份的另一个种植园（位于峇都兰章山）的那位中国经理在1839年向我推荐新法，于是，我允许他在牛汝莪种植园对一些九岁树龄的树进行试验。他于是开始试验，围绕树根挖出一条18英寸长的深沟，先用地表土混合着草垫底，然后在上面撒上16伽特的未混合的鸟粪，结果令人振奋，于是这种施肥方法被扩大到牛汝莪种植园的那些就大小和树龄而言我认为最有产量的树，而且除了鸟粪就不再施别的肥料，这样就可以把产量增加归功于这种肥料。（Forbes S.Brown, “Mermoranden”,The Gardeners’ 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 Gazette for 1845, London: published fortheProprietors, 1845, p.582）

这位“中国经理”后来就受聘开始管理布朗的牛汝莪种植园了，以自己出色的林业技术让牛汝莪种植园获得了大发展，成为当时槟榔屿最成功的种植园。这或许也是布朗格外照顾辜紫云一家的原因。辜紫云何时结婚，所娶何人，传闻虽多(如“英妇”“葡萄牙女人”之类)，但未见史料记载。1845年他的长子辜鸿德出生，1857年次子辜鸿铭出生。辜紫云死于1867年槟榔屿华人帮会骚乱期间（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死与这场骚乱有关），此后，布朗承担起了养父的责任。在辜鸿铭14岁毕业于槟城义学后,布朗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老家——苏格兰爱丁堡，在爱丁堡城外的港口城市利斯高中（The Leith High School）就学。辜鸿铭1873年底考入爱丁堡大学后不久，布朗带着妻子及两个女儿从爱丁堡返回槟榔屿，1875年5月26日病逝。1875年5月30日槟榔屿英文报纸《槟城日报》刊登了布朗葬礼的情形：“我们在此宣布福布斯·司各特·布朗先生于星期四逝世的噩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沉痛的职责。他的去世是槟榔屿不可弥补的损失。眼下槟榔屿正在悲悼它失去了它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袖。昨天海滩路所有商行均闭门歇业，领事馆顶上的旗帜以及港口里不同国家的旗帜均下半旗向这位可敬的已故绅士致意。槟榔屿共同体所有阶层的人们参加了昨晚举行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