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星行崛起26年：奔驰和马来西亚两大富豪恩怨缠绕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周远征重庆报道

1993年，香港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

某日，一位导演寂寞难耐，深夜看电视重播旧片，发现九广铁路广告出现以下诡异的画面：几位小朋友肩搭肩玩火车游戏，队伍中最后多了一人。那一年，深夜的香港地铁似乎都充满了诡异的气氛。到了6月，beyong乐队主唱黄家驹也因病离世。伤感的情绪在那一代的香港年轻人心中流淌。

有死亦有生，这一年香港的公司注册里，出现了多家利星行开头的公司。《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查阅近百家与利星行有关联的公司发现，1992年亦有利星行开头的公司设立，但是大量的利星行系公司设立则是在1993年。而且，这一年利星行在内地设立了第一家公司。

此次，西安利之星事件中的幕后主角正是利星行。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2日,持股75%的第一大股东中星集团有限公司系利星行集团旗下企业。利星行还通过INSIGHT LEGEND LIMITED持有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公司25%股权。而在

利星行系列公司，早期公司英文名里是粤语发音“LEI SHING HONG”。《等深线》记者调查发现，利星行其实有两位创始人，均为马来西亚的富商。两位创始人或许想不到，26年后利星行因为一个美丽的西安女子坐在奔驰CLS引擎盖上哭，让利星行和奔驰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利星行系到底是怎样实现了崛起，除了目前广为人知的刘氏家族之外，还有什么神秘力量助推呢？

两大“教父”聚首

“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下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这是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拒绝《远东经济评论》记者采访的一份信。东南亚隐秘与权贵盘根错节的富豪们亦被称为“教父”。

利星行的诞生，即与马来西亚两位低调的“教父”相关。多年前，奔驰与利星行之间的缠斗将其中一位“教父”推上了前台。重庆某汽车经销商集团高层对《等深线》记者表示，前些年，奔驰与利星行一直都在斗，后来北京奔驰也卷入展团，直到这几年才稍微平静一些。争斗激烈时，曾经意气风发北京奔驰某高层也黯然离去。

祖籍潮汕的刘禹策正是这些牌局后的“教父”。刘禹策又名刘楚群（英文名：LAU Yu Chak），系马来西亚已故富商刘玉波的侄子。潮汕人刘玉波是在1936年前往马来西亚，一路打拼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木材大王。由于木材行业和种植园的需求，刘玉波旗下企业成为了奔驰商用车的重要客户。据说，上世纪60年代，刘玉波扩大木材和种植园时，曾一次订购数百台奔驰商用车。至此之后，奔驰高层与刘玉波家族形成了良好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刘玉波拿下了台湾地区奔驰的代理权，并展开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拓展。上世纪80年代，刘玉波家族获得了中国大陆独家代理权。

《等深线》记者从马来西亚一位人士处了解到，刘玉波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名叫Vivian Liew Soong Cheng，因此家族事业并没有传给女儿，而是让很早就参与到家族事务的侄子刘禹策继承了家族产业。这位人士透露，刘氏家族并不像近些年高调行事的刘特佐那样，而是非常低调。然而，再低调也往往会因为各种利益的争斗走到前台。刘禹策在与奔驰的争斗中，其信息也有意无意中被披露。

另一个堪与刘氏家族实力相当的马来西亚木材大王却隐匿在身后。《等深线》记者查阅到的文件显示，马来西亚富豪丘德星与刘禹策在1993年8月12日共同成立了中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公司名为北星汽车有限公司）。

中星集团有限公司正是此次西安奔驰事件涉及的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占西安利之星75%的股权，也是利星行体系下的一个公司。成立之初，股东只有两个，即刘禹策和丘德星自然人股东，当时已发行股份为1000港元，丘德星持股690港元，刘禹策为310港元。

根据截至2018年9月12日的周年申报表，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已发行总股份为2000万港元，股东为利星行汽车（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包括颜健生（利星行集团总经理）、刘国廷（曾担任利星行宝汇保险代理公司董事）。

筛查中星集团有限公司逐年的周年申报表和历次董事变更等信息，丘德星直到1998年才从中星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名单中消失。1998年之后，他并未从利星行系彻底消失，他和刘氏家族还共同出现在曾经于香港上市的利星行有限公司（2008年3月退市前，股票代码 000238.HK）中。

利星行有限公司2007年11月29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丘德星通过旗下三家公司持有利星行有限公司25.86%的股份，刘玉波家族共持有62.53%的股份。利星行有限公司成立于1972年，原名利文投资有限公司。初期刘玉波和丘德星并没有介入，而是香港的两个早期富商——刘志文和叶文山。已故香港富商霍英东筹建香港地产商会之时，会聚了郑裕彤等69名香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刘志文和叶文山亦在其中。

《等深线》记者了解到，丘德星（YAW TECK SENG）与其子丘志明（YAW CHEE MING）位列马来西亚富豪榜22位，资产8.5亿美元。丘德星起家是在马来西亚沙捞越（今砂拉越州），与刘禹策的叔叔刘玉波起家的沙巴州相邻。丘德星旗下产业包括林业、棕榈油、房地产。其中林业是丘德星起家法宝，旗下的三木集团在全球拥有6000万亩林地。丘德星旗下的三林环球（03938.HK）曾经在港交所上市，后退市。

近年来，丘德星家族在全球的发展也颇为顺畅。丘德星之子丘志肖（YAW CHEE SIEW）旗下的Otto Marine公司在新加坡上市。2018年，丘志肖以3.85亿美元身家位列新加坡富豪榜22位。今年春节期间，砂拉越州（Negeri Sarawak）元首亦率政府高层前往丘德星家拜年，并参观其规模庞大的庭院。

低调的两位马来西亚“教父”走到一起来的原因，尚不得而知。除了均是林业大亨之外，马来西亚华人富豪之间共同的圈子也是能够抱团的重要原因。此外，奔驰汽车销售的丰厚利润也让两位“教父”赚得盆满钵满。根据利星行有限公司2007年半年报公布的信息，2007年上半年毛利就高达11.58亿港元。

奔驰与利星行恩怨情仇

利之星与奔驰的关系，随着这次的西安事件，又要经历一次挑战。

昔日，不管争得多么厉害，最终床下打架床头合。奔驰与利星行的结缘故事，有许多种版本。然而，数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氏家族与奔驰形成合作关系，抓住了亚洲发展机遇期，实现了奔驰在这些区域的快速突破。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刺激了奔驰借助刘氏家族的力量快速拓展。

相对于日系车企，德系车企对于市场拓展看似死板，但是又不缺乏灵活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内地选择了以香港为跳板，包括瑞典的全球著名轴承企业SKF也是先在香港设立销售公司再图中国内地市场。中国香港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港口物流优势之外，还拥有大量与西方世界和中国内地都保持了密切联系的富豪。这类富豪以及东南亚的富豪被《亚洲教父》作者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 称为“教父”。他们拥有精明的头脑、娴熟的商业技巧，并能灵活周旋于政府和权贵之间。

获得奔驰的信任和支持后，刘氏家族在80年代获得中国内地奔驰独家代理权，越做越大。其架构也逐步进行了调整，在香港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利星行体系。《等深线》记者以利星行集团实际控制人刘禹策和利星行集团总经理颜健生进行筛查，两人分别在近百家香港公司中担任股东或董事，二人在18家以“利星行”开头的公司（部分已注销）中担任董事或股东。而在利星行之外，刘禹策和颜健生均曾在中星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内地工商档案信息中，成立于2005年9月23日的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由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戴姆勒股份公司（戴姆勒与奔驰于20世纪早期合并，旗下主要品牌为梅赛德斯-奔驰）、INSIGHT LEGEND LIMITED等三家法人股东构成。媒体近期的报道中，将INSIGHT LEGEND LIMITED（中文名为：名驰有限公司）视为利星行系公司。

《等深线》记者调阅香港公司注册处相关公司信息发现，INSIGHT LEGEND LIMITED注册时间为2005年3月4日，系在萨摩亚群岛成立的Harefield Limited实际出资1港元设立。2005年5月10日，Harefield Limited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利星行汽车有限公司。根据2018年周年报，利星行汽车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金为2.2亿港元，股东为利星行有限公司。

已经于2008年私有化退市的利星行有限公司，目前的股东架构颇为复杂，有12家法人公司股东，注册资本金超过50亿港元。比对相关公司发现，丘德星曾经控制的2家公司亦在其中。相关公司中，还有没有戴姆勒股份公司的股份？《等深线》记者筛查相关资料后发现，这12家公司中大部分疑系离岸注册公司，暂无法穿透股权。

2017年，戴姆勒股份公司（Daimler AG）入股了利星行汽车国际有限公司，持股15%。利星行汽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变更书显示，戴姆勒股份公司是在2017年5月22日完成了此番入股，获得了配发的1125万股，每股价格227.44港元。简单计算，彼时戴姆勒股份公司共付出了25.587亿港元。目前，利星行汽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构成中，利星行汽车有限公司持有6375万股，戴姆勒股份持有1125万股。

而在利星行打头的公司之外，利星行系与戴姆勒-奔驰的合作隐藏得极深。《等深线》记者发现，注册于香港的梅赛德斯-奔驰财务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股东有戴姆勒股份公司、Apac Investment Limited、Mercedes-Benz asia GmbH，各持股98100000股、32700000股、32700000股，股份比为60%∶20%∶20%。董事名单中，除了戴姆勒股份公司的高管之外，利星行系的核心人物刘禹策和颜健生均在其中。Apac Investment Limited创立于1995年3月，曾用中文名福驰汽车有限公司。利星行系公司中，早期的一些公司中文名中均出现了“驰”，不仅有“名驰”，还有“福驰”等。Apac Investment Limited股东为利星行融资有限公司，董事亦出现了颜健生。

不难发现，奔驰与利星行已经在香港的这些公司中深度融合，“剪不断，理还乱”。

利星行上市或遇阻

今年4月16日深夜，西安女子与奔驰达成了和解，奔驰将为该女子补办一场农历生日宴。

长期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亦曾在跨国车企工作过的刘先生对于此次奔驰西安事件颇为关注，素喜研究“奇门遁甲”的他认为，1989年出生的己巳蛇，辰月生日，年月支带巳辰，都是厉害的角色，只是正冲太岁，情绪容易波动，木星相位磁场最强烈，正值她30岁龙月生日，黄道十二宫正位。

无疑，未来这场奔驰操盘的农历生日宴会，会让许多“吃瓜群众”关注。但是，对于奔驰和利星行而言这是一场重大危机，更多的变数还在发酵中。

2008年3月，彼时市值高达14亿美元的利星行有限公司退市，退市时每股回购价格高达10港元，远高于2007年其意欲回购股份时公布的回购价。退市后，利星行未再入资本市场。2017年，戴姆勒股份公司入股利星行系旗下的利星行汽车国际有限公司后，引发了各种联想。

2018年伊始，涉及利星行期望二度上市的消息在香港资本圈疯传。消息人士披露，利星行意欲二度在港上市，计划募集8亿美元（彼时约合62.6亿港元）。相关媒体还言之咄咄，利星行已经与投行进行了接洽，最快会在2018年下半年上市。当然，这一消息未得到利星行方面的证实。《等深线》记者与利星行系多家公司进行了联系，未能获得进一步的回复。如今的风雨下，利星行上市之路注定会变得更加艰难。

上市或遇阻之外，利星行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4月16日，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发布第二份声明：将对涉事相关经销商的经营合规性展开调查。结果明确前，该授权店的销售运营将暂停，立即执行；如调查结果显示相关经销商的销售行为存在不合法不合规的经营行为，其销售运营授权将被终止。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倪恺（Nicholas Speeks）亦在当日进行了公开道歉，并表示：“换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更换发动机。”

虽然奔驰与利星行的关系不是刘强东与他的兄弟们的关系，但这似乎已是挥刀断臂的节奏。这几天正是《权力的游戏》最终季，临冬城的终极大战，没有一个人不是踏着灰烬而来。

截至记者发稿，利星行总部高层并未直接回应这起或许将改变利星行命运的事件。根据利星行公开的资料显示，利星行作为梅赛德斯-奔驰经销商及旗下其他业务，不断壮大发展。

目前，利星行在全球聘用超过26000名员工，业务覆盖11个市场130多个城市，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及德国。利星行也是世界最大的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及卡特彼勒液压挖掘机经销商。此外，利星行还投资及开发高端商业零售物业，从事各种大宗商品贸易，并为客户提供定制的专属金融服务。而在戴姆勒直接入股的利星行汽车国际有限公司，利星行有限公司的汽车分部成立于1993年，主要从事高端汽车批发及零售（其中尤以零售为主），网罗戴姆勒、保时捷、兰博基尼等世界知名品牌，汽车业务已在中国大陆、德国、柬埔寨、韩国、中国台湾、英国、澳大利亚7个市场布局。据悉，利星行汽车国际有限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为1260亿港元，年销售新车25万辆，员工超过2.2万人。2017年度，中国大陆市场，利星行销售新车达到了18.2万辆，超过146个销售网点，员工超过1.6万人。

这次事件发酵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无疑会给利星行在中国大陆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资深汽车人士段旭对《等深线》记者表示，奔驰这几年都是产品大年，新产品速度和产品力快速超越宝马和奥迪，所以市场表现一路上扬，经销商借势躺着赚钱，在丰厚利润的温床上经销商逐渐丧失了创新和市场开拓以及服务能力，从上到下都是高高在上的傲慢情绪，西安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

曾经紧密抱团的奔驰，又能独善其身吗？对于领跑豪华车市场的奔驰而言，不但在上海车展期间成为最大的关注点，也为其未来在豪华车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2016年～2018年，三年时间里奔驰发展势头迅猛，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不可否认，奔驰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利星行的助力。然而，市场快速发展遗留的问题，使奔驰在华发展问题重重。段旭认为，奔驰在中国布局的营销体系，利益错综复杂，分而不和，寡头经销商体系形成后，管理混乱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著名汽车分析师、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前首席分析师贾新光亦认为，奔驰在中国的销售体系一直不像其它家已经弄顺畅了，这件事情之后，还会有巨大的利益博弈。

此外，奔驰方面批评销售体系之时，亦有不少人士质疑奔驰是在“甩锅”。事实上，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操作也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就那么规范。戴姆勒股份公司就曾经陷入了一桩影响颇大的贿赂案。2010年，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文件显示，戴姆勒涉及的贿赂包括：至少300万欧元（约合400万美元）贿赂俄罗斯官员，以确保获得价值6460万欧元的销售合同；大约417.39万欧元行贿中国政府官员，包括佣金、礼物和旅游度假等。据悉，这些行贿，通过由戴姆勒销售部门高层控制下的“第三方账户”进行转账行贿，或者通过虚报价格、假借第三方中介名义行贿，同时以“特别折扣”“佣金”“必要支出”等名称来掩人耳目。涉及国家包括埃及、中国、俄罗斯等22个国家。涉及的中国企业包括了中石化、中石油等央企。

这些年，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不规范并非孤例。《等深线》记者亦在调查一系列腐败案件中了解到，跨国企业为了拓展中国市场，一方面借助诸如华人“教父”和特殊能量人员的资源之外，一些企业也经常采取为一些部委官员的子女留学提供海外指定奖学金进行变相行贿。中国市场不断变得庞大的过程中，各种行贿的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变化。公开信息显示，包括沃尔玛、朗讯、百事可乐、西门子、德普等知名跨国企业均在中国染指商业贿赂。

西安事件随着和解会进入尾声，“七天效应”也似乎会再度展示魔力。然而，此次事件带给汽车行业的冲击或许将在今后的时间里显露出来。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浩律师认为，从法律层面来说，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汽车企业和销售商家违法成本过低；从经济层面而言，汽车销售大幅下滑，如果去掉备受质疑的金融服务费、保险等盈利点，没有找到新的盈利点，类似于西安事件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事情可能是个拐点，如果这些都取消了，经销商怎么能够活下去，厂家怎么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整个行业的盈利模式需要发生变化。”重庆某汽车经销商集团高层表示，“但是，无论如何今后都应该更尊重客户的选择。”

贾新光认为：“中国对于缺陷车的处理，应该学习美国，出故障的新车就应该退回厂家，这种车在美国称为‘柠檬车’，每年大约占3%的新车销售比例，‘柠檬车’只能进入二手车市场，同时消费者遇到问题之后，应该得到更快速的处理，而不是让消费咽下这颗酸涩的‘柠檬’。”

（《等深线》记者王迎春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孟庆伟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