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

今年是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诞辰400周年。王夫之，晚年居衡阳石船山，时人又称船山先生，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精神的剪影，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王夫之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近代以来，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对后辈学人影响极大，今天对我们治国理政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衡阳县金兰乡高节里，距离湘西草堂四公里，有一座孤独了千万年的山——大罗山。此山荒凉凋敝，良禽过而不栖，山头巨石阴沉黄褐，其状如船，当地人叫它“石船山”。虎形山梁上，与孤山作伴的，还有一座孤独的坟茔。坟茔两边的石柱上刻着两副对联，其中一副写道：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

远古的风，像一把无情的利刃，挑落了时间的面纱，还原了历史的嶙峋真相，更剥落出岁月的铮铮铁骨。

王夫之，字而农，小字三三，号姜斋，亦号南岳卖姜翁。

王夫之，1619年生于衡州府衡阳县，1692年逝于衡州府衡阳县。

1690年的一天，斜阳如血，清癯的王夫之伫立在湘西草堂前，面对着石船山，久久地与之对视。四野里，衰草连天，乱石穿空，荆棘丛生。冷冷的秋风掠过他寒瘦的面颊，将他的长衫吹得啪啪作响。

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叶衰柳。

这是王夫之写于暮年的一句词。而这，何尝不是他生命的写照？

他缓缓地转过身，走进湘西草堂，挥毫写下：“船山者即吾山”，光影淋漓，墨汁淋漓，心迹淋漓。王夫之自忖去日无多，早已为自己作下墓志铭。这篇短文通篇只有144个字，序和铭都极其简短，但真情澎湃、真气四溢，船山风格如在眼前，船山风骨跃然纸上。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自为铭曰：

拘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戊申纪元后三百十有年月日男勒石。

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

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甲申之年，国家罹难，此时四十多年过去了。可是，时间怎能抹去椎心泣血的哀伤？又怎能消磨不屈不挠的傲骨？

王夫之将他的一腔热血倾洒在这篇墓志铭里。他念念不忘自己作为“明遗臣”，“抱刘越石之孤愤”，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未完成复国大志的悲壮。他特别告诫儿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王夫之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以明心迹。

两年后的2月18日，王夫之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

今天回溯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2月18日这天，是很多历史上重要人物驾鹤西归的日子。在东方，最有名的是1294年2月18日病逝的元朝开国皇帝、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西方，最有名的是1405年2月18日辞世的帖木儿大帝，被西方人称为世界征服者。英国诗人、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曾以帖木儿大帝为主题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剧作。

相比之下，1692年2月18日——清康熙三十一年，湘西草堂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走得异常孤独。破旧的病榻上，他永远闭上了眼睛。新年的华幕才刚刚拉开，草堂里凝滞的空气、墙角悬挂的蛛网、砚台里枯涩的墨汁，以及那如狂蛇般日夜奔走不息的毛笔，陡然静止。

日历永远停留在这一刻，2月18日，正月初二，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正如王夫之在他自撰的墓志铭中所写，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此时，明王朝已经消亡近半个世纪，在已经剃发易服多年的清朝，王夫之落葬时依旧身着明王朝的衣冠。他走的何等孤独，何等落寞，何等凄凉。就是在这最后的孤独、落寞、凄凉里，他怀抱着对旧国的思念，依依不舍地辞别了人间。

王夫之终身没有剃发。生逢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抉择。他历尽忧患，孤心独抱，担当大义，舍身赴难。如果要用一句话概说他的人生，那就是一生寻梦，卓绝奋斗。

谁也不曾料想，就是这个孤独、落寞、凄凉的老者，在两个多世纪后，却在中国闹出了天大的动静，他遗留下的“船山思想”，仿佛一桶滚热的油，在华夏大地上，掀起此起彼伏的革命烈火，那个他一生不肯承认且最终落后挨打的清王朝，终于在这滚滚洪流里灭亡。以至于，诸多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异口同声地说道：这个在湘西草堂守望中原、瞭望未来的船山先生，就是二百年后选择用思想作武器去战斗的我们、你们、他们。

晚清思想家郭嵩焘对王夫之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训诂笺注，六经于易犹专，

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

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王夫之，中华民族历史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思想史上重量级的巨匠。正是因为有了他，中华民族得以构筑起共同的精神家园。

1644年，是一个闰年，也是一个猴年。

这一年正值大明、大清、大顺、大西四个政权交替，年号有点复杂：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大西朝大顺元年，算上黄帝纪年，或许还可以加上黄历四三四二年。

这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五。崇祯起得比平日更早，匆匆洗漱完毕，穿着带有补丁的龙袍走出寝殿。早朝的钟声骤然响起，在肃穆的紫禁城上空飘荡，手执金吾的礼官缓缓走进太和殿，朝臣依次列班入朝。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距离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走上煤山仅剩111天了。而崇祯，是否已有预感？刚刚，他请人扶乩，乩笔飞动，写下令他瞠目结舌的乩语：“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曾为崇祯辩护说，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或许是个例外，他博得的更多是后人的同情。

清军入京后，以礼改葬于明十三陵中的思陵，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即位，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万历、天启两代留给崇祯的确实是一个烂摊子。是啊，亡国的气数早已显露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到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七十年间，全国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便有数十起，当时的学者吕坤在《去伪斋文集》中描绘：“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绵延近三个世纪的大明王朝此时内部已腐败不堪，奸党当权，官僚腐败，军心涣散，民不聊生，家族利益绑架国家发展，东北边患又早已养成，清朝张廷玉在《明史》中写道：“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崇祯纵有天纵之才，却无回天之力。带领大顺军攻克北京、入住紫禁城的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坦诚地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整个国家，恍如一个抽离了筋骨的皮囊，羸弱，涣散，撕裂。有明一朝的体制机制的弊端开始在这个时候显现：重文抑武，导致兵力衰弱、军备松弛；思想禁锢，带来道德沉沦，礼崩乐坏；经济凋敞，带来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假如时间也有颜色，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一定被标记为黑色；假如时间也有高度，这一年，一定是一条深沉于地底的沟壑，它将中国历史断然割裂。这一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张献忠成都称帝，清军铁骑入关这一系列事变，后世称为“甲申之变”，王夫之却称其为“甲申国难”。李自成大顺军在1644年入主北京，大清入主中原，曾在全国各地遭到了汉族等各族人民的武装抵抗，清军为报复汉人的反抗，发生过多次屠杀抗清军民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惨杀。除此之外，清军还曾经在广州、赣州、湘潭、大同、四川、南雄、潮州等地进行大规模的屠城。连年的战争、瘟疫、饥荒、灾害，中国人口剧烈崩塌，最悲观的推测认为，明清迭代之际，全国人口消失了40%，从一亿两千万人锐减到七千万人。

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灾难到来之际，王夫之不满二十五岁。

在这之前的王夫之，生活是简单的、纯净的、快乐的、充实的。他的父亲王朝聘毕业于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王夫之之所以聪颖过人，与父亲的遗传不无关系。三岁起，他就和长兄王介之一起学习十三经，历时三年。父亲南归时，他才九岁，便随父学习经义。四年之后，王夫之应科举，高中秀才。随后，又两次与其兄一道应考，虽未得中，但却饱读诗书。1637年，17岁的王夫之与16岁的陶氏成婚。次年，离开家乡，负笈长沙，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吴道行，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

今天的岳麓书院，依然绿荫蔽日，书声朗朗，我们不难想象四百多年前“会讲”的盛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其时，张南轩得五峰先生之真传，让思想与学问冲决了科场应试的形格势禁，开创出“传道济民”的雄健气象。远在福建的朱熹从武夷山起程，来到岳麓山下、湘水之滨。“朱张”曾就《中庸》展开会讲，历时两个多月，思想的余音，绕梁不绝。四方士子莫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岁的王夫之沐浴着圣贤的光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这里，他读周易老庄，孔孟程朱，读《春秋》经史，思想贯穿于秦汉与唐宋，精神悠游于儒、道、释之间。他以经史为食粮，却又从不止于经史的疏笺。他喜欢与古人神交，与历史对谈。从那时起，湖湘学派所特有的原道精神和济世品格，恰如一枚饱满的精神种子，洒在王夫之朝气蓬勃的岁月里。

岳麓书院如同王夫之的一个生命驿站。他从这里出发，同当时的年轻学子一样，试图奔向科举考试之途，却奔向了中国文化的巅峰。

1639年，其兄中副榜。是年，他与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发起组织“匡社”。四年之后，湖广提学岁试衡州，王夫之被列为一等。那年，他23岁。此后，他又以《春秋》第一的成绩，中了湖广乡试第五名。而在这次科考中，长兄王介之也高中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亦都榜上有名。

1642年，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也中举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皆中举。秋，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读书时光啊！王夫之常常回忆自己这段倥偬而逝的青春岁月，明如山间新月，静如涧外幽兰。令天下士子欣然向往的古老书院，悄然绽放着这些年轻的读书人的灿烂青春。

然而，厄运开始了。1643年，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北上参加会试，因李自成军克承天，张献忠军攻陷蕲水，道路被阻，王夫之兄弟自南昌而返。

几乎是一夜之间，杀人如麻的张献忠所部攻克了王夫之的家乡衡州。烧杀掳抢，杀声四起；鸡飞狗跳，尸横遍野。原本安稳的土地，顿时笼罩着血腥与惊恐。村庄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那昏弱的灯火，如同凄迷的眼睛。国家罹难，百姓何安？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成了急风骤雨里的一片片落叶。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原本一介书生，此时却成为张献忠手里的人质。命入虎口，生死一焉线，王夫之与长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自己刺伤面孔，敷以毒药，乔装为伤员，命人抬入敌阵。凭着智慧，王夫之终于救出父亲，趁着月黑风高，父子逃至南岳莲花峰下，藏匿在黑沙潭畔。

天下已然大乱，被切断的不仅仅是北上的交通，还有平静的生活、浪漫的梦想。

王夫之用饱蘸血泪的笔墨写道：

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

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其实，厄运早就悄悄地埋下了伏笔，然而，大地震之前的信号，却常常为歌舞升平的人们所忽视。遥远而寒冷的北方，一群“金”完颜阿骨打的后裔在长白山东翼发展壮大。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婴儿出生。1584年，万历十二年，26岁的努尔哈赤开始了对整个东北和北方的征伐掠夺。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国“后金”。1636年，崇祯九年，后金成长为一个崭新的、誓死想吞并大明王朝的清朝。

此时，距1644年，只有八年时间。

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

王夫之，找到了他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卓绝的梦想——匡扶正义，奋斗救国。

泣血的残阳，摇晃的宫阙，崩裂的山川。

三百年来的体制机制弊端，让大明王朝负重累累，而此时，朝野之间的离心离德，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自成进京，昨日还在朝廷里纵论剿匪的大明王朝文官们，转身便脱下朝服，跪伏于皇宫的道旁；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大明王朝的遗老遗少再一次脱下汉服，再一次跪迎原地。

面对一个个低下的头颅，王夫之坚定地说，不！

他与父亲躲在南岳莲花峰，哀恸不已，惊慌不已。在哀恸、惊慌中，他们从1644年中秋躲到次年正月。东躲西逃的日子过了多久，大难又一次降临，他的父亲、叔父、叔母、兄长在战乱中悉数遇难。擦干眼泪的王夫之明白，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了。

国恨家仇，在他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火焰。这个曾经迷茫的书生，经过这场家国巨变之后，变成了坚强的战士。两年后的1646年，清兵南下进逼两湖，王夫之只身赴湘阴上书南明监军、湖北巡抚章旷，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矛盾，并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未被采纳。又两年后的1648年，他与同道好友管嗣裘、李国相、夏汝弼一起，募集当地乡勇。然而，这支微小的武装力量，又怎敌清兵的强悍？王夫之等旋即兵败。主事者管嗣裘全家遇难。

金瓯残缺的乱世，到处是贪生怕死、投降变节，到处是党争内讧、抢权夺利。王夫之却不然，他逃往肇庆，辗转至广西梧州。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桂林留守瞿式耜荐王夫之于永历皇帝，永历感慨这一路劳顿的清瘦书生“骨性松坚”。板荡时节的忠臣义士王夫之怀着慷慨蹈死的信念，同诸多怀抱相同信念的战友一起战斗，在军营里奔波，保家卫国。

然而，守着大明的残山剩水，南国瘴气带给他的是更深的失望。纲常不振，人心思变，纵然视死如归，又当如何？又能如何？又该如何？王夫之征战疆场到守护内心，他着汉服，不剃发，头戴斗笠，不顶清朝的天，脚着木屐，不踏清朝的地，以示与清朝“不共戴天”——王夫之能够守护的，只有心底的这点净土了。在这种氛围里，他努力思考何为正义。何为正义？王夫之道：“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他所追求的，是古今之通义。

然而，末世的动荡与威胁，从未给过王夫之生命的平静。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之后，将军李定国曾击败清兵，收复衡阳。他想再邀王夫之出山，以挽南明残局。而此时的王夫之，泪已干，心也冷，他婉言谢绝。于续梦庵隐居两年后，再避难于姜耶山。这里，漫山多为野姜。他就像一个浪人，自命姜翁，以野姜充饥。此后，他再度隐姓埋名，化身为一介瑶民，于兵匪浩劫中逃过一命。

王夫之是多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可环顾周遭，何人可诉衷肠？日日陪伴他的，只有老庄、孔孟、程朱，只有尚书、春秋与周易，只有文明与历史的千百年演绎。1651年，33岁的王夫之回到家乡，辗转流徒，四处隐藏，最后定居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他先住茱萸塘败叶庐，继筑观生居，又于湘水西岸建湘西草堂。1656年，37岁的王夫之于耒阳乡下的兴宁寺里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潜心研索《老子》，日后结集为《老子衍》。五年之后，他重回曲兰乡，筑败叶庐，以读书隐居。在这里，他以为可以找到余生的安宁，哪知道，造化还在弄人。次年，妻子郑氏溘然病逝，经历了太多的死别生离，他老泪纵横，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继《老子衍》之后，王夫之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哪怕饥寒交迫，哪怕生死当前，都不曾有一日改变。他相信历史终将回望，也相信那千年回望里定能看见这未绝的薪火。深沉的忧伤让刚过不惑之年的王夫之早早地出现了白发，呜呼！青山秋缓缓，白发鬓匆匆。

过了知天命之年，王夫之遇到了更大的苦难和动荡。

公元1673年，降清的吴三桂又开始反正，杀死云南巡抚，攻打湖南。旋占衡阳，妄图称帝。吴三桂派人四处搜捕王夫之，以便其用。这对一直心怀天命与大道的王夫之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他宁愿受死，藏身于麋鹿山洞，日日与麋鹿为伍，亦决不屈从。

公元1674年，王夫之再建三间茅草屋，且耕且读。

其时，明清政权交接已历三十年。还有谁知道，在这偏僻的石船山下，一间遮不住瑟瑟寒风的贫寒草屋？还有谁记得，在这青灯黄卷之侧，一个掩卷深思抚案长叹的瘦弱而又坚定的身影？还有谁明白，王夫之字里行间、孜孜矻矻寻找的，是国家兴盛的亘古真理。

日夜不息的湘江，从草屋之西流过，王夫之将草屋命名为“湘西草堂”。

很多年以后，东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称王夫之为十七八世纪与黑格尔齐名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逝世一百年后，黑格尔用鹅毛笔饱蘸墨水，写下了一句至今令我们深思的话：“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在这间寒陋的草屋，王夫之足不出户，却是思想的行者；他蹇蹇匪躬，却是未来的信使；尽管站在黑夜之中，他却用另一种方式，为中华民族仰望星空。

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其党强命王夫之写《劝进表》，遭到愤然拒绝。

他对吴三桂派来的幕僚说：“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事后，逃入深山，仿屈原《九歌》，作《祓禊赋》，抒发自己的感想：“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吾人，蹇谁将兮望春？”对吴三桂极尽蔑视。1689年，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此时的王夫之已年逾六旬，身患病重，饥寒交迫，但仍不欲违素心，他写了一封信，婉拒米币，以明心迹，自署南岳遗民。在信中，他写了一副对联，有意以“明”“清”两字嵌入：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难得的是，除了打仗，他也没有放下笔，很多南明王朝的历史真相，都在他的书中有完整的记录，那虽然悲情失败，却始终不屈不挠抵抗的南明历史，因为他，才不曾被清朝御用文人们抹黑。早在康熙元年，当永历皇帝殉国的消息传来时，深感希望破灭的王夫之悲愤难忍，留下了诸多诗篇。国破家亡，书生无能，他却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来拯救、去坚持。

咏史已惊开竹素，挑灯无事话沧桑。他开始隐居在湘西草堂，埋头于经济学问之中，这位科举的多年失败者，矢志不移的抗清志士，终于找到了走向未来的最佳路向。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重新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正因他身世坎坷，扎根底层，所以他看到了时间之外的历史真相，那蛰伏于平静的水面下的湍急细流，那隐藏在繁华背后的人性的丑恶、制度的弊端，他比好些人都看得深刻，看得明白。

可是，他真的老了，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白发稀疏，瘦骨嶙峋，连他的儿子都说他“迄予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他一边咳喘，一边叹息：“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这年五月，他仿照杜甫的《八哀诗》写下《广哀诗》十九首，以悼念他的十九个故去的朋友：他一直追随的前辈瞿式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管嗣裘，他衷心敬佩的学者方以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追求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谁信碧云深处，夕阳仍在天涯？

病中的王夫之，即便“药炉烟逼珠丝重，消受蛇眉老病翁”，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王夫之后半生四十余年中，著述百余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学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70种，324卷。每一本，都是一声追问，一道印痕，一段坚忍卓绝的生命。

1689年，王夫之已是古稀之年，他听力渐渐丧失，甚至连草堂外面的杜鹃啼鸣也听不到了。然而，他存心如昔，依然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笔耕不辍。1691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完成生命最后的思想典籍：《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从37岁回乡到73岁辞世，近四十年时光，王夫之由青年而壮岁而老年，人生由清晨到正午到黄昏，他的生活里，变得简单、干净、从容，不再有享乐、欢娱、交游、饮酒、酬唱，他余生的全部岁月，只有一件事，只做一件事，著书。生活中的王夫之是寂寞的，文字里的王夫之却未曾寂寞。他在与历史中溯游的时候，也在与未来对望。这些数百万字的巨著，凝集着王夫之一生的思考和心血，他一直写到生命最后时刻，终于在临终前完成定稿。这些著作坐集千古之智，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包括了中国历史的教训和反思，更包含着中国政治文明未来走向的预言。

翻开这厚重的书卷，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句石破天惊的呐喊，在王夫之辞世的二百五十年后，震惊了在外忧内患、丧权辱国中苦苦思考的中国人：

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王夫之的心中，生长着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是王朝中国，一个中国是文化中国。王夫之认为，王朝中国是一姓之私，代兴代废。唯有文化中国，从炎黄至今，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只要守住中国文化，捍卫了中国文化价值，中国就永远不会败亡。

王夫之的文化中国，有着丰富的涵义——追溯中国文化的本真本源，寻找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并最终以中国文化推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中国。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历史一个宏大的主题。中国士大夫从来都有着家国情怀，家亦是国，国亦是家，难得的是，王夫之从理论高度定义了国家立场，总结和开掘了传统爱国主义，让这种情感具有了现代精神。

1656年冬，38岁的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这一年，他创作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黄书》。

所谓《黄书》，顾名思义，是关于黄帝文明的书。王夫之忠君爱国，泣血扶倾，坎坷从政失败后，在流亡湘南期间，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明亡的原因，探求中国的兴盛之道。他在《黄书》中写道：“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王夫子倡言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去强盛中国，华夏民族便可以永固于天下。王夫之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贯穿于一生的追求。他断言：“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

看透了明、清两朝的积弊，在主权危机、民族灾难、国家危亡、人民流离的背景下，王夫之向往一个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的世界。“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他在《尚书引义》中写道。新旧事物变相更替，事物每天都在新生变化之中，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是世界的发展规律。他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在选贤用人方面，“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在文化建设上，“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躬行实践，知行统一。王夫之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大百科书式的思想家、哲学家，不论是面对战争还是灾难，不论是遭遇绝望还是悲伤，不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他都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抱无限的生机。他以前无古人的卓识和担当，以“埋心不死留春色”的奋斗、“残灯绝笔尚峥嵘”的理想、“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留千古半分忠义”的精神，坚守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捍卫了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埋下了伟大复兴的燎原火种，这正是他超越以往思想家、哲学家的地方。

中华自强，民族复兴——《黄书》是王夫之的政治宣言书，何尝不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启蒙书？以船山学院为中心，一代又一代湖南人率先推举王夫之为精神领袖。在船山精神这块思想高地上，陶澍、邓显鹤、魏源、唐鉴、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龙璋、禹之谟、刘人熙、杨昌济……世代相济，血脉相承，他们前赴后继地将王夫之的思想发扬光大，让船山精神薪火相传。这是怎样忠芥耿直的血性，这是何等气势磅礴的力量，这是多么光彩动人的篇章！不能不让人陡然想起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那无限感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王夫之故去两个世纪后，晚清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谭嗣同将他对王夫之的由衷敬佩写进一首诗里：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这位戊戌变法的斗士，是在王夫之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走向革命之路。他服膺并信仰王夫之，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凛然地走向断头台，以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的英烈之士。

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郭嵩焘对王夫之极为赞赏，他晚年家居时在长沙组织对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的祭祀和演讲，而且“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

王夫之在《黄书》所宣示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以王夫之名义迅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尊黄大潮。推动社会进步、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代大儒王夫之，由此被人们称为“近现代精神领袖”。

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王夫之命名的船山书院在衡州落成，知府窦世德聘请湘学泰斗王闿运担任船山书院山长。清代学者刘献廷称赞：“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中评价：“独先生深闭固藏，追焉无与。”梁启超说：“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911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宣言宣示，以史可法、黄道周、倪元璐、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领袖。“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人而已。辛亥革命成功后，

1915年，谭嗣同的老师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等在长沙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后改为《船山学刊》）。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

不愿成佛，愿见船山——这是人们对王夫之的最高评价。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景仰王船山。杨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进步青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毛泽东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这些进步的种子，如星火燎原般，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毛泽东到达延安后，开始从理论上探寻中国革命成功之道，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两论”时，毛泽东曾写信给长沙师友，请其找寻王夫之的哲学著作。毛泽东的成功，根本一条就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播种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其中也有船山思想的无形影响。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称赞王船山“开一代风气之先”，“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数次亲笔题写“船山学社”。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先生称王夫之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现代新儒家代表熊十力也认为：“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大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

门外黄鹂啼碧草，他生杜宇唤春归。

王夫之一生贫困潦倒，甚至书籍纸笔多用故旧门生的旧账簿之类，然而，他死后，却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今天，王夫之的学术资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成立专门机构聘请专家学者研究王夫之思想，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有王夫之论著、诗文译本。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王夫之可以说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有四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

王夫之——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