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李文：日本为何在崛起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

点击上方可订阅关注我们哦！

李文：日本为何在崛起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

作者：李文

来源：黄海学术论坛（2016年第1辑）；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摘要：从明治政府成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措施是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从甲午战争到一战结束，日本积极参与殖民地争夺，使用有限的武力实现了侵略扩张和财富迅速增长的目标，形成主要依靠战争与掠夺跻身列强行列的军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到战败，日本妄想独占亚洲，称雄世界，一意孤行地走上了企图单纯依靠暴力征服世界的法西斯主义道路。日本在崛起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是其本身在政治、社会结构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一客观现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反映。

一、日本的近代崛起

日本从１８５３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被迫开国开始，通过明治维新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富国强兵，成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到２０世纪初，无论是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日本都已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列宁曾经指出，在维新政府建立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就已经同美国一样，显示出了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特征”。

（一）经济上成为先进工业国。“无论在任何时代，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成为大国的关键因素。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是综合国力得以维系和持续提升的基础。军事力量、科技水平通常与经济实力紧密联系。某一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政治大国的兴衰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日本的近代崛起，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

日本的崛起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情况下进行的。以经济起飞时的有业者的年人均收入为例，日本的指数为１００，美国为６０４，英国为５１６（见表１）。但制度创新和新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３年，日本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３２.２％，而当时主要的西方列强中，英国为３.３％，美国为５％，德国为３.８％。截至１８９０年，日本工业经济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１％，英国则为１.７％，美国为５.２％，法国为２.１％，德国为３.５％。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日本基本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工业资本由１８８４年的５０４万日元激增到１８９３年的７８２５万日元，增长了１４.５倍。可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由农业国向资本主义工业国转型。对此，列宁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日本是一个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日本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实际ＧＮＰ增长了２.２倍，工矿业生产增加３倍以上。１８６０～１９１３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４.１％，１９１３～１９３８年，年均增长率为４.５％，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为最高。１８７０～１９０５年，工业增长率达到１２％，远远高于同期的英国与美国。由于经济增长迅速，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日本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１９１３年的１％上升到１９３７年的４％。日本名义人均ＧＮＰ由１８８５年的２１日元上升到１９１０年的８０日元，增长了２.８倍。

伴随经济的增长，日本的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到１９３０年，在ＧＤＰ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就已经由１８８５年的４５.２％下降到１７.６％，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分别由１４.７％和４０.１％上升到３１.６％和５０.８％。自１８８５年到１９１５年，农业有业者人均ＧＮＰ由８６日元上升到１５６日元（按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约为２％。与农业就业人口相比，非农业就业人口的人均ＧＮＰ在１８８５、１９１５和１９４０年都是农业就业人口人均ＧＮＰ的３～６倍。

（二）军事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时代，决定大国兴衰的首要因素是军事力量。英国、法国依靠军事力量，曾占领了大片殖民地。“在１９世纪中叶的欧洲，重大政治问题一向是依靠武力加以解决的。德意志帝国是在以武力建立的新的国际结构中最强大和最显赫的国家，但所有欧洲国家都得出了结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对它们的民族生存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大力扩充军备。为缩小与西方列强在军力上的差距，在瓜分殖民地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日本政府逐年增加军费开支。据统计，１８９３年以前历年的军费开支分别占岁出总额的２５％至３０％左右。仅在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日本陆军费用增加了４０％以上，海军经费增长了２００％。

在军事工业方面，１８８３年日本开始生产７厘米口径的意大利式野炮、山炮和１２厘米口径的“加农炮”、１５厘米口径的臼炮。到１９世纪末期，日本的军工业已十分发达，１２厘米的榴弹及各种口径的炮弹、弹架、水雷等武器均已实现自造，尤其是舰艇也实现了全钢舰身，自行建造的“高雄”“赤城”“八重山”“大岛”号相继加入海军服役。１８９０年为生产枪炮、舰船服务的重工业工厂已有３８家。由于甲午战争获得的战争赔偿投放了庞大的军费，军事工业出现繁荣景象。１９０６年陆海军兵工厂的职工达到９.３万余人，１９０９年以军事工业为主的企业职工人数已达１５.７万人。

舰艇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钢铁业的发展。自从１８８４年日本田中机械厂接管釜石炼铁厂之后，釜石炼铁厂的生产能力逐年提高，到１８９０年，其产量已超越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格雷戈里铸铁”，到１８９２年，釜石炼铁厂已经成为拥有５个熔炉，１２００名雇员，年产量达６９００吨以上的大型炼铁厂。钢铁铸造业的迅猛发展，为日本军工企业提供丰厚的原料，满足日本扩军备战的战略需要，为通过军事崛起以实现整个国家的崛起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甲午战争之后，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向第九届议会提出了包括大规模扩张军备以及与之密切结合的扶植产业（扩充交通、通信和金融）的岁出总额达１.９亿日元的预算（比上年增加１倍）。陆军方面制定了从１８９６（明治２９）年度起新建步兵６个师团、骑兵２个旅团、炮兵２个旅团，现役兵力比甲午战争当时增加到２倍以上的计划。

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是日本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甲午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剩余舰艇投降日本，包括１艘铁甲舰、３艘巡洋舰、６艘炮舰、２艘练习舰，以及数艘鱼雷艇，吨位高达１.６万余吨，为日本海军在甲午战前总吨位的１／４强。北洋海军的覆没以及巨额赔款直接导致了中国海军事业遭受重创而一蹶不振，而日本却利用这些巨额赔款充实军费，在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立即通过了海军提出的第一期扩充计划（从１８９６年起的七年计划），即建造以战舰为主的５４只舰艇（跨年度费总额９４９７万日元）的方案。海军力量的增强，使日本获得了东亚的制海权。１９０５年，日本又打败俄国，摧毁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进而日本对制海权的控制由东亚延伸到整个亚洲，进入世界海军强国之列。

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五国条约》，规定五国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５∶５∶３∶１.７５∶１.７５。日本一跃升为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

（三）政治上成为世界大国。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挑起日俄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迅猛增长，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甲午中日战争迈出走向大国的第一步，在日俄战争中迈出第二步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步使日本最终成为世界级大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和约》，成立了国际联盟以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在战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战胜国，日本与英、美、法、意等四国一道成为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至此，日本已被公认为世界五强之一，取得世界级政治大国的地位。

二 理念、战略与措施

日本的现代化和产业化是自上而下、自中央而地方推进的。１８６８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瓦解了幕藩制国家，建立了能够领导现代化的天皇制国家，完成新旧政权交替。“推进现代化和产业化的领导者身居中央，靠政治权力引进产业文明并使它扎根于这个社会。”因此，日本领导者持有和采用何种强国理念、战略和措施，对日本国运的兴衰具有决定性影响。

（一）殖产兴业，形成资本主义（１９６８～１８９３）。明治初年，日本领导人认识到日本民族在激烈竞争的殖民时代，要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凌辱，必须脱胎换骨地进行自我更新、富国强兵。在战略选择上，当时高层存在是对外战争优先还是发展经济优先两种主张。１８７３年，持后一种主张的大久保利通集团战胜了主张首先对韩国发动征服战争的西乡隆胜集团，掌握了政府的实际权力。１８７４年，大久保利通正式提出通过“殖产兴业”发展资本主义方略。他指出：“现今各种纠葛渐趋剪除，海内人民安乐太平、各安生业之际，政府官员当为急务者，乃是寻求保护人民实。……何为实耳？财用是也。”强调唯有“劝奖民业，开殖物产”，才能“使国家精神旺盛，使为政之基础坚固”。在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人的支持下，大久保利通政权发起了规模宏大的殖产兴业运动，内容包括：政府接管原由幕藩政府建立和经营的各种兵工厂和矿山企业；由政府直接引进和移植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兴办各种模范工厂和实验场；制定各种企业保护法，建立和发放各种产业助成金和低息贷款，鼓励和扶植民间企业的成长。这些政策措施，使日本得以以较短时间完成产业革命，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二）侵略扩张，转向军国主义（１８９４～１９３０）。日本因国土狭小，一直有把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烈冲动。丰臣秀吉早在１６世纪就曾尝试使用武力征服朝鲜与中国。从甲午战争到一战结束，通过参与殖民地争夺快速发展的想法在日本朝野日益盛行。虽然这一时期战争与掠夺尚未上升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但日本已经开始把自身的富强寄托于对邻近国家、民族掠夺和奴役，侵略扩张已经取代殖产兴业成为基本国策，“每隔十年反复进行一次的对外战争以及在战争间隔中的扩充军备，成了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

１８９４～１９９５年的甲午战争是明治政府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对外战争，战争的胜利对日本的崛起和崛起后走上军国主义具有转折性和决定性意义。巨额战争赔款帮助日本顺利完成了１８９７年１０月开始的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变，从而促进了日本同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贸易，使出口在ＧＮＰ中的比重由５％迅速上升到１５％左右，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飞跃发展的转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以开拓东亚市场，促使纺织工业急速扩张，产量从明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的３６万捆提高到明治三十二（１８９９）的７５万捆，４年之间增长了１倍多。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形成了第二次创业高潮。由于有了巨额赔偿，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日本新增设的计划资本总额，铁路为１亿５８４７万日元，银行为１亿９２１２万日元，其他的诸公司为２亿３４４８万日元。其中尤其以棉纺织业、铁路和银行业投资的增大，带动了企业的全面复兴。从１８９５到１９００年５年间，日本公司新增４６６５家，资金额增加４.７亿日元，其中运输业、金融保险业和纺织业的增幅最大。在日本产业化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八幡制铁所就是主要依靠战争赔偿兴建的。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也为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战争的胜利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非常有利于日本企业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市场和资源，进入中国内地和南洋的市场，对日本重工业、化学工业方面确立大机器生产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此外，日本为防备俄国的报复等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采取了扩充军备的国策，推动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在交通方面，实行了铁路的国有化；在海运方面，明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的轮船总数为５２８艘，１０年后则增到了１３９０艘，增加了１倍多，总吨数也从３６万吨增加到１２６万吨，增加了将近３倍。因此，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明治三十年（１８９７）的出口额为１６０００万日元，明治三十九年（１９０６）则增到４２０００多万日元，同期的进口则从２１０００多万日元增到４１０００多万日元。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出现了经济景气，大量新兴企业涌现，市场繁荣，贸易额增加，特别是以东京、大阪、神户为中心，大批自主生产蒸汽机、内燃机、锅炉等的专门机械厂也发展了起来。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推进了日本企业的集中和垄断。企业的大规模化和资本的集中，很快又使少数大公司在行业内部扩大了垄断的倾向。在纺织行业中，钟纺、东洋纺等公司都是由十几家小公司合并而成的大公司；在人寿保险行业，日本、千代田、明治、第一、帝国等五大公司垄断了全国总保险合同中的大部分；在银行业，有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资本的集中。处于三井财阀控制之下的公司，包括直系和旁系在内，多达１２０家，其资本总额约占全国公司资本额的１５％。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与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紧密结合。获得重大利益的资产阶级开始热衷于对外侵略政策，叫嚷所谓“国旗飘扬的地方，贸易随之”。官僚、军部、政党都开始认识到实行大陆政策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但三国干涉也使他们懂得，不得不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一部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够强大，这种认识与同仇敌忾的精神结合起来，使他们很容易在主要通过战争充实国力问题上达成共识。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获得加入殖民时代国际体系的资质。战争使中日关系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强弱的逆转，日本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中国则沦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此后，日本人全面征服中国的欲望日渐强烈，国内较为普遍地形成了日本是近邻亚洲诸国的支配者的意识。战争胜利，西方国家对日本刮目相看，国际地位获得明显提升。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被迫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是明治政府成立以来一直盘踞在日本人头上的阴影。早在明治元年（１８６８年），日本政府就给各个列强国家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对这些条约加以修订，但由于对方的拒绝一直未能如愿。但自１８９４年开始，明治政府得以通过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的谈判相继废除了这些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废除了治外法权，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平等地位。在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的战争中，日本派出了２２０００名军人，占八国联军的２／３。日本首次以帝国主义国家一员的身份参与了《辛丑条约》讨论和签订过程，其军事实力受到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高度认可。１９０２年１月３０日，日英两国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在英国的支持下，在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０５年间，日本在中国国土上发动了旨在与俄罗斯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战争，并获得胜利。俄国被迫于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签订和约，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并且不得阻碍或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任何措置。从而，１９１０年，日本就名正言顺地完成了对朝鲜半岛的吞并。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西方列强，有效地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三）从军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明治维新时确立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条约改正”等产业化、现代化目标。一战期间，西方列强相互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再次抓住机遇，不仅提高了船舶制造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量，而且还扩大了在亚洲的“生存空间”。即使在３０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战争与掠夺也不是日本的唯一的解救方案。１９３１年１２月高桥是清出任大藏大臣，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使处于萧条之中日本的经济大有起色。１９２９～１９４０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增长率４.７％的速度增加，远远高于同时期的西方经济体，出口量增加了１倍。如果日本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完全能够摆脱危机，使自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得以巩固。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日本领导者非但没有在高桥是清的和平的商业复苏方案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确定新的进取方向，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法西斯军人和军部不断提出的无休无止的侵略要求，采用了主要依靠对外侵略战争度过危机的方案，迈开了走上法西斯主义的脚步。作为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鼓吹天皇和大日本帝国是神圣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意志，每个国民应牺牲自己的性命来维护国家的荣耀，全社会的各种资源都必须由国家统一调度服务于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法西斯主义代表人物大川周明强烈主张日本应实现以尊崇天皇为中心的道义国家，对外进行“世界维新”，“打倒欧美帝国列强，建设东亚新秩序”。另一名法西斯主义的领军人物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宣扬日本的世界使命就是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建立亚洲联盟，以此进一步“执世界联盟之牛耳”。随着对外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日本高层丧失了正常思维，越来越失去理性，对世界大势的判断越来越失真，制定的战略越来越偏离现实，采取的手段越来越残忍。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部分日本人所描绘的世界新秩序蓝图是通过战争独占中国，认为日本的“唯一的出路”是尽快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而最有可能的地方是中国。但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与其他西方列强的利益发生冲突后，日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即把战略目标设定为建立一个“有可能包括中国部分地区、通往东方的门户、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内的更大的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狂妄与野心更是膨胀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在１９４３年７月由日本厚生省人口与种族研究局完成的《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调查》报告中，竟将日本历史使命界定为“用在亚洲的‘土地’上播撒尽可能多的日本人‘鲜血’的方法，使亚洲１０亿人得到解放”。该报告所计划的“扩大东亚合作体范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设想将整个中国，以及法国、英国和荷兰在亚洲的几乎所有殖民地全部纳入其范围内。第三阶段增加了菲律宾、印度和前苏联领土上的贝加尔湖以东所有地区。最后，在第四阶段中，共荣圈将扩大到“亚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西亚（和）西南亚”。１９４２年，东京大学的一位地理学教授小牧常吉建议：欧洲和非洲今后应被视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而美国应该被称为“东亚”，澳大利亚应当被称为“南亚”。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应该简单地改名为“日本的大海”。

日本人强调他们是新秩序的缔造者，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要打败“英美帝国主义的民主”，“我们将使前欧洲人和英国人失去优越感，使美国人和英国人改变世界观”，总参谋部宣布“我们将要成为在大东亚的民族领袖”。日本追求的目标按照自己的想法统一世界、改造世界，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却是邪恶和扭曲的，使自由、民主、和平等社会良知遭到血腥的和野蛮的践踏。一名日本官员在题为《南方地区经济政策纲要》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其他亚洲人必须学习日语，他们必须采用日本的日历，他们必须向日本人叩首。总之，“共荣”意味着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日本人取代欧洲人成为这些地区的主人。但在所谓共荣圈的设计方案中，却充满了处于日本人统治之下的“肮脏民族”的深切蔑视。在日本人看来，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都不配是人。他们把满洲人称作臭虫、把南京人称作害虫。１９３７年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将军写道：“中国人，是为害世界文明的细菌。”较为微妙的是，司令部的“民族领导计划”，将亚洲分为“领导者”（日本人）、友好的人（朝鲜人）和“客人”（中国人）。在最后一种人中，那些“抗日的敌人”将要被“灭绝”，那些没有“宣誓效忠日本的人”将要“被赶出南方地区”。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理念价值都通过灭绝人性的暴力行为落实为实践。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日本人统治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的起义遭到了肆无忌惮的暴力镇压，３０年代语言和文化的“皇民化运动”得到了强化。朝鲜语在学校被取缔，朝鲜人必须参加神道活动，１９３９年后，朝鲜人还要取日本名字。朝鲜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人均收入大约只有日本的１／４，而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率，却高达日本的两倍以上。在侵略战争中，日本政府和军队肆意践踏人权，强征慰安妇；秘密生化武器研发单位７３１部队用人体进行致死实验；在战争中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使用毒气、细菌等生化武器；先后制造了以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为对象的“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种种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巴莫二战时曾任缅甸傀儡政府元首，是东条英机在亚洲最重要的一位密友，曾参加日本军国主义１９４３年主持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他在１９６８年写下的一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真实面目：“就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来说，再没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实行种族歧视，这也是一种完全自以为是的思想方法，因此，再没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缺乏理解其他国家国民及让其他国家国民理解他们自己的能力的了。所以，东南亚战争期间，他们做的事无论善与恶，总令人感到他们对当地人尽干坏事。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只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而且更坏的是，他们强迫所有其他国家的国民与他们一起做什么事时，也总要强迫人家与他们的看法保持一致。即其他国家的人办事时，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按照日本人的主张行事。这些军国主义者们只有一种目的与关心，那就是日本国民的利害与利益。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只能负有一种使命，那就是永远从属于日本，成为另外一些‘满洲国’与朝鲜。将日本人的立场强加于人，这就是他们所干的勾当。这样，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我们本国居民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的。”

三、政治、社会结构失衡

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诉求构成均势，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一国的快速崛起过程，既是打破旧有平衡的过程，也是在动态中取得新平衡的过程，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与调整应该在保持相对均衡、相互制约的状态下相对稳定有序地进行，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循序渐进，是世界发展的常态。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经由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顺应历史潮流，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向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采取非常手段实现的跳跃性的发展往往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日本近代崛起过程中，举国上下热切期盼日本尽快成为世界的主宰，且由于军人的冒险与扩张在特定时期曾屡屡得手，创造了巨大的战争红利，使各个阶级和利益集团都越来越相信对外侵略扩张可以创造奇迹，从而难免对军人集团刮目相看，对其胆大妄为一味地姑息纵容，甚至成为法西斯主义极权化的帮凶。在失去必要的节制和制约的情况下，军人集团越来越贪婪和自我膨胀，最终成为至高无上的支配者，致使国家退化成战争机器。

（一）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标志。日本法西斯的形成是以现有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军部率先法西斯化，继之由这个军部全面掌握国家政权的主导权，将法西斯主义日益推广、渗透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强大的政权调动国家全部资源孤注一掷、进行无止境的侵略战争。

日本的法西斯专政萌芽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形成于３０年代，完成于４０年代。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加强了军部的政治发言权，为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１９３６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确立了军部对内阁的领导权。１９３７年６月第一届近卫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同年７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迅速改革行政机构，把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会议制度化，由少数阁僚决定国策；设立了指挥侵略战争的大本营及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法西斯专政完成的标志性事件还有，将日本经济转入战时体制，颁布“产业统制法”等各种法律，制定“国家总动员法”，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纳入战时管理体制，扼杀一切民主主义运动，压制社会主义政党，管制工会组织，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权利。

法西斯主义的顶峰是日本动员和强迫全体国民参与作战。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３日，东条英机首相在《每日新闻》鼓吹“本土决战”，称“以必死的精神教育后方的妇女和儿童，令他们拿起竹枪实施训练”。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３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正式通过《义勇兵役法》，规定所有年龄在１５～６０周岁的男性国民以及１７～４５周岁的女性国民，除已经加入现役或服务于重要的科研、军工单位者外，皆须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以增加２８００万兵力。为了凝聚士气，日本宣传机器还喊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按照日本政府的逻辑，一旦本土被美军占领，“神州”和“国体”势必不复存在，届时“皇国”子民的生命也将失去意义。

（二）无休无止、欲罢不能的侵略战争和“狠毒残忍到极点”的恐怖袭击，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的主要方式。法西斯主义者掌握了随时可以使内阁倒台的大权，最终得以控制整个局面，其一在于军部擅自挑起战事，占领中国领土，用实际成果迫使政府就范；其二在于法西斯团体采用政变和暗杀等恐怖手段，强迫温和、稳健的领导人改变立场。

日本法西斯专政是通过先发动侵略战争，并在侵略战争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形成。１８９４年，日本在军事力量不如中国的情况下发起甲午战争。此次冒险的成功，使日本尝到了甜头，从而像调动食肉动物的嗜血欲望一样，战争瘾越来越重，在日俄战争、镇压义和团和参加一战之后，又于１９３１年从中国手中夺取东北；６年后又对中国发起全面战争；１９４１年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场战争刺激、推动军人发动下一场战争，欲罢而不能。

在法西斯主义成长、壮大过程中，日本民族性中虚伪、贪婪、厚颜无耻、背信弃义和得寸进尺等方面得到充分表现。以所谓“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为借口，１９３１年，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后，立即把魔爪伸向热河省与长城地带。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日军挑起“山海关事件”，攻占了山海关。２月９日，关东军制订了“统治热河计划”，提出“要使热河省名副其实地成为满洲国的领土”。２月２３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中国外交部递交声明，称热河是“满洲国”领土，限中国军队２４小时内离开。２８日，关东军兵分三路，入侵热河省，３月４日进占承德。随后，日军又分别进攻长城各口隘，逼迫蒋介石政权于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签订“塘沽协定”，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又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起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力图吞占整个中国。在某一侵略行径得手后，日本立即采取移花接木、转移视线等方式巩固已有侵略成果。通过“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后，为掩人耳目，策划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１９３２年１月，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军民奋勇反抗，１９３２年５月５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表面上看，日本此次军事行动的图谋未能得逞，但其将国际社会对其霸占中国东北的关注程度降低和转移的图谋却成功地得以实现，非常有利于日本把对东北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

在日本政府毫无原则的默许和纵容下，军部和军人的“不服从”愈演愈烈。他们制造各种借口挑起旨在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冲突和战争，用切香肠的手法不断蚕食中国领土，而后由政府出面加以合法化或“国有化”。从而形成了先有海外驻军肆意妄为，而后要求日本首相承认“既成事实”，予以“事后追认”的日本独有的侵略模式。“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两次上海事变，采取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军队和民间产生和存在大量法西斯团体。其中，双叶会、一夕会等，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军中央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成立的法西斯团体，宗旨就是“改造国家”“刷新陆军人事”“重点解决满蒙问题”；樱会则是１９３０年以军中央部的幕僚军官为中心成立的法西斯主义团体，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陆军下级军官中出现了“天剑党”，它是“以军人为基础，联络全国战斗同志，并结成同盟，以期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王师会”是海军下级军官成立的，纲领就是尊奉天皇的“绝对命令，断然实行道义的国家改造”。民间法西斯运动则扮演了军队法西斯运动帮凶的角色。１９３３年日本民间法西斯团体数量多时达５０１个。民间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搞政变时根本不考虑成功与否，“只考虑要成为昭和维新的奠基石”。他们以恐怖行动为手段，“进行直接破坏，扰乱人心，使军部以保护秩序为名”，“发布戒严令，置我国于军政之下”，目的就在于“建设一君万民制的皇道日本”。暴力恐怖主义在日本有着特别的历史传承。从日本近代倒幕运动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暗杀和政变一直是日本政治史上的一个难以挥去的黑色阴影。中国军阀张作霖、朝鲜的明成皇后均在本国遭日本人暗杀身亡；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清朝重臣李鸿章则是在日本遭到恐怖袭击；日本首相级和准首相级政治人物遭到暗杀（暗杀未遂）的超过２０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无论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还是政党或其他社会团体，只要被法西斯团体认定对实行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极权主义构成妨碍，都会被纳入袭击范围。１９３０年，“狮子宰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被枪击。在１９３２年３月发生的“血盟团事件”中，前任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集团的局长团琢磨遇害。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海军少壮军人发起军事政变，先后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邸宅，以及警视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等机构，首相犬养毅被杀。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发生“六二六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两名前内阁总理大臣遇害身亡。连续不断的政变和暗杀，加速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化。暴恐行为吸引了许多群众，特别是中间阶层，使他们同情或支持法西斯主义。如在“五·一五”事件的公审中，法西斯团体慷慨激昂，陈述农村的贫困、军队的危机、政党的腐败以及“天皇亲政”“昭和维新”的迫切，收到显著成效。１９３３年７月审判开始后，各地展开了减刑请愿运动，截至８月１９日，一个多月内寄给审判长、律师的减刑请愿书已达３５７万封。有的报纸写道：“不管怎样，政党的做法太残酷，所以国民对‘五·一五’事件的被告，从心里表示同情。”更有甚者，新潟县９名青年每人砍下１个手指，浸在酒瓶中寄给陆军大臣，表示对“英雄”的“敬佩”。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受到压制和排斥。贵族出身的西园寺公望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总代表，１８７０～１８８０年留学法国１０年，１８８１年曾与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等创办《东洋自由新报》，出任社长。１８９４年出任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其后曾出任枢密院议长、临时代理首相等职。１９０６年首次组阁，出任总理大臣。西园寺内阁的内政外交方针代表了无意过度穷兵黩武，主张和平贸易等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从而与军部的创始者山县有朋发生矛盾，次年内阁总辞职。１９１１年第二次组阁，又因反对增设陆军两个军的问题与军部发生摩擦，次年内阁再度总辞职。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滨口被暗杀。从此，任何胆敢与军部持不同意见的政治家，都有性命之忧。民间的支持加上天皇的纵容与姑息，逐渐使政府对军部的屈服成为惯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治家明知与英美宣战无异于自取灭亡，也曾力图遏制陆海军的扩张欲望，但为时已晚。“军部愤慨，燃起同仇敌忾之火。对避免战争抱有一线希望的人们，也只好死心了。１２月１日的御前会议，也许是由于愤怒和死心的缘故，草草地作出了开战决定。１２月８日开战。”

（三）垄断资本的代表依附法西斯主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兴起了一批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以及电力工业为基础的新兴财阀（鲇川、野口、森、中野等），其产业多与军需工业有关，故较早地与军部勾结，依靠军部求得发展。但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是包括金融、商业、铎工业等部门的综合性垄断资本，是明治维新后依靠天皇制国家的扶植发展起来的，可称之为老财阀。与新兴财阀不同，老财阀与元老、重臣、政党关系密切，较为稳健与保守，原因是他们主要投资于商业、银行和轻工业，而不愿冒风险投资于与军需有关的重化学工业。在经济上依赖于英、美，对外主张“协调外交”，对内实行健全财政方针，以防止过分的通货膨胀，同时也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过激行动，因此招致军部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打倒财阀”“不让财阀进入满洲”等口号，利用中间阶层对财阀的不满情绪，以种种恐怖行动威胁财阀，迫使其改变政策。１９１３～１９２０年，军费支出由１.９２亿日元增加到６.５亿日元。其后，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军费支出。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日本直接军费在中央财政中所占的比重由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的平均４０％左右逐年上升，１９４４年高达８８％。同期，直接军费在国民总生产（ＧＮＰ）中所占的比重由６％左右上升到１９４３年的５０％。在这种情形下，老财阀只要投靠军部，扩大与战争有关的工业生产，就会获得大量资金和丰厚的利润。受外来压力和内在利益驱动，老财阀无不将投资及经营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走上发展军需工业的道路，密切了与军部的关系。“军财抱合”，使军部实力超过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

（四）法西斯主义的经济、社会起源。明治初年，日本农村非常贫穷，城市工人的工资极低，国内市场非常有限。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要谋求更大发展，就不得不向国外寻求市场。而且，无论在资本力量或技术水平方面，日本的资本主义都缺乏同欧美资本主义进行对等竞争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避开自由竞争，依靠军事力量霸占殖民地来弥补这一重大缺失。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主要目的就在于掠夺更多的资金、原料和市场。

日本之所以走向军国主义，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并不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致使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和现代化缺少联系的旧有阶级力量过于强大，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就像巴林顿·摩尔所说，“既要现代化，又不愿意改变社会结构，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军国主义。这可以把上层阶级团结起来。因为军国主义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从而反过来使得工业推进更具强制性”。天皇制为法西斯专政的成长提供了精神的和法理依据。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进行的明治维新所确立的近代天皇制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以日本主义（亦称日本精神、天皇主义、皇道等）为指导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是法西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渊源，其内容包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和国体神圣不可侵犯论；忠孝一致、维护天皇（父）与臣民（赤子）之间绝对支配和被支配关系的家族国家观；主张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载体军部更是在天皇制卵翼下成长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辅佐天皇行使军事统帅权，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负责国防和作战计划以及兵力调动的军令机关，它不经政府即可行使指挥权，也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帷幄上奏”）。陆、海军省从军政（军队编制、兵器配备等）方面辅佐天皇，陆、海军大臣虽为内阁成员，但地位特殊，只要对内阁持反对态度，内阁即垮台或难于组阁。历史上，日本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由武士集团建立稳固的军事体制并置于武士阶级的统治之下，而尚武与好战又是武士的天性。由于明治维新并不是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旨在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政治革命，维新后明治政府中吸收了大批在德川时代不得势的中下层武士，他们与崇尚武力的旧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法西斯主义武力征服、侵略扩展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源自武士阶级崇武的本性，日本军国主义明显就是日本武士道在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世界背景下的复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落后的农村与工业化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中的各类矛盾尖锐化，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居民中，则存在大量小业主、小工厂主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他们的经营遭到严重冲击，生活日趋贫困，由此，其不满情绪，尤其对财阀、政党的仇视情绪与日俱增，国内阶级矛盾随之激化。军部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它鼓吹为“从天而降的神风”，声称“满洲广阔肥沃的土地……正等待着几十万、几百万大和民族”，而“为生活所迫的广大民众”也可以开发这个“无限的宝库”。这些煽动引起了日本城乡中下层民众的共鸣，致使当时日本国内出现支持侵略战争的热潮。赞扬、支持日本军队侵略行动的讲演会、座谈会接连不断，“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多月中日本各地就召开了１８６６次讲演会，听众达１６５万余人。慰问信、慰问金、捐款源源流入陆军省。

四、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与逆反

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日本近代从快速崛起到走向法西斯主义，也表现为一个对历史发展趋势从顺应到逆反的过程。在崛起的初期阶段，由于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被动适应和积极学习成为日本与世界体系的关系的主要方面。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强权政治、弱肉强食成为时代潮流。发动甲午战争和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使日本获得加入帝国主义体系的资质，与英国结盟与俄国开战，标志着日本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最后的场所东亚时，正式参与了世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１９３１年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标志着日本走上了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为敌，与美英主导的世界体系对抗，与世界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邪恶之路。

（一）搭上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班车。在明治维新前后一段时间里，英国忙于处理爱尔兰问题，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百废待兴。俄国通过克里米亚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盟主，忙于扶植当地的亲俄势力。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进行的普法战争中，法国遭受惨败，一蹶不振。德国与意大利正在逐步完成其民族国家的统一（德国为１８７１年，意大利为１８７０年）。西方主要国家忙于处理国内的事务和同外国的交涉，使日本当时既不需要被迫与列强进行大规模战争，也没有被列强瓜分，为顺利完成变革维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日本通过维新变革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资本主义依旧处于上升阶段，产业化和工业化乃是世界发展潮流。

（二）参与帝国主义争夺。清政府腐败无能，未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变法革新，领导国家走上产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日本冒险发动甲午战争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西方列强还没有在中国内地或朝鲜做好行使军事力量的准备，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取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因日本的“率先垂范”，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强占、“租借”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１８９９年，美国政府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意图势必与其他列强产生矛盾与冲突。

这种矛盾在巴黎和会得到集中表现。中国和日本同为一战的参战国和战胜国，但日本自认为已经进入了所谓一等国家的行列，丝毫没有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眼里。因此，在１９１９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坚持将战败国在战胜国中国的权益，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都归日本所有。日本的这种强盗逻辑和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会上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等要求，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国的据理力争和日本的厚颜无耻、强词夺理形成鲜明对照，迫使国际社会不得不提高对中国状况的关注程度，并为山东问题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顺利解决奠定基础。

日本企图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扩大在中国的权益，进而把实力扩展到太平洋的战略企图引起美国的警觉。为了阻止日本无休止的侵略扩张，在美国倡议下，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签署九国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鼓励有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等。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４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会议还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主要内容为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５２.５万吨、日本３１.５万吨、法、意各１７.５万吨。这些条约，虽然有对日妥协的成分，但主要用意还是限制。在今日的日本右翼学者看来，“华盛顿会议对很多事情作出了决定，但简单地说，华盛顿会议让日本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咽下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日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得不进行裁军。主力舰数量被限制在美、英６０％的水平，南洋群岛和太平洋的防务也受到限制。日英同盟也被解散”。

日本帝国主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确定了以侵略中国为基本方向，这既使它走上了与中国以及亚洲的民族运动为敌的道路，又使它走上与美英帝国主义的对立趋于激化的道路。“在英、美庇护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从此以后就不得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

（三）与和平与正义力量为敌。日本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出兵华北，意欲与西方列强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控制权，严重损害了英美法等国的在华利益及远东国际地位，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构成严峻挑战。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英美法利用国联通过决议，宣布伪“满洲国”的建立不符合国际法普遍公认的原则，要求国联及其成员国均不得承认伪“满洲国”；劝日军撤出中国东北，把东北作为各国“共管”的自治纲领。这使日本的参会代表松冈洋右感到十分孤立与尴尬，在发表了一番反对宣言后，立刻退出会场。３月２７日，日本政府指责国联采取“不公正”的态度，声明日本自即日起正式退出国联。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９日，日本宣布１９３６年华盛顿、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到期后，日本将退出该条约，并将不出席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为阻止日本向东南亚的大举张，１９４１年美国冻结了对日的贸易，其中重要的是石油贸易。因没有石油资源日军的侵略战争难以为继，日军决定冒险一掷，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标志着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敌人，成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和颠覆者。

日本法西斯主义声称所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目的在于把亚洲各民族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完成明治维新，成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不再属于被压迫剥削的亚洲弱小民族，尤其是在走向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后，更是成为亚洲国家和人类社会最凶恶的敌人。“大东亚共荣圈”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新的国际秩序，以取代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尤其是建立“帝国指导下”的东亚新秩序以取代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直接目的是为抢占和掠夺穿上华丽的外衣。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日本政府制定《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点》，制定了占领东南亚的基本方针是掠夺当地资源：“对占领地暂时实施军政，以资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和确保作战军的自给。”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日本政府出台《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把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划归日本领土，只对缅甸和菲律宾给予形式上的独立，但军事与外交权要由日本掌握。“过去在英国、荷兰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遭受痛苦的东南亚各民族，当日本进攻当初，认为它同是亚洲人的解放军，有不少地方采取了合作态度。在缅甸组织了独立义勇军，在马来亚的印度士兵组织了印度国民军。可是，亚洲各民族不久就认清了日本是比英美更露骨的帝国主义国家。……东南亚的解放，只能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才能实现。”

时者，势也，命也。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注定遭受失败命运，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２０世纪中叶，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运动蓬勃开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世界发展潮流。例如中国，辛亥革命后，民族意识日益强烈，救亡图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占美洲、澳洲，入侵南亚，顺风顺水，系因当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进步时期。日本在甲午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的帝国主义处于强盛阶段。但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则“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这时的世界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进入垂死阶段。日本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后来居上，火中取栗，遭受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事。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主要原因在于代表了历史进步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鸦片战争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无不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虽然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是，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以往所不具备的进步因素，即有了资本主义，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尤其是有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权。总之，腐败的社会制度已经局部被废除。中国已经“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生死搏斗。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加入到邪恶势力阵营。１９４０年９月，日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突袭苏联，将社会主义苏联卷入大战。同年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将美国拖入战争。美苏的介入，使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本质变化。１９４２年，同盟国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主要轴心国及其同伙的两倍。在１９４３是大约３倍，而且这一比例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持续上升。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是德国和日本总和的两倍。善恶终有报，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最终难逃灭顶之灾。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１９４５年８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死亡和失踪军人２１２万，加上不同程度负伤的军人６７万，共计２７９万；再加上残疾人９５万，总共２９０万。这还不包括在海外死亡和失踪者。国家有形财富的损失为：８０％的船舶，２５％的建筑物，２１％的家具及家庭财产，３４％的工厂用机械器具，２４％的产品等，即可用于再生产的国家有形财产损失约１／４。

到战争后期，日本的许多城市都遭到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变为废墟。战争还使日本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受过原子弹打击的国家。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侵占了大片邻国领土、占领了诸多殖民地，其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三省，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爪哇、缅甸、越南等中南半岛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勒令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宣布剥夺日本自１９１４年以来侵占的太平洋岛屿，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日本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