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陷阱2丨检察官

图为《美国陷阱》一书封面

来源必应图片

法意导言

上周，法意读书推出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尔丘奇（Frédéric Pierucci）新近出版的《美国陷阱》（Frédéric Pierucci, Matthieu Aron, Le piège américain, JC Lattès, 2019. ）一书序篇的翻译——《美国陷阱丨序篇·抓捕》，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和支持。这本书披露了美国政府打击、瓦解阿尔斯通公司的来龙去脉，当下背景尤有深刻意义。本次推送的是该书第二章的内容，承接《序篇·抓捕》，回忆作者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后度过的可怕一夜。

美国陷阱2

检察官

事情就是这样。起初我呆在车里时，还不愿相信这一切。那些早已是陈年旧事，和现在、和当下的利害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再一次被这堆印度尼西亚方面该死的文件缠住了，这些文件来自位于苏门答腊的塔拉罕发电站。2003年，这个发电站的建设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在新加坡定居。我当时在美国工作，在阿尔斯通电力的一个分公司里做商务经理。印尼的招标刚一开始，我们就在联营企业内部和一家叫“丸红”的日本公司竞争。当时，阿尔斯通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公司甚至正处于破产边缘。因此，这笔合同尽管看上去杯水车薪（1.18亿美元中只有6千万属于阿尔斯通），但仍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这座发电厂，在整个地球上微不足道，却事关整个公司的声誉。

在FBI的审讯室里，当赛思·布鲁姆刚刚向我透露了对我的逮捕理由时，在我等着检察官做进一步解释时，我正在努力回想那个2003年，回想我们为了拿下塔拉罕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无需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星球上的某些国家，行贿早已司空见惯，尽管表面上不被允许。还有，我知道阿尔斯通曾找过两个所谓的“中间商”来帮忙。当然，他们不是我亲自找来的，但是我得承认，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刚回忆起那段日子，门就打开了。在赛思·布鲁姆的陪同下，有一个人走了进来。他三十五岁，又瘦又小，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让我感觉他简直就像个暴发户。他说话快得就像是机关枪，开始长篇大论：

“皮尔丘奇先生，我是大卫·诺威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一案，也就是您上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已经为此事接受过质询。这次讯问由我来负责。您因涉嫌参与在塔拉罕合同一事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的行贿而受到指控。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属于《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三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动。按美国法律规定，当时贵公司早已收到通知，却仍然违反承诺，自2010年起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任何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任何一条都没有！”

他似乎很愤怒。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CEO，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主管。诚然，我是一位管理干部，但我既不属于董事会，也不属于执委会。我…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工夫继续想下去。

“皮尔丘奇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个检察官都在问我些什么啊？

“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来对抗阿尔斯通和它的领导班子。我们很清楚您在阿尔斯通现在的位置，也清楚在塔拉罕那件事中您的位置。我们非常明白，在和印尼的交易当中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尤其是他们的CEO，科隆先生。因此，我们禁止您通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的事。这样做是为了让您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从而在当下放弃辩护。您明白了吗？”

不，我什么也不明白。但也可以说，我觉得我看明白他们的提议了，他们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大卫·E.诺威克是在暗地里建议我做他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我现在时差还完完全全没有倒过来，我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睡觉了，还一直绑着手铐，捆在这根铁杆上，任由他们摆布。所以到底需要我明白什么？他不帮我，一直含含糊糊，也不明说，除了一条命令重复来重复去：“千万不许告诉任何人！”何况这对我来说本来就不可能。

正当他在努力让我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了我坐在阿尔斯通举办的培训会上，为了最终能成为高级干部。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讽刺，其中的内涵只有活过的人才会懂得。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这一行的法律风险。他们交给我们一张名片大小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些电话号码，一旦我们被捕，就拨打这些电话。这其中就有凯斯·卡尔的电话，他是我们公司的现任法务主管。会上叮嘱过我们随身带着这张小纸片。另外，如果我们不幸要面对法官或者警察，永远不要违反培训会上三令五申过的两条原则：一，什么都不要说；二，给阿尔斯通的法务主管打电话，他会立即指派一名律师到这位不幸的员工身边。这条教导我牢牢记住了。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小兵，我丝毫没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就执行起公司的法律专家们教给我的准则。我不能不通知我们的法务们。

我是这样向检察官解释的：

“请您听好，我从没被逮捕过，我也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我国领事馆。”

检察官面色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他把我的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立刻试着联系我的法务主管，凯斯·卡尔。巴黎现在是凌晨五点，电话没有人接。但是，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我们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总管，我和他约定第二天在康涅狄格州的温莎见面。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现在的情况。他非常吃惊。“这些发生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可思议。简直是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

蒂姆·库兰让我安心了一点。检察官出去了，两个警察开始搜身，彻底盘查一遍我的手提箱。我仍然拥有通话的权利。我的太太，克拉拉。我犹豫着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但我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何必让她担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大卫·E.诺威克表现得再怎么面目可憎也无济于事；他再怎么振振有词，说什么阿尔斯通受着长达三年的反行贿调查，说什么公司对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说什么公司对各种质询充耳不闻，说什么公司是在装傻充愣...通通无济于事。说了这些我也不信。更准确地说，我也不想去信。我的信念足以刻碑为证：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公司会以最快速度把我从这场危险中解救出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们的CEO。

在出发去纽约的几个星期前，我还和帕特里克·科隆吃一起过饭。他邀请了我，连同另外几位被安排在亚洲的领导，一起去新加坡参加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的地点是个传奇所在——滨海湾金沙娱乐城，首都最著名的饭店。这座酒店的光辉形象闻名遐迩。那是一座令人一见倾心的建筑，在第五十七层楼上有一片宏伟的露台，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舰船上突出的船首。公司的法务主管，凯斯·卡尔，他也在场。这倒没什么新奇的。阿尔斯通在亚洲发展大部分的能源业务已经有些年了，以至于科隆正计划着把公司总部的一部分搬迁到新加坡。2012年底，公司刚刚多租了一整层楼，用来容纳来自巴黎的一部分员工。科龙本人也经常从别处亲赴现场。于是公司里谣言四起，说CEO出于缴税考虑，正打算在这里定居（这是完全合法的）。确实，新加坡的税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百分之二十，还没算上税收减免），而且阿尔斯通驻新加坡办公处的主管武特·凡·维尔士已经在2013年初宣布要考察整座城市，找到一处地方做帕特里克·科隆的“行宫”。他造访了很多别墅。

老实说，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和帕特里克·科隆关系还算不上亲密。虽然我们之间早已习惯了以“你”相称，但关系也仅限于厮抬厮敬的程度。出发去纽约一周前，我还陪他又去了一趟印度，会见信诚工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的领导。信诚工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私营联合大企业，归安巴尼家族所有。帕特里克·科隆首先是个商人，是个举世无双的谈判高手。他只身一人跑遍整个世界且毫不犹豫，只为能当面接触他的合伙人。有时他毫不妥协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会花言巧语来讨好客户。就算是在谈判现场，不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也能在他的手下面前树立起绝对的威信，有时就算是绕开公司内部的等级制度，也在所不惜。

在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的那场少见的晚宴上，公司的法务总管，凯斯·卡尔，科隆的众多忠实拥趸之一——因为从前他负责我一直所在的能源部门的法务工作，我也认识他好些年了——走到我身边，从两个杯子中拿了一个，悄悄递到我手上：“弗雷德，你还记得塔拉罕的那场交易和美国人的调查吗？为了那次调查，我们也搞了个内部自查？”

“啊，那肯定记得。怎么了？”

“没什么。你，你肯定是没什么好怕的了。一场内部调查早就把你洗白了。不过其他员工倒是有点担心。”

我当时一下子差点没反应过来，尽管我已经感觉到有点奇怪，他在鸡尾酒会正进行的中间居然跟我提起这件事。这件事我们以前从未提起。即使是在2010到2011年间、我正在接受内部审查的时候，我们也从未提起。

但现在，坐在FBI的办公室里，这场对话再次浮现在我脑海当中，很可能是因为我正在拨通凯斯的电话号码。

终于，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凯斯终于接电话了。对话很短，而我记着每一个字。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简直不可思议”，凯斯不停地重复着，听上去和我一样不正常。“我们正在和美国司法部达成最终协议。这些发生在你身上，太不可思议了。”

“呃，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位检察官本人看上去可不像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或许他不相信这么回事…他不停地跟我说，我呆在这是合理合法的，因为阿尔斯通三年以来都不和美国合作，他们已经没耐心了。另外几个星期前你跟我保证过，说我什么都不用怕。那他们为什么还抓我？”

“所以我跟你说，我也搞不明白。我们明明已经离达成协议很近了，我几个小时之后都要坐飞机过去了！他们今天还在华盛顿等着我跟司法部签协议呢！不过，刚刚发生了这么多，我很犹豫还要不要去美国了。我先去跟我们律师谈谈…但是你放心，尤其是要保持冷静。我一和我们的法务所取得联系，我们就会给你派个人过去。这期间你跟那个检察官什么都别说，跟FBI的人也是。今晚会是场硬仗，但明天我们会把你保释出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要采取什么策略。”

就这样，电话挂断了。对我来讲，可以确定的是我凌晨会得到他的消息，他不会不管我，他会站在我这边直到事情结束。我为之效力许久的公司不会把我弃之不理。只有疯子和偏执狂才会去设想相反的可能，哪怕只想几秒钟。但我既没疯，也不是偏执狂。

凯斯鼓励的话语还在我耳畔回响，这时检察官回到审讯室。

“您是不想跟我们对话了。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好了澄清我在这笔生意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我既对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毫无了解，另外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无论哪一位外国人都会这样做。”

我的争辩在检查长大卫·E.诺威克那儿不起丝毫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我之后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庭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将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法官将判决是否对您继续实施拘留。如果您愿意的话，您还是有可能跟您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的。”

保持冷静。这是凯斯·卡尔对我的忠告。沉着镇定，反正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我该不该给我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检察官似乎在鼓动我打这个电话。但他可能是在极力试图瓦解我的防线？我妻子肯定会担心到发疯的。她的恐慌就会削弱我的抵抗力。这是个精神压力方面的经典理论，我后来了解到，条子们管这个叫“情感感化术”(“attendrir la viand”，法语原意指“使肉变嫩”)。我快速思考着。最晚明天晚上我就会被释放。这个国家连辛普森杀妻案的辛普森都准许保释，对于我这个法国公民、企业干部，用检察官的话说就是个被美国司法部盯上的、在塔拉罕合同里“没决定权的小角色”，他们总不会继续把我关着吧。所以算了吧，我不给我妻子打电话了。我倒是愿意一出去就跟她讲讲我这次的虎口余生。我有礼有节地拒绝了大卫·E.诺威克的建议。但与之相对，我要求向法国驻纽约领事馆方面告知此事。诺威克马上照办，用他的座机拨出了一个已经早就存好了的电话号。很明显，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周日晚上，午夜时分，时间这么晚，该给领事馆的哪个人打电话，他再清楚不过了。

他把电话筒递给我，接我电话的很明显是个“警卫员”。跟我对话的这位询问我的身份，确认他的“记录”准确无误。之后诺威克又夺走了话筒，向领事馆方面明确表示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我辩诉。好了，检察官和我今晚的交锋就结束了。

接下来罗恩和罗斯又登场了。他们动手清查我所有的物品（电脑，手机，小滚轮手提箱里面的衣物）。又过了一遍那些装甲门，采集十指指纹，照了个相，忙了足足半个钟头。返回电梯轿厢，依然还是倒着走。之后，我们上了一辆车，朝曼哈顿监狱开去，路非常近。

整个入狱手续过程中，那两个探员跟我寸步不离。然后，离开之前，罗恩跟我悄悄的说：“那就晚安了，皮尔丘奇先生。跟您说下面这些有些奇怪，但请您明白，明天早上您会非常高兴再见到我们的。”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遭受到的会是些虐待，还是友善的警告。我还从没踏进过监狱一步。在入口，两个警卫命令我脱衣服，他们把我身上都拿光了：我的手表，我的婚戒，我的鞋子。我已经赤身裸体了！我彻底晕了，连英文都不会了…

“Turn around, squat and cough, ”警卫命令我，口音非常难听懂。

cough，就是咳嗽，嗯，懂了。但是squat是什么？我忘了这个词什么意思了。

“Squat and cough, ”警卫很恼火，“Squat and cough！”

看到我一脸错愕，他向我演示该怎么做。我应该蹲下（suqat），两腿分开，然后咳嗽。看守坐在我后面，我照着做了。他在确认我肛门里没有东西掉出来！“Squat and cough, ”我记住这套程式了。我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让我感到羞耻的流程，在我入狱这段时间里，十几遍十几遍地重复。那一夜，我发觉美国的监狱让我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警卫要求我套上一件橘黄色的连体服。我接下来又忍了两个小时，直挺挺地站着，手铐铐着，两手在身后背着。监狱里都没有英文写的入狱手册了！西班牙文的、中文的都有，但没有英文的…拿回来合适的纸，再把它填好，我就被带到了一间单人牢房。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我呆的牢房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已经快凌晨三点了。一个警卫把我推到牢房里面，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之中。这里说不上是黑暗。不，这里是…灰暗。一只小霓虹灯管发出凄冷的微光。狱卒关上了门。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一直都铐在身后。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我内心惴惴不安。他们打算任凭我被铐上一整夜！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短促的声音。门上有一个小翻门打开了，看守吼叫着命令我往后退。我照着做了，倒着走到他近前，他终于伸过小翻门，把我的手铐解开了。

罗斯和罗恩说得对。这被关起来的第一宿就很可怕了。监牢里的恶臭，空间狭窄得令人窒息…我什么都没看见，但我听见了。到处都传来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殴、厮打、自相残杀。自从我被关起来，我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不能入眠。但是这场关押只是个开始。在这种环境下，我一整夜都在尝试着回忆起和十年前那份塔拉罕合同有关的事….还有重新安排我的日程。OK，第一天上午康涅狄格的会面，我失约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可以弥补。我想象着我的时间表的每一页：这次会谈，我只需把它改到上午的晚些时候；那场的话，就安排到下午刚开始那阵吧。谨慎行事不出岔子的话，用不着四十八小时，我二十四小时就应该能结束所有日程。我将在三天后返回新加坡，按预定日期于星期五返回家中。然后这周末我就能带上我的双胞胎小女儿（七岁的拉斐拉和加里布埃拉）去庆祝小伙伴的生日，再带我的双胞胎大儿子（十五岁的皮埃尔和利亚）去参加足球赛。回过头看，去想这些简直太蠢了。但是当时来讲，这些想法让我安心轻松了不少。我朦朦胧胧地睡上了几分钟。

翻译：孙克乙

孙克乙

本文译者，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14级本科，东京大学化学系2018级硕士在读。

热爱科学和文字，有想象力的生活最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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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双臾

技术编辑：阿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