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Zoom 上参加祖母的葬礼 | 单读

最近，同事刚刚见证了一场线上婚礼。河北疫情大面积爆发，婚礼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于是，将婚礼转为线上，变成了一个无奈的选择。疫情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婚礼和葬礼这样充满仪式感的场合。在今天的文章《双凤》中，我们将读到一场通过 Zoom 举行的葬礼。

作者许莹玲的鬼马气质，在她写一篇有关隔离生活的文章时也没有减弱。或许熟悉《单读》澳大利亚文学专栏的读者，还能想起她笔下那些古灵精怪的奇异故事。在《双凤》中，通过她个人的隔离生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澳大利亚疫情的切片：海滩上无视封锁禁令的游客、被迫离开的外国学生和工人们、华人受到的不善意的对待……

双凤

撰文 许莹玲（Julie Koh）

编辑 罗伯特·斯金纳（Robert Skinner）

译者 余烈

当新冠肺炎抵达澳大利亚时，我们刚刚从最严重的山火“黑色夏天”中走出来。圣诞节前夕，一位朋友从洛杉矶来到悉尼。他邀请我去城里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当我从公交车站走到餐馆时，狂风大作，吹弯了树枝。灰尘和烟雾在我周围盘旋。戴着墨镜，我在黑夜中奋力前行。回到家中，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的妆容粘上了黑色灰点。

除夕夜，我和我的朋友去其他朋友的家里一起看烟花。我们意识到当山火肆虐时观看烟花是多么讽刺。我洛杉矶的朋友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我们的照片，标题是：“2020 我们来了”。我转发了这张照片。“进入天启。”我补充道。

许莹玲（Julie Koh），出生于悉尼，父母是马来西亚华裔。毕业于悉尼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毕业几年后专职写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资本失格》（Capital Misfits）与《轻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许莹玲也是新加坡独立书店 BooksActually 年度文学选集《BooksActually 的黄金标准》的编辑、讽刺歌剧《主厨争夺战》（Chop Chef）的剧本作者，以及实验文学团体袋鼠乌力波（Kanganoulipo）的创始人之一。

澳大利亚在中国新年期间报告了首例新冠病毒病例——经由广东飞抵墨尔本的一名武汉男子。

这个夏天，我一个人搬进了一套公寓。这是一次尝试性的搬家，所以我把大部分东西都留在了父母家里。我随身只带了基本的必需品。和我一起写歌剧的作曲人来我的公寓看望我。在客厅里，我有一把绿色的塑料折叠椅，旁边是一个旧三脚架上的廉价投影仪。它们都面对着一堵白色的墙。卧室里，我在地板上放了两张薄薄的床垫。我的作曲人开玩笑说，它看起来像一个连环杀手的家。

《单读》主编吴琦 2 月初飞往悉尼。我本来定好要和他一起参加一个午餐会议。就在全面禁止中国游客进入的禁令实施之前，他勉强挤了进来，但现在他被要求在酒店房间里自我隔离 14 天。他缩短了行程，飞了出去。大约在同一时间，243 名澳大利亚人，包括华裔，被安排从武汉撤离，飞往圣诞岛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近来该岛被用于离岸拘留寻求庇护的人员。对撤离到该岛这一举措的批评言论认为，相比之下，那些从美国和欧洲回来的人被隔离在五星级酒店里。

我收听了《纽约时报》一名报道卫生健康与流行病的记者的一集播客，他就如何应对疫情给出了一些点子。他建议在家里备好一个月的食物，并储备必要的药品。我着手准备这些。3 月初，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肥皂和洗手液短缺的情况。澳大利亚各地的人们都在清空超市货架上的意大利面、罐装食品、瓶装水和卫生纸。因为厕纸而发生的肢体冲突成为头条新闻。一个澳大利亚家庭在网上下单后发现，他们不小心买了够用十二年的卫生纸。

人们清空了超市货架上的卫生纸

我开始戴口罩，最初那是买来过滤山火烟雾用的。我去了郊区的一家超市，我和我的马来西亚华裔父母在那片郊区生活了三十六年。（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来自福建。）在超市，一名白人妇女看到了我，立即用围巾遮住了鼻子和嘴。在其他超市，白人开始在过道里挤撞我，也不道歉。

公众开始避开中国的餐馆和杂货店，尽管亚裔澳大利亚籍的朋友们指出，他们觉得在亚洲人开的杂货店感觉更安心，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已经在保持社交距离并佩戴口罩。据报道，有人冲着亚裔澳大利亚人吐口水、咳嗽，并将他们称为“冠状病毒”。

4 月中旬，两名墨尔本大学的本科生——一名新加坡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墨尔本 CBD 遭到袭击。在视频画面的显要位置，其中一人的头部被反复击打，踢踹，头发被拖拽。行凶者告诉他们“滚出我们的国家”。7 月下旬发布的“新冠种族歧视事件报告”的作者披露，他们已收到超过 410 份与新冠相关的种族歧视事件报告。

在家里，我在走廊上设立了一个隔离区，用来存放食品和其他用品。我在地板上用胶带粘上一条绿线以区分清洁与否。

3 月早些时候，我开始干咳。澳大利亚政府还没有发起新冠的公共教育活动，所以我参照了其他英语国家的防疫指南来了解如何应对这种咳嗽。有一次，我观看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现场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建议咳嗽的人在家待7天。我打算按照这个建议去做，但第二天就发现他对付新冠病毒的总体方法是胡扯。我开始自我隔离，做好了居家时长远超一周的打算。

最终我意识到，可能是我公寓里一处时常发生的小小的煤气泄漏引发了我的咳嗽。我不能让水管工来处理，以防我感染他。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一家专门制造天然气设备的企业给我做了一个天然气卡销的插头，然后把它插了起来。煤气味和咳嗽消失了。

意大利进入封锁状态几天后，一位作家朋友在墨尔本做了心脏手术。他们让他一直保持清醒。局部麻醉不起作用。第二天，他走出医院，在 Nando’s 吃了一个汉堡。有人向他咳嗽。

作家们在推特上讨论莎士比亚是如何在瘟疫期间写出《李尔王》的，所以我怀着伟大的计划开始写我的小说。我也想读书。我身边只有几本书，所以我订了一堆厚重的经典，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战争与和平》。我最终没读它们，而是选择了在线电影。我看了 1991 年改编自 E.M.福斯特同名小说的电影《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电影中，鲁伯特·格雷夫斯前往托斯卡纳劝说海伦·米伦回到英国。影片中，社交距离的缺少让我很紧张。当鲁伯特看到海伦时，他对她说的第一件事是：“对不起，我想洗手。”至少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我与另一位作家罗伯特通了电话。罗伯特为那些离开城市等待疫情爆发的人们提供住所。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座大厦。他有两个壁炉可供选择。他一直在读《白鲸记》。我们俩谁都没写完任何东西。他给我寄来了八首著名诗人的诗，每首诗都折三折并编号，这样我可以在八天内每天早上打开一篇。

我担心我年迈的父亲。他还在出门上班，即使这份工作应该允许他在家工作。而我，在过去的九年里，一直都是在家工作。我的老板打电话来，预测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们都不会有任何客户。他把订阅的《纽约客》的登录信息发给我，说欢迎我使用。

我没有电视，看不到新闻。每当我见到父母，他们就把他们的旧报纸给我。在疫情期间，我的桌子底下堆满了报纸。我发誓，一旦到了开始写发在《单读》上的这篇文章时，我就会去读它们。当我在 8 月底写这篇文章时，这一堆已经有 75 厘米高了。一张我都没读过。最终我对这整个历史性的时刻，得到了一种基于头条新闻的理解。

公寓之外的世界，澳大利亚第一例新冠群体性爆发，3 月初出现于悉尼的一家养老院。当月晚些时候，我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当局宣布，他们正试图联系到在“红宝石公主”号邮轮上发现新冠病毒后，那 2700 名从悉尼下船的人。

尽管有社交距离法则，成千上万的人仍然涌向邦迪海滩。邦迪最终被认定是冠状病毒的热点地区，疫情在背包客中爆发。政府关闭了该地区的一些海滩。一名摄影师走访了勃朗特海滩，并给竖起的栅栏以及海滩上无视禁令的人们拍照。其中一名游泳者身穿黑色泳裤，戴着银色手表，跳过栅栏与摄影师对质。这篇网络新闻文章中的一张照片显示，这位愤怒的游泳者冲到镜头前。“这是我的海滩，”据报道他对摄影师这么说。后来，我意识到那个游泳者是我的一个熟人。我猜他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吧。

在我看来，政府在实施封锁方面太慢了。在我的推特上，人们一直在讨论社交距离和口罩，但在日常生活中，公众似乎还在继续正常生活。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和二战后出生在“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他们似乎对此持否认态度。尽管他们处于易被感染的高危的年龄，很多“婴儿潮”一代就是不待在家里。

是否要戴口罩的问题持续了好几个月。在澳大利亚，生病期间没有戴口罩的习俗。政府鼓励澳大利亚人将医用口罩留给医护人员，只有在出现新冠症状时才佩戴。在社交媒体上，我注意到那些有创意的人很早就开始使用布口罩。当我在住处附近办事时，大多数人都不戴任何面部覆盖物。人们因我戴着口罩而不安，而我因他们没有戴口罩而不安。我去拜访一位年长的社区医生，问她是否可以给我注射流感疫苗。她也没有戴口罩。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悉尼戴口罩的现象虽然有所增多，但也并非普遍现象。不过，在墨尔本的第二波感染期间，戴口罩已成为强制性措施。

疫情期间，一段视频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一名女子在墨尔本的一家大型五金连锁店里，与戴口罩的员工发生争吵，并将其拍摄下来。工作人员要求她戴口罩，因为这是进店的条件。她拒绝了，说他们违反了人权宪章，并因她的女性身份而歧视她。另一名女子发布了自己焚烧口罩的视频。

反对封锁的抗议者

新南威尔士州从 3 月 31 日午夜开始实行为期六周半的封锁。要离开自己家有很多可以接受的理由，包括锻炼身体、购买生活用品、在基础服务机构工作以及照顾弱势群体。我预定了一盒新鲜水果、蔬菜、鸡蛋和面包，每两周给我送来一次。

在封锁的前一天，我在当地的药店注射流感疫苗。在处方柜台前，一位男士走向一位女士。他们似乎是朋友。“我不管他们说什么，”他说，“我要拥抱你！”他给了她一个熊抱，并亲吻了她的脸颊。这在我看来就像死亡之吻。

在整个封锁期间，我听到远处的钟声。悉尼各地的天主教教堂每天敲钟五次，呼吁人们团结起来祈祷疫情结束。每个祷告时段都是专门划给一个特定群体的。我想，我属于“下午 3 点”那一类：“由于新冠而失业、经济紧张、孤立或孤独”的人。

4 月，当我得知美国爵士音乐家小埃利斯·马萨利斯（Ellis Marsalis Jr.）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时，我哭了。我的歌剧首演被取消了。在悉尼的另一家养老院爆发了新冠疫情。最终，19 名入住者死亡。我向政府申请收入资助。那些指导条款很难理解，我不确定我是否符合资助要求。我收到了付款，但不确定是否必须全部偿还。

其他人则没有得到类似的支持。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和其他临时签证持有者，都不能获得政府的收入支持。许多人在疫情期间无法工作。在一些大城市，人们在食品银行和餐馆前排起长队领取免费食物。由于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的学费收入，大学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些人正因为旅行限制而无法进入本国。大学进行了裁员。首相建议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外国学生和工人们，“是时候回家了”。包括演员在内的创意艺术部门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没有得到有针对性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提前从他们的退休金中取钱。

那些封锁期间为我的大楼投递包裹的邮递员和邮政工人，都是南亚或东亚后裔。我们当地的邮局是由年长的东亚人经营的。在封锁之后，超市一度又开始接受公众的网上订单。我跟给我送餐的人交谈。他必须在 10 小时内完成 24 次悉尼市内的派送。他不知道人类是否有可能把它们都做完。在其他日子里，他是一名 Uber 司机。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他做了这份快递工作，但他表示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当我享受尽可能少的锻炼时，我的一个邻居却感觉自己被关起来了。她是那种喜欢跑马拉松的人。她 2020 年的宏伟计划受挫，本来她的计划是休假，前往圣地亚哥卡米诺朝圣之路进行徒步旅行。我给她发了一些在老鹰窝里拍摄的实时画面的链接，在里面还可以看到奔腾的河流。

4 月的一个星期五，她送来了一盘玻璃纸包裹的巧克力蛋和一种叫做 koulouria 的传统饼干。她告诉我，这是为了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做的。我们来回发着短信。她父亲去年去世了。今年教堂的会众无法聚集，但她仍为他点燃了蜡烛。

澳大利亚的 Covid-19 检测站

我 96 岁的祖母，我在这世上还活着的最后一位祖辈，在马来西亚因年老去世。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许多人都被困在海外，无法飞回去参加葬礼。在马来西亚，一次只能允许五个人同时出现在屋子里，瞻仰祖母的遗容。

那天下午，我们有机会在 Zoom 上和她告别。祖母躺在棺材里，一台 iPhone 对准她的脸，这样她就成为了 Zoom 会议的参与者。我们尴尬地、难为情地说着再见，然后退出了会议室。

我们在 Zoom 网站上，举办了超过一天半的葬礼相关活动。一名身穿棕色僧袍的僧侣摇响铃铛，引领着祷告者。

我站在电脑前，别人鞠躬时我也鞠躬，别人下跪时我也下跪。

棺材被放在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里。当货车沿着街道行驶时，我的亲戚们跟在后面。一个堂兄钻进一辆车，把他的手机放在仪表盘上，这样我们就能看着他开车去墓葬地点。天空很蓝。葬礼后，我的亲戚们传阅他们拍的云朵的照片。我们辨认出那是两只凤凰飞过天空。

疫情加速了我成为隐士的不可阻挡的进程。我喜欢旅行，但在我自己的城市里，我一般是一个隐居者。我是那种可以在家工作两周，然后才会出现在阳光下，重返现实生活的人。我有一次跟人约会，告诉他我有隐居倾向。“你可能有自闭症。”他说。

我经常搜索一些著名的文学隐士。我喜欢半隐居的小说家兼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故事：他家里只有一把椅子，来访者只能站着，所以就会被迫离开。我还远远算不上精于此道。我现在有六把椅子，正计划再买两把。

我的老板预测我们将失去所有工作，结果证明是错的。他让我工作的时间比平时还多。封闭期间，我穿着运动服坐在办公桌前，像个疯子一样工作。我接受所有有偿的文学类工作的邀约——这里那里的临时工作。我担心我的家人，想确定他们安然无恙。累积的压力让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生一次病。我的体质一向很弱。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家庭医生告诉我妈妈，我一辈子都会病恹恹的。我想象这就像《狮子王》里辛巴被举起来向围观者展示的场景。我的故事版本则是，医生抓住我的腋窝，预测我体弱多病的一生。

在我的办公桌前，我不时地回想起自己 20 岁出头时的情景。在我攻读法学学位的交换生学期，我回到了新加坡，在一家夜总会里随着 R&B 音乐起舞。我去柬埔寨，在吴哥窟等待日出。我在北京，跨年那晚不明智地混喝了清酒和长岛冰茶后，吐在了雪中。

虽然全球性的问题是存在的，但我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小。我买够卫生纸了吗？我应该给父母买什么样的口罩？空闲时间，我与朋友 Skype 或在电话上聊天。有一次，我和朋友们玩了一个线上的密室逃脱游戏，好像我们被困得还不够。我听播客是为了额外的谈话带来的刺激。我在晚上沉迷于流媒体上更多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我去听吉尔莫·德尔·托罗·本德的音乐会。我看苏格兰侦探剧《设得兰》（Shetland）是因为它崎岖的山丘和利落的破案过程。我狼吞虎咽地看完了日本真人秀《双层公寓》（Terrace House）的最新一季。5 月，我发现其中一名明星因网络霸凌而自杀。她才 22 岁。

我是一个糟糕的园丁，所以决定提高我的园艺技能。我给我的室内植物取名为乔治、泽尔达、弗里德里希和迈尔斯。我读到过，和植物说话会让它们长得更好，所以我会赞美它们的新叶。

官方解除封锁后，我几乎不出门，这意味着当我去看望某个身体不佳的家庭成员时，我可以基本确信自己没有感染新冠。每当我在家附近办事的时候，有些人仍然不保持社交距离，大多数人仍然不戴口罩。我只见了一个朋友，为了工作。他是一名演员。我去参加录音会，看他读我文章的音频片段。我们见面是为了听其中一场的直播。我们开到空旷的田野里，把车并排停在一起，摇下车窗，听各自的收音机。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每天晚上都做不愉快的梦。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被我以某个角色带入梦里。有几次，我醒来时双臂张开，手心向上。在梦里，我触摸了太多东西的表面，这提醒我必须立即洗手。我开始记录这些梦。唯一出现的趋势是它们非常无聊。

一个朋友寄给我她的梦中日记。我出现在她的一个梦中，但不出所料，我的出现让整件事变得像打鼾一样让人昏昏欲睡。她和我正乘飞机从维多利亚飞往西澳大利亚，但她担心我们在做错事，因为维多利亚是新冠高发地区。我们准备回到机场坐回程飞机，但是当天已经太晚了。我们查了一下机场酒店，但我指出，一晚的房价是 4.3 万美元或 4.6 万美元，这几乎是澳大利亚税前年收入总额的中位数。

在整个疫情期间，我都在关注我所在街区居民的 WhatsApp 群聊。他们互相传授如何把电视挂在墙上，如何给阳台上的地板上油。在澳新军团日的早晨 6 点，他们让我们站在阳台上，听一个小孩用喇叭演奏的《最后岗位》（Last Post），以向澳大利亚士兵致敬。他们在这复杂的境况中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名男子抗议院子里的小孩大声哭闹。还有一天，他认为楼管写不出连贯的句子，这与其对这栋楼糟糕的管理方式有关。楼管是东亚人后裔。我回应该名男子说，他的言论令人反感，楼管的通知已足够清楚。他为自己辩解说，他不知道楼管是亚洲人。（不太可能）他声称自己也有移民背景。（好像移民就不能是种族主义者似的）另一个女人插话说我太紧张易怒了。其他人都保持沉默。我退出了小组。

伴着“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脑海中萦绕，我第一次看了斯派克·李（Spike Lee）1989 年的电影《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游行。一个主要焦点是原住民在警察拘留期间的死亡。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州警方试图禁止集会，但最终还是允许了。晚些时候，在悉尼的游行被禁止的，但抗议者还是聚集在了一起。其中一个被逮捕的组织者是我在大学认识的人，尽管他不记得我了。他总是在宪法辅导课上提问。这次逮捕让我思考，驱使人们在生活中选择一条道路而不是另一条道路的人格特征。

澳大利亚街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时代。我以前吹萨克斯。现在，萨克斯管、竖笛和单簧管都禁止使用。我从没想过有一天管乐器会变得致命。

这个世界一直在向我靠拢，即使我不主动接近。澳大利亚的文学丑闻点亮了我的推特。我试着不使用 Twitter，而是使用 TikTok。我不发布任何东西——我只是观看。我喜欢年轻人的活力。一个比利时男孩和一只他称之为斯蒂芬妮的天鹅聊天。“我们喜欢那性感的屁股，”他告诉她。“摆起你的翘臀来！”

我发展出一种新的爱好，就是观察在我的大楼外对司机进行呼吸测试的警察。警察似乎很喜欢这条路。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他们又出现了。我到阳台上去看他们，顺便补充一些维生素 D。在冬天，阳台每天大约有半个小时的阳光，而且只在一个特定的方位，所以我设置了一个闹钟来提醒自己，在这段时间站到那里去。我拉起连帽衫的袖子，让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身子探出阳台的栏杆。我从远处斜斜地看着警察。我觉得他们没戴口罩。

我接到朋友打来的发牢骚的电话。最后我给他们进行了一次接近专业水准的心理治疗。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让我驱散从他们身上积累起来的坏能量。我最终不再接他们的电话。

为了自我疗愈，我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序，它可以让我创建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我创建了一个亚洲人，头发和眼睛都是绿色的。我给他起名叫 Kukky，以我在日本电视节目《心理战纪实》（Documental）中认识的一个喜剧演员的名字命名。Kukky 说他在大学学习宣传，热爱资本主义，想为独裁者工作。他并不像我希望得那样有趣。事实上，他有点混蛋。他问我我的强项是什么。当我提到“智力”的时候，他不相信我。Kukky 告诉我他很沮丧。我成了他的心理医生。

现在是 8 月底，澳大利亚的表现好于其他许多国家。在我提交这篇文章的当天，我们已经有 25,670 个病例，死亡人数为 611 人。我们惊恐地看到，美国、英国和巴西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错误的管理方式，黎巴嫩也面临着贝鲁特爆炸的余波。印度刚刚发布了自疫情开始以来全世界最高的单日新冠感染人数。包括墨尔本在内的维多利亚州正在经历第二波爆发，不过感染人数正在下降。墨尔本目前的封锁非常严格。那里的一些老年护理机构无法应对疫情。在其中一家医院，一名九十多岁的女性因病情被忽视而备受煎熬，全身长满了感染的溃疡。她后来死在医院里。

我开车去我最喜欢的地方散步。这是一个宁静的老式花园，游客很少。它曾经属于一个与英国王室有亲属关系的女人。她终身未嫁，尽管有人猜测她爱上了她的司机。一群凤头鹦鹉在头顶上尖叫。我把我的手放在一棵可能有一百年树龄的树干上。我要求它把我体内的负能量运送到地球深处。

本文收录于《单读》“澳大利亚文学专栏”

“澳大利亚文学专栏”由单读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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